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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发达的单向度社会改变着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之间的关系。与这一社会合理性奇异而又疯狂的面貌相对照，不合理性的领域成为真正合理性的归宿——成为可以“促进生活艺术”的那些观念的归宿。如果已确立的社会控制着所有的正常的传播工具，并根据社会需求来使之有效或失效，那么与这些需求相反的价值除了不正常的幻想的传播工具，也许就不会有其他传播工具了。审美的向度还依然保留着一种表达自由，这种自由使作家和艺术家能够用他自己的称谓来称呼人和物——能够命名他人所不能命名的东西。
我们时代的真实面貌被表现在塞缪尔·贝克特的小说中；我们时代的真实历史被写进罗尔夫·霍赫胡特的剧本《代理者》中。在一种对任何事情（不包括反对现实的精神）都进行辩护和开脱的现实中，这里说话的不再是想像，而是理性。想像正在让位给现实，现实正在追赶和压倒想像。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阴影还在徘徊，这不是人的记忆而是人的成就——太空飞行；人造卫星和导弹；“快餐部下面迷宫似的地下室”；漂亮的电子工厂，清洁、卫生、铺设着花坛；实际上对人无害的毒气；我们都参与其中的秘密。这就是人类科学、医疗和技术的伟大成就产生于其中的场景；挽救和改善生活的种种努力在这种灾难中是惟一的希望。对各种奇异的可能性的任意戏耍，不按自然而按良心行事的能力，用人和物进行试验以及把幻想变为现实、把虚构变成真理的能力，证明了想像成为进步工具的程度。如同已确立社会中的其他东西一样，想像也被有系统地滥用着。想像力规定了政治步调和政治风格，它对语词的操纵远远超过了《艾丽丝漫游奇境记》，因为它能把有意义变成无意义，把无意义变成有意义。
在技术和政治的基础上，先前对立的领域——魔术与科学、生与死、欢乐与痛苦——结合在一起。当高度保密的核工厂和实验室在令人愉快的环境中成为“工业公园”时，美显示出它的恐怖；民防司令部展出一种墙上挂满柔软的壁毯、设有沙发式的大躺椅、备有电视、画有涂抹画的“豪华放射性掩蔽体”；这种掩蔽体“是作为和平期间的家用房间与战争爆发时的家用放射性掩蔽体的组合物而设计的”。如果这些成就的恐怖性没有被人意识到，如果它们很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那是因为（1）这些成就按照现存秩序是完全合理的；（2）这些成就是超乎想像的传统界限的人类机巧和力量的标志。
美学和现实的这种丑恶的结合，是对以“诗意的”想像去对抗科学的理性和经验的理性的那些哲学所作的反驳。技术的进步是与想像的逐步合理化甚至现实化相伴随的。恐怖与欢乐，战争与和平的传统模型丧失了它们灾难性的特征。它们在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显现不再是非理性力量的显现——它们在现代体现为技术统治的种种要素，并且是技术统治的附属物。
在想像的罗曼蒂克空间正在减少，甚至消失的情况下，社会已经迫使想像在这样一种新的基础上去证明自身，在此基础上想像被转变成历史的种种能力和设计。这种转变是很不好的、受到歪曲的，正如经历这一转变的社会一模一样。由于与物质生产和物质需要的领域相分离，想像成了在必然性的领域内无效的纯粹的游戏，它只为一种怪诞的逻辑和幻想的真理所承认。当技术的进步取消了这种分离，它就给想像带上了其自身的逻辑和真理；同时也就降低了心灵的自由才能。但是它也减小了想像与理性之间的差距。在共同的基础上这两种对立的能力变得相互依赖起来。按照先进的工业文明的种种能力，有关想像的游戏难道不都在玩弄技术的可能性吗？而这种可能性就其实现的机会而言是能够得到检验的。一种“想像的科学”的罗曼蒂克观点似乎呈现了一种愈来愈经验的面貌。
想像具有科学的、理性的特征，这一点很久以来就在数学中、在物理科学的假设与实验中得到了承认。同样，它在心理分析中也得到了承认，心理分析在理论上的依据是把非理性的东西当作特殊的合理性加以接受；得到理解的想像在更改名称之后变成为一种治疗的力量。但是这种治疗力量可能远比在神经病的治疗中发挥的作用更大。概括说明了这一前景的人并不是一位诗人而恰恰是一位科学家：
一种对事情的完整的心理分析能够有助于我们医治我们的想像，或至少有助于我们限制我们对自己所持有的想像。人们因此可以希望能够表现想像的快乐，给它以良好的意愿，允许它充分地拥有一切表达手段，拥有在自然的梦境和正常的做梦活动中浮现出来的一切有形的形象。所谓表现想像的快乐、允许它拥有全部的自由联想，正是意味着把想像看作一种真正功能即心理冲动和心理力量的功能。
想像并不能避开物化的过程。我们被我们的想像缠住而不能自拔，受着我们自己的想像的折磨。心理分析很了解这一点，并了解这一点的结果。然而，“给想像以一切表达手段”却是一种退化。受到残害的个人（他们的想像也受到了残害）会组织起来进行破坏，会超出允许的范围。这样的放松将是十足的恐怖——不是文化的灾难，而是它最压抑的趋势的自由扩张。因此，合理的东西是这样的一种想像，它能够成为朝着和平的生存，即无恐惧地生活的方向重新建立和重新确定生产机构的先天条件。这种想像决不会属于那些为统治和死亡的想像缠住了身的人。
要使想像得到解放，以便使它能够获得全部表达手段，其先决条件是压抑许多现在自由的东西以及许多使一个压抑性社会永恒化的东西。而且，这样一种颠倒并不是一个心理问题或伦理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这个术语在本书中始终是在实践的意义上加以使用的，因为只有在实践中，全社会性的基本体制才能得到发展、得到规定、得到保持以及得到改变。这是众多个人的实践，而不管他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因此，人们又必须再次面对这个问题：被管理的个人如何能够不仅从他们的主人那里而且从他们自身那里解放自身？因为被管理的个人已经把他们受到的残害内化到他们自己的自由和满足之中，因而又在一个扩大了的范围内再生产着它。如何能打破（哪怕是设想一下）这种恶性循环呢？
自相矛盾的是，在回答这一问题的尝试中引起最大困难的似乎并不是新的全社会性体制的概念。已确立的社会自身正改变着或已改变了基本的体制，这是朝着增加计划性方向改变的。由于发展和利用全部可用资源以普遍满足根本需要是和平的先决条件，因此它与妨碍这一目标实现的特殊利益的流行是不相容的。质的变化取决于为整体而反对这些特殊利益所进行的谋划；一个自由而合理的社会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产生。
因此，能够在其中看到和平希望的体制，蔑视把行政管理机关分为专制的和民主的、集中的和自由的那种传统的分类。今天，在自由民主（它在现实中遭到了否定）的名义下反对中央计划，对压抑性的利益来说，充当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支柱。达到由个人作出真正自我决定这样的目标，取决于对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按照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所达到的水平）。
在这里，技术的合理性，撇开其开发的特征不论，在计划和开发可用资源方面，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标准和指针。在必需商品和必需服务设施的生产与分配方面进行自我决定，是很不经济的。这种工作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并且作为一个真正的技术工作，它有助于减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辛苦程度。在这个领域内，如果集中控制为有意义的自我决定建立了先决条件，那么它就是合理的。自我决定因此能在其自身的范围内变成有效的——在对经济上的剩余产品进行生产和分配的决定方面以及在个体的生存方面。
在任何情况下，集中的权力和直接民主的结合按照发展的程度都有着无尽的变化。自我决定的真实程度，决定于大众分解成为众多个人的程度：他们摆脱一切宣传、教义和操纵，并有能力知道和理解各种事实，有能力评价各种替代性选择。换言之，社会合理和自由的程度，决定于它被一种本质上新的历史主体所组织、支持和再生产的程度。
在发达工业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物质的和文化的制度都否认这种迫切需要。这种制度运用它的权力和效能，通过把心灵与事实、思想与被要求的行为、愿望与实在同化起来的办法，阻碍新的主体的出现。同时它也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用“来自下层的控制”去取代现在盛行的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意味着质变的到来。这一观念过去有效、现在仍然有效，只要劳动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已确立社会的活生生的否定和控诉。然而，只要这些阶级成为已确立的生活方式的支柱，他们上升为控制的力量就会在不同的背景下延长这种生活方式。
可是，下述事实却为当代社会的批判理论及其必然发展提供了根据：社会整体日益增长的不合理性；生产率的浪费和限制；对侵略扩张的需要；经常的战争威胁；剥削的加剧；人性的丧失。所有这些都指向这样一种历史的替代性选择：有计划地利用资源并花费最小量的劳动以满足根本的需要；把闲暇时间变为自由时间；并使生存斗争和平化。
但是这些事实和历史替代性选择像一些没有联结在一起的碎片；或像一个缄默的对象世界，没有主体，没有在新的方向上改变客体的实践。辩证理论没有被拒斥，但它不能提供药方。它不能是肯定性的。可以肯定，辩证的概念在理解既定事实方面，超越了这些既定事实。这正是其真理性的标志。它规定了诸种历史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但这些可能性和必然性只有在与辩证理论相呼应的实践中才能实现，而现在实践尚未作出这种呼应。
在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辩证概念宣称它自身是无望的。人的现实就是它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矛盾并不单独爆发。以现代化的、有效益的统治为一方，以它为自我决定与和平所达到的成就为一方，两者之间的冲突，可能无可否认地变得甚嚣尘上，但这一冲突可以继续是受控制的甚至是有生产率的，因为随着技术对自然的征服的增长，人对人的征服也得到了增长。而这一征服减少了作为解放的必要条件的自由。这只是在一个受控制的世界中思想所能有的自由的意义上的思想自由：作为对受控制世界的压抑性生产率的自觉，作为对打破这个整体的绝对需要。但正是这一绝对需要，即使在其能够成为一种历史实践的动力和质变的有效原因的地方，也并未得到流行。没有这种物质力量，甚至最深刻的意识也还是没有力量的。
▎结论
发达的单向度社会改变着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之间的关系。与这一社会合理性奇异而又疯狂的面貌相对照，不合理性的领域成为真正合理性的归宿——成为可以“促进生活艺术”的那些观念的归宿。如果已确立的社会控制着所有的正常的传播工具，并根据社会需求来使之有效或失效，那么与这些需求相反的价值除了不正常的幻想的传播工具，也许就不会有其他传播工具了。审美的向度还依然保留着一种表达自由，这种自由使作家和艺术家能够用他自己的称谓来称呼人和物——能够命名他人所不能命名的东西。
我们时代的真实面貌被表现在塞缪尔·贝克特的小说中；我们时代的真实历史被写进罗尔夫·霍赫胡特的剧本《代理者》中。在一种对任何事情（不包括反对现实的精神）都进行辩护和开脱的现实中，这里说话的不再是想像，而是理性。想像正在让位给现实，现实正在追赶和压倒想像。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阴影还在徘徊，这不是人的记忆而是人的成就——太空飞行；人造卫星和导弹；“快餐部下面迷宫似的地下室”；漂亮的电子工厂，清洁、卫生、铺设着花坛；实际上对人无害的毒气；我们都参与其中的秘密。这就是人类科学、医疗和技术的伟大成就产生于其中的场景；挽救和改善生活的种种努力在这种灾难中是惟一的希望。对各种奇异的可能性的任意戏耍，不按自然而按良心行事的能力，用人和物进行试验以及把幻想变为现实、把虚构变成真理的能力，证明了想像成为进步工具的程度。如同已确立社会中的其他东西一样，想像也被有系统地滥用着。想像力规定了政治步调和政治风格，它对语词的操纵远远超过了《艾丽丝漫游奇境记》，因为它能把有意义变成无意义，把无意义变成有意义。
在技术和政治的基础上，先前对立的领域——魔术与科学、生与死、欢乐与痛苦——结合在一起。当高度保密的核工厂和实验室在令人愉快的环境中成为“工业公园”时，美显示出它的恐怖；民防司令部展出一种墙上挂满柔软的壁毯、设有沙发式的大躺椅、备有电视、画有涂抹画的“豪华放射性掩蔽体”；这种掩蔽体“是作为和平期间的家用房间与战争爆发时的家用放射性掩蔽体的组合物而设计的”。如果这些成就的恐怖性没有被人意识到，如果它们很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那是因为（1）这些成就按照现存秩序是完全合理的；（2）这些成就是超乎想像的传统界限的人类机巧和力量的标志。
美学和现实的这种丑恶的结合，是对以“诗意的”想像去对抗科学的理性和经验的理性的那些哲学所作的反驳。技术的进步是与想像的逐步合理化甚至现实化相伴随的。恐怖与欢乐，战争与和平的传统模型丧失了它们灾难性的特征。它们在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显现不再是非理性力量的显现——它们在现代体现为技术统治的种种要素，并且是技术统治的附属物。
在想像的罗曼蒂克空间正在减少，甚至消失的情况下，社会已经迫使想像在这样一种新的基础上去证明自身，在此基础上想像被转变成历史的种种能力和设计。这种转变是很不好的、受到歪曲的，正如经历这一转变的社会一模一样。由于与物质生产和物质需要的领域相分离，想像成了在必然性的领域内无效的纯粹的游戏，它只为一种怪诞的逻辑和幻想的真理所承认。当技术的进步取消了这种分离，它就给想像带上了其自身的逻辑和真理；同时也就降低了心灵的自由才能。但是它也减小了想像与理性之间的差距。在共同的基础上这两种对立的能力变得相互依赖起来。按照先进的工业文明的种种能力，有关想像的游戏难道不都在玩弄技术的可能性吗？而这种可能性就其实现的机会而言是能够得到检验的。一种“想像的科学”的罗曼蒂克观点似乎呈现了一种愈来愈经验的面貌。
想像具有科学的、理性的特征，这一点很久以来就在数学中、在物理科学的假设与实验中得到了承认。同样，它在心理分析中也得到了承认，心理分析在理论上的依据是把非理性的东西当作特殊的合理性加以接受；得到理解的想像在更改名称之后变成为一种治疗的力量。但是这种治疗力量可能远比在神经病的治疗中发挥的作用更大。概括说明了这一前景的人并不是一位诗人而恰恰是一位科学家：
一种对事情的完整的心理分析能够有助于我们医治我们的想像，或至少有助于我们限制我们对自己所持有的想像。人们因此可以希望能够表现想像的快乐，给它以良好的意愿，允许它充分地拥有一切表达手段，拥有在自然的梦境和正常的做梦活动中浮现出来的一切有形的形象。所谓表现想像的快乐、允许它拥有全部的自由联想，正是意味着把想像看作一种真正功能即心理冲动和心理力量的功能。
想像并不能避开物化的过程。我们被我们的想像缠住而不能自拔，受着我们自己的想像的折磨。心理分析很了解这一点，并了解这一点的结果。然而，“给想像以一切表达手段”却是一种退化。受到残害的个人（他们的想像也受到了残害）会组织起来进行破坏，会超出允许的范围。这样的放松将是十足的恐怖——不是文化的灾难，而是它最压抑的趋势的自由扩张。因此，合理的东西是这样的一种想像，它能够成为朝着和平的生存，即无恐惧地生活的方向重新建立和重新确定生产机构的先天条件。这种想像决不会属于那些为统治和死亡的想像缠住了身的人。
要使想像得到解放，以便使它能够获得全部表达手段，其先决条件是压抑许多现在自由的东西以及许多使一个压抑性社会永恒化的东西。而且，这样一种颠倒并不是一个心理问题或伦理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这个术语在本书中始终是在实践的意义上加以使用的，因为只有在实践中，全社会性的基本体制才能得到发展、得到规定、得到保持以及得到改变。这是众多个人的实践，而不管他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因此，人们又必须再次面对这个问题：被管理的个人如何能够不仅从他们的主人那里而且从他们自身那里解放自身？因为被管理的个人已经把他们受到的残害内化到他们自己的自由和满足之中，因而又在一个扩大了的范围内再生产着它。如何能打破（哪怕是设想一下）这种恶性循环呢？
自相矛盾的是，在回答这一问题的尝试中引起最大困难的似乎并不是新的全社会性体制的概念。已确立的社会自身正改变着或已改变了基本的体制，这是朝着增加计划性方向改变的。由于发展和利用全部可用资源以普遍满足根本需要是和平的先决条件，因此它与妨碍这一目标实现的特殊利益的流行是不相容的。质的变化取决于为整体而反对这些特殊利益所进行的谋划；一个自由而合理的社会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产生。
因此，能够在其中看到和平希望的体制，蔑视把行政管理机关分为专制的和民主的、集中的和自由的那种传统的分类。今天，在自由民主（它在现实中遭到了否定）的名义下反对中央计划，对压抑性的利益来说，充当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支柱。达到由个人作出真正自我决定这样的目标，取决于对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按照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所达到的水平）。
在这里，技术的合理性，撇开其开发的特征不论，在计划和开发可用资源方面，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标准和指针。在必需商品和必需服务设施的生产与分配方面进行自我决定，是很不经济的。这种工作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并且作为一个真正的技术工作，它有助于减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辛苦程度。在这个领域内，如果集中控制为有意义的自我决定建立了先决条件，那么它就是合理的。自我决定因此能在其自身的范围内变成有效的——在对经济上的剩余产品进行生产和分配的决定方面以及在个体的生存方面。
在任何情况下，集中的权力和直接民主的结合按照发展的程度都有着无尽的变化。自我决定的真实程度，决定于大众分解成为众多个人的程度：他们摆脱一切宣传、教义和操纵，并有能力知道和理解各种事实，有能力评价各种替代性选择。换言之，社会合理和自由的程度，决定于它被一种本质上新的历史主体所组织、支持和再生产的程度。
在发达工业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物质的和文化的制度都否认这种迫切需要。这种制度运用它的权力和效能，通过把心灵与事实、思想与被要求的行为、愿望与实在同化起来的办法，阻碍新的主体的出现。同时它也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用“来自下层的控制”去取代现在盛行的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意味着质变的到来。这一观念过去有效、现在仍然有效，只要劳动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已确立社会的活生生的否定和控诉。然而，只要这些阶级成为已确立的生活方式的支柱，他们上升为控制的力量就会在不同的背景下延长这种生活方式。
可是，下述事实却为当代社会的批判理论及其必然发展提供了根据：社会整体日益增长的不合理性；生产率的浪费和限制；对侵略扩张的需要；经常的战争威胁；剥削的加剧；人性的丧失。所有这些都指向这样一种历史的替代性选择：有计划地利用资源并花费最小量的劳动以满足根本的需要；把闲暇时间变为自由时间；并使生存斗争和平化。
但是这些事实和历史替代性选择像一些没有联结在一起的碎片；或像一个缄默的对象世界，没有主体，没有在新的方向上改变客体的实践。辩证理论没有被拒斥，但它不能提供药方。它不能是肯定性的。可以肯定，辩证的概念在理解既定事实方面，超越了这些既定事实。这正是其真理性的标志。它规定了诸种历史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但这些可能性和必然性只有在与辩证理论相呼应的实践中才能实现，而现在实践尚未作出这种呼应。
在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辩证概念宣称它自身是无望的。人的现实就是它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矛盾并不单独爆发。以现代化的、有效益的统治为一方，以它为自我决定与和平所达到的成就为一方，两者之间的冲突，可能无可否认地变得甚嚣尘上，但这一冲突可以继续是受控制的甚至是有生产率的，因为随着技术对自然的征服的增长，人对人的征服也得到了增长。而这一征服减少了作为解放的必要条件的自由。这只是在一个受控制的世界中思想所能有的自由的意义上的思想自由：作为对受控制世界的压抑性生产率的自觉，作为对打破这个整体的绝对需要。但正是这一绝对需要，即使在其能够成为一种历史实践的动力和质变的有效原因的地方，也并未得到流行。没有这种物质力量，甚至最深刻的意识也还是没有力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