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认知与判断
我确信，是爱德华·李尔说过，可以真正检验想象力的就是命名一只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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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词语与观念的联结是无关紧要的，这联结一旦形成就一劳永逸”，那么，语言是散文的。当这种联结是要紧的，语言就是诗的。
诗的力量（瓦雷里写道）源于诗所言说的事物与其自身存在之间的不可定义的和谐。不可定义是定义的基础。和谐不应是可定义的；如果它可以被定义，那就是伪造的和谐，并不是良好的和谐。定义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的不可能性，以及否认它的不可能性，使诗行的本质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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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开始就教育我，诗歌并非必须伟大甚或严肃才能是优秀的，以及一个人不必为自己的情感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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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新的反传统诗人与批评家那里发现这些新权威所推荐的诗歌成为标准，他们对之皱眉的东西就被扔出窗外。有些神明，批评便是亵渎，有些魔鬼，提及就该咒骂。他们的导师坐在黑暗和死亡的阴影中，学徒们却看到了一束巨大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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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不会知道自己“能够写出”什么，直到他拥有了什么“需要被写下”的一般感受。这是他的前辈唯一无法传授给他的东西；他只能向同是学徒的伙伴学习，他们有着同一样东西：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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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年轻人将过去说成负担，愉快地将它抛弃，在他们的言辞背后可能往往隐藏着愤怒和惊骇，意识到过去将会抛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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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诗人一直试图寻求自我认同，而因无法成功而产生的恼怒自然地就通过暴力和夸张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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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与势利同样也是有价值的，可以防御文学上的消化不良。撇开质量问题，精读少量书籍总是胜过匆匆浏览大量书籍，而且势利缺少一晚上就能形成的个人趣味，它和任何其他原则一样是一个很不错的限定范围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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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人的眼中，如果一个人写下一首好诗，那么他就是诗人。而在他自己眼里，只有在为一首新诗做着最后的修订时，他才是诗人。在这一刻之前，他只是一名潜在的诗人；在这一刻之后，他是一个停止写诗的普通人，也许永远停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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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是一名未来的诗人知道自己必须知道的。他对眼下时刻束手无策，听凭摆布，因为他并没有具体的理由对这一时刻的要求不做屈服，由于他所知晓的一切，他之后会发现，屈从于即时的欲望其实是最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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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如此，阻止年轻诗人进行学术研究的不是自命不凡和忘恩负义，而是精神成长的规律。除了在世俗的或精神的生死问题上，问题只有被问及时，才可能被解答，而当前他没有疑问。当前，他在书籍、乡间散步和接吻之间无法做出区分。都一样是可以存储在记忆中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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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安全的向导是个人喜好，它是纯真的非批判原则。关于未来，一个人至少知道一件事情，即未来无论变得如何与当下不一样，那总是他自己的未来。不管他怎样变化，他依然是自己，而不是其他人。因此，他当前所喜欢的事物，无论旁人赞成或不赞成，都极有可能在将来变得有益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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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一名诗人有什么缺点，他至少认为一首诗本身比能够对它进行的阐释更为重要，宁愿希望一首诗是好诗而不是劣诗，他最终想要获取的是它应该像是自己的一首诗，作为创作者，其经验本应教会他迅速辨认出一个论点是否重要、不重要但真实、由于无从解答或仅仅是荒谬因而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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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我自己，当我读一首诗时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技术的问题：“这里有个词语的精妙设计。它是怎么起作用的？”第二个问题是最宽泛意义上的道德问题：“这首诗中栖居着一个什么类型的人？他对美好生活或美好处所的观念是怎么样的？他对恶魔的看法如何？他对读者隐瞒了什么？甚至他对自己隐瞒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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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神圣的存在无从预期；必须与之相遇。对于相遇，想象别无选择，只能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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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特定的人而言，当由神圣存在或事件激发的消极敬畏被转变为企图以一种膜拜或崇敬的形式表达敬畏，并成为一种得体的崇敬，这种仪式必须是美的，于是便有了创造艺术作品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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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歌中，这种仪式在词语层面进行。它通过命名而致以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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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诗是一个仪式；因此，产生了其形式和仪式特征。它对语言的运用谨慎而醒目，有别于说话。甚至当它使用谈话的措辞和节奏，也是将它们用作深思熟虑的随意形式，并以一个一个它会与之形成反差的标准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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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风格的重大变化总是反映出社会想象中神圣事物与世俗事物之间的边界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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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实际内容或外在趣味是什么，每一首诗都必须扎根于富有想象力的敬畏之中。诗歌可以做很多事，使人欢愉、令人忧伤、扰乱秩序、娱乐、教诲——它可以表达情感的每一种可能的细微差别，描述每一种可以想象的事件，但所有的诗歌必须做的只有一件事：诗歌必须尽其所能赞美存在和发生的一切。
#摘 #染匠之手 #奥登
我确信，是爱德华·李尔说过，可以真正检验想象力的就是命名一只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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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词语与观念的联结是无关紧要的，这联结一旦形成就一劳永逸”，那么，语言是散文的。当这种联结是要紧的，语言就是诗的。
诗的力量（瓦雷里写道）源于诗所言说的事物与其自身存在之间的不可定义的和谐。不可定义是定义的基础。和谐不应是可定义的；如果它可以被定义，那就是伪造的和谐，并不是良好的和谐。定义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的不可能性，以及否认它的不可能性，使诗行的本质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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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开始就教育我，诗歌并非必须伟大甚或严肃才能是优秀的，以及一个人不必为自己的情感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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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新的反传统诗人与批评家那里发现这些新权威所推荐的诗歌成为标准，他们对之皱眉的东西就被扔出窗外。有些神明，批评便是亵渎，有些魔鬼，提及就该咒骂。他们的导师坐在黑暗和死亡的阴影中，学徒们却看到了一束巨大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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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不会知道自己“能够写出”什么，直到他拥有了什么“需要被写下”的一般感受。这是他的前辈唯一无法传授给他的东西；他只能向同是学徒的伙伴学习，他们有着同一样东西：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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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年轻人将过去说成负担，愉快地将它抛弃，在他们的言辞背后可能往往隐藏着愤怒和惊骇，意识到过去将会抛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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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诗人一直试图寻求自我认同，而因无法成功而产生的恼怒自然地就通过暴力和夸张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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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与势利同样也是有价值的，可以防御文学上的消化不良。撇开质量问题，精读少量书籍总是胜过匆匆浏览大量书籍，而且势利缺少一晚上就能形成的个人趣味，它和任何其他原则一样是一个很不错的限定范围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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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人的眼中，如果一个人写下一首好诗，那么他就是诗人。而在他自己眼里，只有在为一首新诗做着最后的修订时，他才是诗人。在这一刻之前，他只是一名潜在的诗人；在这一刻之后，他是一个停止写诗的普通人，也许永远停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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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是一名未来的诗人知道自己必须知道的。他对眼下时刻束手无策，听凭摆布，因为他并没有具体的理由对这一时刻的要求不做屈服，由于他所知晓的一切，他之后会发现，屈从于即时的欲望其实是最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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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如此，阻止年轻诗人进行学术研究的不是自命不凡和忘恩负义，而是精神成长的规律。除了在世俗的或精神的生死问题上，问题只有被问及时，才可能被解答，而当前他没有疑问。当前，他在书籍、乡间散步和接吻之间无法做出区分。都一样是可以存储在记忆中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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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安全的向导是个人喜好，它是纯真的非批判原则。关于未来，一个人至少知道一件事情，即未来无论变得如何与当下不一样，那总是他自己的未来。不管他怎样变化，他依然是自己，而不是其他人。因此，他当前所喜欢的事物，无论旁人赞成或不赞成，都极有可能在将来变得有益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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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一名诗人有什么缺点，他至少认为一首诗本身比能够对它进行的阐释更为重要，宁愿希望一首诗是好诗而不是劣诗，他最终想要获取的是它应该像是自己的一首诗，作为创作者，其经验本应教会他迅速辨认出一个论点是否重要、不重要但真实、由于无从解答或仅仅是荒谬因而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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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我自己，当我读一首诗时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技术的问题：“这里有个词语的精妙设计。它是怎么起作用的？”第二个问题是最宽泛意义上的道德问题：“这首诗中栖居着一个什么类型的人？他对美好生活或美好处所的观念是怎么样的？他对恶魔的看法如何？他对读者隐瞒了什么？甚至他对自己隐瞒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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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神圣的存在无从预期；必须与之相遇。对于相遇，想象别无选择，只能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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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特定的人而言，当由神圣存在或事件激发的消极敬畏被转变为企图以一种膜拜或崇敬的形式表达敬畏，并成为一种得体的崇敬，这种仪式必须是美的，于是便有了创造艺术作品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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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歌中，这种仪式在词语层面进行。它通过命名而致以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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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诗是一个仪式；因此，产生了其形式和仪式特征。它对语言的运用谨慎而醒目，有别于说话。甚至当它使用谈话的措辞和节奏，也是将它们用作深思熟虑的随意形式，并以一个一个它会与之形成反差的标准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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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风格的重大变化总是反映出社会想象中神圣事物与世俗事物之间的边界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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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实际内容或外在趣味是什么，每一首诗都必须扎根于富有想象力的敬畏之中。诗歌可以做很多事，使人欢愉、令人忧伤、扰乱秩序、娱乐、教诲——它可以表达情感的每一种可能的细微差别，描述每一种可以想象的事件，但所有的诗歌必须做的只有一件事：诗歌必须尽其所能赞美存在和发生的一切。
#摘 #染匠之手 #奥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