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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文化再现

阿瑞拉·阿祖莱(Ariella Azoulay)曾提出，摄影是一种公民契约，此概念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思考基础。如果说摄影是参与者之间的公民契约，那么从再现中撤退就是在违反社会契约，因为人们承诺的是参与，但兑现的却是谣言、监视、证据、持续的自恋和偶发的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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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投机和管控缺位不仅适用于金融化和私有化，也指松懈的公共信息管控标准。新闻业探寻真相的专业标准已经崩溃，摧毁此标准的是大众传媒产品、不断克隆的谣言和维基百科讨论区的扩散。投机不仅是一种金融运作，还是符号连接所指的过程，一种突如其来的奇迹般增强或是回旋，在弹指间就能打破任何尚存的索引关系。

视觉再现确实很重要，但视觉与其他再现形式并不完全和谐一致。两者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一方面，大量图像缺少所指对象；另一方面，很多人并没有得到再现。更夸张地说，越来越多漂浮不定的图像恰恰对应着越来越多被剥夺权利、不可见，甚至消隐或失踪的人。

#摘 #屏幕上的受苦者 #黑特·史德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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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与魔法

为什么是这样？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明显原因，这里就不再展开详谈了：图像会激发模仿的欲望，让人们渴望成为图像所表现的产品。此视角下，霸权已经渗透日常文化，通过平庸的再现传播其价值观。图像型垃圾邮件因此可以被解释为生产身体的工具，其最终创造出的是一种介于暴食症、类固醇过量摄入和个人破产之间的文化。此观点（源于传统的文化研究）将图像型垃圾邮件视作实现强制信仰和阴险诱惑的手段，最终人们会忘乎所以地沉溺在向两者屈服的快感之中。

但如果图像型垃圾邮件实际上不只是一种灌输意识形态和操控情感的工具怎么办？如果真实的人（不完美、非性感的人）被排除在垃圾邮件的广告以外并不是因为某些假定的缺陷，而是因为他们确实选择抛弃广告所描绘的形象呢？如果图像型垃圾邮件记录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抵抗，是人们从再现中的撤退呢？

我的意思是什么？一段时间以来，我注意到许多人开始主动回避摄影或动态影像的再现，他们偷偷地与摄像机的镜头保持着距离。无论是带门禁的社区和精英技术俱乐部中出现的禁拍区，还是拒绝采访的人、砸碎摄像机的希腊无政府主义者，又或是毁坏液晶电视的抢劫犯，人们已经开始主动或被动地抗拒被监视、录音、识别、拍摄、扫描和录像。在完全沉浸的媒体环境中，长期被当作特权和政治优待的图像再现如今更像是一种威胁。

造成此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侮辱言论和游戏节目的出现渐渐使人麻木，将电视媒介与对下层阶级的鼓吹和嘲讽绑定在一起。主人公被粗暴地转手，历经无数入侵性的折磨，被迫忏悔、接受询问和评价。早间节目就好比是当代的刑讯室——传递着施刑者、旁观者，时常还有受刑者本人的罪恶快感。

另外，主流媒体拍摄的人往往正处在消失过程中。他们身处危及生命的状况、极端的紧急情况和险境、战争和灾祸，又或是现场直播世界各冲突地区时持续不断的信息流。人们不是受困于天灾人祸，就是在物理意义上消失不见，如同厌食症的审美标准暗示的那样。憔悴衰弱的人遭到削减或裁员。显然，节食是经济衰退的转喻，而衰退的经济已经成为永久的现实并且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伴随经济衰退而来的是智识的倒退。除极少数外的所有主流媒体都将智识倒退奉为教条。由于智识无法被饥饿简单消解，嘲弄与敌意在很大程度上将其排除在主流媒体的再现领域之外。

企业的再现领域大多是例外，进入其中看起来十分危险：你可能被嘲笑、测试、压迫，甚至被饿死或杀害。这里不再现民众，而是展现民众如何消失：一种缓慢发生的消失。民众怎会不选择消失？想想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无数暴力和侵略行为（无论在主流媒体还是现实中）。谁能经受住如此打击却不渴望逃离这个充满威胁又持续暴露的视觉领域？

另外，社交媒体和手机摄像头还创造出一个供人们互相进行大众监视的区域，叠加在无处不在的城市控制网络上（如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手机定位跟踪和人脸识别软件）。除了体制层面的监控，人们现在还对彼此实施日常监控，拍下无数张照片，再实时发布出去。此类横向再现行为与社会控制相关，已经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雇主通过谷歌搜索求职者的信誉，社交媒体和博客成为评选耻辱与恶毒八卦的名人堂。广告和企业媒体自上而下实行的文化霸权与另一制度相匹配。下层之间开始（相互）自我控制，在视觉上进行自我规训，而这一制度甚至比早期的再现制度更难以摆脱。自我创造的模式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霸权日益内化，服从和表现、再现和被再现的压力也随之渗入人心。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曾预言，每个人都能做15分钟的世界名人，这早已成为现实。然而如今许多人的愿望正相反：隐身，就算只有15分钟，甚至15秒也好。我们进入了全民狗仔队的时代，人人都想在制高点上进行展览式偷窥。摄影闪光灯的光晕将人们变为受害者、名人，或两者的结合体。当我们在收银台、自动取款机或其他检查站登记时，当手机捕捉到我们最细微的动作时，当我们拍下的快照被标记上GPS坐标时，我们并不会娱乐至死，而是被再现肢解为碎片。

#摘 #屏幕上的受苦者 #黑特·史德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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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政治：当代艺术与后民主的转向

艺术领域充斥着极端的矛盾和前所未有的剥削。其包含着权力交易、投机买卖、金融控制，以及大规模的、欺诈性的操纵。但是艺术也充满共性、运动、能量，以及欲望。在最佳迭代版本中，艺术是一个由流动的突击工作者、四处奔波着贩卖自我感知的推销员、少年技术鬼才、预算敲诈专家、超音速翻译员、博士实习生，以及其他数字流浪者和临时工组成的无与伦比的世界性舞台。其原则强硬但不容批评，散发着塑料般的梦幻感。在这里，竞争残酷无情，团结才是唯一异质的表达方式。到处都是迷人的无赖、恃强凌弱的国王和差点成功的选美皇后。艺术是HDMI接口、CMYK模式、LGBT群体。自命不凡、若即若离、摄人心魄。

这个烂摊子靠着大量辛勤工作的女性付出全部精力来维持。在资本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下，蜂窝式的情感劳动深深卷入自身的多重矛盾之中。这一切都使得艺术与当代现实息息相关。艺术之所以影响现实，正是因为其与现实的方方面面都纠缠在一起。其是混乱的、根深蒂固的、充满困扰的、不可抗拒的存在。我们可以尝试将艺术理解为一个政治空间，而不是企图再现总是发生在别处的政治。艺术不在政治之外，但政治存在于艺术的生产、传播和接受之中。承认这一点，我们或许就能超越再现政治的平面，开启另一种政治，而它就在我们眼前，随时准备敞开怀抱。

#摘 #屏幕上的受苦者 #黑特·史德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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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弱影像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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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弱影像的流通网络既是维系脆弱的、新生的共同利益的平台，也是商业和国家计划的战场。其中既有实验性和艺术性作品，也充斥着数量惊人的色情和妄想内容。弱影像的领域虽然允许人们访问被主流排斥的影像，但这一领域渗透着最先进的商品化技术。弱影像使用户积极参与内容创作和传播，同时也征召用户加入生产的队伍。用户成为弱影像的编辑者、评论者、翻译者和（共同）作者。

所以，弱影像就是大众影像——大多数人可以制作和观看的影像。其表达了当代人群中存在的所有矛盾：机会主义，自恋，渴望自主性和创造力，无法集中注意力或下定决心，随时准备反抗却又同时保持顺从。总之，弱影像抓拍了人群的情感状况：精神衰弱、偏执、恐惧，以及对强度、乐趣和分散注意力的渴求。影像的状态不仅说明了它们经过无数次转载和重新格式化，也说明了无数人对影像足够关心，愿意一遍又一遍地转换这些影像，添加字幕，重新编辑，上传。

这种情况下，或许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影像的价值，或者更准确地说，为影像创造一个新的视角。除了分辨率和交换价值，我们还可以想象另一种由速度、强度和传播广度所定义的价值。弱影像之所以弱，是因为它们经过多重压缩，传播速度极快。它们失去了物质性，却获得了速度。弱影像表达的是一种去物质化的状态，这点不仅与观念艺术的遗产享有共同之处，更与当代的符号生产模式共通。资本的符号转向，正如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Guattari)所述，有利于创造和传播经过压缩的、便于修改的数据包，而这些数据包又可以整合成不断更新的组合与序列。

视觉内容的扁平化——影像的概念生成(concept-in-becoming)——将影像置于一种普遍的信息转向之中，让包裹着影像的知识经济将影像及其阐释从语境中剥离出来，投入永恒的资本主义解域化旋涡。观念艺术史将这种艺术品的去物质化倾向描述为对于可见性崇拜价值的抵抗。然而，现实结果却是去物质化的艺术品完美地适应了资本的符号化，进而适应了资本主义的观念转向。可以说，弱影像存在类似的张力。一方面，弱影像与高分辨率代表的拜物价值背道而驰。另一方面，正因如此，弱影像最终也被完美地整合进信息资本主义中，其繁荣依靠的是挤压和缩短注意力，表面印象而非沉浸体验，强度而非沉思，即时预览而非长时放映。

#摘 #屏幕上的受苦者 #黑特·史德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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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落体：关于垂直视角的思想实验

毫无保留地向物体坠落，拥抱力量和物质的世界，即使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原初的稳定感，即使其只会在震惊中激发出敞开的可能性：一种自由感。

令人恐惧的、完全解域化的、永远已知的未知。坠落意味着毁灭和消亡，也意味着爱和抛弃、激情和屈服、衰败和灾祸。坠落是堕落也是解放，是一种将人变成物（反之亦然）的情状。坠落在敞开的可能性中发生，我们可以选择忍受或享受它，拥抱它带来的改变或者把它当作痛苦承受，又或者干脆接受，坠落就是现实。

最后，“自由落体”的视角教会我们俯瞰激进阶级斗争构成的社会和政治梦境，聚焦那些令人错愕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但是，坠落不仅意味着分崩离析，还意味着新的确定性正在成形。摇摇欲坠的未来将我们倒推至痛苦的当下，此刻我们也许会意识到，下落之处既没有地面也不稳固。那里没有共同体，只有处于变化之中的创造。

#摘 #屏幕上的受苦者 #黑特·史德耶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