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希望

省思某些作家的预言在多大程度上成真,是很有趣的。在某种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表面上只是在写他的同代人。他曾经说,“一切都取决于二十世纪”,他试图猜测二十世纪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如同他那位被列宁荐举为大师的对手车尔尼雪夫斯基。现在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配得上先知这个称号,哪怕仅仅作为《群魔》的作者。然而,读他时,我们似乎发现任何预言总会有的局限性。这类预言很可能永远像一排被扭歪的铅字,使得某些行的次序改变了,句序打碎了;或换一个说法,它们就像一系列镜子,使你很难分清现实与幻觉。即是说,所有数据都在那儿,被正确地预知,只是它们的关系和比例被扰乱了。因此可以说,未来永远是透过一面镜子被昏暗地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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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从由瑞士一个小州全部人口选举出来的地方议会获取的模式,一旦应用到有数百万居民的国家,再加上影响公共舆论的方法一旦开始复杂起来,就变得愈来愈抽象。如果说十九世纪似乎到处都在迈向民主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则给民主带来一系列失败。民主已证明它没有什么能力把自己扩大至它的起源地区西欧半岛和北美以外的地方。更有甚者,拥有民主制度的国家的居民,大多数受到两重影响,也即既对民主的活力缺乏信心,又必须提防一个步步进逼的极权制度的侵略。

那个极权制度,其用来为自己唱赞歌的语言也同样是源自共同意志这个概念,并相应地修改了该概念。统治者们以体现某个共同意志的面目出现,但如果让这个共同意志自己去运作,它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真正欲望是什么。极权主义特点之一是把人们当成儿童来对待,不许他们玩火柴,也就是不许他们用自由选举来表达意见。然而,假选举还是保留着,而这使我们想起民主的对头在西欧的起源。当然,基本冲突已通过把重新分配财富作为首要社会目标而伪装起来。然而,真正的争吵涉及权威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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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故的朋友、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对此十分清楚。他有一种才能,用简单得令人觉得无礼的方式阐述问题:“我一般被归类为悲观主义者,甚至是‘灾变论者’。”他于一九六八年也即他逝世前一年在威尼斯说。“批评家已习惯于认为具有一定水平的当代文学必定是黑色的。我的作品不是黑色的。相反,它更多是在回应现时流行的那种冷嘲热讽的末日式音调。我就像《合唱交响曲》中的男中音:‘朋友们,这支歌唱够了。奏些更欢乐的旋律来听吧。’”他接着说:

异化?不,让我们尝试承认,这异化并不那么坏,承认它就在我们手指上,如同钢琴家们所说的——在我们受训练、有技巧的手指上,除了异化外,这些手指还每年给了工人很多自由而奇妙的假日,多得如同工作日。空虚?存在的荒诞?虚无?让我们别夸张。要发现最高价值,不一定要求助于神或理想。我们只要三天不吃任何东西,一片面包屑就会变成我们最高的神:是我们的需要,成为我们的价值的基础,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感觉和秩序的基础。原子弹?几百年前,我们三十岁前就死去——瘟疫、贫困、巫术、地狱、炼狱、酷刑……难道一次次的战胜冲昏了你的头脑?你忘记我们昨天是什么样子的了吗?

#摘 #诗的见证 #切斯瓦夫·米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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