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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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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什么自在的我，只有基本词“我—你”的“我”，基本词“我—它”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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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为生命（Menschenwesen），其生活并不就是一揽子及物动词。并不就是一些要以什么为对象的具体活动。我注意到了什么。我感觉到了什么。我想到了什么。我想要什么。我觉察到了什么。我在思考什么。
所有这些，又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并不就是人成其为人的那种生活。所有这些，又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建造起来的是一个“它”的王国。
至于“你”的王国，则有另外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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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了“你”，谁就没有在把什么东西当成对象。所谓有什么东西在，往往意味着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在，每一个“它”都挨着另一个“它”，之所以有“它”，就是由于“它”挨着别的一些东西。但哪里说的是“你”，那里就并不是有什么东西在。“你”不挨着谁。
谁说了“你”，谁就并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但是，[那个谁]已站在联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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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事物的表面滑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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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带给人的，只是一个尽是“它”“它”“它”，尽是“他”“他”“她”“她”“它”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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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为感受的世界，属于基本词“我—它”。基本词“我—你”，则缔造了[一个]联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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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世界，涉及三个疆域。
第一个：自然的生活。联系在黑暗中回响，不能说话交流。造物在我们面前游来晃去，却没有能力走到我们身边，我们对它们“说你”（Dusagen），说话却是[它们]的一道门槛。
第二个：人的生活。联系是公开的，可以说话交流。我们送出一个“你”，接受一个“你”。
第三个：灵性的生命性层面的东西的生活。联系藏在云里，但能露出来，不说话，但能让人说话。我们没瞧见有“你”，却觉察到有谁在喊我们，然后我们就回答了——我们创作，我们思考，我们做事情。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把基本词说了出来，不可能是我们的嘴说“你”。
我们怎么做才能把不说话的东西带到基本词的世界里？
在每个疆域，我们透过每个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东西都看到了永恒的“你”的衣摆，我们从每个东西里都感到永恒的“你”在飘动，我们所说的每个“你”都是在说永恒的“你”，每个疆域各有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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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人说“你”，就不是在感受这个人。我站在与这人的联系里，站在神圣的基本词里。只有退出了联系，我才会来感受这人。所谓感受，就是“你”已远去（Du-Ferne）。
联系是能够存续的，哪怕我对之说出了“你”的这人还停在他的感受里[但并没有站在同我的联系里]。毕竟，“你”总是多于“它”所知道的。“你”做了更多，“你”遇上了更多的东西，多于“它”所知道的。谎言到不了这里；这里是真实生活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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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永恒起源是：形象浮现在一个人的面前，要通过这人成为作品。绝不是这人的灵魂自受成胎，而是幽影浮现在灵魂里，盼灵魂调动起进行作用的能量。关键在于人的生命活动（Wesenstat）：人使生命活动运行，用人的生命把基本词，向那幽影般显现的形象说出，然后，进行作用的能量奔腾流动，作品便出现了。
活动，需要供品，也需要冒险。供品：无穷尽的可能性倒在形象的供桌上；原本嬉戏跳跃在远景里的一切，都被剔除，作品里面一个都没有保留；作品要的，是和面前的东西一对一。冒险：基本词只有用整个生命才能说出来；谁走到了这个地步，谁就别想保留自己的什么东西；作品像树、人，不能忍受“我”，因此拐进到惬意的“它”的世界。作品是暴烈的——要是“我”做得不够好，它就碎掉，或者把“我”弄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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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你”的联系是直接的。我和“你”之间没有概念性，不用预先知道什么，无需借助幻想；就连记忆也焕然一新，摆脱了孤零零的状态，进入完整。我和“你”之间没有目的，没有贪欲，不用预先做些什么。就连渴望也焕然一新，摆脱了梦想的状态，进入显现。所有的手段都是阻碍。只有所有手段被打掉，才会发生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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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联系的直接性相比，所有间接的东西都不重要。我的“你”究竟早就是别人的“我”的“它”（“普遍感受的客体”），抑或现在才能够——由于我的生命活动的作用——成为别人的“我”的“它”，这也不重要。真正的边界，一个不停游动、不断飘动的边界，并非一侧是感受、另一侧是感受不到，并非一侧是已有的东西、另一侧是未有的东西，也非一侧是存在的世界、另一侧是价值的世界，而是横穿那一侧是“你”、另一侧是“它”的整个区域。一侧是眼前，另一侧是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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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两重性是无法克服的，哪怕引来“理念世界”作为第三方，作为高于对立的东西[也无济于事]。我所谈论的，毕竟是真实的人，是“你”和“我”，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不是什么自在的我、自在的存在。对真实的人而言，所谓真正边界，连理念世界都要横穿。
当然，有些人还是留恋物的世界，惬意地感受、使用事物，他们盖一座理念的配楼，加一个理念的高层，虚无来袭时正好有藏身、歇息之地。紧要关头，就把平时的衣服脱下，穿上麻布衣裳，为了恢复元气，还要玄想原来存在的东西或应当存在的东西，哪怕他的生活根本就没有深入到那里面。这大概能让他们觉得舒服些。
但“它-人”（Es-Menschheit），这是有人想象[说有]、推定[会有]、鼓吹[要有]的，它与一个人对其真切地把“你”说了出来的那个现身的“人”没有任何共同点。杜撰，到了最华丽的程度，恐怕就是恋物了。喜欢杜撰，到了最崇高的程度，恐怕就是负担。理念并不端坐在我们头顶上方，也不住在我们头脑里；理念在我们底下浪荡，朝我们拥来；谁要是没有把基本词说出来，当然可悲，但要是把基本词说了出来，却化成概念或者口号，好像基本词就是这样，这恐怕就可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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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生命活动，规定着形象成为作品的过程。面前的东西由于相遇而变丰满了，由于相遇而进入物的世界，无穷尽地[在物的世界里]继续起作用，无穷尽地变成“它”，又无穷尽地重新变成“你”，带来欢喜，带来温暖。它“有肉身了”：从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的“眼前”的洪流里直起身子，靠在“存续”的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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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妙不可言地活在洪流般奔腾的“所有都相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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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的苦命有着一份崇高的忧郁，我们世界里的每一个“你”一定都会变成“它”。哪怕在直接的联系里，“你”曾是那样一对一地就在眼前：只要联系发挥出作用，或者有手段渗入联系，“你”就变成众多对象里的又一个对象，哪怕是最别致的一个，终究已是其中一个，有尺度有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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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也不可能停在直接的联系里；爱当然会延续，却是在活跃和沉寂之间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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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里的每个“你”，依其本质难免都会成为物，或者说，难免一而再地重新落入物一般的状况之中。借用对象性的语言来说：世界里的每个事物，要么在成为物以前，要么在成为物以后，会在某个“我”面前显现为这个“我”的“你”。但对象性的语言所能捉住的，只是真实生活的一个衣角。
#摘 #我和你 #马丁·布伯
▎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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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什么自在的我，只有基本词“我—你”的“我”，基本词“我—它”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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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为生命（Menschenwesen），其生活并不就是一揽子及物动词。并不就是一些要以什么为对象的具体活动。我注意到了什么。我感觉到了什么。我想到了什么。我想要什么。我觉察到了什么。我在思考什么。
所有这些，又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并不就是人成其为人的那种生活。所有这些，又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建造起来的是一个“它”的王国。
至于“你”的王国，则有另外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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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了“你”，谁就没有在把什么东西当成对象。所谓有什么东西在，往往意味着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在，每一个“它”都挨着另一个“它”，之所以有“它”，就是由于“它”挨着别的一些东西。但哪里说的是“你”，那里就并不是有什么东西在。“你”不挨着谁。
谁说了“你”，谁就并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但是，[那个谁]已站在联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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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事物的表面滑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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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带给人的，只是一个尽是“它”“它”“它”，尽是“他”“他”“她”“她”“它”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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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为感受的世界，属于基本词“我—它”。基本词“我—你”，则缔造了[一个]联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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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世界，涉及三个疆域。
第一个：自然的生活。联系在黑暗中回响，不能说话交流。造物在我们面前游来晃去，却没有能力走到我们身边，我们对它们“说你”（Dusagen），说话却是[它们]的一道门槛。
第二个：人的生活。联系是公开的，可以说话交流。我们送出一个“你”，接受一个“你”。
第三个：灵性的生命性层面的东西的生活。联系藏在云里，但能露出来，不说话，但能让人说话。我们没瞧见有“你”，却觉察到有谁在喊我们，然后我们就回答了——我们创作，我们思考，我们做事情。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把基本词说了出来，不可能是我们的嘴说“你”。
我们怎么做才能把不说话的东西带到基本词的世界里？
在每个疆域，我们透过每个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东西都看到了永恒的“你”的衣摆，我们从每个东西里都感到永恒的“你”在飘动，我们所说的每个“你”都是在说永恒的“你”，每个疆域各有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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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人说“你”，就不是在感受这个人。我站在与这人的联系里，站在神圣的基本词里。只有退出了联系，我才会来感受这人。所谓感受，就是“你”已远去（Du-Ferne）。
联系是能够存续的，哪怕我对之说出了“你”的这人还停在他的感受里[但并没有站在同我的联系里]。毕竟，“你”总是多于“它”所知道的。“你”做了更多，“你”遇上了更多的东西，多于“它”所知道的。谎言到不了这里；这里是真实生活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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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永恒起源是：形象浮现在一个人的面前，要通过这人成为作品。绝不是这人的灵魂自受成胎，而是幽影浮现在灵魂里，盼灵魂调动起进行作用的能量。关键在于人的生命活动（Wesenstat）：人使生命活动运行，用人的生命把基本词，向那幽影般显现的形象说出，然后，进行作用的能量奔腾流动，作品便出现了。
活动，需要供品，也需要冒险。供品：无穷尽的可能性倒在形象的供桌上；原本嬉戏跳跃在远景里的一切，都被剔除，作品里面一个都没有保留；作品要的，是和面前的东西一对一。冒险：基本词只有用整个生命才能说出来；谁走到了这个地步，谁就别想保留自己的什么东西；作品像树、人，不能忍受“我”，因此拐进到惬意的“它”的世界。作品是暴烈的——要是“我”做得不够好，它就碎掉，或者把“我”弄碎。
...
同“你”的联系是直接的。我和“你”之间没有概念性，不用预先知道什么，无需借助幻想；就连记忆也焕然一新，摆脱了孤零零的状态，进入完整。我和“你”之间没有目的，没有贪欲，不用预先做些什么。就连渴望也焕然一新，摆脱了梦想的状态，进入显现。所有的手段都是阻碍。只有所有手段被打掉，才会发生相遇。
...
与联系的直接性相比，所有间接的东西都不重要。我的“你”究竟早就是别人的“我”的“它”（“普遍感受的客体”），抑或现在才能够——由于我的生命活动的作用——成为别人的“我”的“它”，这也不重要。真正的边界，一个不停游动、不断飘动的边界，并非一侧是感受、另一侧是感受不到，并非一侧是已有的东西、另一侧是未有的东西，也非一侧是存在的世界、另一侧是价值的世界，而是横穿那一侧是“你”、另一侧是“它”的整个区域。一侧是眼前，另一侧是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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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两重性是无法克服的，哪怕引来“理念世界”作为第三方，作为高于对立的东西[也无济于事]。我所谈论的，毕竟是真实的人，是“你”和“我”，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不是什么自在的我、自在的存在。对真实的人而言，所谓真正边界，连理念世界都要横穿。
当然，有些人还是留恋物的世界，惬意地感受、使用事物，他们盖一座理念的配楼，加一个理念的高层，虚无来袭时正好有藏身、歇息之地。紧要关头，就把平时的衣服脱下，穿上麻布衣裳，为了恢复元气，还要玄想原来存在的东西或应当存在的东西，哪怕他的生活根本就没有深入到那里面。这大概能让他们觉得舒服些。
但“它-人”（Es-Menschheit），这是有人想象[说有]、推定[会有]、鼓吹[要有]的，它与一个人对其真切地把“你”说了出来的那个现身的“人”没有任何共同点。杜撰，到了最华丽的程度，恐怕就是恋物了。喜欢杜撰，到了最崇高的程度，恐怕就是负担。理念并不端坐在我们头顶上方，也不住在我们头脑里；理念在我们底下浪荡，朝我们拥来；谁要是没有把基本词说出来，当然可悲，但要是把基本词说了出来，却化成概念或者口号，好像基本词就是这样，这恐怕就可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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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生命活动，规定着形象成为作品的过程。面前的东西由于相遇而变丰满了，由于相遇而进入物的世界，无穷尽地[在物的世界里]继续起作用，无穷尽地变成“它”，又无穷尽地重新变成“你”，带来欢喜，带来温暖。它“有肉身了”：从没有空间、没有时间的“眼前”的洪流里直起身子，靠在“存续”的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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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妙不可言地活在洪流般奔腾的“所有都相互”之中。
...
但我们的苦命有着一份崇高的忧郁，我们世界里的每一个“你”一定都会变成“它”。哪怕在直接的联系里，“你”曾是那样一对一地就在眼前：只要联系发挥出作用，或者有手段渗入联系，“你”就变成众多对象里的又一个对象，哪怕是最别致的一个，终究已是其中一个，有尺度有边界。
...
爱也不可能停在直接的联系里；爱当然会延续，却是在活跃和沉寂之间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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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里的每个“你”，依其本质难免都会成为物，或者说，难免一而再地重新落入物一般的状况之中。借用对象性的语言来说：世界里的每个事物，要么在成为物以前，要么在成为物以后，会在某个“我”面前显现为这个“我”的“你”。但对象性的语言所能捉住的，只是真实生活的一个衣角。
#摘 #我和你 #马丁·布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