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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与魔法
为什么是这样？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明显原因，这里就不再展开详谈了：图像会激发模仿的欲望，让人们渴望成为图像所表现的产品。此视角下，霸权已经渗透日常文化，通过平庸的再现传播其价值观。图像型垃圾邮件因此可以被解释为生产身体的工具，其最终创造出的是一种介于暴食症、类固醇过量摄入和个人破产之间的文化。此观点（源于传统的文化研究）将图像型垃圾邮件视作实现强制信仰和阴险诱惑的手段，最终人们会忘乎所以地沉溺在向两者屈服的快感之中。
但如果图像型垃圾邮件实际上不只是一种灌输意识形态和操控情感的工具怎么办？如果真实的人（不完美、非性感的人）被排除在垃圾邮件的广告以外并不是因为某些假定的缺陷，而是因为他们确实选择抛弃广告所描绘的形象呢？如果图像型垃圾邮件记录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抵抗，是人们从再现中的撤退呢？
我的意思是什么？一段时间以来，我注意到许多人开始主动回避摄影或动态影像的再现，他们偷偷地与摄像机的镜头保持着距离。无论是带门禁的社区和精英技术俱乐部中出现的禁拍区，还是拒绝采访的人、砸碎摄像机的希腊无政府主义者，又或是毁坏液晶电视的抢劫犯，人们已经开始主动或被动地抗拒被监视、录音、识别、拍摄、扫描和录像。在完全沉浸的媒体环境中，长期被当作特权和政治优待的图像再现如今更像是一种威胁。
造成此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侮辱言论和游戏节目的出现渐渐使人麻木，将电视媒介与对下层阶级的鼓吹和嘲讽绑定在一起。主人公被粗暴地转手，历经无数入侵性的折磨，被迫忏悔、接受询问和评价。早间节目就好比是当代的刑讯室——传递着施刑者、旁观者，时常还有受刑者本人的罪恶快感。
另外，主流媒体拍摄的人往往正处在消失过程中。他们身处危及生命的状况、极端的紧急情况和险境、战争和灾祸，又或是现场直播世界各冲突地区时持续不断的信息流。人们不是受困于天灾人祸，就是在物理意义上消失不见，如同厌食症的审美标准暗示的那样。憔悴衰弱的人遭到削减或裁员。显然，节食是经济衰退的转喻，而衰退的经济已经成为永久的现实并且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伴随经济衰退而来的是智识的倒退。除极少数外的所有主流媒体都将智识倒退奉为教条。由于智识无法被饥饿简单消解，嘲弄与敌意在很大程度上将其排除在主流媒体的再现领域之外。
企业的再现领域大多是例外，进入其中看起来十分危险：你可能被嘲笑、测试、压迫，甚至被饿死或杀害。这里不再现民众，而是展现民众如何消失：一种缓慢发生的消失。民众怎会不选择消失？想想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无数暴力和侵略行为（无论在主流媒体还是现实中）。谁能经受住如此打击却不渴望逃离这个充满威胁又持续暴露的视觉领域？
另外，社交媒体和手机摄像头还创造出一个供人们互相进行大众监视的区域，叠加在无处不在的城市控制网络上（如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手机定位跟踪和人脸识别软件）。除了体制层面的监控，人们现在还对彼此实施日常监控，拍下无数张照片，再实时发布出去。此类横向再现行为与社会控制相关，已经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雇主通过谷歌搜索求职者的信誉，社交媒体和博客成为评选耻辱与恶毒八卦的名人堂。广告和企业媒体自上而下实行的文化霸权与另一制度相匹配。下层之间开始（相互）自我控制，在视觉上进行自我规训，而这一制度甚至比早期的再现制度更难以摆脱。自我创造的模式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霸权日益内化，服从和表现、再现和被再现的压力也随之渗入人心。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曾预言，每个人都能做15分钟的世界名人，这早已成为现实。然而如今许多人的愿望正相反：隐身，就算只有15分钟，甚至15秒也好。我们进入了全民狗仔队的时代，人人都想在制高点上进行展览式偷窥。摄影闪光灯的光晕将人们变为受害者、名人，或两者的结合体。当我们在收银台、自动取款机或其他检查站登记时，当手机捕捉到我们最细微的动作时，当我们拍下的快照被标记上GPS坐标时，我们并不会娱乐至死，而是被再现肢解为碎片。
#摘 #屏幕上的受苦者 #黑特·史德耶尔
▎模仿与魔法
为什么是这样？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明显原因，这里就不再展开详谈了：图像会激发模仿的欲望，让人们渴望成为图像所表现的产品。此视角下，霸权已经渗透日常文化，通过平庸的再现传播其价值观。图像型垃圾邮件因此可以被解释为生产身体的工具，其最终创造出的是一种介于暴食症、类固醇过量摄入和个人破产之间的文化。此观点（源于传统的文化研究）将图像型垃圾邮件视作实现强制信仰和阴险诱惑的手段，最终人们会忘乎所以地沉溺在向两者屈服的快感之中。
但如果图像型垃圾邮件实际上不只是一种灌输意识形态和操控情感的工具怎么办？如果真实的人（不完美、非性感的人）被排除在垃圾邮件的广告以外并不是因为某些假定的缺陷，而是因为他们确实选择抛弃广告所描绘的形象呢？如果图像型垃圾邮件记录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抵抗，是人们从再现中的撤退呢？
我的意思是什么？一段时间以来，我注意到许多人开始主动回避摄影或动态影像的再现，他们偷偷地与摄像机的镜头保持着距离。无论是带门禁的社区和精英技术俱乐部中出现的禁拍区，还是拒绝采访的人、砸碎摄像机的希腊无政府主义者，又或是毁坏液晶电视的抢劫犯，人们已经开始主动或被动地抗拒被监视、录音、识别、拍摄、扫描和录像。在完全沉浸的媒体环境中，长期被当作特权和政治优待的图像再现如今更像是一种威胁。
造成此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侮辱言论和游戏节目的出现渐渐使人麻木，将电视媒介与对下层阶级的鼓吹和嘲讽绑定在一起。主人公被粗暴地转手，历经无数入侵性的折磨，被迫忏悔、接受询问和评价。早间节目就好比是当代的刑讯室——传递着施刑者、旁观者，时常还有受刑者本人的罪恶快感。
另外，主流媒体拍摄的人往往正处在消失过程中。他们身处危及生命的状况、极端的紧急情况和险境、战争和灾祸，又或是现场直播世界各冲突地区时持续不断的信息流。人们不是受困于天灾人祸，就是在物理意义上消失不见，如同厌食症的审美标准暗示的那样。憔悴衰弱的人遭到削减或裁员。显然，节食是经济衰退的转喻，而衰退的经济已经成为永久的现实并且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伴随经济衰退而来的是智识的倒退。除极少数外的所有主流媒体都将智识倒退奉为教条。由于智识无法被饥饿简单消解，嘲弄与敌意在很大程度上将其排除在主流媒体的再现领域之外。
企业的再现领域大多是例外，进入其中看起来十分危险：你可能被嘲笑、测试、压迫，甚至被饿死或杀害。这里不再现民众，而是展现民众如何消失：一种缓慢发生的消失。民众怎会不选择消失？想想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无数暴力和侵略行为（无论在主流媒体还是现实中）。谁能经受住如此打击却不渴望逃离这个充满威胁又持续暴露的视觉领域？
另外，社交媒体和手机摄像头还创造出一个供人们互相进行大众监视的区域，叠加在无处不在的城市控制网络上（如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手机定位跟踪和人脸识别软件）。除了体制层面的监控，人们现在还对彼此实施日常监控，拍下无数张照片，再实时发布出去。此类横向再现行为与社会控制相关，已经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雇主通过谷歌搜索求职者的信誉，社交媒体和博客成为评选耻辱与恶毒八卦的名人堂。广告和企业媒体自上而下实行的文化霸权与另一制度相匹配。下层之间开始（相互）自我控制，在视觉上进行自我规训，而这一制度甚至比早期的再现制度更难以摆脱。自我创造的模式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霸权日益内化，服从和表现、再现和被再现的压力也随之渗入人心。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曾预言，每个人都能做15分钟的世界名人，这早已成为现实。然而如今许多人的愿望正相反：隐身，就算只有15分钟，甚至15秒也好。我们进入了全民狗仔队的时代，人人都想在制高点上进行展览式偷窥。摄影闪光灯的光晕将人们变为受害者、名人，或两者的结合体。当我们在收银台、自动取款机或其他检查站登记时，当手机捕捉到我们最细微的动作时，当我们拍下的快照被标记上GPS坐标时，我们并不会娱乐至死，而是被再现肢解为碎片。
#摘 #屏幕上的受苦者 #黑特·史德耶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