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但愿那另一种觉醒，死亡，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ㅤ
▎汉娜·阿伦特：《真理与政治》（1967）
...
纵观历史，探寻真理的人和讲真话的人都知道他们的风险。如果他们不干涉世界的进程，他们就会被众人嘲笑，但那些试图让同胞摆脱虚假和幻觉的人却面临生命的威胁，就像柏拉图（Plato）在“洞穴寓言”的结尾处说：“只要人们能对这个人下手，他们就会杀了他。”
...
事实和事件是比公理、发现、理论乃止最疯狂的推测更脆弱的东西，它们发生在人类不断变化的事务领域。在变化中，没有什么比人类心灵结构更永久的东西了。一旦事实真理旁落，任何理性都无法将它们找回。哪怕前人没有把欧几里得的数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这些理性真理也能在未来适时地重新创造出来；旁落的理性真理远比旁落的事实真理更易找回，事实一经遗忘，可能就彻底遗忘了。
...
从政治角度来看，真理有一种专制特性。因此，暴君憎恨真理，他们理所当然地害怕一个他们无法垄断的强制竞争者，而在那些依靠同意而憎恶强制的政府眼中，真理享有相当不稳定的地位。
“事实”超越了协议和同意，所有关于事实的讨论都无助于事实的建立，哪怕是基于正确信息的意见交流。不受欢迎的意见可以被争论、拒绝或妥协，但不受欢迎的事实有一种令人愤怒的顽固性，除了单纯的谎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撼动。
...
哲学真理关乎人的独特性，它的本质是非政治性。如果哲学家仍然希望他的真理能够战胜众人的意见，他就会失败，而且他很可能从这种失败中得出结论，认为真理无能。这种真理的意义就好比数学家无法“化圆为方”，却哀叹圆不是方。
然后，哲学家可能会像柏拉图一样受到诱惑，去争当哲人暴君。他可能会建立一个“真理”的暴政，就像各种政治乌托邦那样。当然，从政治角度讲，这些暴政和其他形式的暴政如出一辙。如果哲学家的真理在没有暴力的帮助下获得了胜利，仅仅是因为人们碰巧同意它（这种可能性稍小），那么他将赢得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这样一来，真理的盛行不归功于它本身的强制性，而是归功于多数人的同意，但这些人明天可能就会改变主意，去同意别的东西，曾经的哲学真理就会因此变成单纯的意见。
然而，哲学真理本身带有强制因素，它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会诱惑政治家，就像意见的力量可能诱惑哲学家一样。因此，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杰斐逊（Jefferson）宣布某些“真理不言而喻”，因为他希望将革命者之间的基本共识置于争议和争论之外，让它们成为“数学公理”，它们应该表达“人民的信念”，“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是不由自主地遵循向他们灌输的证据”。
然而，“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杰斐逊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让步了。“人人生而平等”不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而是离不开“我们”的协商和同意。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平等”不是“真理”，而是一个“意见”问题。
...
今天，几乎没有哲学陈述（无论多么大胆）会被如此认真对待，不再危及哲学家的生命，这种让哲学真理在政治上得到验证的罕见机会也消失了。然而，在我们的语境中，我们更要注意到，这种可能性对于道出理性真理的人来说确实存在；而在任何情况下，它对道出事实真理的人来说都不存在，并且情况更糟。
事实陈述不仅不包含人们可以据以行事并让它在世界中显现的原则，而且事实内容本身也拒绝这种验证。一个道出事实真理的人必然失败，哪怕他愿意把命押在这件事上。他会在行动中展现出勇气和执拗，但他没办法让真理显现出来，也无法表达他忠于真理的品质。为什么？因为一个说谎的人也能凭借巨大的勇气坚持他的谎言，在政治领域，这个人可以在被爱国主义鼓动的时候说谎，也可以偏心某些团体的时候说谎。
...
事实真理的对立面既不是谬误，也不是幻觉和意见，而是有意的谎言。这是事实真理的特征。谬误当然不罕见，甚至很常见，但在谬误中，事实真理和科学真理、理性真理并无不同。关键在于，有另一种事实，那就是有意的谎言。有意的谎言不是命题，因为无论对错，命题都需要道出实情。
...
忠于真理从来不算政治美德，因为它对世界和局面的改变没有什么贡献，而这种改变是最正当的政治活动。只有当一个社会开始有组织地在原则上说谎，而不仅仅是在具体问题上撒谎时，忠于真理才能不受权力和利益的扭曲，成为首要的政治因素。在每个人都对重要的事情撒谎的地方，说真话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不管他是否知道）。他也卷入了政治事务，因为只要他能活下来，他就已经改变了世界。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快又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令人讨厌的不利地位。我在前面提到了事实的偶然性，情况总是变来变去，因此事实本身之于人类思想没有任何自证性和可信性。由于说谎者可以自由塑造他的“事实”，以适应听众的利益、乐趣乃至期望，所以他有可能比说真话的人更有“说服力”。
其实，说谎的人一般都有可信度，他们的论述听起来更符合逻辑，因为意外因素已经“仁慈地”消失了，而意外曾经是事件的主要特征。用黑格尔的话说，不仅是理性的真理让常识蒙羞，现实也经常冒犯常识推理的合理性，就像它冒犯利益和满足一样。
...
相比之下，现代政治谎言有效解决了那些根本不是秘密，而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显然，他们在那些见证者的眼皮底下改写当代历史。所有可能损害形象的、已知的既定事实都可以被否认和忽略。形象与旧式肖像不同，不是为了奉承现实，而是为现实提供一套完整的替代。这种替代物依托现代技术和大众传媒而存在，比过往更容易进入公众视野。此外，传统的谎言只涉及细节，并不打算欺骗所有人；传统的谎言针对敌人，也只打算欺骗敌人。
有两点限制了对真理造成的伤害。事实总是发生在语境中。一个具体的谎言也是一个不试图改变整个语境的谎言。可以说，这个具体的谎言在事实的结构中撕开了一个洞。每位历史学家都知道，一个人可以通过观察不协调、漏洞或者修补过的地方来识别谎言。只要整个肌理保持完整，谎言最终都会自动显现出来。第二点限制涉及那些从事欺骗的人。他们曾经属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小圈子，他们之间仍然能够知晓和保守真理。他们不可能成为自己谎言的受害者。他们可以欺骗别人，但不欺骗自己。
...
核心的政治问题在于，现代自欺欺人的技术有可能将外部问题转化为内部问题，从而使国际或集团间的冲突回旋到国内政治舞台。“冷战”双方的自欺欺人不胜枚举，但显然它们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批评大众民主的保守派人士经常表达这种政府形式给国际事务带来的危险，但他们没有提到君主制或寡头制的危险。他们表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完全民主的条件下，不存在没有自欺欺人的欺骗。
在当今遍布全球、覆盖多国的传播体系下，没有一个国家能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得天衣无缝。所以“形象”很短命。形象的大厦坍塌之后，现实就再次袒露在公众面前。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事实碎片的不断冲击将瓦解与冲突形象相关的宣传战。
...
事实顽固地维护着自身，它如此顽固，又如此脆弱，顽固和脆弱奇妙地关联在一起。事实和人类行动一样，是泼出去收不回来的水。事实的顽固性高于权力，也不像权力那样转瞬即逝。人们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这样就有了权力，但一旦目标消失或旁落，权力也就会随即消失。转瞬即逝的权力并非追求持久性和可靠性的工具。权力手中的事实和真理不可靠，甚至权力手中的非事实和非真理也不可靠。
事实上，对事实的政治态度必须走在一条非常狭窄的道路上，一方面把它们当作某些必要的发展的结果，人们无法阻止它，因此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是否认它们，试图把它们从世界中抹掉。
...
现实与事实和事件的整体性（totality）不同，事实和事件无法确定。伊萨克·迪尼森（Isak Dinesen）说：“所有悲伤都可以承受，只要你把它们放到一个故事里，或者讲一个关于它们的故事。”确实如此，她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故事讲述者，在这方面她几乎独一无二，而且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还可以补充说，快乐和幸福也只有在人们能够谈论它们并将它们作为故事来讲述时才变得可以承受和有意义。
只要道出事实真理的人也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就会“与现实和解”。黑格尔这位卓越的历史哲学家把这种和解理解为一切哲学思想的最终目标，而且这确实是所有超越单纯学问的历史学的秘密动力。
...
毕竟，事实真理只在人类事务的最低层次上与政治发生冲突，就像柏拉图的哲学真理在相当高的意见和协议层次上与政治发生冲突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政治生活的真正内容。然而，我在这里想说，尽管整个政治领域很伟大，但它有局限。它不能包括整个人类和世界的存在。它受到那些人们不能随意改变的事物的限制。只有尊重自己的边界，这个我们可以自由行动和改变的领域才能保持完整，才能维护完整性和信守承诺。从概念上来说，我们可以把我们不能改变的事实称为真理；从比喻的角度来说，它是我们脚下地面，也是我们头顶上延伸的天空。
#拣 #译窟 #哲学 #政治学 #政治哲学 #历史哲学 #道德哲学 #汉娜·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真理与政治》（1967）
...
纵观历史，探寻真理的人和讲真话的人都知道他们的风险。如果他们不干涉世界的进程，他们就会被众人嘲笑，但那些试图让同胞摆脱虚假和幻觉的人却面临生命的威胁，就像柏拉图（Plato）在“洞穴寓言”的结尾处说：“只要人们能对这个人下手，他们就会杀了他。”
...
事实和事件是比公理、发现、理论乃止最疯狂的推测更脆弱的东西，它们发生在人类不断变化的事务领域。在变化中，没有什么比人类心灵结构更永久的东西了。一旦事实真理旁落，任何理性都无法将它们找回。哪怕前人没有把欧几里得的数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这些理性真理也能在未来适时地重新创造出来；旁落的理性真理远比旁落的事实真理更易找回，事实一经遗忘，可能就彻底遗忘了。
...
从政治角度来看，真理有一种专制特性。因此，暴君憎恨真理，他们理所当然地害怕一个他们无法垄断的强制竞争者，而在那些依靠同意而憎恶强制的政府眼中，真理享有相当不稳定的地位。
“事实”超越了协议和同意，所有关于事实的讨论都无助于事实的建立，哪怕是基于正确信息的意见交流。不受欢迎的意见可以被争论、拒绝或妥协，但不受欢迎的事实有一种令人愤怒的顽固性，除了单纯的谎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撼动。
...
哲学真理关乎人的独特性，它的本质是非政治性。如果哲学家仍然希望他的真理能够战胜众人的意见，他就会失败，而且他很可能从这种失败中得出结论，认为真理无能。这种真理的意义就好比数学家无法“化圆为方”，却哀叹圆不是方。
然后，哲学家可能会像柏拉图一样受到诱惑，去争当哲人暴君。他可能会建立一个“真理”的暴政，就像各种政治乌托邦那样。当然，从政治角度讲，这些暴政和其他形式的暴政如出一辙。如果哲学家的真理在没有暴力的帮助下获得了胜利，仅仅是因为人们碰巧同意它（这种可能性稍小），那么他将赢得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这样一来，真理的盛行不归功于它本身的强制性，而是归功于多数人的同意，但这些人明天可能就会改变主意，去同意别的东西，曾经的哲学真理就会因此变成单纯的意见。
然而，哲学真理本身带有强制因素，它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会诱惑政治家，就像意见的力量可能诱惑哲学家一样。因此，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杰斐逊（Jefferson）宣布某些“真理不言而喻”，因为他希望将革命者之间的基本共识置于争议和争论之外，让它们成为“数学公理”，它们应该表达“人民的信念”，“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是不由自主地遵循向他们灌输的证据”。
然而，“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杰斐逊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让步了。“人人生而平等”不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而是离不开“我们”的协商和同意。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平等”不是“真理”，而是一个“意见”问题。
...
今天，几乎没有哲学陈述（无论多么大胆）会被如此认真对待，不再危及哲学家的生命，这种让哲学真理在政治上得到验证的罕见机会也消失了。然而，在我们的语境中，我们更要注意到，这种可能性对于道出理性真理的人来说确实存在；而在任何情况下，它对道出事实真理的人来说都不存在，并且情况更糟。
事实陈述不仅不包含人们可以据以行事并让它在世界中显现的原则，而且事实内容本身也拒绝这种验证。一个道出事实真理的人必然失败，哪怕他愿意把命押在这件事上。他会在行动中展现出勇气和执拗，但他没办法让真理显现出来，也无法表达他忠于真理的品质。为什么？因为一个说谎的人也能凭借巨大的勇气坚持他的谎言，在政治领域，这个人可以在被爱国主义鼓动的时候说谎，也可以偏心某些团体的时候说谎。
...
事实真理的对立面既不是谬误，也不是幻觉和意见，而是有意的谎言。这是事实真理的特征。谬误当然不罕见，甚至很常见，但在谬误中，事实真理和科学真理、理性真理并无不同。关键在于，有另一种事实，那就是有意的谎言。有意的谎言不是命题，因为无论对错，命题都需要道出实情。
...
忠于真理从来不算政治美德，因为它对世界和局面的改变没有什么贡献，而这种改变是最正当的政治活动。只有当一个社会开始有组织地在原则上说谎，而不仅仅是在具体问题上撒谎时，忠于真理才能不受权力和利益的扭曲，成为首要的政治因素。在每个人都对重要的事情撒谎的地方，说真话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不管他是否知道）。他也卷入了政治事务，因为只要他能活下来，他就已经改变了世界。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快又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令人讨厌的不利地位。我在前面提到了事实的偶然性，情况总是变来变去，因此事实本身之于人类思想没有任何自证性和可信性。由于说谎者可以自由塑造他的“事实”，以适应听众的利益、乐趣乃至期望，所以他有可能比说真话的人更有“说服力”。
其实，说谎的人一般都有可信度，他们的论述听起来更符合逻辑，因为意外因素已经“仁慈地”消失了，而意外曾经是事件的主要特征。用黑格尔的话说，不仅是理性的真理让常识蒙羞，现实也经常冒犯常识推理的合理性，就像它冒犯利益和满足一样。
...
相比之下，现代政治谎言有效解决了那些根本不是秘密，而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显然，他们在那些见证者的眼皮底下改写当代历史。所有可能损害形象的、已知的既定事实都可以被否认和忽略。形象与旧式肖像不同，不是为了奉承现实，而是为现实提供一套完整的替代。这种替代物依托现代技术和大众传媒而存在，比过往更容易进入公众视野。此外，传统的谎言只涉及细节，并不打算欺骗所有人；传统的谎言针对敌人，也只打算欺骗敌人。
有两点限制了对真理造成的伤害。事实总是发生在语境中。一个具体的谎言也是一个不试图改变整个语境的谎言。可以说，这个具体的谎言在事实的结构中撕开了一个洞。每位历史学家都知道，一个人可以通过观察不协调、漏洞或者修补过的地方来识别谎言。只要整个肌理保持完整，谎言最终都会自动显现出来。第二点限制涉及那些从事欺骗的人。他们曾经属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小圈子，他们之间仍然能够知晓和保守真理。他们不可能成为自己谎言的受害者。他们可以欺骗别人，但不欺骗自己。
...
核心的政治问题在于，现代自欺欺人的技术有可能将外部问题转化为内部问题，从而使国际或集团间的冲突回旋到国内政治舞台。“冷战”双方的自欺欺人不胜枚举，但显然它们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批评大众民主的保守派人士经常表达这种政府形式给国际事务带来的危险，但他们没有提到君主制或寡头制的危险。他们表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完全民主的条件下，不存在没有自欺欺人的欺骗。
在当今遍布全球、覆盖多国的传播体系下，没有一个国家能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得天衣无缝。所以“形象”很短命。形象的大厦坍塌之后，现实就再次袒露在公众面前。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事实碎片的不断冲击将瓦解与冲突形象相关的宣传战。
...
事实顽固地维护着自身，它如此顽固，又如此脆弱，顽固和脆弱奇妙地关联在一起。事实和人类行动一样，是泼出去收不回来的水。事实的顽固性高于权力，也不像权力那样转瞬即逝。人们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这样就有了权力，但一旦目标消失或旁落，权力也就会随即消失。转瞬即逝的权力并非追求持久性和可靠性的工具。权力手中的事实和真理不可靠，甚至权力手中的非事实和非真理也不可靠。
事实上，对事实的政治态度必须走在一条非常狭窄的道路上，一方面把它们当作某些必要的发展的结果，人们无法阻止它，因此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是否认它们，试图把它们从世界中抹掉。
...
现实与事实和事件的整体性（totality）不同，事实和事件无法确定。伊萨克·迪尼森（Isak Dinesen）说：“所有悲伤都可以承受，只要你把它们放到一个故事里，或者讲一个关于它们的故事。”确实如此，她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故事讲述者，在这方面她几乎独一无二，而且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还可以补充说，快乐和幸福也只有在人们能够谈论它们并将它们作为故事来讲述时才变得可以承受和有意义。
只要道出事实真理的人也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就会“与现实和解”。黑格尔这位卓越的历史哲学家把这种和解理解为一切哲学思想的最终目标，而且这确实是所有超越单纯学问的历史学的秘密动力。
...
毕竟，事实真理只在人类事务的最低层次上与政治发生冲突，就像柏拉图的哲学真理在相当高的意见和协议层次上与政治发生冲突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政治生活的真正内容。然而，我在这里想说，尽管整个政治领域很伟大，但它有局限。它不能包括整个人类和世界的存在。它受到那些人们不能随意改变的事物的限制。只有尊重自己的边界，这个我们可以自由行动和改变的领域才能保持完整，才能维护完整性和信守承诺。从概念上来说，我们可以把我们不能改变的事实称为真理；从比喻的角度来说，它是我们脚下地面，也是我们头顶上延伸的天空。
#拣 #译窟 #哲学 #政治学 #政治哲学 #历史哲学 #道德哲学 #汉娜·阿伦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