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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主义的陈词滥调

一如艺术品，过往的意义在时间中流进。对本雅明而言，艺术品就像缓慢烧熔的保险丝，当它进入新的语境时就产生了崭新的意义，而这种语境的生发是不能被预见的。隐匿于这些人造物中的真理，最初可能是通由它们后世中的某些特定机缘才得以敞释。于是，过往事件的意义最终还是在于对当下的守护。在辩证的闪现中，当下的某一时刻发现了与过往某个瞬间的亲缘，并借赋予后者新的意义而得以重新看待自身，将自身视为对那种早先的前景的潜在实现。

所以说，在某种隐晦的意义上，我们既要为过去负责，也要对当下和未来负责。死者虽不能复活，却能借悲剧形式的希望赋予自身新的意义，得到别样的阐释，并以一种他们无能预言的方式被织入叙事之中。这样一来，即便是他们中最不惹眼的人，也将在审判日的讯息中被提及。虽然在他们和我们之间可能并没有实际的连续性，但他们对解放的奋争也能被纳入我们的抗争之中，如此一来，无论我们在现时代能够取得何种可圈可点的政治进步，都能为他们曾经奋斗过的事业证言。本雅明认为，通过挑战统治者的权威，我们破坏了其先辈的合法地位，也在此意义上代表那些受其虐待的人们施加了打击。令人惊讶的是，本雅明认为，甚至乡愁都能得到前卫的反思，就如感伤和愁绪在他笔下成了阶级斗争的武器一样。悲伤作为这般艰苦之事，实属罕见。迈克尔·罗伊 (Michael Lowy)谈到了他那种“深沉的、无以慰藉的悲伤”，但这种悲伤却将目光转向了未来。他试图把对于过往的不可疗愈的乡愁升华为革命的变体——其中，就像普鲁斯特的伟大小说那样，在当下追溯之目光的凝视下，过往的事件被带至完成，从而显得比一开始的时候更富于意义。只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就相当于没有发生过(Einmal ist keinmal)，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如是说。在本雅明那里，没有来世的事件本身就有一种本体论层面的脆弱。缺失了作为彻底的编年史的追忆仪式，它们总面临着沉入政治无意识而不见踪迹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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