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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与诗人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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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有它自己的边界，语言与另外三种表现形式——光线、音乐和沉默——接壤，正是这个事实，证明在世界的织体中有一种超验的存在。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再往前行，因为语言神奇地抛下了我们，所以我们才体验到的确存在一种神义，高于我们，围绕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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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示将人的语言从不加区别的日常话语的运用范畴中拉出来，越拖越远。运用丰富的暗喻和越来越大胆精确的明喻——我们在句法中听得到祈祷声——但丁用语言让我们明白他自己的超验体会的形式和意义。
这一典型的修辞轨迹是：先是从明亮的神秘挑战中退后一步，然后是凝聚心神，最后是向前一跃，进入前所未有的语言，进入诗人自己发现的、他此前并不知道是他能力所及的类比与修辞变化。最初当然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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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想引起关注的不是音乐与诗歌之间的争执。我要关注的是，作为语言大师的诗人一再承认：音乐是更深层、更神秘的符号；语言被真正掌握之后，就会渴望音乐的境界，诗人的创造力会把语言带到音乐境界的门槛。通过逐渐放弃或超越自身的形式，诗歌努力逃离线性的、指称的、逻辑上注定束缚它的语言句法，进入诗人视之为即时、直接、自由的音乐形式。正是在音乐中，诗人希望能够解决这个悖论：一种创造者独具、带有他自己精神烙印的创造行为，如何在每个听众身上无穷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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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伸进了语言的黄昏领域，用其更全面的句法将语言笼罩。瓦格纳的理论中原本不完全清晰的观点实际上变得清晰：音乐主宰着这场交易。语言期待着合成，或者更确切地说，期待着与音乐有机共存，但在此过程中，语言丢掉了其理性表述的权威地位，也丢掉了通过有序结构来命名的权威地位，而这些才是语言真正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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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艺术作品被赋予了语言表达形式，因此就进入了一种既静止又公开的状态，就好似进了罗网，不断缩小，这种感觉并不神秘，尽管它袭用了传统神秘主义的论调。这种感觉有其历史语境基础，处于语言和文明的晚期阶段；在这个阶段，过去在表现形式上取得的成就似乎彻底压垮了现在成就的可能性，语言和体裁都已玷污、磨平，像在市场上流通太久的硬币。这也是浪漫主义运动时期开始出现、弗洛伊德用理性加以解析的认识的一个方面：艺术，只要是公共交流的手段，就得分享表层意义的一套共同的符号；艺术必然会使个体独特的无意识创造力枯竭和泛化。最理想的状况是，每个诗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语言，独自表达他的需要；鉴于人类语言的社会习俗化本性，那样一种理想的语言只能是沉默。
然而，当代感情生活中最实在的沉默诱惑之因，既不是沉默作为诗歌语言的逻辑终点这个悖论，也不是把行动抬高到语言之上（这点在浪漫的存在主义中非常流行）。选择沉默还有第三种更强烈的动机，可以追溯到1914年前后。正如桀骜不驯的小说家普迪（James Purdy）的黑色幽默小说《卡博特·赖特》（Cabot Wright Begins），比克尔夫人在小说最后一句中说：“我不会与此时此地的作家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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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声明，我并不是在说作家应该放弃写作。这样做是糊涂的。我是在问他们是不是写的太多了，书籍（我们在文字世界中寻找一条震耳欲聋的路）的泛滥是否本身就是对意义的颠覆。“语言的文明是发狂的文明。”在这样一种文明中，语言筹码不断在通货膨胀，使得原本神圣的文字交流如此贬值，那些有效、真正新颖的文字，再也没有办法让人们听到。每个月都必须有巨作产生，出版商就逼着那些平庸之作包装起来，外表光鲜，昙花一现。科学家告诉我们，各种专著的出版数量急剧上升，图书馆很快就会被放到围着地球转的赤道去，整日忙于电子扫描。人文学科语言的泛滥，把琐碎的东西当作高深的学问反复批评，威胁着抹杀了艺术作品本身，抹杀了真正批评所需的精确与新鲜的个人体验。我们也说得太多，说得太轻松，把原本私人的东西四处张扬，把语言背后原本暂时的、个人的，因此是有活力的部分变成了陈词滥调，丧失了可信度。我们现在生活其中的文化就像一个充满了八卦的风洞，从神学、政治到空前喧嚣的私生活，八卦消息四处横流（精神分析是修辞华丽的八卦）。这个世界不会在一声巨响中结束，也不会在一声呜咽中结束，只会在一份报刊头条、一句口号、一本比黎巴嫩雪松大一点的黄色小说中结束。现在倾泻出来的“言”中，究竟有多少在载“道”，如果我们想要听到从“言”到“道”的演变，所需要的沉默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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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塞壬们有了一个比她们的歌声更致命的武器，”卡夫卡在他的一则寓言故事中写道，“那就是她们的沉默。虽然这一招还没有试用过，但可以想像，那些逃脱她们歌声诱惑的人，恐怕难以逃脱过她们的沉默。”
#摘 #语言与沉默 #乔治·斯坦纳
▎沉默与诗人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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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有它自己的边界，语言与另外三种表现形式——光线、音乐和沉默——接壤，正是这个事实，证明在世界的织体中有一种超验的存在。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再往前行，因为语言神奇地抛下了我们，所以我们才体验到的确存在一种神义，高于我们，围绕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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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示将人的语言从不加区别的日常话语的运用范畴中拉出来，越拖越远。运用丰富的暗喻和越来越大胆精确的明喻——我们在句法中听得到祈祷声——但丁用语言让我们明白他自己的超验体会的形式和意义。
这一典型的修辞轨迹是：先是从明亮的神秘挑战中退后一步，然后是凝聚心神，最后是向前一跃，进入前所未有的语言，进入诗人自己发现的、他此前并不知道是他能力所及的类比与修辞变化。最初当然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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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想引起关注的不是音乐与诗歌之间的争执。我要关注的是，作为语言大师的诗人一再承认：音乐是更深层、更神秘的符号；语言被真正掌握之后，就会渴望音乐的境界，诗人的创造力会把语言带到音乐境界的门槛。通过逐渐放弃或超越自身的形式，诗歌努力逃离线性的、指称的、逻辑上注定束缚它的语言句法，进入诗人视之为即时、直接、自由的音乐形式。正是在音乐中，诗人希望能够解决这个悖论：一种创造者独具、带有他自己精神烙印的创造行为，如何在每个听众身上无穷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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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伸进了语言的黄昏领域，用其更全面的句法将语言笼罩。瓦格纳的理论中原本不完全清晰的观点实际上变得清晰：音乐主宰着这场交易。语言期待着合成，或者更确切地说，期待着与音乐有机共存，但在此过程中，语言丢掉了其理性表述的权威地位，也丢掉了通过有序结构来命名的权威地位，而这些才是语言真正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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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艺术作品被赋予了语言表达形式，因此就进入了一种既静止又公开的状态，就好似进了罗网，不断缩小，这种感觉并不神秘，尽管它袭用了传统神秘主义的论调。这种感觉有其历史语境基础，处于语言和文明的晚期阶段；在这个阶段，过去在表现形式上取得的成就似乎彻底压垮了现在成就的可能性，语言和体裁都已玷污、磨平，像在市场上流通太久的硬币。这也是浪漫主义运动时期开始出现、弗洛伊德用理性加以解析的认识的一个方面：艺术，只要是公共交流的手段，就得分享表层意义的一套共同的符号；艺术必然会使个体独特的无意识创造力枯竭和泛化。最理想的状况是，每个诗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语言，独自表达他的需要；鉴于人类语言的社会习俗化本性，那样一种理想的语言只能是沉默。
然而，当代感情生活中最实在的沉默诱惑之因，既不是沉默作为诗歌语言的逻辑终点这个悖论，也不是把行动抬高到语言之上（这点在浪漫的存在主义中非常流行）。选择沉默还有第三种更强烈的动机，可以追溯到1914年前后。正如桀骜不驯的小说家普迪（James Purdy）的黑色幽默小说《卡博特·赖特》（Cabot Wright Begins），比克尔夫人在小说最后一句中说：“我不会与此时此地的作家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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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声明，我并不是在说作家应该放弃写作。这样做是糊涂的。我是在问他们是不是写的太多了，书籍（我们在文字世界中寻找一条震耳欲聋的路）的泛滥是否本身就是对意义的颠覆。“语言的文明是发狂的文明。”在这样一种文明中，语言筹码不断在通货膨胀，使得原本神圣的文字交流如此贬值，那些有效、真正新颖的文字，再也没有办法让人们听到。每个月都必须有巨作产生，出版商就逼着那些平庸之作包装起来，外表光鲜，昙花一现。科学家告诉我们，各种专著的出版数量急剧上升，图书馆很快就会被放到围着地球转的赤道去，整日忙于电子扫描。人文学科语言的泛滥，把琐碎的东西当作高深的学问反复批评，威胁着抹杀了艺术作品本身，抹杀了真正批评所需的精确与新鲜的个人体验。我们也说得太多，说得太轻松，把原本私人的东西四处张扬，把语言背后原本暂时的、个人的，因此是有活力的部分变成了陈词滥调，丧失了可信度。我们现在生活其中的文化就像一个充满了八卦的风洞，从神学、政治到空前喧嚣的私生活，八卦消息四处横流（精神分析是修辞华丽的八卦）。这个世界不会在一声巨响中结束，也不会在一声呜咽中结束，只会在一份报刊头条、一句口号、一本比黎巴嫩雪松大一点的黄色小说中结束。现在倾泻出来的“言”中，究竟有多少在载“道”，如果我们想要听到从“言”到“道”的演变，所需要的沉默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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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塞壬们有了一个比她们的歌声更致命的武器，”卡夫卡在他的一则寓言故事中写道，“那就是她们的沉默。虽然这一招还没有试用过，但可以想像，那些逃脱她们歌声诱惑的人，恐怕难以逃脱过她们的沉默。”
#摘 #语言与沉默 #乔治·斯坦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