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但愿那另一种觉醒，死亡，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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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门佳作10部
▪️我的父亲，我的儿子 Babam ve Oğlum (2005)
豆瓣8.9分，web-1080p：
▪️野兽刑警 野獸刑警 (1998)
豆瓣7.5分，web-1080p
▪️多芬的失落项链 Tawk al-Hamama al-Mafkoud (1991)
web-1080p
https://www.opensubtitles.org/zh/subtitles/5454159/le-collier-perdu-de-la-colombe-en
▪️老爸的朝圣之旅 Le grand voyage (2004)
web-1080p
▪️萝莉之父爱 Le farò da padre (1974)
web-1080p
https://www.opensubtitles.org/zh/subtitles/9498166/bambina-en
▪️藤田嗣治 FOUJITA (2015)
web-1080p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_o-LceSgAenAA72JhGVqg
提取码：6do1
▪️秋津温泉 (1962)
web-1080p
▪️雨族 The Rain People (1969)
web-1080p
▪️无熊之境 (2022)
1080P
▪️幸福 Le bonheur (1965)
1080P
#拣 #资源
▎冷门佳作10部
▪️我的父亲，我的儿子 Babam ve Oğlum (2005)
豆瓣8.9分，web-10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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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兽刑警 野獸刑警 (1998)
豆瓣7.5分，web-10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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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芬的失落项链 Tawk al-Hamama al-Mafkoud (1991)
web-10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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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pensubtitles.org/zh/subtitles/5454159/le-collier-perdu-de-la-colombe-en
▪️老爸的朝圣之旅 Le grand voyage (2004)
web-10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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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莉之父爱 Le farò da padre (1974)
web-10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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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pensubtitles.org/zh/subtitles/9498166/bambina-en
▪️藤田嗣治 FOUJITA (2015)
web-10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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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_o-LceSgAenAA72JhGVqg
提取码：6do1
▪️秋津温泉 (1962)
web-10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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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族 The Rain People (1969)
web-10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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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熊之境 (2022)
10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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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Le bonheur (1965)
10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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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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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门佳作8部 by艾影晨光
Body Parts (2022)
web-1080p，英字
web-1080p
猫样少女 고양이를 부탁해 (2001)
1080P
冷静与热情之间 冷静と情熱のあいだ (2001)
1080P
生命的圆圈(2000)
web-1080p
齐柏林飞艇：庆祝日 Led Zeppelin: Celebration Day (2012)
1080P
https://www.opensubtitles.org/zh/subtitles/8663403/led-zeppelin-celebration-day-en
拨云见星 Bare skyer beveger stjernene (1998)
web-1080p
冲绳小芙蓉 ホテル・ハイビスカス (2003)
1080P
#拣 #资源
▎冷门佳作8部 by艾影晨光
Body Parts (2022)
web-1080p，英字
magnet:?xt=urn:btih:a7330e3c6e668a3d6f4e50acc669b0181a2c1b3a&dn=Body.Parts.2022.1080p.AMZN.WEBRip.DDP5.1.x264-Cinefeel
web-10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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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样少女 고양이를 부탁해 (2001)
1080P
magnet:?xt=urn:btih:c65402cd02004aadf7ebd6908e1047688beeda3a&dn=Take.Care.of.My.Cat.2001.KOREAN.1080p.BluRay.x264.DDP5.1-BaSiAc
冷静与热情之间 冷静と情熱のあいだ (2001)
1080P
magnet:?xt=urn:btih:52a701f895886440dfc09904ca966982303570ee&dn=Between.Calmness.and.Passion.2001.JAPANESE.1080p.BluRay.x264.DDP5.1-SPiRiT
生命的圆圈(2000)
web-10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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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柏林飞艇：庆祝日 Led Zeppelin: Celebration Day (2012)
10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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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pensubtitles.org/zh/subtitles/8663403/led-zeppelin-celebration-day-en
拨云见星 Bare skyer beveger stjernene (1998)
web-10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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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小芙蓉 ホテル・ハイビスカス (2003)
10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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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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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
最后一位顾客
离开咖啡馆之前
他默默拥抱门厅中的
旧照片上的
女人。
正午，植物的陈尸所，
从外面无声地闯入。
它抓攫那
如同照片
徒劳自卫的乳房。
沉默随着蜘蛛
降临到餐桌上。
它给旅行者
指示错误的路
致使他们在光天化日下迷路。
他们那被夏天裸露的躯体
吊死在
一棵胡桃树的影子中。
#拣 #诗选 #KarlKrolow
▎沉默
最后一位顾客
离开咖啡馆之前
他默默拥抱门厅中的
旧照片上的
女人。
正午，植物的陈尸所，
从外面无声地闯入。
它抓攫那
如同照片
徒劳自卫的乳房。
沉默随着蜘蛛
降临到餐桌上。
它给旅行者
指示错误的路
致使他们在光天化日下迷路。
他们那被夏天裸露的躯体
吊死在
一棵胡桃树的影子中。
#拣 #诗选 #KarlKrolow
最好的两篇是普鲁士蓝和史瓦西奇点。
有一种茨威格和塞巴尔德的粗暴混合感。
立即买了一本电子版送给朋友，但不知道想传递什么。
2022年，最终还是有了切实的核武威胁。有人解释说，别担心，是小当量的，是战术性的。
道德也有小当量的吗？边界在哪里？
#拣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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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土：超越数字时代走向后资本主义世界
Scorched Earth: Beyond the Digital Age to a Post-Capitalist World
作者：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与考古系）
译者：陈荣钢
...
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符合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将人类的能量和情感纳入由经济和规训塑造的模式。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对这一过程作了说明：“关乎人类存在的社会组织基础是基本的欲望和需求。这些欲望和需求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和韧性，它们被塑造出来协调统治的利益，从而成为一种稳定的力量，将大多数人与少数统治者联系在一起，绑在少数统治者身上。”
他写道，压抑如此有效，以至于呈现出自由、独立的虚幻形式。
...
与远程信息服务或其他类型的远程接触相比，面对面接触的价值与某种错位的真实感无关。相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与语言、图像或信息的交流或传递不同。它总是充斥着非语言和非视觉的要素。面对面的接触是生活世界及其共同性的必要基础，它被赋予一些未曾预见的、与规范性交流无关的东西。邂逅并不发生在空旷的空间，也不被屏幕的框架所限制。它是一种沉浸，是对一种氛围的栖息，影响着每一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感觉。这种会面和“靠近”是一种“共呼吸”。
...
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在1900年左右写道：“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免于货币化或可交换时，我们就注定要进入一个色彩枯竭的世界，由生命和喜悦编织的时刻被剥夺，这些时刻往往诞生于相互性和亲密性。”齐美尔的尖锐批评也适用于现状，因为我们不再能够直接理解所有生物之间脆弱的相互关联性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与屏幕打交道，这让我们彻底麻醉，以至于失去了体验生命感官的能力。
...
最令人不安的还不是情感的商品化或行为控制的不祥景象。我们正在失去在时间深度上看到一张脸或听到一个声音的能力，失去理解一生中收集经验和声音的能力。批评家西格丽德·韦格尔（Sigrid Weigel）曾经写道，脸上的失落、悲伤、爱、毅力或不甘的深刻痕迹显得那么多余，难以辨认。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习惯了“健忘症”和“准自动在线交流”的人来说，我们所有人的生活烙印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察觉。
...
同时，互联网培养了一种窥探和暴露的文化，一切被认为值得了解的“某某人信息”都能被快速搜索和检索。
我们正在失去倾听的可能性，失去用忍耐去面对一个陌生人、一个穷困潦倒的人、一个对我们自身利益毫无贡献的人的可能性。我们甚至不能理解与他人相处的困难。企业设计的社交媒体形式已经消除了与他者和痛苦建立伦理关系的可能性。我们常被诱导或被迫遵循数字化工作和休闲的轮替。
...
因此，个体的臣服以自主的错觉为标志，但又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社会关系的合理化和全面经济化“创造了一个温室，在这个温室里，它们的内在反面（非理性）总是带着暴力，茁壮成长。”值得注意的是，在地球的未来、人类和动物的生存面临空前危险的时刻，如此多的人竟然自愿将自己限制在干枯的数字柜中。通往不同世界的道路不会被互联网搜索引擎找到。相反，需要探索和创造性地接受人类社会几千年来漫长历史中发展起来的所有资源和实践。
#拣 #媒介研究 #视觉研究 #传播学 #艺术史 #现象学 #乔纳森·克拉里
▎焦土：超越数字时代走向后资本主义世界
Scorched Earth: Beyond the Digital Age to a Post-Capitalist World
作者：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与考古系）
译者：陈荣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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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符合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将人类的能量和情感纳入由经济和规训塑造的模式。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对这一过程作了说明：“关乎人类存在的社会组织基础是基本的欲望和需求。这些欲望和需求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和韧性，它们被塑造出来协调统治的利益，从而成为一种稳定的力量，将大多数人与少数统治者联系在一起，绑在少数统治者身上。”
他写道，压抑如此有效，以至于呈现出自由、独立的虚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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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远程信息服务或其他类型的远程接触相比，面对面接触的价值与某种错位的真实感无关。相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与语言、图像或信息的交流或传递不同。它总是充斥着非语言和非视觉的要素。面对面的接触是生活世界及其共同性的必要基础，它被赋予一些未曾预见的、与规范性交流无关的东西。邂逅并不发生在空旷的空间，也不被屏幕的框架所限制。它是一种沉浸，是对一种氛围的栖息，影响着每一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感觉。这种会面和“靠近”是一种“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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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在1900年左右写道：“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免于货币化或可交换时，我们就注定要进入一个色彩枯竭的世界，由生命和喜悦编织的时刻被剥夺，这些时刻往往诞生于相互性和亲密性。”齐美尔的尖锐批评也适用于现状，因为我们不再能够直接理解所有生物之间脆弱的相互关联性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与屏幕打交道，这让我们彻底麻醉，以至于失去了体验生命感官的能力。
...
最令人不安的还不是情感的商品化或行为控制的不祥景象。我们正在失去在时间深度上看到一张脸或听到一个声音的能力，失去理解一生中收集经验和声音的能力。批评家西格丽德·韦格尔（Sigrid Weigel）曾经写道，脸上的失落、悲伤、爱、毅力或不甘的深刻痕迹显得那么多余，难以辨认。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习惯了“健忘症”和“准自动在线交流”的人来说，我们所有人的生活烙印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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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互联网培养了一种窥探和暴露的文化，一切被认为值得了解的“某某人信息”都能被快速搜索和检索。
我们正在失去倾听的可能性，失去用忍耐去面对一个陌生人、一个穷困潦倒的人、一个对我们自身利益毫无贡献的人的可能性。我们甚至不能理解与他人相处的困难。企业设计的社交媒体形式已经消除了与他者和痛苦建立伦理关系的可能性。我们常被诱导或被迫遵循数字化工作和休闲的轮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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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个体的臣服以自主的错觉为标志，但又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社会关系的合理化和全面经济化“创造了一个温室，在这个温室里，它们的内在反面（非理性）总是带着暴力，茁壮成长。”值得注意的是，在地球的未来、人类和动物的生存面临空前危险的时刻，如此多的人竟然自愿将自己限制在干枯的数字柜中。通往不同世界的道路不会被互联网搜索引擎找到。相反，需要探索和创造性地接受人类社会几千年来漫长历史中发展起来的所有资源和实践。
#拣 #媒介研究 #视觉研究 #传播学 #艺术史 #现象学 #乔纳森·克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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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反福利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社交媒体的相互诋毁（2022）
Beyond Anti-welfarism and Feminist Social Media Mud-slinging
受访人：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媒介、传播与文化研究系）
采访人：乔·利特勒（Jo Littler，伦敦城市大学社会学系、性别与性学研究中心）
译者：陈荣钢
...
在“新冠”大流行早期，人们对“长新冠”（Long Covid “新冠”的长期症状）知之甚少。有一次，我意识到我的颈部肌肉非常虚弱，如果我躺在椅子上，我就必须把头从垫子上抬起来。我不得不寻求呼吸道物理治疗。现在我仍然每周一次和我的治疗师做三十分钟一对一的治疗。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我一直在付费治疗，但只有少数人才能负担得起这样重要的医疗资源。
...
不断援引女性成功，会在它内部植入一种负面的询唤（interpellation）作用，这就好比女性成功认可女性赋权（empowerment）的同时，也惩罚了失败。当这种表达过程“向下”看向工人阶级的女性时，它就直接与反福利的精神相衔接。在右翼小报和各种电视类型中，处境不利的妇女被描述得很可怜——她们是依赖国家的人；她们在生活中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她孩子生太多了。这一切都以不修边幅和“贫穷”的外表为框架，形成了一个万花筒。在大众真人秀节目中，有很多残酷的、象征性的暴力。大众真人秀节目这种白话形式已然成为破坏福利社会理想的关键渠道。
...
我觉得我们接触到的那种相互诋毁式的辩论混淆了问题，没有让我们有时间和空间来重新思考真正发生了什么。我们经常感觉到，在一些问题上有一种太快的结束感，而这些问题本可以从一种更缓慢、更反思的辩论模式中受益。
...
#拣 #安吉拉·麦克罗比 #文化研究 #社会学 #社会福利 #女性主义
▎超越反福利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社交媒体的相互诋毁（2022）
Beyond Anti-welfarism and Feminist Social Media Mud-slinging
受访人：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媒介、传播与文化研究系）
采访人：乔·利特勒（Jo Littler，伦敦城市大学社会学系、性别与性学研究中心）
译者：陈荣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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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大流行早期，人们对“长新冠”（Long Covid “新冠”的长期症状）知之甚少。有一次，我意识到我的颈部肌肉非常虚弱，如果我躺在椅子上，我就必须把头从垫子上抬起来。我不得不寻求呼吸道物理治疗。现在我仍然每周一次和我的治疗师做三十分钟一对一的治疗。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我一直在付费治疗，但只有少数人才能负担得起这样重要的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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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援引女性成功，会在它内部植入一种负面的询唤（interpellation）作用，这就好比女性成功认可女性赋权（empowerment）的同时，也惩罚了失败。当这种表达过程“向下”看向工人阶级的女性时，它就直接与反福利的精神相衔接。在右翼小报和各种电视类型中，处境不利的妇女被描述得很可怜——她们是依赖国家的人；她们在生活中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她孩子生太多了。这一切都以不修边幅和“贫穷”的外表为框架，形成了一个万花筒。在大众真人秀节目中，有很多残酷的、象征性的暴力。大众真人秀节目这种白话形式已然成为破坏福利社会理想的关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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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们接触到的那种相互诋毁式的辩论混淆了问题，没有让我们有时间和空间来重新思考真正发生了什么。我们经常感觉到，在一些问题上有一种太快的结束感，而这些问题本可以从一种更缓慢、更反思的辩论模式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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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 #安吉拉·麦克罗比 #文化研究 #社会学 #社会福利 #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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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森·韦斯访埃米尔·齐奥朗
1983年8月中旬
...
>ㅤ可以谈谈你在使用格言体上的演进吗？它是如何开始的？
>ㅤ我不确定。我想可能是因为某种懒惰效应吧。你知道，通常格言会作为一页的最后一个句子。格言是结论，是留下来的，演绎是被压抑的。它是种暧昧的体裁，怀疑的，或者毋宁说法式的。比如，德国人中只有利希滕贝格和尼采，从尚福尔和其他箴言家那里沿袭了这一体裁。说到我自己，则是因为我不喜欢演绎事物。
>ㅤ不过，是什么决定了你某些书会用格言体，某些书不会？你的第二本书，《苦涩三段论》，里面全用格言，但第一本就不是；并且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你几乎不再在书里使用，再之后的《诞生之不便》又开始用了，像《四分五裂》也是一样。
>ㅤ嗯，现在我就只这样写，因为解释东西让我很烦。这是为什么我说，当我用格言体时，我是转入疲乏了。不过，“严肃”的人会不屑于格言体，教授们会看不起它。
>ㅤ因为教授在格言上没法做文章？
>ㅤ对，绝对没辙。当他们读一本格言体的书时，他们会说：“噢，看看这个家伙在十页之前说的，现在他又说了相反的话。他可真不认真。”但我就是可以把两句对立的格言并列放着。格言也是种瞬间的真理。它们不是法令律例。我可以向你说出为什么及何时我写这句话或那句话的种种情形。它们总是被一次遭遇、一个事件、一阵脾气所触发，总有个起因。它们绝不是没来由的。
...
>ㅤ不过你确实觉得对这些人有某种责任。
>ㅤ我没办法回避它。我对自杀的理论是人不应该自杀，人应该用这个想法去忍受生活。但我被攻击说，我应该在自杀这事上道歉，我自己怎么不去自杀。我没有做过这样的道歉。我说了，在生活中我们只有这道救生符，我们唯一的安慰就是我们可以在愿意的时候终结生命。所以，这是个积极的观念。基督教所说的要抵抗这一想法是错的。人应该对另一个人说：如果你发现生命难以承受，就告诉自己“没关系，只要我想的时候，我就可以放弃”。人应该凭借自杀的这个想法去活。在《苦涩三段论》中，我有写：“如果不是有着自杀的想法，我早在一开始就了结自己了。”
>ㅤ即使是你最近的文章中，你也在写自杀。“稗子”（缺陷）这篇，选录出版在评论杂志《妄想》（La Délirante）中的格言，你说自杀这一想法对你来说是自然的、健康的，因为你几乎靠着它过了一生，但不自然、不健康的是“对存在的强烈欲望，一个严重的缺陷，卓越的缺陷，我的缺陷”。
>ㅤ对，这有点像是种宣誓，因为我总是记着波德莱尔的话：“生命的狂喜与荣耀。”对我来说，我此生经验到的一切都被包含在那儿了。
>ㅤ你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思考自杀问题了。是什么促使你继续思考的？
>ㅤ我认为生命仅仅是自杀的推迟。我曾想过，我不要活过三十岁。但我之所以总是延缓我的自杀，并不是出于怯懦。我利用这个想法，我寄生于它。与此同时，对存在的欲望在我里面同样强烈。
...
>ㅤ你写过，说未来是属于俄国的。
>ㅤ即将到来的未来，只是这样。
>ㅤ在《历史与乌托邦》里，你写道，俄国的未来取决于“它对消耗乌托邦储备的承受能力”。
>ㅤ听着，我一直都很喜欢俄国文化。这可以追溯到我十五岁的时候。我父母定居在锡比乌了，父亲是市里东正教教区的神父，并且是教会系统里一位重要人物的辅导者。那个人非常有文化，有一间特别大的图书室，他有关于俄国的一切。我因此得以在青少年时期读了大量关于俄国的东西，再加上我非常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是变得很着迷于它。我对俄国同时怀有很强的倾慕与惧怕。这到了一个程度，就是我认为有种俄式宿命。
>ㅤ历史角度上的。
>ㅤ对。我相信有种俄式宿命，是人人都逃不掉的。很明显，所有西方人已被他们的使命感弄得筋疲力尽。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扮演自己的角色已不再令他们感兴趣，如今他们都明白，被卷入历史而造成的麻烦是不值得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使命要去背负，这样的话对他们已没用了。俄国人只需等待，眼望西方。
>ㅤ你是不是感觉到，俄国将接管整个欧洲？
>ㅤ是的，但不是必须通过战争。通过某种施压吧。人们感到俄国正在影响欧洲。但是俄国人正在干蠢事，他们的愿望很明显，就是要与西方竞争，取而代之，尽管那时西方还很强大。欧洲现在对它而言已经不是一个威胁了，但他们的愿望还在继续——而不是让西方从此清静。他们恐惧德国，这真是荒唐。德国人已经变成旅客民族了。
>ㅤ但它现在处在俄国与美国之间。
>ㅤ那是自然地。美国还没有厌倦它的历史角色，与此同时它的使命感升起，我相信这是被海外世界激发的。西欧已经放弃了，而美国通过西欧开始参与进来。总得有人接管，美国也是为欧洲的虚弱所迫。俄国总是被掌管全球的愿望带着走。总有一天，这样的愿望会令它爆发，然而结果刚好相反，会是一场灾难。
...
>ㅤ在《解体概要》中，你把自由定义为“魔鬼本质的一项道德原则”（中译本原译文为“自由是一种伦理原则，却具备一种魔鬼本质”。“自由的双重面孔”，《解体概要》，宋刚译）。
>ㅤ世界上最好的政权已经被不加管制的自由毁坏了。因为人滥用它。为什么英国是少数几个拥有自由如此之久的国家之一？因为英国人的偏见非常强烈，并且牵制住了他们。那是很愚蠢的偏见，但是没关系。这些偏见予以英国社会一种一致性，提供了人不可以去违反的一些限制。自由问题立即变成哲学上的和政治上的了：人类动物何时可以自由而不灭亡？
...
>ㅤ在《诞生之不便》中，你提到“我愿意成为的那个人”，这句话也在你作品中的其他地方出现过。“那个人”指谁？
>ㅤ你知道，我年轻时极富野心，更应该说傲慢。但不可避免地，一个人随着越来越清醒，就会看到自己与自己的形象是如何不配。我一生都有这种无价值的感觉，抵达不了我本应该成为的样子的感觉，不过这也是个幻觉。我因那些而痛苦，但最终过去了，一个人有没有生产一批作品，又有什么关系呢。说到底，重要的是言说了一些能算数的事，不只对自己，也对他人。不过我还是要说，我写东西的时候从未想过其他人。我为自己而写。“我愿意成为的那个人”完全不是我本可能会成为的人。我想要的是去理解事物，明白事物，不被愚弄。我总是恐惧成为受骗者，所以我尽力让自己比别人少受骗。它是对相信的恐惧，不管是相信什么。对我而方，任何一种相信都有欺骗性。
...
>ㅤ你在书中常常回到一个观点，即我们无法哭到满足。这是从何而来？
>ㅤ从我的个人经验。像所有忧郁症患者，我受需要哭却哭不出来之苦。我在自己的人生中经常经历这种痛苦，因为能让人在那种状态里被释放的唯一办法就是哭，而我那时却不行。那也许是新浪漫主义或什么东西，但它是真实的，将哭泣作为释放的需要。这个观点也来自于觉得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一感受。你被扔到这个世界上，但……你在这里寻找什么呢？
...
>ㅤ在“稗子”这篇中，你写道：“音乐之外，一切都是谎言，即便是孤独，即便是出神。就是非此即彼，但它更好。”
>ㅤ我再拿这个公式告诉你我对音乐的看法。如果一切都是谎言，那么音乐本身也是谎言，但它是极好的谎言。我就是如此定义音乐。显然，你很难去言说它。但只要你听它，就会有它是整个世界这种感觉，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音乐在。但是当你暂停了，人就坠回时间中，惊疑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刚才在哪儿？”人刚还觉得它是一切，紧接着一切都消失了。因此，这是我为什么说音乐是极好的幻觉。
...
>ㅤ另一方面，你经常提及寂静的失落。
>ㅤ它是种迷恋吧，我想。我认为寂静的失落是件非常严肃的事。二十五年来，我住在巴黎的宾馆里，那些噪音，简直让我快要杀人了。我认为，寂静的消失是人性末日的征兆之一。
...
>ㅤ在《诞生之不便》中你写道：“我一路上仅追随一个观念——这观念就是，人所达成的一切，都一定会反过来背叛他……我带着确信的力量依它而活。”但你写下的书就是达成的东西；它们有背叛你吗？
>ㅤ我考虑到的是整个人类，人的命运。我们做的一切事，最后都会因它们而被惩罚。如果我们想知道生活的幸福，我们就必须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成就，就活着，没有更多。我感觉，人不应该投身于历史这一惊奇的冒险之旅。人所做的一切都会背叛他，是因为他受造只为观看，只为像动物和树那般活着。我说得再远一点，人本就不应该存在，不应该脱离其余受造物。
...
>ㅤ也是在这本书，有一段里的一句话非常打动我，你写道：“我请求我爱的人们，都能够好心老去。”
>ㅤ这句话是因着我的一位老朋友说的。他还在遭受年轻时的那种乐观主义，不久前责备我，说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人生中的潜力。但是，每个人在认识自己全部潜力这件事上都失败了，这种失败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可取的。
#拣 #E·M·齐奥朗
▎詹森·韦斯访埃米尔·齐奥朗
1983年8月中旬
...
>ㅤ可以谈谈你在使用格言体上的演进吗？它是如何开始的？
>ㅤ我不确定。我想可能是因为某种懒惰效应吧。你知道，通常格言会作为一页的最后一个句子。格言是结论，是留下来的，演绎是被压抑的。它是种暧昧的体裁，怀疑的，或者毋宁说法式的。比如，德国人中只有利希滕贝格和尼采，从尚福尔和其他箴言家那里沿袭了这一体裁。说到我自己，则是因为我不喜欢演绎事物。
>ㅤ不过，是什么决定了你某些书会用格言体，某些书不会？你的第二本书，《苦涩三段论》，里面全用格言，但第一本就不是；并且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你几乎不再在书里使用，再之后的《诞生之不便》又开始用了，像《四分五裂》也是一样。
>ㅤ嗯，现在我就只这样写，因为解释东西让我很烦。这是为什么我说，当我用格言体时，我是转入疲乏了。不过，“严肃”的人会不屑于格言体，教授们会看不起它。
>ㅤ因为教授在格言上没法做文章？
>ㅤ对，绝对没辙。当他们读一本格言体的书时，他们会说：“噢，看看这个家伙在十页之前说的，现在他又说了相反的话。他可真不认真。”但我就是可以把两句对立的格言并列放着。格言也是种瞬间的真理。它们不是法令律例。我可以向你说出为什么及何时我写这句话或那句话的种种情形。它们总是被一次遭遇、一个事件、一阵脾气所触发，总有个起因。它们绝不是没来由的。
...
>ㅤ不过你确实觉得对这些人有某种责任。
>ㅤ我没办法回避它。我对自杀的理论是人不应该自杀，人应该用这个想法去忍受生活。但我被攻击说，我应该在自杀这事上道歉，我自己怎么不去自杀。我没有做过这样的道歉。我说了，在生活中我们只有这道救生符，我们唯一的安慰就是我们可以在愿意的时候终结生命。所以，这是个积极的观念。基督教所说的要抵抗这一想法是错的。人应该对另一个人说：如果你发现生命难以承受，就告诉自己“没关系，只要我想的时候，我就可以放弃”。人应该凭借自杀的这个想法去活。在《苦涩三段论》中，我有写：“如果不是有着自杀的想法，我早在一开始就了结自己了。”
>ㅤ即使是你最近的文章中，你也在写自杀。“稗子”（缺陷）这篇，选录出版在评论杂志《妄想》（La Délirante）中的格言，你说自杀这一想法对你来说是自然的、健康的，因为你几乎靠着它过了一生，但不自然、不健康的是“对存在的强烈欲望，一个严重的缺陷，卓越的缺陷，我的缺陷”。
>ㅤ对，这有点像是种宣誓，因为我总是记着波德莱尔的话：“生命的狂喜与荣耀。”对我来说，我此生经验到的一切都被包含在那儿了。
>ㅤ你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思考自杀问题了。是什么促使你继续思考的？
>ㅤ我认为生命仅仅是自杀的推迟。我曾想过，我不要活过三十岁。但我之所以总是延缓我的自杀，并不是出于怯懦。我利用这个想法，我寄生于它。与此同时，对存在的欲望在我里面同样强烈。
...
>ㅤ你写过，说未来是属于俄国的。
>ㅤ即将到来的未来，只是这样。
>ㅤ在《历史与乌托邦》里，你写道，俄国的未来取决于“它对消耗乌托邦储备的承受能力”。
>ㅤ听着，我一直都很喜欢俄国文化。这可以追溯到我十五岁的时候。我父母定居在锡比乌了，父亲是市里东正教教区的神父，并且是教会系统里一位重要人物的辅导者。那个人非常有文化，有一间特别大的图书室，他有关于俄国的一切。我因此得以在青少年时期读了大量关于俄国的东西，再加上我非常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是变得很着迷于它。我对俄国同时怀有很强的倾慕与惧怕。这到了一个程度，就是我认为有种俄式宿命。
>ㅤ历史角度上的。
>ㅤ对。我相信有种俄式宿命，是人人都逃不掉的。很明显，所有西方人已被他们的使命感弄得筋疲力尽。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扮演自己的角色已不再令他们感兴趣，如今他们都明白，被卷入历史而造成的麻烦是不值得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使命要去背负，这样的话对他们已没用了。俄国人只需等待，眼望西方。
>ㅤ你是不是感觉到，俄国将接管整个欧洲？
>ㅤ是的，但不是必须通过战争。通过某种施压吧。人们感到俄国正在影响欧洲。但是俄国人正在干蠢事，他们的愿望很明显，就是要与西方竞争，取而代之，尽管那时西方还很强大。欧洲现在对它而言已经不是一个威胁了，但他们的愿望还在继续——而不是让西方从此清静。他们恐惧德国，这真是荒唐。德国人已经变成旅客民族了。
>ㅤ但它现在处在俄国与美国之间。
>ㅤ那是自然地。美国还没有厌倦它的历史角色，与此同时它的使命感升起，我相信这是被海外世界激发的。西欧已经放弃了，而美国通过西欧开始参与进来。总得有人接管，美国也是为欧洲的虚弱所迫。俄国总是被掌管全球的愿望带着走。总有一天，这样的愿望会令它爆发，然而结果刚好相反，会是一场灾难。
...
>ㅤ在《解体概要》中，你把自由定义为“魔鬼本质的一项道德原则”（中译本原译文为“自由是一种伦理原则，却具备一种魔鬼本质”。“自由的双重面孔”，《解体概要》，宋刚译）。
>ㅤ世界上最好的政权已经被不加管制的自由毁坏了。因为人滥用它。为什么英国是少数几个拥有自由如此之久的国家之一？因为英国人的偏见非常强烈，并且牵制住了他们。那是很愚蠢的偏见，但是没关系。这些偏见予以英国社会一种一致性，提供了人不可以去违反的一些限制。自由问题立即变成哲学上的和政治上的了：人类动物何时可以自由而不灭亡？
...
>ㅤ在《诞生之不便》中，你提到“我愿意成为的那个人”，这句话也在你作品中的其他地方出现过。“那个人”指谁？
>ㅤ你知道，我年轻时极富野心，更应该说傲慢。但不可避免地，一个人随着越来越清醒，就会看到自己与自己的形象是如何不配。我一生都有这种无价值的感觉，抵达不了我本应该成为的样子的感觉，不过这也是个幻觉。我因那些而痛苦，但最终过去了，一个人有没有生产一批作品，又有什么关系呢。说到底，重要的是言说了一些能算数的事，不只对自己，也对他人。不过我还是要说，我写东西的时候从未想过其他人。我为自己而写。“我愿意成为的那个人”完全不是我本可能会成为的人。我想要的是去理解事物，明白事物，不被愚弄。我总是恐惧成为受骗者，所以我尽力让自己比别人少受骗。它是对相信的恐惧，不管是相信什么。对我而方，任何一种相信都有欺骗性。
...
>ㅤ你在书中常常回到一个观点，即我们无法哭到满足。这是从何而来？
>ㅤ从我的个人经验。像所有忧郁症患者，我受需要哭却哭不出来之苦。我在自己的人生中经常经历这种痛苦，因为能让人在那种状态里被释放的唯一办法就是哭，而我那时却不行。那也许是新浪漫主义或什么东西，但它是真实的，将哭泣作为释放的需要。这个观点也来自于觉得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一感受。你被扔到这个世界上，但……你在这里寻找什么呢？
...
>ㅤ在“稗子”这篇中，你写道：“音乐之外，一切都是谎言，即便是孤独，即便是出神。就是非此即彼，但它更好。”
>ㅤ我再拿这个公式告诉你我对音乐的看法。如果一切都是谎言，那么音乐本身也是谎言，但它是极好的谎言。我就是如此定义音乐。显然，你很难去言说它。但只要你听它，就会有它是整个世界这种感觉，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音乐在。但是当你暂停了，人就坠回时间中，惊疑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刚才在哪儿？”人刚还觉得它是一切，紧接着一切都消失了。因此，这是我为什么说音乐是极好的幻觉。
...
>ㅤ另一方面，你经常提及寂静的失落。
>ㅤ它是种迷恋吧，我想。我认为寂静的失落是件非常严肃的事。二十五年来，我住在巴黎的宾馆里，那些噪音，简直让我快要杀人了。我认为，寂静的消失是人性末日的征兆之一。
...
>ㅤ在《诞生之不便》中你写道：“我一路上仅追随一个观念——这观念就是，人所达成的一切，都一定会反过来背叛他……我带着确信的力量依它而活。”但你写下的书就是达成的东西；它们有背叛你吗？
>ㅤ我考虑到的是整个人类，人的命运。我们做的一切事，最后都会因它们而被惩罚。如果我们想知道生活的幸福，我们就必须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成就，就活着，没有更多。我感觉，人不应该投身于历史这一惊奇的冒险之旅。人所做的一切都会背叛他，是因为他受造只为观看，只为像动物和树那般活着。我说得再远一点，人本就不应该存在，不应该脱离其余受造物。
...
>ㅤ也是在这本书，有一段里的一句话非常打动我，你写道：“我请求我爱的人们，都能够好心老去。”
>ㅤ这句话是因着我的一位老朋友说的。他还在遭受年轻时的那种乐观主义，不久前责备我，说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人生中的潜力。但是，每个人在认识自己全部潜力这件事上都失败了，这种失败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可取的。
#拣 #E·M·齐奥朗
▎黎贝卡·科尔曼：《制造、管理、体验“现在”：数字媒体和“实时”的压缩与配速》（2020）
关键词：
现在（the now）
当下（the present）
现场感（liveness）
即时性（instantaneity）
永远在线（always-onness）
发生（happening）
交流：发送和回复（communicating: sending and responding）
别掉队（keeping up）
查看（checking）
滑屏（scrolling）
...
我关心“现在”如何通过人类与非人类的互动临时地生产出来。人类不是数字媒体的“用户”或“控制者”，而是与非人类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数字媒体对人类做的事，和人类对数字媒体做的事一样。
...
“网络时间”是被数字化压缩的钟表时间，因此“网络时间”在一个技术允许的压缩光谱上发挥作用。这个光谱是开放的。这个光谱之广，可以从等待下载或聊天文本到达的几分钟、几秒钟，到纳秒、皮秒等等。”
...
“实时的体验不再局限于信息请求、处理和呈现过程中肉眼可见的延迟的消除。而是，它告诉人们参与的方式、互动的方式以及对自己行为的反应显示的速度。”
...
换言之，当事件发生时，事件被更新、刷新和通知，人也同时体验到更新、刷新和通知带来的“实时性”。这种“实时”是一种依赖媒介的构造。并且，仅通过计算就会产生延时或数据滞后，这标志着用户收到信息前，就已经过去的反馈回路了。
然而，“实时响应中的这一延迟可以是微秒或毫秒，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设计、计算技术或预期处理来对用户伪装，这使得实时体验感觉好像是真正实时的一样。”简言之，数字实时所固有的延迟或滞后可能会被“伪装”，从而使“实时”看起来像是真的。
...
“无意识地滑屏”是一种拉长的“现在”，因为它延伸了“现在”。现在是“陷进去”的。因此，滑手机不仅指延长“现在”的持续时间，还因为它的情感和体验强度延长了。
...
这种特殊的“现在”是对“现在”的一种延伸，同时也吞噬着这不会继续前进的“现在”。滑屏和刷新还涉及到更新和“点击”，它们把“现在”和下一个“现在”折叠在一起，形成一种密集的临时性。这种临时性不能线性地或广泛地展开到其他事物中。
...
#拣 #译窟 #哲学 #文化研究 #媒介研究 #数据与算法 #现象学
▎南希·贝姆：《数字时代的个人关系：新的形式》（2010）
...
人们在面对写作和出版时可能会不知所措，但与我们面对坍缩时空的巨大力量时的不知所措相比，前者是微不足道的。作为面对面进行社会互动的生物，人类在经历了几千年后，以极迅捷的速度实现了跨距离交流的能力，并扰乱了我们脑海中的社会理解烙印。
...
如果一个自我不在身体里，那它是什么？我们怎么能拥有如此多的控制权，却失去了如此多的自由？当个人交流通过大众媒介传播时，它意味着什么？如果大众媒介用于个人交流，那它是什么？私人和公共还意味着什么？“真实”（to be real）到底意味着什么？
...
Kenneth Gergen形容我们正在与“缺席的挑战”（“challenge of absent presence”）作斗争。他担心我们生活在一个“漂浮的世界”（“floating world”）—— 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主要与不在场的伙伴打交道，尽管我们的物理位置上存在着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可能身处一个空间，但在精神上和情感上却在别处投入，比方说一起吃晚饭的人沉浸在手机上。
既然他身临其境，但同时又不在，那么自我的本质就成了问题。“他”在哪里？
此外，如果通过数字媒介呈现的自我与我们面对面呈现的自我不一致，或者它们相互矛盾，那该怎么办？如果有人当面和蔼可亲，在一个在线论坛上咄咄逼人，在另一个在线论坛上无人过问，哪一个是真实的？现在还存在真正的自我吗？曾经有过吗？
在场与交流的分离为我们提供了对社交世界的更多控制权，但同时也使我们受到新形式的控制、监视和约束。
...
Naomi Baron认为，新媒介为我们提供了“音量控制按钮”来调节我们的社会环境，管理我们的交往。我们可以创造新的交谈机会。我们可以避免互动，对着手机讲话（或假装讲话）以避免同时在场的熟人，或者让电话转到语音信箱。
我们可以操纵我们的互动，做一些事情，比如转发令人讨厌的电子邮件，或者让人们使用免提。我们可以使用非语言限制的媒介，如短信或电子邮件，来保护我们免受引发焦虑的遭遇，如调情或结束关系。
...
我们的自主性越来越受到“随传随到”的期望的限制，我们将永远亏欠下一个适当而及时的回复。我们被赋予我们权力的“永久接触”（“perpetual contact”）所困。
...
#拣 #译窟 #传播学 #媒介研究 #技术史
ㅤ
❝
>ㅤ搞文学的人：一个守不住秘密的人，使苦难贬值，让苦难泄露，还唠叨个没完：厚颜无耻。
>ㅤ有一些不适当的东西要炫耀，但你写作时，你无法自我炫耀。你单独与自己相处。你不会去想有一天它将发表。你写作时，与你相处的只是你自己，或者上帝，即便你不是信徒。依我看，这才叫写作行为，伴随着巨大的孤独。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作家才有意义。你随后所做的事情，就是卖淫。但是，从你接受生存的那一刻起，你就必须接受卖淫。对我来说，没能自杀的每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都是卖淫者。有不同的卖淫层次。但是，很显然，一切行为都具有站街的性质。但我始终说，在我身上有两种召唤。你想想波德莱尔吧，就是矛盾的卖淫，生命的狂喜和恐怖……当我们了解这一点，这些矛盾的卖淫，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里面必定有一些矛盾，一些应受指摘的东西，一些不洁的东西。你在生命的狂喜和恐怖之间剪裁……我们不是圣人。最纯洁的人是那些不写作的人，没什么要忏悔的人。这些是极端的例子。但是，从我们接受生存的那一刻起，从我们为活着而东奔西跑的那一刻起——为了不至于自杀，我们这么说——我们就在做妥协。我称之为欺瞒。对我来说，这有一种哲学意味，肯定的。大家都是欺瞒者，但同样有不同的欺瞒层次。但每一个活人都是欺瞒者。
#拣 #E·M·齐奥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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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ㅤ搞文学的人：一个守不住秘密的人，使苦难贬值，让苦难泄露，还唠叨个没完：厚颜无耻。
>ㅤ有一些不适当的东西要炫耀，但你写作时，你无法自我炫耀。你单独与自己相处。你不会去想有一天它将发表。你写作时，与你相处的只是你自己，或者上帝，即便你不是信徒。依我看，这才叫写作行为，伴随着巨大的孤独。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作家才有意义。你随后所做的事情，就是卖淫。但是，从你接受生存的那一刻起，你就必须接受卖淫。对我来说，没能自杀的每一个人，从某种意义上，都是卖淫者。有不同的卖淫层次。但是，很显然，一切行为都具有站街的性质。但我始终说，在我身上有两种召唤。你想想波德莱尔吧，就是矛盾的卖淫，生命的狂喜和恐怖……当我们了解这一点，这些矛盾的卖淫，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里面必定有一些矛盾，一些应受指摘的东西，一些不洁的东西。你在生命的狂喜和恐怖之间剪裁……我们不是圣人。最纯洁的人是那些不写作的人，没什么要忏悔的人。这些是极端的例子。但是，从我们接受生存的那一刻起，从我们为活着而东奔西跑的那一刻起——为了不至于自杀，我们这么说——我们就在做妥协。我称之为欺瞒。对我来说，这有一种哲学意味，肯定的。大家都是欺瞒者，但同样有不同的欺瞒层次。但每一个活人都是欺瞒者。
#拣 #E·M·齐奥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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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真理与政治》（1967）
...
纵观历史，探寻真理的人和讲真话的人都知道他们的风险。如果他们不干涉世界的进程，他们就会被众人嘲笑，但那些试图让同胞摆脱虚假和幻觉的人却面临生命的威胁，就像柏拉图（Plato）在“洞穴寓言”的结尾处说：“只要人们能对这个人下手，他们就会杀了他。”
...
事实和事件是比公理、发现、理论乃止最疯狂的推测更脆弱的东西，它们发生在人类不断变化的事务领域。在变化中，没有什么比人类心灵结构更永久的东西了。一旦事实真理旁落，任何理性都无法将它们找回。哪怕前人没有把欧几里得的数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这些理性真理也能在未来适时地重新创造出来；旁落的理性真理远比旁落的事实真理更易找回，事实一经遗忘，可能就彻底遗忘了。
...
从政治角度来看，真理有一种专制特性。因此，暴君憎恨真理，他们理所当然地害怕一个他们无法垄断的强制竞争者，而在那些依靠同意而憎恶强制的政府眼中，真理享有相当不稳定的地位。
“事实”超越了协议和同意，所有关于事实的讨论都无助于事实的建立，哪怕是基于正确信息的意见交流。不受欢迎的意见可以被争论、拒绝或妥协，但不受欢迎的事实有一种令人愤怒的顽固性，除了单纯的谎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撼动。
...
哲学真理关乎人的独特性，它的本质是非政治性。如果哲学家仍然希望他的真理能够战胜众人的意见，他就会失败，而且他很可能从这种失败中得出结论，认为真理无能。这种真理的意义就好比数学家无法“化圆为方”，却哀叹圆不是方。
然后，哲学家可能会像柏拉图一样受到诱惑，去争当哲人暴君。他可能会建立一个“真理”的暴政，就像各种政治乌托邦那样。当然，从政治角度讲，这些暴政和其他形式的暴政如出一辙。如果哲学家的真理在没有暴力的帮助下获得了胜利，仅仅是因为人们碰巧同意它（这种可能性稍小），那么他将赢得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这样一来，真理的盛行不归功于它本身的强制性，而是归功于多数人的同意，但这些人明天可能就会改变主意，去同意别的东西，曾经的哲学真理就会因此变成单纯的意见。
然而，哲学真理本身带有强制因素，它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会诱惑政治家，就像意见的力量可能诱惑哲学家一样。因此，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杰斐逊（Jefferson）宣布某些“真理不言而喻”，因为他希望将革命者之间的基本共识置于争议和争论之外，让它们成为“数学公理”，它们应该表达“人民的信念”，“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是不由自主地遵循向他们灌输的证据”。
然而，“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杰斐逊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让步了。“人人生而平等”不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而是离不开“我们”的协商和同意。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平等”不是“真理”，而是一个“意见”问题。
...
今天，几乎没有哲学陈述（无论多么大胆）会被如此认真对待，不再危及哲学家的生命，这种让哲学真理在政治上得到验证的罕见机会也消失了。然而，在我们的语境中，我们更要注意到，这种可能性对于道出理性真理的人来说确实存在；而在任何情况下，它对道出事实真理的人来说都不存在，并且情况更糟。
事实陈述不仅不包含人们可以据以行事并让它在世界中显现的原则，而且事实内容本身也拒绝这种验证。一个道出事实真理的人必然失败，哪怕他愿意把命押在这件事上。他会在行动中展现出勇气和执拗，但他没办法让真理显现出来，也无法表达他忠于真理的品质。为什么？因为一个说谎的人也能凭借巨大的勇气坚持他的谎言，在政治领域，这个人可以在被爱国主义鼓动的时候说谎，也可以偏心某些团体的时候说谎。
...
事实真理的对立面既不是谬误，也不是幻觉和意见，而是有意的谎言。这是事实真理的特征。谬误当然不罕见，甚至很常见，但在谬误中，事实真理和科学真理、理性真理并无不同。关键在于，有另一种事实，那就是有意的谎言。有意的谎言不是命题，因为无论对错，命题都需要道出实情。
...
忠于真理从来不算政治美德，因为它对世界和局面的改变没有什么贡献，而这种改变是最正当的政治活动。只有当一个社会开始有组织地在原则上说谎，而不仅仅是在具体问题上撒谎时，忠于真理才能不受权力和利益的扭曲，成为首要的政治因素。在每个人都对重要的事情撒谎的地方，说真话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不管他是否知道）。他也卷入了政治事务，因为只要他能活下来，他就已经改变了世界。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快又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令人讨厌的不利地位。我在前面提到了事实的偶然性，情况总是变来变去，因此事实本身之于人类思想没有任何自证性和可信性。由于说谎者可以自由塑造他的“事实”，以适应听众的利益、乐趣乃至期望，所以他有可能比说真话的人更有“说服力”。
其实，说谎的人一般都有可信度，他们的论述听起来更符合逻辑，因为意外因素已经“仁慈地”消失了，而意外曾经是事件的主要特征。用黑格尔的话说，不仅是理性的真理让常识蒙羞，现实也经常冒犯常识推理的合理性，就像它冒犯利益和满足一样。
...
相比之下，现代政治谎言有效解决了那些根本不是秘密，而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显然，他们在那些见证者的眼皮底下改写当代历史。所有可能损害形象的、已知的既定事实都可以被否认和忽略。形象与旧式肖像不同，不是为了奉承现实，而是为现实提供一套完整的替代。这种替代物依托现代技术和大众传媒而存在，比过往更容易进入公众视野。此外，传统的谎言只涉及细节，并不打算欺骗所有人；传统的谎言针对敌人，也只打算欺骗敌人。
有两点限制了对真理造成的伤害。事实总是发生在语境中。一个具体的谎言也是一个不试图改变整个语境的谎言。可以说，这个具体的谎言在事实的结构中撕开了一个洞。每位历史学家都知道，一个人可以通过观察不协调、漏洞或者修补过的地方来识别谎言。只要整个肌理保持完整，谎言最终都会自动显现出来。第二点限制涉及那些从事欺骗的人。他们曾经属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小圈子，他们之间仍然能够知晓和保守真理。他们不可能成为自己谎言的受害者。他们可以欺骗别人，但不欺骗自己。
...
核心的政治问题在于，现代自欺欺人的技术有可能将外部问题转化为内部问题，从而使国际或集团间的冲突回旋到国内政治舞台。“冷战”双方的自欺欺人不胜枚举，但显然它们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批评大众民主的保守派人士经常表达这种政府形式给国际事务带来的危险，但他们没有提到君主制或寡头制的危险。他们表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完全民主的条件下，不存在没有自欺欺人的欺骗。
在当今遍布全球、覆盖多国的传播体系下，没有一个国家能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得天衣无缝。所以“形象”很短命。形象的大厦坍塌之后，现实就再次袒露在公众面前。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事实碎片的不断冲击将瓦解与冲突形象相关的宣传战。
...
事实顽固地维护着自身，它如此顽固，又如此脆弱，顽固和脆弱奇妙地关联在一起。事实和人类行动一样，是泼出去收不回来的水。事实的顽固性高于权力，也不像权力那样转瞬即逝。人们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这样就有了权力，但一旦目标消失或旁落，权力也就会随即消失。转瞬即逝的权力并非追求持久性和可靠性的工具。权力手中的事实和真理不可靠，甚至权力手中的非事实和非真理也不可靠。
事实上，对事实的政治态度必须走在一条非常狭窄的道路上，一方面把它们当作某些必要的发展的结果，人们无法阻止它，因此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是否认它们，试图把它们从世界中抹掉。
...
现实与事实和事件的整体性（totality）不同，事实和事件无法确定。伊萨克·迪尼森（Isak Dinesen）说：“所有悲伤都可以承受，只要你把它们放到一个故事里，或者讲一个关于它们的故事。”确实如此，她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故事讲述者，在这方面她几乎独一无二，而且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还可以补充说，快乐和幸福也只有在人们能够谈论它们并将它们作为故事来讲述时才变得可以承受和有意义。
只要道出事实真理的人也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就会“与现实和解”。黑格尔这位卓越的历史哲学家把这种和解理解为一切哲学思想的最终目标，而且这确实是所有超越单纯学问的历史学的秘密动力。
...
毕竟，事实真理只在人类事务的最低层次上与政治发生冲突，就像柏拉图的哲学真理在相当高的意见和协议层次上与政治发生冲突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政治生活的真正内容。然而，我在这里想说，尽管整个政治领域很伟大，但它有局限。它不能包括整个人类和世界的存在。它受到那些人们不能随意改变的事物的限制。只有尊重自己的边界，这个我们可以自由行动和改变的领域才能保持完整，才能维护完整性和信守承诺。从概念上来说，我们可以把我们不能改变的事实称为真理；从比喻的角度来说，它是我们脚下地面，也是我们头顶上延伸的天空。
#拣 #译窟 #哲学 #政治学 #政治哲学 #历史哲学 #道德哲学 #汉娜·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真理与政治》（1967）
...
纵观历史，探寻真理的人和讲真话的人都知道他们的风险。如果他们不干涉世界的进程，他们就会被众人嘲笑，但那些试图让同胞摆脱虚假和幻觉的人却面临生命的威胁，就像柏拉图（Plato）在“洞穴寓言”的结尾处说：“只要人们能对这个人下手，他们就会杀了他。”
...
事实和事件是比公理、发现、理论乃止最疯狂的推测更脆弱的东西，它们发生在人类不断变化的事务领域。在变化中，没有什么比人类心灵结构更永久的东西了。一旦事实真理旁落，任何理性都无法将它们找回。哪怕前人没有把欧几里得的数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这些理性真理也能在未来适时地重新创造出来；旁落的理性真理远比旁落的事实真理更易找回，事实一经遗忘，可能就彻底遗忘了。
...
从政治角度来看，真理有一种专制特性。因此，暴君憎恨真理，他们理所当然地害怕一个他们无法垄断的强制竞争者，而在那些依靠同意而憎恶强制的政府眼中，真理享有相当不稳定的地位。
“事实”超越了协议和同意，所有关于事实的讨论都无助于事实的建立，哪怕是基于正确信息的意见交流。不受欢迎的意见可以被争论、拒绝或妥协，但不受欢迎的事实有一种令人愤怒的顽固性，除了单纯的谎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撼动。
...
哲学真理关乎人的独特性，它的本质是非政治性。如果哲学家仍然希望他的真理能够战胜众人的意见，他就会失败，而且他很可能从这种失败中得出结论，认为真理无能。这种真理的意义就好比数学家无法“化圆为方”，却哀叹圆不是方。
然后，哲学家可能会像柏拉图一样受到诱惑，去争当哲人暴君。他可能会建立一个“真理”的暴政，就像各种政治乌托邦那样。当然，从政治角度讲，这些暴政和其他形式的暴政如出一辙。如果哲学家的真理在没有暴力的帮助下获得了胜利，仅仅是因为人们碰巧同意它（这种可能性稍小），那么他将赢得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这样一来，真理的盛行不归功于它本身的强制性，而是归功于多数人的同意，但这些人明天可能就会改变主意，去同意别的东西，曾经的哲学真理就会因此变成单纯的意见。
然而，哲学真理本身带有强制因素，它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会诱惑政治家，就像意见的力量可能诱惑哲学家一样。因此，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杰斐逊（Jefferson）宣布某些“真理不言而喻”，因为他希望将革命者之间的基本共识置于争议和争论之外，让它们成为“数学公理”，它们应该表达“人民的信念”，“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是不由自主地遵循向他们灌输的证据”。
然而，“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杰斐逊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让步了。“人人生而平等”不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而是离不开“我们”的协商和同意。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平等”不是“真理”，而是一个“意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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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几乎没有哲学陈述（无论多么大胆）会被如此认真对待，不再危及哲学家的生命，这种让哲学真理在政治上得到验证的罕见机会也消失了。然而，在我们的语境中，我们更要注意到，这种可能性对于道出理性真理的人来说确实存在；而在任何情况下，它对道出事实真理的人来说都不存在，并且情况更糟。
事实陈述不仅不包含人们可以据以行事并让它在世界中显现的原则，而且事实内容本身也拒绝这种验证。一个道出事实真理的人必然失败，哪怕他愿意把命押在这件事上。他会在行动中展现出勇气和执拗，但他没办法让真理显现出来，也无法表达他忠于真理的品质。为什么？因为一个说谎的人也能凭借巨大的勇气坚持他的谎言，在政治领域，这个人可以在被爱国主义鼓动的时候说谎，也可以偏心某些团体的时候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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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真理的对立面既不是谬误，也不是幻觉和意见，而是有意的谎言。这是事实真理的特征。谬误当然不罕见，甚至很常见，但在谬误中，事实真理和科学真理、理性真理并无不同。关键在于，有另一种事实，那就是有意的谎言。有意的谎言不是命题，因为无论对错，命题都需要道出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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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真理从来不算政治美德，因为它对世界和局面的改变没有什么贡献，而这种改变是最正当的政治活动。只有当一个社会开始有组织地在原则上说谎，而不仅仅是在具体问题上撒谎时，忠于真理才能不受权力和利益的扭曲，成为首要的政治因素。在每个人都对重要的事情撒谎的地方，说真话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不管他是否知道）。他也卷入了政治事务，因为只要他能活下来，他就已经改变了世界。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快又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令人讨厌的不利地位。我在前面提到了事实的偶然性，情况总是变来变去，因此事实本身之于人类思想没有任何自证性和可信性。由于说谎者可以自由塑造他的“事实”，以适应听众的利益、乐趣乃至期望，所以他有可能比说真话的人更有“说服力”。
其实，说谎的人一般都有可信度，他们的论述听起来更符合逻辑，因为意外因素已经“仁慈地”消失了，而意外曾经是事件的主要特征。用黑格尔的话说，不仅是理性的真理让常识蒙羞，现实也经常冒犯常识推理的合理性，就像它冒犯利益和满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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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现代政治谎言有效解决了那些根本不是秘密，而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显然，他们在那些见证者的眼皮底下改写当代历史。所有可能损害形象的、已知的既定事实都可以被否认和忽略。形象与旧式肖像不同，不是为了奉承现实，而是为现实提供一套完整的替代。这种替代物依托现代技术和大众传媒而存在，比过往更容易进入公众视野。此外，传统的谎言只涉及细节，并不打算欺骗所有人；传统的谎言针对敌人，也只打算欺骗敌人。
有两点限制了对真理造成的伤害。事实总是发生在语境中。一个具体的谎言也是一个不试图改变整个语境的谎言。可以说，这个具体的谎言在事实的结构中撕开了一个洞。每位历史学家都知道，一个人可以通过观察不协调、漏洞或者修补过的地方来识别谎言。只要整个肌理保持完整，谎言最终都会自动显现出来。第二点限制涉及那些从事欺骗的人。他们曾经属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小圈子，他们之间仍然能够知晓和保守真理。他们不可能成为自己谎言的受害者。他们可以欺骗别人，但不欺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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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政治问题在于，现代自欺欺人的技术有可能将外部问题转化为内部问题，从而使国际或集团间的冲突回旋到国内政治舞台。“冷战”双方的自欺欺人不胜枚举，但显然它们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批评大众民主的保守派人士经常表达这种政府形式给国际事务带来的危险，但他们没有提到君主制或寡头制的危险。他们表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完全民主的条件下，不存在没有自欺欺人的欺骗。
在当今遍布全球、覆盖多国的传播体系下，没有一个国家能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得天衣无缝。所以“形象”很短命。形象的大厦坍塌之后，现实就再次袒露在公众面前。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事实碎片的不断冲击将瓦解与冲突形象相关的宣传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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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顽固地维护着自身，它如此顽固，又如此脆弱，顽固和脆弱奇妙地关联在一起。事实和人类行动一样，是泼出去收不回来的水。事实的顽固性高于权力，也不像权力那样转瞬即逝。人们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这样就有了权力，但一旦目标消失或旁落，权力也就会随即消失。转瞬即逝的权力并非追求持久性和可靠性的工具。权力手中的事实和真理不可靠，甚至权力手中的非事实和非真理也不可靠。
事实上，对事实的政治态度必须走在一条非常狭窄的道路上，一方面把它们当作某些必要的发展的结果，人们无法阻止它，因此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是否认它们，试图把它们从世界中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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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与事实和事件的整体性（totality）不同，事实和事件无法确定。伊萨克·迪尼森（Isak Dinesen）说：“所有悲伤都可以承受，只要你把它们放到一个故事里，或者讲一个关于它们的故事。”确实如此，她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故事讲述者，在这方面她几乎独一无二，而且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还可以补充说，快乐和幸福也只有在人们能够谈论它们并将它们作为故事来讲述时才变得可以承受和有意义。
只要道出事实真理的人也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就会“与现实和解”。黑格尔这位卓越的历史哲学家把这种和解理解为一切哲学思想的最终目标，而且这确实是所有超越单纯学问的历史学的秘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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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事实真理只在人类事务的最低层次上与政治发生冲突，就像柏拉图的哲学真理在相当高的意见和协议层次上与政治发生冲突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政治生活的真正内容。然而，我在这里想说，尽管整个政治领域很伟大，但它有局限。它不能包括整个人类和世界的存在。它受到那些人们不能随意改变的事物的限制。只有尊重自己的边界，这个我们可以自由行动和改变的领域才能保持完整，才能维护完整性和信守承诺。从概念上来说，我们可以把我们不能改变的事实称为真理；从比喻的角度来说，它是我们脚下地面，也是我们头顶上延伸的天空。
#拣 #译窟 #哲学 #政治学 #政治哲学 #历史哲学 #道德哲学 #汉娜·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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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尤尔恰克：《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烟消云散：最后一代苏联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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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发生了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故事表明，制度的崩溃在它真正降临之前是许多苏联人意料之外和难以想象的事，但当它来临之时，又变得如此合乎逻辑且令人兴奋。许多人发现自己好像早已准备好了。人们似乎一直知道，社会主义的生活里充满了奇怪的悖谬，这个制度一直停滞不前又不可改变，既脆弱又活力满满，既黯淡又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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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许多学术和新闻写作或隐或显地提出了某些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假设，但这些假设是有问题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这些常见的假设认为，社会主义是“坏的”、“不道德的”的东西，是“经济改革”之前苏联人民的遭遇。人们假设这种“坏”和“不道德”是苏联社会主义崩溃的前提。广泛使用的术语“苏联政权”也暗含若干假设，用一种二元范畴来描述苏联的现实（压迫和反抗、压抑和自由、国家和人民、官方经济和“次级经济”、极权主义语言和反语言、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真理和谎言、现实和虚伪、道德和腐败，等等）。无论在社会主义结束之后，还是在前苏联时期，这些术语都主导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描述。
在这种话语的极端情况下，苏联公民被认为没有能动性（agency），他们之所以赞同“共产主义价值”，要么是因为他们被强迫这样做，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批判性地反思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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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体制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压迫、恐惧和自由的匮乏，所有这些都有据可查。但是，如果我们想回答社会主义生活的内在悖论问题，就不能只关注制度的这一面。二元对立的叙事往往忽视一个关键的、看似矛盾的事实——对大量苏联公民来说，社会主义生活的许多基本价值、理想和现实（如平等、社群、无私、利他主义、友谊、道德关系、安全感、教育、工作、创造力和对未来的关注）是真正重要的事，尽管他们的日常实践经常违背、重释、拒绝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规范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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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也就是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所谓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普遍悖论。在社会主义之下，意识形态圭臬反映了启蒙运动的神学理想，意识形态统治则体现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威的实际考量。二者之间存在裂痕。我们把这个悖论称作“勒弗悖论”。意识形态统治必须“从一切有关起源的问题中抽象出来”，从而保持在意识形态圭臬之外，却破坏了启蒙的充分性。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话语要实现权力再生产的政治功能，就必须声称代表了外部的“客观真理”，然而，这一“客观真理”的外在属性使意识形态话语缺乏内在地对其进行全面描述的手段，从而最终破坏了这一话语的合法性及其所支撑的权力。
勒弗认为，任何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内在矛盾只能被“主人”（“master”）掩盖，“主人”站在意识形态话语之外，拥有客观真理的外在知识，让矛盾“通过他自己显现”来暂时隐藏它。换句话说，基于启蒙运动乌托邦理想的现代意识形态话语，其合法性来自于外部的想象，如果这个想象的外部位置受到质疑或破坏，它将经历一场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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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的政治和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以领导和完善社会为目的，但悖论在于，领导和完善的过程必须归入政治事业的控制之下，同时又要摆脱控制，以便专注于创造、实验和创新的过程，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俄国革命的背景下，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悖论在1917年被制度化。新的文化生产过程本应通过实现两个相对悬殊的目标来推进激进的社会思想和革命意识——实践一种实验性的、创新的美学，不断准备挑战旧教条；同时，将这些创造性的实验和创新置于党的严格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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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话语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基于编码的特殊“脚本”，权威话语与所有与之共存的其他话语截然不同，这意味着它不依赖于它们，它先于它们，也不能被它们改变。第二，所有其他类型的话语都围绕它组织起来。其他类型话语的存在取决于与权威话语的关系，必须参考它、引用它、赞美它、阐释它、应用它，等等，但它们不能干扰和改变它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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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理论都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尽管它们改变了意识形态在“承认”和“误认”之间的二元划分，但又用另一种二元论取而代之（“真实”和“虚假”、“现实”和“面具”、“暴露”和“掩饰”）。根据这种二元模式，投票支持官方决议或在集会上呼喊亲政府口号等公共政治行为应该得到“字面”解释（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国家的支持，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对语言、知识、意义和人格的假设是这种观点的基础，但那些假设本身就有问题。在这种观点中，语言的唯一功能就是指向世界并陈述有关世界的事实。因此基于这种见解的理论将语言划为“编码”（官方的或公开的、隐藏的或私密的文本）。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先于话语而存在。话语反映知识，而不生产知识。因此，意义是说话者在说话之前、在头脑中完全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说话者是一个统一的独立个体，具有“独特的自我构成”意识和“统一的说话自我”，其真实的声音可以被隐藏或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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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权威话语述行转变使苏联人民与意识形态的意义、规范和价值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在不同语境下，他们可能会拒绝某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对另一种意义、规范或价值漠不关心，继续积极认同第三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创造性地重释第四种意义、规范或价值等等，这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
#拣 #译窟 #人类学 #社会学 #文化人类学 #文化研究 #文艺理论 #阿列克谢·尤尔恰克
▎阿列克谢·尤尔恰克：《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烟消云散：最后一代苏联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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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发生了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故事表明，制度的崩溃在它真正降临之前是许多苏联人意料之外和难以想象的事，但当它来临之时，又变得如此合乎逻辑且令人兴奋。许多人发现自己好像早已准备好了。人们似乎一直知道，社会主义的生活里充满了奇怪的悖谬，这个制度一直停滞不前又不可改变，既脆弱又活力满满，既黯淡又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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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许多学术和新闻写作或隐或显地提出了某些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假设，但这些假设是有问题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这些常见的假设认为，社会主义是“坏的”、“不道德的”的东西，是“经济改革”之前苏联人民的遭遇。人们假设这种“坏”和“不道德”是苏联社会主义崩溃的前提。广泛使用的术语“苏联政权”也暗含若干假设，用一种二元范畴来描述苏联的现实（压迫和反抗、压抑和自由、国家和人民、官方经济和“次级经济”、极权主义语言和反语言、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真理和谎言、现实和虚伪、道德和腐败，等等）。无论在社会主义结束之后，还是在前苏联时期，这些术语都主导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描述。
在这种话语的极端情况下，苏联公民被认为没有能动性（agency），他们之所以赞同“共产主义价值”，要么是因为他们被强迫这样做，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批判性地反思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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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体制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压迫、恐惧和自由的匮乏，所有这些都有据可查。但是，如果我们想回答社会主义生活的内在悖论问题，就不能只关注制度的这一面。二元对立的叙事往往忽视一个关键的、看似矛盾的事实——对大量苏联公民来说，社会主义生活的许多基本价值、理想和现实（如平等、社群、无私、利他主义、友谊、道德关系、安全感、教育、工作、创造力和对未来的关注）是真正重要的事，尽管他们的日常实践经常违背、重释、拒绝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规范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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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也就是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所谓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普遍悖论。在社会主义之下，意识形态圭臬反映了启蒙运动的神学理想，意识形态统治则体现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威的实际考量。二者之间存在裂痕。我们把这个悖论称作“勒弗悖论”。意识形态统治必须“从一切有关起源的问题中抽象出来”，从而保持在意识形态圭臬之外，却破坏了启蒙的充分性。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话语要实现权力再生产的政治功能，就必须声称代表了外部的“客观真理”，然而，这一“客观真理”的外在属性使意识形态话语缺乏内在地对其进行全面描述的手段，从而最终破坏了这一话语的合法性及其所支撑的权力。
勒弗认为，任何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内在矛盾只能被“主人”（“master”）掩盖，“主人”站在意识形态话语之外，拥有客观真理的外在知识，让矛盾“通过他自己显现”来暂时隐藏它。换句话说，基于启蒙运动乌托邦理想的现代意识形态话语，其合法性来自于外部的想象，如果这个想象的外部位置受到质疑或破坏，它将经历一场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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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的政治和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以领导和完善社会为目的，但悖论在于，领导和完善的过程必须归入政治事业的控制之下，同时又要摆脱控制，以便专注于创造、实验和创新的过程，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俄国革命的背景下，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悖论在1917年被制度化。新的文化生产过程本应通过实现两个相对悬殊的目标来推进激进的社会思想和革命意识——实践一种实验性的、创新的美学，不断准备挑战旧教条；同时，将这些创造性的实验和创新置于党的严格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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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话语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基于编码的特殊“脚本”，权威话语与所有与之共存的其他话语截然不同，这意味着它不依赖于它们，它先于它们，也不能被它们改变。第二，所有其他类型的话语都围绕它组织起来。其他类型话语的存在取决于与权威话语的关系，必须参考它、引用它、赞美它、阐释它、应用它，等等，但它们不能干扰和改变它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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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理论都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尽管它们改变了意识形态在“承认”和“误认”之间的二元划分，但又用另一种二元论取而代之（“真实”和“虚假”、“现实”和“面具”、“暴露”和“掩饰”）。根据这种二元模式，投票支持官方决议或在集会上呼喊亲政府口号等公共政治行为应该得到“字面”解释（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国家的支持，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对语言、知识、意义和人格的假设是这种观点的基础，但那些假设本身就有问题。在这种观点中，语言的唯一功能就是指向世界并陈述有关世界的事实。因此基于这种见解的理论将语言划为“编码”（官方的或公开的、隐藏的或私密的文本）。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先于话语而存在。话语反映知识，而不生产知识。因此，意义是说话者在说话之前、在头脑中完全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说话者是一个统一的独立个体，具有“独特的自我构成”意识和“统一的说话自我”，其真实的声音可以被隐藏或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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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权威话语述行转变使苏联人民与意识形态的意义、规范和价值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在不同语境下，他们可能会拒绝某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对另一种意义、规范或价值漠不关心，继续积极认同第三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创造性地重释第四种意义、规范或价值等等，这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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