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但愿那另一种觉醒,死亡,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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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我的整个谬论都是错的吗?”:谈谈技术决定论
“You Mean My Whole Fallacy Is Wrong”: On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从古希腊时期“诡辩家”被用作侮辱性绰号开始,捏造没人相信的理论并将其归咎于对手就一直是学术界的普遍运动。
“-ism”(主义)结尾的词特别适合用于此目的。罗伯特·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在一份幽默风趣且有大量文献佐证的学术名词研究中指出,“‘偏见’和‘歪曲’是长期嘲弄的术语,而提出此类歪曲观点的人通常会被指责陷入某种让人盲目的‘-ism’陷阱。”他接着说,这些“-ism”往往是没人会公开宣称支持的东西,比如恐怖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等等。(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就更典型了。)
...
编纂谬误的动机既是为了规范或嘲弄学者的思想,也为了约束大众的思维。从古希腊的喜剧剧作家到伊拉斯谟(Erasmus)和拉伯雷(Rabelais),从斯威夫特(Swift)和“百科全书派”到尼采(Nietzsche)和战后校园小说,学术界一直是讽刺作家们肥沃的创作土壤。
...
杰弗里·温思洛普-杨(Geoffrey Winthrop-Young)写道,这种指控“常常带有一丝道德上的愤慨。说某人是技术决定论者,有点像说他喜欢勒死可爱的小狗。这种邪恶的行径让进一步的讨论变得毫无必要。”基特勒(Friedrich A.Kittler)认为,技术决定论的威胁“就像一个诅咒,吓唬学生”。
这个指控可以瞬间形成一种共识,告诉别人,正直的人显然会避开什么。技术决定论的指控涉及一种“过滤器泡沫”逻辑,在一种未经审视的同意下,就认为主导因素要么是机器,要么是人。最近,吉尔·勒波尔(Jill Lepore)愤怒地表示:“这是一种恶劣的谬论。认为变革是由技术驱动,而技术是由人类驱动,这会让力量和权力变得不可见。”
...
技术决定论的谬误有哪些?如果它真是一种学说的话,那么这些谬误包括:历史必然论的意味,悲观主义甚至宿命论;公众缺乏对技术决策的政治控制;将技术视为独立于人类行动者之外的实体;否认文化偶然性;将技术僵化为单一的“块状物”;高估工程师的力量;坚持单一成因论;以及未能认识到人们在塑造技术世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这个术语还沾染上了许多累赘的形容词——粗鲁、庸俗、幼稚、狭隘、沉闷、软技术决定论和硬技术决定论。也许,所有的批评都归结为一句古老的格言——不要把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混为一谈。
“技术”也许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术语,我不过是众多试图梳理它的人之一。技术的概念需要清除男性主导、白人中心、西方中心和亲资本主义的偏见。但是决定论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
“A导致B”是叙事、逻辑和解释的结构。我们想知道A如何导致B(故事),A表明B(逻辑),或A引起B(预测)。如果我们想要知识,我们就需要某种形式的决定论。通过称其为“主义”来远离这个目标,这是一种掩盖学术探究本质的虚伪行为,它只是重申了没有人会反对的观点——我们想要避免糟糕的解释。
我们迫切需要了解人类活动和环境转变之间因果关系的知识。我们必须尝试讲述关于数据力量或基础设施形态的宏大故事。蔑视技术决定论是左右派共享的一种更广泛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文化中,那些显而易见没人会站出来支持的坏事会遭到热烈攻击。谴责政府滥权比让民主发挥作用容易得多,攻击谬论比弄清楚“阐释”及其真正含义更容易。谴责技术决定论比撰写一部真正好的技术和文明的历史更容易。
#摘 #JohnDurhamPeters #媒介研究 #技术史 #社会学 #文化研究 #观念史
▎“你是说,我的整个谬论都是错的吗?”:谈谈技术决定论
“You Mean My Whole Fallacy Is Wrong”: On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从古希腊时期“诡辩家”被用作侮辱性绰号开始,捏造没人相信的理论并将其归咎于对手就一直是学术界的普遍运动。
“-ism”(主义)结尾的词特别适合用于此目的。罗伯特·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在一份幽默风趣且有大量文献佐证的学术名词研究中指出,“‘偏见’和‘歪曲’是长期嘲弄的术语,而提出此类歪曲观点的人通常会被指责陷入某种让人盲目的‘-ism’陷阱。”他接着说,这些“-ism”往往是没人会公开宣称支持的东西,比如恐怖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等等。(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就更典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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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谬误的动机既是为了规范或嘲弄学者的思想,也为了约束大众的思维。从古希腊的喜剧剧作家到伊拉斯谟(Erasmus)和拉伯雷(Rabelais),从斯威夫特(Swift)和“百科全书派”到尼采(Nietzsche)和战后校园小说,学术界一直是讽刺作家们肥沃的创作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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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温思洛普-杨(Geoffrey Winthrop-Young)写道,这种指控“常常带有一丝道德上的愤慨。说某人是技术决定论者,有点像说他喜欢勒死可爱的小狗。这种邪恶的行径让进一步的讨论变得毫无必要。”基特勒(Friedrich A.Kittler)认为,技术决定论的威胁“就像一个诅咒,吓唬学生”。
这个指控可以瞬间形成一种共识,告诉别人,正直的人显然会避开什么。技术决定论的指控涉及一种“过滤器泡沫”逻辑,在一种未经审视的同意下,就认为主导因素要么是机器,要么是人。最近,吉尔·勒波尔(Jill Lepore)愤怒地表示:“这是一种恶劣的谬论。认为变革是由技术驱动,而技术是由人类驱动,这会让力量和权力变得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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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决定论的谬误有哪些?如果它真是一种学说的话,那么这些谬误包括:历史必然论的意味,悲观主义甚至宿命论;公众缺乏对技术决策的政治控制;将技术视为独立于人类行动者之外的实体;否认文化偶然性;将技术僵化为单一的“块状物”;高估工程师的力量;坚持单一成因论;以及未能认识到人们在塑造技术世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这个术语还沾染上了许多累赘的形容词——粗鲁、庸俗、幼稚、狭隘、沉闷、软技术决定论和硬技术决定论。也许,所有的批评都归结为一句古老的格言——不要把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混为一谈。
“技术”也许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术语,我不过是众多试图梳理它的人之一。技术的概念需要清除男性主导、白人中心、西方中心和亲资本主义的偏见。但是决定论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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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导致B”是叙事、逻辑和解释的结构。我们想知道A如何导致B(故事),A表明B(逻辑),或A引起B(预测)。如果我们想要知识,我们就需要某种形式的决定论。通过称其为“主义”来远离这个目标,这是一种掩盖学术探究本质的虚伪行为,它只是重申了没有人会反对的观点——我们想要避免糟糕的解释。
我们迫切需要了解人类活动和环境转变之间因果关系的知识。我们必须尝试讲述关于数据力量或基础设施形态的宏大故事。蔑视技术决定论是左右派共享的一种更广泛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文化中,那些显而易见没人会站出来支持的坏事会遭到热烈攻击。谴责政府滥权比让民主发挥作用容易得多,攻击谬论比弄清楚“阐释”及其真正含义更容易。谴责技术决定论比撰写一部真正好的技术和文明的历史更容易。
#摘 #JohnDurhamPeters #媒介研究 #技术史 #社会学 #文化研究 #观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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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反福利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社交媒体的相互诋毁(2022)
Beyond Anti-welfarism and Feminist Social Media Mud-slinging
受访人: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媒介、传播与文化研究系)
采访人:乔·利特勒(Jo Littler,伦敦城市大学社会学系、性别与性学研究中心)
译者:陈荣钢
...
在“新冠”大流行早期,人们对“长新冠”(Long Covid “新冠”的长期症状)知之甚少。有一次,我意识到我的颈部肌肉非常虚弱,如果我躺在椅子上,我就必须把头从垫子上抬起来。我不得不寻求呼吸道物理治疗。现在我仍然每周一次和我的治疗师做三十分钟一对一的治疗。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我一直在付费治疗,但只有少数人才能负担得起这样重要的医疗资源。
...
不断援引女性成功,会在它内部植入一种负面的询唤(interpellation)作用,这就好比女性成功认可女性赋权(empowerment)的同时,也惩罚了失败。当这种表达过程“向下”看向工人阶级的女性时,它就直接与反福利的精神相衔接。在右翼小报和各种电视类型中,处境不利的妇女被描述得很可怜——她们是依赖国家的人;她们在生活中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她孩子生太多了。这一切都以不修边幅和“贫穷”的外表为框架,形成了一个万花筒。在大众真人秀节目中,有很多残酷的、象征性的暴力。大众真人秀节目这种白话形式已然成为破坏福利社会理想的关键渠道。
...
我觉得我们接触到的那种相互诋毁式的辩论混淆了问题,没有让我们有时间和空间来重新思考真正发生了什么。我们经常感觉到,在一些问题上有一种太快的结束感,而这些问题本可以从一种更缓慢、更反思的辩论模式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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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 #安吉拉·麦克罗比 #文化研究 #社会学 #社会福利 #女性主义
▎超越反福利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社交媒体的相互诋毁(2022)
Beyond Anti-welfarism and Feminist Social Media Mud-slinging
受访人: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媒介、传播与文化研究系)
采访人:乔·利特勒(Jo Littler,伦敦城市大学社会学系、性别与性学研究中心)
译者:陈荣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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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大流行早期,人们对“长新冠”(Long Covid “新冠”的长期症状)知之甚少。有一次,我意识到我的颈部肌肉非常虚弱,如果我躺在椅子上,我就必须把头从垫子上抬起来。我不得不寻求呼吸道物理治疗。现在我仍然每周一次和我的治疗师做三十分钟一对一的治疗。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我一直在付费治疗,但只有少数人才能负担得起这样重要的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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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援引女性成功,会在它内部植入一种负面的询唤(interpellation)作用,这就好比女性成功认可女性赋权(empowerment)的同时,也惩罚了失败。当这种表达过程“向下”看向工人阶级的女性时,它就直接与反福利的精神相衔接。在右翼小报和各种电视类型中,处境不利的妇女被描述得很可怜——她们是依赖国家的人;她们在生活中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她孩子生太多了。这一切都以不修边幅和“贫穷”的外表为框架,形成了一个万花筒。在大众真人秀节目中,有很多残酷的、象征性的暴力。大众真人秀节目这种白话形式已然成为破坏福利社会理想的关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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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们接触到的那种相互诋毁式的辩论混淆了问题,没有让我们有时间和空间来重新思考真正发生了什么。我们经常感觉到,在一些问题上有一种太快的结束感,而这些问题本可以从一种更缓慢、更反思的辩论模式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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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 #安吉拉·麦克罗比 #文化研究 #社会学 #社会福利 #女性主义
▎黎贝卡·科尔曼:《制造、管理、体验“现在”:数字媒体和“实时”的压缩与配速》(2020)
关键词:
现在(the now)
当下(the present)
现场感(liveness)
即时性(instantaneity)
永远在线(always-onness)
发生(happening)
交流:发送和回复(communicating: sending and responding)
别掉队(keeping up)
查看(checking)
滑屏(scro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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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心“现在”如何通过人类与非人类的互动临时地生产出来。人类不是数字媒体的“用户”或“控制者”,而是与非人类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数字媒体对人类做的事,和人类对数字媒体做的事一样。
...
“网络时间”是被数字化压缩的钟表时间,因此“网络时间”在一个技术允许的压缩光谱上发挥作用。这个光谱是开放的。这个光谱之广,可以从等待下载或聊天文本到达的几分钟、几秒钟,到纳秒、皮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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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的体验不再局限于信息请求、处理和呈现过程中肉眼可见的延迟的消除。而是,它告诉人们参与的方式、互动的方式以及对自己行为的反应显示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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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当事件发生时,事件被更新、刷新和通知,人也同时体验到更新、刷新和通知带来的“实时性”。这种“实时”是一种依赖媒介的构造。并且,仅通过计算就会产生延时或数据滞后,这标志着用户收到信息前,就已经过去的反馈回路了。
然而,“实时响应中的这一延迟可以是微秒或毫秒,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设计、计算技术或预期处理来对用户伪装,这使得实时体验感觉好像是真正实时的一样。”简言之,数字实时所固有的延迟或滞后可能会被“伪装”,从而使“实时”看起来像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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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地滑屏”是一种拉长的“现在”,因为它延伸了“现在”。现在是“陷进去”的。因此,滑手机不仅指延长“现在”的持续时间,还因为它的情感和体验强度延长了。
...
这种特殊的“现在”是对“现在”的一种延伸,同时也吞噬着这不会继续前进的“现在”。滑屏和刷新还涉及到更新和“点击”,它们把“现在”和下一个“现在”折叠在一起,形成一种密集的临时性。这种临时性不能线性地或广泛地展开到其他事物中。
...
#拣 #译窟 #哲学 #文化研究 #媒介研究 #数据与算法 #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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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尤尔恰克:《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烟消云散:最后一代苏联人》(2006)
...
80年代末发生了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故事表明,制度的崩溃在它真正降临之前是许多苏联人意料之外和难以想象的事,但当它来临之时,又变得如此合乎逻辑且令人兴奋。许多人发现自己好像早已准备好了。人们似乎一直知道,社会主义的生活里充满了奇怪的悖谬,这个制度一直停滞不前又不可改变,既脆弱又活力满满,既黯淡又充满希望。
...
今天,许多学术和新闻写作或隐或显地提出了某些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假设,但这些假设是有问题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这些常见的假设认为,社会主义是“坏的”、“不道德的”的东西,是“经济改革”之前苏联人民的遭遇。人们假设这种“坏”和“不道德”是苏联社会主义崩溃的前提。广泛使用的术语“苏联政权”也暗含若干假设,用一种二元范畴来描述苏联的现实(压迫和反抗、压抑和自由、国家和人民、官方经济和“次级经济”、极权主义语言和反语言、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真理和谎言、现实和虚伪、道德和腐败,等等)。无论在社会主义结束之后,还是在前苏联时期,这些术语都主导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描述。
在这种话语的极端情况下,苏联公民被认为没有能动性(agency),他们之所以赞同“共产主义价值”,要么是因为他们被强迫这样做,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批判性地反思它们。
...
苏联体制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压迫、恐惧和自由的匮乏,所有这些都有据可查。但是,如果我们想回答社会主义生活的内在悖论问题,就不能只关注制度的这一面。二元对立的叙事往往忽视一个关键的、看似矛盾的事实——对大量苏联公民来说,社会主义生活的许多基本价值、理想和现实(如平等、社群、无私、利他主义、友谊、道德关系、安全感、教育、工作、创造力和对未来的关注)是真正重要的事,尽管他们的日常实践经常违背、重释、拒绝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规范和规则。
...
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也就是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所谓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普遍悖论。在社会主义之下,意识形态圭臬反映了启蒙运动的神学理想,意识形态统治则体现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威的实际考量。二者之间存在裂痕。我们把这个悖论称作“勒弗悖论”。意识形态统治必须“从一切有关起源的问题中抽象出来”,从而保持在意识形态圭臬之外,却破坏了启蒙的充分性。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话语要实现权力再生产的政治功能,就必须声称代表了外部的“客观真理”,然而,这一“客观真理”的外在属性使意识形态话语缺乏内在地对其进行全面描述的手段,从而最终破坏了这一话语的合法性及其所支撑的权力。
勒弗认为,任何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内在矛盾只能被“主人”(“master”)掩盖,“主人”站在意识形态话语之外,拥有客观真理的外在知识,让矛盾“通过他自己显现”来暂时隐藏它。换句话说,基于启蒙运动乌托邦理想的现代意识形态话语,其合法性来自于外部的想象,如果这个想象的外部位置受到质疑或破坏,它将经历一场合法性危机。
...
前卫的政治和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以领导和完善社会为目的,但悖论在于,领导和完善的过程必须归入政治事业的控制之下,同时又要摆脱控制,以便专注于创造、实验和创新的过程,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俄国革命的背景下,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悖论在1917年被制度化。新的文化生产过程本应通过实现两个相对悬殊的目标来推进激进的社会思想和革命意识——实践一种实验性的、创新的美学,不断准备挑战旧教条;同时,将这些创造性的实验和创新置于党的严格控制之下。
...
权威话语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基于编码的特殊“脚本”,权威话语与所有与之共存的其他话语截然不同,这意味着它不依赖于它们,它先于它们,也不能被它们改变。第二,所有其他类型的话语都围绕它组织起来。其他类型话语的存在取决于与权威话语的关系,必须参考它、引用它、赞美它、阐释它、应用它,等等,但它们不能干扰和改变它的编码。
...
所有这些理论都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尽管它们改变了意识形态在“承认”和“误认”之间的二元划分,但又用另一种二元论取而代之(“真实”和“虚假”、“现实”和“面具”、“暴露”和“掩饰”)。根据这种二元模式,投票支持官方决议或在集会上呼喊亲政府口号等公共政治行为应该得到“字面”解释(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国家的支持,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对语言、知识、意义和人格的假设是这种观点的基础,但那些假设本身就有问题。在这种观点中,语言的唯一功能就是指向世界并陈述有关世界的事实。因此基于这种见解的理论将语言划为“编码”(官方的或公开的、隐藏的或私密的文本)。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先于话语而存在。话语反映知识,而不生产知识。因此,意义是说话者在说话之前、在头脑中完全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说话者是一个统一的独立个体,具有“独特的自我构成”意识和“统一的说话自我”,其真实的声音可以被隐藏或显露。
...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权威话语述行转变使苏联人民与意识形态的意义、规范和价值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在不同语境下,他们可能会拒绝某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对另一种意义、规范或价值漠不关心,继续积极认同第三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创造性地重释第四种意义、规范或价值等等,这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
#拣 #译窟 #人类学 #社会学 #文化人类学 #文化研究 #文艺理论 #阿列克谢·尤尔恰克
▎阿列克谢·尤尔恰克:《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烟消云散:最后一代苏联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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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发生了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故事表明,制度的崩溃在它真正降临之前是许多苏联人意料之外和难以想象的事,但当它来临之时,又变得如此合乎逻辑且令人兴奋。许多人发现自己好像早已准备好了。人们似乎一直知道,社会主义的生活里充满了奇怪的悖谬,这个制度一直停滞不前又不可改变,既脆弱又活力满满,既黯淡又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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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许多学术和新闻写作或隐或显地提出了某些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假设,但这些假设是有问题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这些常见的假设认为,社会主义是“坏的”、“不道德的”的东西,是“经济改革”之前苏联人民的遭遇。人们假设这种“坏”和“不道德”是苏联社会主义崩溃的前提。广泛使用的术语“苏联政权”也暗含若干假设,用一种二元范畴来描述苏联的现实(压迫和反抗、压抑和自由、国家和人民、官方经济和“次级经济”、极权主义语言和反语言、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真理和谎言、现实和虚伪、道德和腐败,等等)。无论在社会主义结束之后,还是在前苏联时期,这些术语都主导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描述。
在这种话语的极端情况下,苏联公民被认为没有能动性(agency),他们之所以赞同“共产主义价值”,要么是因为他们被强迫这样做,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批判性地反思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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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体制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压迫、恐惧和自由的匮乏,所有这些都有据可查。但是,如果我们想回答社会主义生活的内在悖论问题,就不能只关注制度的这一面。二元对立的叙事往往忽视一个关键的、看似矛盾的事实——对大量苏联公民来说,社会主义生活的许多基本价值、理想和现实(如平等、社群、无私、利他主义、友谊、道德关系、安全感、教育、工作、创造力和对未来的关注)是真正重要的事,尽管他们的日常实践经常违背、重释、拒绝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规范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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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也就是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所谓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普遍悖论。在社会主义之下,意识形态圭臬反映了启蒙运动的神学理想,意识形态统治则体现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威的实际考量。二者之间存在裂痕。我们把这个悖论称作“勒弗悖论”。意识形态统治必须“从一切有关起源的问题中抽象出来”,从而保持在意识形态圭臬之外,却破坏了启蒙的充分性。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话语要实现权力再生产的政治功能,就必须声称代表了外部的“客观真理”,然而,这一“客观真理”的外在属性使意识形态话语缺乏内在地对其进行全面描述的手段,从而最终破坏了这一话语的合法性及其所支撑的权力。
勒弗认为,任何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内在矛盾只能被“主人”(“master”)掩盖,“主人”站在意识形态话语之外,拥有客观真理的外在知识,让矛盾“通过他自己显现”来暂时隐藏它。换句话说,基于启蒙运动乌托邦理想的现代意识形态话语,其合法性来自于外部的想象,如果这个想象的外部位置受到质疑或破坏,它将经历一场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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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的政治和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以领导和完善社会为目的,但悖论在于,领导和完善的过程必须归入政治事业的控制之下,同时又要摆脱控制,以便专注于创造、实验和创新的过程,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俄国革命的背景下,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悖论在1917年被制度化。新的文化生产过程本应通过实现两个相对悬殊的目标来推进激进的社会思想和革命意识——实践一种实验性的、创新的美学,不断准备挑战旧教条;同时,将这些创造性的实验和创新置于党的严格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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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话语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基于编码的特殊“脚本”,权威话语与所有与之共存的其他话语截然不同,这意味着它不依赖于它们,它先于它们,也不能被它们改变。第二,所有其他类型的话语都围绕它组织起来。其他类型话语的存在取决于与权威话语的关系,必须参考它、引用它、赞美它、阐释它、应用它,等等,但它们不能干扰和改变它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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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理论都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尽管它们改变了意识形态在“承认”和“误认”之间的二元划分,但又用另一种二元论取而代之(“真实”和“虚假”、“现实”和“面具”、“暴露”和“掩饰”)。根据这种二元模式,投票支持官方决议或在集会上呼喊亲政府口号等公共政治行为应该得到“字面”解释(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国家的支持,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对语言、知识、意义和人格的假设是这种观点的基础,但那些假设本身就有问题。在这种观点中,语言的唯一功能就是指向世界并陈述有关世界的事实。因此基于这种见解的理论将语言划为“编码”(官方的或公开的、隐藏的或私密的文本)。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先于话语而存在。话语反映知识,而不生产知识。因此,意义是说话者在说话之前、在头脑中完全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说话者是一个统一的独立个体,具有“独特的自我构成”意识和“统一的说话自我”,其真实的声音可以被隐藏或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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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权威话语述行转变使苏联人民与意识形态的意义、规范和价值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在不同语境下,他们可能会拒绝某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对另一种意义、规范或价值漠不关心,继续积极认同第三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创造性地重释第四种意义、规范或价值等等,这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
#拣 #译窟 #人类学 #社会学 #文化人类学 #文化研究 #文艺理论 #阿列克谢·尤尔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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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回忆录
如果真的有救,如所谓“第三波”说法——先是农业社会(第一波),后是工业社会(第二波),第三波是回到高的农业社会,人和自然又在一起了——那当然好,又有希望了嘛!不过我不太相信,不乐观。归根到底,知道是什么病,好一些。一个高明的医生,面对绝症——越是绝望悲惨的年代,思想才真的亮。白天,不太亮的。夜里,灯满足于自己的亮度。我写过:二十世纪,不是十九世纪希望的那样。二十世纪条件最好,长大了,可是得了绝症。特别是近三四十年,没有大的战争,应该出大艺术家、大思想家。没有。坏是坏在商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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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再看中国小说,又要消除现代人的迷障,又要隔岸观火,要跳过此岸,回到古代。向未来看是胸襟宽阔,向古代看也是胸襟宽阔。如能做到,是一种感知丰富、进退自如的境界——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人,无非是借助过去和未来支撑的。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一种艺术的态度。艺术的态度是瞬间的、灵感的、认识变化的,此外是日常的、生活的基本态度,健朗的态度。艺术态度,生活态度,都要保持平衡、健朗。这种生活的基调——前见古人,后见来者——是所谓教养。教养何来?是艺术教养出来的。艺术和生活是这样的关系,不相扰。但艺术教养可以提高生活。“文革”之中,死不得,活不成,怎能活下来呢?想到艺术的教养——为了不辜负这些教养,活下去。
...
在日本人的居所里待着,思想会停顿的,太恬淡、娴雅。酒、茶、饭,有情趣——这种环境,没有思想,有,也深不下去。日本本国一个思想家也没有,都是从中国拿去和欧洲来的思想。但日本总让我好奇,凡日本的东西,去看一眼。我称之为浮面效果。日本如浮萍,没根没底的。也非常狡猾,头头是道,没有下文。日本人不可以谈恋爱,也不可做朋友。很怪,终究是乏味的。日本旗很有象征性,很倔强。有魔性,有恶意。很刻苦,也很享乐。日本人很会做自己的奴隶。这个民族很难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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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创好的意思。现代人单纯局限于“创”,是个大陷阱,现代以为美已表达完了,来创造丑,丑看惯了,可以成美,这是美的概念的偷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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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东方,日本可以看看。希望在座都去日本看看,看看日本芸芸众生如何芸芸。我是日本文艺的知音,知音,但不知心——他们没有多大的心。日本对中国文化是一种误解。但这一误解,误解出自己的风格,误解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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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最大度的容忍,自尊,最高度的自尊。我自勉,也共勉。但很难做到。我在狱中曾经想起蒙田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他引自一位古代水手的:哦,上帝,你要救我就救我,你要毁灭我就毁灭我,但我时时刻刻把持住我的舵。另有一句:世上最大的事,是一个人知道什么才是他自己的。这句话对艺术家很好。人要临危不乱,临幸福也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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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有人心里要问,说不出口,我来代说吧:“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每一行都有自己的性格呢?怎样才能每一笔画出性格呢?”这样问法,其实已经很难写出性格了。要不落俗套。有小俗套,大俗套,后者是别人的风格,对你就是俗套——别人的雅,就是你的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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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很容易战胜过去与未来的罪恶,但现在的罪恶却很容易战胜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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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很容易战胜过去与未来的罪恶,但现在的罪恶却很容易战胜哲学。老人总愿劝告别人,借此安慰自己已不做坏榜样了。我们对自己的好行为感到害羞,如果天国证明了我们的动机。没有人真是像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幸福和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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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有个偏好,什么呢,喜欢“作美”。职业媒婆多,业余媒婆更多,这种民族心理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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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大量讽刺文,对象太具体,今日没有人看了。大的叛逆,要找大的主题。攻击上帝的,是尼采。攻击宇宙的,是老子。他们从来不肯指具体的人、事。原则:攻大的,不攻小的;攻抽象的,不攻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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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将真实写到奇异的程度,使两大文学范畴豁然贯通。我憎恶人类,但迷恋人性的深度。已知的人性,已够我惊叹,未知的人性,更令我探索,你们都是我探索的对象——别害怕,我超乎善恶。文学不是描写真实,而是创造真实——真实是无法描写的。上帝是立体的艺术家,艺术家是平面的上帝。耶稣是半立体的,十字架只有正面才好看,侧面不好看,非得把耶稣钉上去才好看。艺术家要安于平面。尼采和托尔斯泰都不安于平面,想要立体,结果一个疯了,一个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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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为人,必有三者兼备:头脑、才能、心肠。三者,有一者弱,不好吗?不,哪一点弱,正往往形成他的风格。对照自己,不够处加强,也可找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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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要确切理解作者的深意,不要推想作者没有想到的深意。上帝创造了这世界,但他不理解这世界;艺术家创造了这世界,他理解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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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一贯调皮,得理不饶人。他说:“歌德老是坐着的,好多事需要他站起来,才能解决,但歌德坐着也是对的。”庙堂里的佛像都是坐着的,如果站起来,岂非庙堂的顶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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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人一定要好的长辈指导。光是游历,没有用的。少年人大多心猿意马,华而不实,忽而兴奋,忽而消沉。我从十四岁到廿岁出头,稀里糊涂,干的件件都是傻事。现在回忆,好机会错过了,没错过的也被自己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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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只有零零碎碎的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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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仅次于上帝。为小说人物起名字,非常难。虚构,不着边际,用真人,写来写去不如真名字那人好——名字与那人,有可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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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成熟的青年人,常有偷窥癖,因为自己空泛。艺术上的好事家,如鲁迅所言,是把姑嫂婆媳的嘁嘁喳喳搬到文坛上来。
...
艺术家有一种灵智的反刍功能,他凭记忆再度感受从前的印象。
这种超时空的感受是艺术家的无穷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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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仁慈是看清了种种天真。拜伦的诗和尼采的哲学,在我看来是如何的乳气,生的龙、活的虎,事事认真,处处不买账……我是个残忍的人,一看再看,实在看得多了,徐徐转为仁慈。仁慈是对自己的放松,但对世事不放松。艺术家是不好惹的。超人有他的少年期、中年期、老年期。但超人没有更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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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讲法:达则济世,穷则独善。我讲:唯能独善,才能济世。把个人的能量发挥到极点,就叫做个人主义。不妨做个更通俗的图解:希腊,开始认识自己;文艺复兴,是中世纪后新的觉醒;启蒙主义,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到浪漫主义,是个性解放;到现代,才能有个人主义。我的意思是,别以为从来就有个人主义,不,个人主义是从人的自证(希腊),人的觉醒(意大利),人与人的存在关系(法国),然后才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成个人主义(以英、法、德为基地)。个人主义不介入利己利他的论题,是个自尊自强的修炼——但不必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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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有点像个人:人的心情,明一阵,暗一阵,时代也如此。到阿诺德,理智和信仰冲突,直到悲观。再难受一阵子,济慈的后人又开始走济慈的唯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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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诗,神话、英雄、自然、爱情、儿童,都没有。诗的大路还有人在走——其实没人走——诗还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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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还年轻,人生的季节已经错过了。如开桃花,是十日小阳春。还是去读小说。人生多少事,只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人的幸福,其实就到心向往之的地步。整个音乐就是心向往之的境界,是拿不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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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在这个世界上快要失传了。爱情是一门失传的学问。
...
大家都结婚了。否则,就做个爱情上的流浪汉。已经结婚的,就地取材,自己、双方,创造新的快乐。
...
我的东西,常被人误以为逆论,但我与王尔德的区别,是他的逆论基于说明什么东西,我并不急于说明什么。他是玉笼中的金丝雀,我是走在外面,听取一片鸟叫。
...
为人生?为艺术?这争论是世界性的。前后一百年,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动武解决的,从世界范围看,这场水深火热的争论却越来越淡化,现在根本没有这种争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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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到我四十岁时,顿悟了: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都是莫须有的。哪种艺术与人生无关?哪种艺术不靠艺术存在?
...
黑格尔讲,从小孩嘴里讲的格言,和一个成年人讲的格言,意思是不一样的。我是老人了。我为这两种思潮苦恼过几十年,现在我悟了,说了,是有意义的。给大家讲,是双重的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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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东西总是使人快乐而伤心。魏晋人夜听人吹笛,曰:奈何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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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年时,家中阴沉,读到卡莱尔句:没有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语人生。大感动。又有:“打开窗户吧,让我们透一口气!”(呼吸英雄的气味)但这种伟大崇高的灵智境界,进去容易,出来很难。一进去,年轻人很容易把自己架空。艺术家不能这样凭着英雄气息成长的。一个人要成熟、成长、成功,其过程应该是不自觉、半自觉、自觉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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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对一切民主主义,要有英雄伟人出来领导——对的。可是英雄呢?伟人呢?我以为是不得已,才找个民主制度。民主是个下策。再下策呢?一策也不策——明乎此,才可避免民主的弊端。其他策,更糟,所以乃为上策。所谓民主,是得过且过的意思。一船,无船主,大家吵,吵到少数服从多数——民主。民主是不景气的、无可奈何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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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说我反民主——别误解。目前,民主是唯一的办法。我希望今后东欧、中国有了真的民主,不要是现在现成的美国式的民主。拿一个更好的民主出来,这样子,七十年受的苦没有白受。不能把西方这种暴力、性、刺青……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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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说,道德力量是潜力,不是显力。
#摘 #文学回忆录 #木心
▎文学回忆录
如果真的有救,如所谓“第三波”说法——先是农业社会(第一波),后是工业社会(第二波),第三波是回到高的农业社会,人和自然又在一起了——那当然好,又有希望了嘛!不过我不太相信,不乐观。归根到底,知道是什么病,好一些。一个高明的医生,面对绝症——越是绝望悲惨的年代,思想才真的亮。白天,不太亮的。夜里,灯满足于自己的亮度。我写过:二十世纪,不是十九世纪希望的那样。二十世纪条件最好,长大了,可是得了绝症。特别是近三四十年,没有大的战争,应该出大艺术家、大思想家。没有。坏是坏在商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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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再看中国小说,又要消除现代人的迷障,又要隔岸观火,要跳过此岸,回到古代。向未来看是胸襟宽阔,向古代看也是胸襟宽阔。如能做到,是一种感知丰富、进退自如的境界——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人,无非是借助过去和未来支撑的。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一种艺术的态度。艺术的态度是瞬间的、灵感的、认识变化的,此外是日常的、生活的基本态度,健朗的态度。艺术态度,生活态度,都要保持平衡、健朗。这种生活的基调——前见古人,后见来者——是所谓教养。教养何来?是艺术教养出来的。艺术和生活是这样的关系,不相扰。但艺术教养可以提高生活。“文革”之中,死不得,活不成,怎能活下来呢?想到艺术的教养——为了不辜负这些教养,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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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的居所里待着,思想会停顿的,太恬淡、娴雅。酒、茶、饭,有情趣——这种环境,没有思想,有,也深不下去。日本本国一个思想家也没有,都是从中国拿去和欧洲来的思想。但日本总让我好奇,凡日本的东西,去看一眼。我称之为浮面效果。日本如浮萍,没根没底的。也非常狡猾,头头是道,没有下文。日本人不可以谈恋爱,也不可做朋友。很怪,终究是乏味的。日本旗很有象征性,很倔强。有魔性,有恶意。很刻苦,也很享乐。日本人很会做自己的奴隶。这个民族很难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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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创好的意思。现代人单纯局限于“创”,是个大陷阱,现代以为美已表达完了,来创造丑,丑看惯了,可以成美,这是美的概念的偷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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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东方,日本可以看看。希望在座都去日本看看,看看日本芸芸众生如何芸芸。我是日本文艺的知音,知音,但不知心——他们没有多大的心。日本对中国文化是一种误解。但这一误解,误解出自己的风格,误解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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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最大度的容忍,自尊,最高度的自尊。我自勉,也共勉。但很难做到。我在狱中曾经想起蒙田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他引自一位古代水手的:哦,上帝,你要救我就救我,你要毁灭我就毁灭我,但我时时刻刻把持住我的舵。另有一句:世上最大的事,是一个人知道什么才是他自己的。这句话对艺术家很好。人要临危不乱,临幸福也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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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有人心里要问,说不出口,我来代说吧:“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每一行都有自己的性格呢?怎样才能每一笔画出性格呢?”这样问法,其实已经很难写出性格了。要不落俗套。有小俗套,大俗套,后者是别人的风格,对你就是俗套——别人的雅,就是你的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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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很容易战胜过去与未来的罪恶,但现在的罪恶却很容易战胜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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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很容易战胜过去与未来的罪恶,但现在的罪恶却很容易战胜哲学。老人总愿劝告别人,借此安慰自己已不做坏榜样了。我们对自己的好行为感到害羞,如果天国证明了我们的动机。没有人真是像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幸福和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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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有个偏好,什么呢,喜欢“作美”。职业媒婆多,业余媒婆更多,这种民族心理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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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大量讽刺文,对象太具体,今日没有人看了。大的叛逆,要找大的主题。攻击上帝的,是尼采。攻击宇宙的,是老子。他们从来不肯指具体的人、事。原则:攻大的,不攻小的;攻抽象的,不攻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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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将真实写到奇异的程度,使两大文学范畴豁然贯通。我憎恶人类,但迷恋人性的深度。已知的人性,已够我惊叹,未知的人性,更令我探索,你们都是我探索的对象——别害怕,我超乎善恶。文学不是描写真实,而是创造真实——真实是无法描写的。上帝是立体的艺术家,艺术家是平面的上帝。耶稣是半立体的,十字架只有正面才好看,侧面不好看,非得把耶稣钉上去才好看。艺术家要安于平面。尼采和托尔斯泰都不安于平面,想要立体,结果一个疯了,一个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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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为人,必有三者兼备:头脑、才能、心肠。三者,有一者弱,不好吗?不,哪一点弱,正往往形成他的风格。对照自己,不够处加强,也可找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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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要确切理解作者的深意,不要推想作者没有想到的深意。上帝创造了这世界,但他不理解这世界;艺术家创造了这世界,他理解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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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一贯调皮,得理不饶人。他说:“歌德老是坐着的,好多事需要他站起来,才能解决,但歌德坐着也是对的。”庙堂里的佛像都是坐着的,如果站起来,岂非庙堂的顶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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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人一定要好的长辈指导。光是游历,没有用的。少年人大多心猿意马,华而不实,忽而兴奋,忽而消沉。我从十四岁到廿岁出头,稀里糊涂,干的件件都是傻事。现在回忆,好机会错过了,没错过的也被自己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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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只有零零碎碎的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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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仅次于上帝。为小说人物起名字,非常难。虚构,不着边际,用真人,写来写去不如真名字那人好——名字与那人,有可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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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成熟的青年人,常有偷窥癖,因为自己空泛。艺术上的好事家,如鲁迅所言,是把姑嫂婆媳的嘁嘁喳喳搬到文坛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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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有一种灵智的反刍功能,他凭记忆再度感受从前的印象。
这种超时空的感受是艺术家的无穷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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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仁慈是看清了种种天真。拜伦的诗和尼采的哲学,在我看来是如何的乳气,生的龙、活的虎,事事认真,处处不买账……我是个残忍的人,一看再看,实在看得多了,徐徐转为仁慈。仁慈是对自己的放松,但对世事不放松。艺术家是不好惹的。超人有他的少年期、中年期、老年期。但超人没有更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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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讲法:达则济世,穷则独善。我讲:唯能独善,才能济世。把个人的能量发挥到极点,就叫做个人主义。不妨做个更通俗的图解:希腊,开始认识自己;文艺复兴,是中世纪后新的觉醒;启蒙主义,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到浪漫主义,是个性解放;到现代,才能有个人主义。我的意思是,别以为从来就有个人主义,不,个人主义是从人的自证(希腊),人的觉醒(意大利),人与人的存在关系(法国),然后才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成个人主义(以英、法、德为基地)。个人主义不介入利己利他的论题,是个自尊自强的修炼——但不必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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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有点像个人:人的心情,明一阵,暗一阵,时代也如此。到阿诺德,理智和信仰冲突,直到悲观。再难受一阵子,济慈的后人又开始走济慈的唯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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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诗,神话、英雄、自然、爱情、儿童,都没有。诗的大路还有人在走——其实没人走——诗还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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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还年轻,人生的季节已经错过了。如开桃花,是十日小阳春。还是去读小说。人生多少事,只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人的幸福,其实就到心向往之的地步。整个音乐就是心向往之的境界,是拿不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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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在这个世界上快要失传了。爱情是一门失传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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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结婚了。否则,就做个爱情上的流浪汉。已经结婚的,就地取材,自己、双方,创造新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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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东西,常被人误以为逆论,但我与王尔德的区别,是他的逆论基于说明什么东西,我并不急于说明什么。他是玉笼中的金丝雀,我是走在外面,听取一片鸟叫。
...
为人生?为艺术?这争论是世界性的。前后一百年,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动武解决的,从世界范围看,这场水深火热的争论却越来越淡化,现在根本没有这种争论了。
...
大概到我四十岁时,顿悟了: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都是莫须有的。哪种艺术与人生无关?哪种艺术不靠艺术存在?
...
黑格尔讲,从小孩嘴里讲的格言,和一个成年人讲的格言,意思是不一样的。我是老人了。我为这两种思潮苦恼过几十年,现在我悟了,说了,是有意义的。给大家讲,是双重的补课。
...
最好的东西总是使人快乐而伤心。魏晋人夜听人吹笛,曰:奈何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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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年时,家中阴沉,读到卡莱尔句:没有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语人生。大感动。又有:“打开窗户吧,让我们透一口气!”(呼吸英雄的气味)但这种伟大崇高的灵智境界,进去容易,出来很难。一进去,年轻人很容易把自己架空。艺术家不能这样凭着英雄气息成长的。一个人要成熟、成长、成功,其过程应该是不自觉、半自觉、自觉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
...
他反对一切民主主义,要有英雄伟人出来领导——对的。可是英雄呢?伟人呢?我以为是不得已,才找个民主制度。民主是个下策。再下策呢?一策也不策——明乎此,才可避免民主的弊端。其他策,更糟,所以乃为上策。所谓民主,是得过且过的意思。一船,无船主,大家吵,吵到少数服从多数——民主。民主是不景气的、无可奈何的制度。
...
别说我反民主——别误解。目前,民主是唯一的办法。我希望今后东欧、中国有了真的民主,不要是现在现成的美国式的民主。拿一个更好的民主出来,这样子,七十年受的苦没有白受。不能把西方这种暴力、性、刺青……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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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说,道德力量是潜力,不是显力。
#摘 #文学回忆录 #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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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回忆录
我爱兵法,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人生,我家破人亡,断子绝孙。爱情上,柳暗花明,却无一村。说来说去,全靠艺术活下来。幸也罢,不幸也罢,创作也罢,不创作也罢,只要通文学,不失为一成功。清通之后,可以说万事万物——艺术家圆通之后,非常通。画画,人越傻越好。文学唯一可以和音乐绘画争高下,是文学可以抓到痒处。绘画强迫人接受画家个人的意象,文学给人想象的余地。
...
人各有志。屈原诗,乃作品。他的死,也是作品,是一种自我完成。刚才说政治、人生、爱情难成功,都因为不得自己做主。艺术上的成功,乃可以自主。屈原写诗,一定知道他已永垂不朽。每个大艺术家生前都公正地衡量过自己。有人熬不住,说出来,如但丁、普希金。有种人不说的,如陶渊明,熬住不说。
...
文学要拉硬弓,不要拉软弓。所谓拉硬弓,要独自暗中拉,勿使人看见。《诗经》、《楚辞》,是中国文学的两张硬弓。你只有找到精华中的精华,那整个精华就是你的。如果辨不出精华中之精华,那整个精华你都不懂。这是方法论。精华多,莫如找精华中的精华。文学艺术,创作难,欣赏更难。不是创作在前,欣赏在后。不。欣赏在前,创作在后。一辈子拉硬弓。
...
《左传》、《国语》、《战国策》的文学成就绝不下于《史记》,更高古奇拔。司马迁会写实,像是画油画。古代之所以有这光荣现象,因为文学家、史家、哲学家都是贯通的。现代知识分工大势所趋,一分工,智慧分开。古代文化的总和性现象,一定出华而又实的大人物。现代分工,是投机取巧。现代的新趋向,还是要求知识的统合。希望将来知识统合成功,人类又开始新纪元。
...
好,极少数人,有人生观,又有世界观。再推论,他们有没有宇宙观?更少之又少——宇宙嘛,那是天体物理学家的事,关我鸟事——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现在,我要不留情面地下决断了:不从宇宙观而来的世界观,你的世界在哪里?不从世界观而来的人生观,你不活在世界上吗?所以,你认为你有人生观,没有、也不需要世界观,更没有、也更不需要宇宙观——你就什么也没有。
...
从五十年代开始,要求人人都要积极、乐观、热爱生活。——这个圈子兜得好大,好漂亮,当时要算最有学问的高级知识分子也都一致认为,积极、乐观、爱生活,总是错不了的,消极、悲观、厌世,总是资产阶级思想,错透了,万万要不得。其一,资产阶级哪里是在消极、悲观、厌世?“自由世界”当时起劲乐着呢,消极、悲观、厌世,并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好,其二,太阳系处于中年期,到了老年期,能量消耗完了,地球将要冷却。等到整个太阳系毁了,这个物理判断,是资产阶级造谣吗?
...
希腊人崇拜日神和酒神。日神主音乐,酒神主舞蹈。音乐、舞蹈,不是总在一起吗?缩小看,在某个人身上,可以住着老子和庄子,两房一厅,洗手间公共——但这是比喻,比喻终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劝大家别太相信比喻。比喻是“言”,庄子主张“得意忘言”,他喜欢形象,叫做“得鱼忘筌”。总之,我将老子定位为古典,庄子定位为浪漫,也仅是比喻,目的是想回到“文学”。
...
读《易经》,读《道德经》,我都为古人难受。他们遍体鳞伤,然后微笑着,劝道:“可要小心,不要再吃亏。”
...
伟大的思想都有毒的,你能抗毒,你得到益处。
...
真诚,先要自己无私念,不虚伪,再要用知识去分析判断,事物就清楚了——这一点安身立命的道理,我推荐给各位,以后研究任何问题,第一要脱开个人的利害得失,就会聪明。我推崇墨子,他不自私、不做作,他不能算思想家、哲学家,但我喜欢他的“人”。
...
现在是魏晋风度回顾展,也是魏晋风度追悼会。要继承发扬。勿以为魏晋思想玄妙潇洒,其实对人格非常实用,对生活、艺术,有实效。譬如谈话。如能像魏晋人般注重语言,就大有意思。要有好问,好答,再好答,再好问。古之存在,即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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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这个问题:什么是顿悟、渐悟?来自佛教禅宗。南宗讲顿悟,北宗讲渐悟,用一生去参透。大家安于南北宗、顿渐悟,我不同意。顿悟一定要有渐悟的基础。诸位顿悟能力高,离开和我的见面、谈话,就平下去了,还未达到“自立”,卓然自成一家,不建立体系而体系性很强。为什么?渐悟过程远远不够。如此,顿悟的,渐渐会顿迷,渐悟的,也会渐迷。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讲课、听课,是渐悟的功夫,渐悟的进程。所谓潜移默化,就是渐悟。顿悟可以写下来,渐悟无法写下来。心中一亮一暗,一冷一热,都可以,也应该写下来。这样子,诸位与我分开后,仍目光如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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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学,是月亮的文学,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嵇康的阳刚是内在的、天生的。后世评嵇康,各家各言,最好的评语,四个字: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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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为什么是艺术家?人格的自觉。风度神采,第一流。所以第一流的艺术品,还得分两类:一,艺术品高度完美,艺术家退隐不见。二,艺术品高度完美,艺术家凌驾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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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中国文学的塔尖。他在塔外散步。我走过的,还要走下去的,就是这样的意象和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风筝”,我就像脱线的风筝,线断了,还向上飞。陶先生问:“不愿做塔尖么?”我说:“生在西方,就做伊卡洛斯,生在中国,只好做做脱线的风筝。”我与陶潜还有一点相通:喜欢写风。文笔、格调,都有风的特征。李后主,“乱头粗服”也好——前提是“天生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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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一瓶酒。希腊是酿酒者,罗马是酿酒者,酒瓶盖是盖好的。故中世纪是酒窖的黑暗,千余年后开瓶,酒味醇厚。中国文化的酒瓶盖到了唐朝就掉落了,酒气到明清散光。“五四”再把酒倒光,掺进西方的白水,加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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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写长诗。灵感怎么办呢?珍珠如何成项链?靠当中那根线。整个现代文化是造成这根线的,通俗讲,这根线就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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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智慧得以解脱的是什么?宗教的偏见,道德的教条,感情的牵绊,知识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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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记印象,少谈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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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杜诗,要全面,不能单看他忧时、怀君、记事、刺史那几方面。他有抒情的、唯美的,甚至形式主义的很多面。不必说杜甫是中国最大的诗人,我在《琼美卡随想录》中是这样给杜甫定位的:“如果抽掉杜甫的作品,一部《全唐诗》会不会有塌下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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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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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句、律句,自齐到唐,到全盛期,渐渐太过成熟而烂。很像生物,会生长、发展、衰老、残败。这就是文化形态学。文化是个大生命,作者的个人生命附着于这大生命。有时候,时代还没开花,他先开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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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的词,究竟怎样来看?一,纯发乎至性,直抒心怀,内在的醇粹,如花如玉,所以不必提炼造作。后来的词家,再也没有李后主的自然。二,形式处理有其天然的精美,想也不想到什么人工雕饰。有人评“李后主乱头粗服皆好”,似乎中肯,我以为不对:几时乱了头、粗了服?自然界从来没有“乱头粗服”的花,李后主是“天生丽质”,和别人一比,别人或平民气,或贵族气,他是帝王气。三,艺术没有第一名,词也没有第一名,李煜并非写得“最好”,他是他自己的好,风格性强。就文学风格言,他每一首词就有一个整体感,值得画家参悟。范宽《溪山行旅图》,繁复之极,整体感却强得没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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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分所谓“婉约派”和“豪放派”。以西方的说法,是柔美、壮美之分。向来是婉约派占上风,算是词的正宗。但为人所骂,说是儿女私情、风花雪月,又推崇苏东坡、辛弃疾等——我以为不对,弄错了。词本来是小品,是小提琴。打仗可用枪炮,不要勉强小提琴去打仗。有人说:我的文学有志报国!很好,你去报国,不要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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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五十岁以后才知道做人的味道。你们现在便宜了,有只老羊在前面走,我年轻时糊涂啊,没人可问。我们欣赏古典作品,要有两重身份,一是现代人身份,一是古代人身份,如此欣赏,则进进退退,看到后来,一只眼是现代眼,一只眼是古代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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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宿命是专制的,顺从的,牺牲个人的,积极的,目的论的,群策群力的,信仰的——其实就是政治。一个艺术家笃信宗教后,是写不出东西的(请看艾略特)。那好,文艺复兴如何解释?不是艺术和宗教一体吗?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骨子里是异教的,内心是希腊的,有自觉和不自觉的两面。文艺复兴是希腊精神被中世纪扼杀后再生的意思。文艺复兴是一笔糊涂账。宗教把艺术全算到上帝账上,艺术家把功劳归自己。我以为赢家是艺术家,上帝也没输,输的是银行。到欧洲去,不要做旅游者,要做世界文化的观察家和仲裁者。思想的力量,就是仲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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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宇宙观,横盘在他的作品中,如老子的宇宙观,渗透在他说的每一句话中。但不肯直说、说白。中国中世纪剧作家,没有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只有伦理——艺术家的永久过程,是对人性深度呈现的过程。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好像在说:你们要知道啊,还有许多东西,作品里放不进去呀!作品里放不下,但又让人看出还有许多东西,这就是艺术家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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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原理,艺术最好是像裸体。盐巴,总是咸的。艺术,最好的是人的——人性,人的本性。这世界,妖气魔气已经很重——过去是神气仙气——很多现代艺术是妖气魔气,后来变成鬼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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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莫扎特,不是真的回到莫扎特,是朝那个方向去。
#摘 #文学回忆录 #木心
▎文学回忆录
我爱兵法,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人生,我家破人亡,断子绝孙。爱情上,柳暗花明,却无一村。说来说去,全靠艺术活下来。幸也罢,不幸也罢,创作也罢,不创作也罢,只要通文学,不失为一成功。清通之后,可以说万事万物——艺术家圆通之后,非常通。画画,人越傻越好。文学唯一可以和音乐绘画争高下,是文学可以抓到痒处。绘画强迫人接受画家个人的意象,文学给人想象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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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有志。屈原诗,乃作品。他的死,也是作品,是一种自我完成。刚才说政治、人生、爱情难成功,都因为不得自己做主。艺术上的成功,乃可以自主。屈原写诗,一定知道他已永垂不朽。每个大艺术家生前都公正地衡量过自己。有人熬不住,说出来,如但丁、普希金。有种人不说的,如陶渊明,熬住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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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要拉硬弓,不要拉软弓。所谓拉硬弓,要独自暗中拉,勿使人看见。《诗经》、《楚辞》,是中国文学的两张硬弓。你只有找到精华中的精华,那整个精华就是你的。如果辨不出精华中之精华,那整个精华你都不懂。这是方法论。精华多,莫如找精华中的精华。文学艺术,创作难,欣赏更难。不是创作在前,欣赏在后。不。欣赏在前,创作在后。一辈子拉硬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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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国语》、《战国策》的文学成就绝不下于《史记》,更高古奇拔。司马迁会写实,像是画油画。古代之所以有这光荣现象,因为文学家、史家、哲学家都是贯通的。现代知识分工大势所趋,一分工,智慧分开。古代文化的总和性现象,一定出华而又实的大人物。现代分工,是投机取巧。现代的新趋向,还是要求知识的统合。希望将来知识统合成功,人类又开始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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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极少数人,有人生观,又有世界观。再推论,他们有没有宇宙观?更少之又少——宇宙嘛,那是天体物理学家的事,关我鸟事——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现在,我要不留情面地下决断了:不从宇宙观而来的世界观,你的世界在哪里?不从世界观而来的人生观,你不活在世界上吗?所以,你认为你有人生观,没有、也不需要世界观,更没有、也更不需要宇宙观——你就什么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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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十年代开始,要求人人都要积极、乐观、热爱生活。——这个圈子兜得好大,好漂亮,当时要算最有学问的高级知识分子也都一致认为,积极、乐观、爱生活,总是错不了的,消极、悲观、厌世,总是资产阶级思想,错透了,万万要不得。其一,资产阶级哪里是在消极、悲观、厌世?“自由世界”当时起劲乐着呢,消极、悲观、厌世,并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好,其二,太阳系处于中年期,到了老年期,能量消耗完了,地球将要冷却。等到整个太阳系毁了,这个物理判断,是资产阶级造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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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崇拜日神和酒神。日神主音乐,酒神主舞蹈。音乐、舞蹈,不是总在一起吗?缩小看,在某个人身上,可以住着老子和庄子,两房一厅,洗手间公共——但这是比喻,比喻终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劝大家别太相信比喻。比喻是“言”,庄子主张“得意忘言”,他喜欢形象,叫做“得鱼忘筌”。总之,我将老子定位为古典,庄子定位为浪漫,也仅是比喻,目的是想回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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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易经》,读《道德经》,我都为古人难受。他们遍体鳞伤,然后微笑着,劝道:“可要小心,不要再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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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思想都有毒的,你能抗毒,你得到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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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先要自己无私念,不虚伪,再要用知识去分析判断,事物就清楚了——这一点安身立命的道理,我推荐给各位,以后研究任何问题,第一要脱开个人的利害得失,就会聪明。我推崇墨子,他不自私、不做作,他不能算思想家、哲学家,但我喜欢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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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魏晋风度回顾展,也是魏晋风度追悼会。要继承发扬。勿以为魏晋思想玄妙潇洒,其实对人格非常实用,对生活、艺术,有实效。譬如谈话。如能像魏晋人般注重语言,就大有意思。要有好问,好答,再好答,再好问。古之存在,即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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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这个问题:什么是顿悟、渐悟?来自佛教禅宗。南宗讲顿悟,北宗讲渐悟,用一生去参透。大家安于南北宗、顿渐悟,我不同意。顿悟一定要有渐悟的基础。诸位顿悟能力高,离开和我的见面、谈话,就平下去了,还未达到“自立”,卓然自成一家,不建立体系而体系性很强。为什么?渐悟过程远远不够。如此,顿悟的,渐渐会顿迷,渐悟的,也会渐迷。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讲课、听课,是渐悟的功夫,渐悟的进程。所谓潜移默化,就是渐悟。顿悟可以写下来,渐悟无法写下来。心中一亮一暗,一冷一热,都可以,也应该写下来。这样子,诸位与我分开后,仍目光如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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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学,是月亮的文学,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嵇康的阳刚是内在的、天生的。后世评嵇康,各家各言,最好的评语,四个字: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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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为什么是艺术家?人格的自觉。风度神采,第一流。所以第一流的艺术品,还得分两类:一,艺术品高度完美,艺术家退隐不见。二,艺术品高度完美,艺术家凌驾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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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中国文学的塔尖。他在塔外散步。我走过的,还要走下去的,就是这样的意象和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风筝”,我就像脱线的风筝,线断了,还向上飞。陶先生问:“不愿做塔尖么?”我说:“生在西方,就做伊卡洛斯,生在中国,只好做做脱线的风筝。”我与陶潜还有一点相通:喜欢写风。文笔、格调,都有风的特征。李后主,“乱头粗服”也好——前提是“天生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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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一瓶酒。希腊是酿酒者,罗马是酿酒者,酒瓶盖是盖好的。故中世纪是酒窖的黑暗,千余年后开瓶,酒味醇厚。中国文化的酒瓶盖到了唐朝就掉落了,酒气到明清散光。“五四”再把酒倒光,掺进西方的白水,加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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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写长诗。灵感怎么办呢?珍珠如何成项链?靠当中那根线。整个现代文化是造成这根线的,通俗讲,这根线就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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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智慧得以解脱的是什么?宗教的偏见,道德的教条,感情的牵绊,知识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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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记印象,少谈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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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杜诗,要全面,不能单看他忧时、怀君、记事、刺史那几方面。他有抒情的、唯美的,甚至形式主义的很多面。不必说杜甫是中国最大的诗人,我在《琼美卡随想录》中是这样给杜甫定位的:“如果抽掉杜甫的作品,一部《全唐诗》会不会有塌下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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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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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句、律句,自齐到唐,到全盛期,渐渐太过成熟而烂。很像生物,会生长、发展、衰老、残败。这就是文化形态学。文化是个大生命,作者的个人生命附着于这大生命。有时候,时代还没开花,他先开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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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的词,究竟怎样来看?一,纯发乎至性,直抒心怀,内在的醇粹,如花如玉,所以不必提炼造作。后来的词家,再也没有李后主的自然。二,形式处理有其天然的精美,想也不想到什么人工雕饰。有人评“李后主乱头粗服皆好”,似乎中肯,我以为不对:几时乱了头、粗了服?自然界从来没有“乱头粗服”的花,李后主是“天生丽质”,和别人一比,别人或平民气,或贵族气,他是帝王气。三,艺术没有第一名,词也没有第一名,李煜并非写得“最好”,他是他自己的好,风格性强。就文学风格言,他每一首词就有一个整体感,值得画家参悟。范宽《溪山行旅图》,繁复之极,整体感却强得没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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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分所谓“婉约派”和“豪放派”。以西方的说法,是柔美、壮美之分。向来是婉约派占上风,算是词的正宗。但为人所骂,说是儿女私情、风花雪月,又推崇苏东坡、辛弃疾等——我以为不对,弄错了。词本来是小品,是小提琴。打仗可用枪炮,不要勉强小提琴去打仗。有人说:我的文学有志报国!很好,你去报国,不要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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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五十岁以后才知道做人的味道。你们现在便宜了,有只老羊在前面走,我年轻时糊涂啊,没人可问。我们欣赏古典作品,要有两重身份,一是现代人身份,一是古代人身份,如此欣赏,则进进退退,看到后来,一只眼是现代眼,一只眼是古代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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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宿命是专制的,顺从的,牺牲个人的,积极的,目的论的,群策群力的,信仰的——其实就是政治。一个艺术家笃信宗教后,是写不出东西的(请看艾略特)。那好,文艺复兴如何解释?不是艺术和宗教一体吗?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骨子里是异教的,内心是希腊的,有自觉和不自觉的两面。文艺复兴是希腊精神被中世纪扼杀后再生的意思。文艺复兴是一笔糊涂账。宗教把艺术全算到上帝账上,艺术家把功劳归自己。我以为赢家是艺术家,上帝也没输,输的是银行。到欧洲去,不要做旅游者,要做世界文化的观察家和仲裁者。思想的力量,就是仲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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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宇宙观,横盘在他的作品中,如老子的宇宙观,渗透在他说的每一句话中。但不肯直说、说白。中国中世纪剧作家,没有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只有伦理——艺术家的永久过程,是对人性深度呈现的过程。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好像在说:你们要知道啊,还有许多东西,作品里放不进去呀!作品里放不下,但又让人看出还有许多东西,这就是艺术家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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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原理,艺术最好是像裸体。盐巴,总是咸的。艺术,最好的是人的——人性,人的本性。这世界,妖气魔气已经很重——过去是神气仙气——很多现代艺术是妖气魔气,后来变成鬼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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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莫扎特,不是真的回到莫扎特,是朝那个方向去。
#摘 #文学回忆录 #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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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回忆录
雷声很大,能讲吗?我有我的能讲。结结巴巴,总能讲完,总能使诸君听完后,在世界文学门内,不在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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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是大人说小孩的话,说给大人听的。多听,多想,人得以归真返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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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话,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太现实。神权、夫权、谁管谁,渗透神话,令人惧怕。希腊神话无为而治,自在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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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兼音乐家还会再来吗?我以为不复再返,只能零零碎碎地活在地上的艺术家身上。莫扎特、肖邦,就是一部分的俄耳浦斯——莫扎特是俄耳浦斯的快乐、和平、祥瑞、明亮的一面。肖邦是忧伤、自爱、惮念、怀想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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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某一样东西的起源,很糟,很不光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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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苦的,做爱是悄悄的,唯战争胜利是大规模的,开放的,故有声,声有歌,歌有诗。其次,对神的崇拜是初民的精神生活。开初是为祈求,求必出声,起先喃喃,后来高声,再后来高唱,即祷词。不能否定劳动号子的作用,但那是实用的。战歌,祷词,劳动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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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希腊神话还有一个史前期。当时他们认为最初的最初,没有宇宙,此说比有宇宙观还难想象。希腊人认为有宇宙前,是一片混沌,无光,漆黑,类于庄子说,一片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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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黄铜时代、黑铁时代,与《圣经》、与中国,均相似。金的时代不耕而获,无为而治,银的时代就耕者有其食了,铜的时代日子常感困苦,铁的时代纵欲作乱,失去信仰,同类相残,血染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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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庇特,众神之神,常来人间。有一天在云间见一美女,名欧罗巴(Europa),正在林间泉边玩。朱庇特化成白牛,渐渐靠近美女,美女套花环于牛,牛跪,女骑,牛走,劫欧罗巴于海上,至陆地,还形,与女爱,生三子,那块陆地就成了欧罗巴。这种心理描写很对:人见到初爱的人,从不直接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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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阿波罗精神、巴克斯精神,前者观照、理性、思索,后者行动、欢乐、直觉、本能。人类的快乐,不是靠理性、电脑、物质,而来自情感、直觉、本能、快乐行动。凡永恒伟大的爱,都要绝望一次,消失一次,一度死,才会重获爱,重新知道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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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不能完成真实,不能实际占有,只可保持距离,两相观照;你要沾惹它,它便消失了,你静着不动,它又显现。我觉得艺术、哲学、宗教,都是人类的自恋,都在适当保持距离时,才有美的可能、真的可能、善的可能。如果你把宗教当做哲学对待,就有了距离,看清宗教究竟是什么;如果你把哲学当做艺术对待,就有了距离,看清哲学究竟是什么;如果你把艺术当做宗教对待,就有了距离,看清艺术究竟是什么——我的意见是,将宗教作宗教来信,就迷惑了;将哲学作哲学来研究,就学究了;将艺术作艺术来玩弄,就玩世不恭了。原因,就在于太直接,是人的自我强求,正像那耳喀索斯要亲吻水中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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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希腊文化,可以概称为“人的发现”;全部希腊神话,可以概称为“人的倒影”。妙在倒影比本体更大、更强,而且不在水里,却在天上,在奥林匹斯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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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人类文化就是自恋,自恋文化是人类文化。人类爱自己,想要了解自己。人类爱照镜子,舍不得离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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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耳喀索斯的神话,象征艺术与人生的距离。现实主义取消距离,水即乱。这是人生与艺术的宿命。艺术家只要能把握距离到正好,就成功,不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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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初民的智能,以为风吹孩子,风就是父亲,以为火苗就是野兽,以己度人、度世界。早古人类的疑问,是自问自答,因无人回答,故神话以人类自问自答的方式流传,人格化。此即神话之前的文学雏形。再早,是口传,好则留,坏则不留。到现代、近世,传播出版发达,却相反,坏的容易传播,好的不易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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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化是这样地结结巴巴传下来的。人类文化糊里糊涂传下来,不是有板有眼的,而是无板无眼的。人是最弱的生物,竟然在地球上为王。人是地球的败类。人不进化的。千万年前的动物和今天一样,为什么不进化?人类弱,又不安分。要了解人,又不让人了解自己。不稳定,不正常。动物性是稳定的,正常的。最早的文学,即记录人类的骚乱,不安,始出个人的文学。所有伟大的文艺,记录的都不是幸福,而是不安与骚乱。人说难得糊涂。我以为人类一直糊涂。希腊神话是一笔美丽得发昏的糊涂账。因为糊涂,因为发昏,才如此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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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崇拜的东西,常是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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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史诗中英雄美人的显著特点是:性格鲜明,不用太多的字句,写角色说的话、做的事,读者自然看到的性格。这是古典的文学方法论,到今天,仍应看取、借鉴。莎士比亚用这个方法,司马迁也用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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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童年。各民族有各自的童年。希腊这孩童最健康,他不是神童,很正常、很活泼,故荷马史诗是人类健康活泼时期的诗。所谓荷马史诗风格,可列如下四个特点:迅速,直捷,明白,壮丽。这四个特点,若读原文,可感更切。任何译文,均可传达四特点中之一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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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创造伟大文学家、艺术家,常常偶然。我不同意克罗齐,很简单:历史学家,是真口袋里装真东西。艺术家,是假口袋里装真东西。历史学家苦,要找真口袋,我怕苦,不做史家。艺术家造假口袋,比较快乐。但艺术家应有点历史知识。历史学家要的是“当然”,艺术家要的是“想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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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古人的崇敬,世界范围说,就是这两位。第三位是晚七百年再来的。他是老三,他是耶稣。老子大哥,乔达摩老二,耶稣是小弟。这小弟来势非凡,世界都被他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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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神→泛神→无神此中规律,世界如此。而一神,很难通向泛神,因此不可能无神。所以,希腊诸神今已消失了。叔本华说,泛神论即客客气气的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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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健全高尚的人,看悲剧,既骄傲又谦逊地想:事已如此,好自为之。一切伟大的思想来自悲观主义。真正伟大的人物都是一开始就悲观、绝望,置之死地而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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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为渔夫写墓志铭:“将这篮,这桨,放在某某墓上,这么少啊,这个人的财产。”又如:“好像甜蜜的苹果,在最高的枝端好像有人忘了它,不,是他们采不到它。”不过,韵事越多,名越大。我的公式:“知名度来自误解。”没有足够的误解,就没有足够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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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理性看耶稣的话,破洞很多。要不求甚解地去解。不求甚解就是一种解。包涵、圆融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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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因是无报偿的,才可爱;恶,因是无恶报的,才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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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爱到底是什么?就是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的翅膀。知是哲学,爱是艺术。艺术可以拯救人类。普普艺术、观念艺术,是浪子,闯出去,不管了。现在是浪子回头,重整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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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回家乡训众,乡亲先是诧异耶稣这般智慧,后来更诧异,说:他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他妈妈不是玛利亚吗?他的兄妹还在家乡。先知在故乡是不受尊敬的。每个人要保留一点神秘感,使人不知你。否则像耶稣那样,在家乡被人看轻,被人欺负。人类总是以误解当做理解,一旦理解,即又转成误解。艺术家要留一份“神秘感”,保护自己。你自以为君子坦荡荡,结果呢,招鬼上门,引狼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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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第二流者,是原来志在一流,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合,成了二流。如果甘于二流三流,已经居下流了。和朋友谈话,没在山顶上。尼采说,山顶到山顶,不是自下往上爬到的,而是此山顶登彼山顶,两点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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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要是真心在听,就该知道我的解释过程,就是我的自我教育过程。一个人衷心赞美别人,欣赏别人,幸福最多——他是在调整自己,发现自己。你认识了一位智慧的、高尚的、真诚的人,自然会和原来的亲戚旧识作比,一作比,如梦初醒,这个初醒的过程,不就是自我教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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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教育,是指自我教育。一切外在的教育,是为自我教育服务的。试想,自我教育失败,外在教育有什么用?凡人没有自我教育。所谓超人,是指超越自己,不断不断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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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蜜多,即反复证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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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什么?就因为宇宙无目的,方法论无目的,也是架空。宗教是想在无目的的宇宙中,虚构一目的。此即宗教。哲学家是怀疑者、追求者。科学家解释,分析,过程中有所怀疑者,则兼具哲学家气质了。或曰,这样的科学家是有宗教信仰的,为宗教服务的。西方大科学家不满于老是追求科学,总想进入哲学、宗教,进进退退,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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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可以做哲学家、宗教家、科学家不能做的事。艺术家是浪子。宗教太沉闷,科学太枯燥,艺术家是水淋淋的浪子。他自设目的,自成方法。以宗教设计目的,借哲学架构方法。然而这不是浪子回头,而是先有家,住腻了,浪出来,带足哲学、宗教的家产,浪出来。不能太早做浪子,要在宗教、哲学里泡一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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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中长胡子的耶稣还是初民社会酋长观念的延伸。中国的佛像没有老少之分。如来,不去不来之意,三生如来,指过去、现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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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题可有一解:宗教是父母,艺术是孩子。艺术在童年时靠父母,长大后,就很难管。艺术到了哀乐中年,渐渐老去,宗教管不着了。艺术是单身汉,它只有一个朋友:哲学。以下是艺术与哲学的对话——艺术:我是有父母的,你怎么没有?哲学:我是私生子。艺术:一点传说也没有吗?哲学:听说过,是怀疑。艺术:你生来连童年都没有?哲学:我们是没有神童的。艺术:(沉思)。哲学:老弟,别哀伤,哲学可以返老还童。艺术是童年在前,哲学是在童年在后。艺术,你也可以寻得第二次童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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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的愚忠,真可哀!这种愚忠其实是极高尚、极真挚的感情,可是没有同等的智慧统摄,以致终为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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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有恶与恶的戏剧性、善与恶的戏剧性,这善与善的戏剧性令我们感动的是,忘记了它的虚构性——置金鞋而代为王,简直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理想主义都有了。
#摘 #文学回忆录 #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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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声很大,能讲吗?我有我的能讲。结结巴巴,总能讲完,总能使诸君听完后,在世界文学门内,不在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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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是大人说小孩的话,说给大人听的。多听,多想,人得以归真返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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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话,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太现实。神权、夫权、谁管谁,渗透神话,令人惧怕。希腊神话无为而治,自在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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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兼音乐家还会再来吗?我以为不复再返,只能零零碎碎地活在地上的艺术家身上。莫扎特、肖邦,就是一部分的俄耳浦斯——莫扎特是俄耳浦斯的快乐、和平、祥瑞、明亮的一面。肖邦是忧伤、自爱、惮念、怀想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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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某一样东西的起源,很糟,很不光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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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苦的,做爱是悄悄的,唯战争胜利是大规模的,开放的,故有声,声有歌,歌有诗。其次,对神的崇拜是初民的精神生活。开初是为祈求,求必出声,起先喃喃,后来高声,再后来高唱,即祷词。不能否定劳动号子的作用,但那是实用的。战歌,祷词,劳动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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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希腊神话还有一个史前期。当时他们认为最初的最初,没有宇宙,此说比有宇宙观还难想象。希腊人认为有宇宙前,是一片混沌,无光,漆黑,类于庄子说,一片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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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黄铜时代、黑铁时代,与《圣经》、与中国,均相似。金的时代不耕而获,无为而治,银的时代就耕者有其食了,铜的时代日子常感困苦,铁的时代纵欲作乱,失去信仰,同类相残,血染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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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庇特,众神之神,常来人间。有一天在云间见一美女,名欧罗巴(Europa),正在林间泉边玩。朱庇特化成白牛,渐渐靠近美女,美女套花环于牛,牛跪,女骑,牛走,劫欧罗巴于海上,至陆地,还形,与女爱,生三子,那块陆地就成了欧罗巴。这种心理描写很对:人见到初爱的人,从不直接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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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阿波罗精神、巴克斯精神,前者观照、理性、思索,后者行动、欢乐、直觉、本能。人类的快乐,不是靠理性、电脑、物质,而来自情感、直觉、本能、快乐行动。凡永恒伟大的爱,都要绝望一次,消失一次,一度死,才会重获爱,重新知道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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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不能完成真实,不能实际占有,只可保持距离,两相观照;你要沾惹它,它便消失了,你静着不动,它又显现。我觉得艺术、哲学、宗教,都是人类的自恋,都在适当保持距离时,才有美的可能、真的可能、善的可能。如果你把宗教当做哲学对待,就有了距离,看清宗教究竟是什么;如果你把哲学当做艺术对待,就有了距离,看清哲学究竟是什么;如果你把艺术当做宗教对待,就有了距离,看清艺术究竟是什么——我的意见是,将宗教作宗教来信,就迷惑了;将哲学作哲学来研究,就学究了;将艺术作艺术来玩弄,就玩世不恭了。原因,就在于太直接,是人的自我强求,正像那耳喀索斯要亲吻水中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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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希腊文化,可以概称为“人的发现”;全部希腊神话,可以概称为“人的倒影”。妙在倒影比本体更大、更强,而且不在水里,却在天上,在奥林匹斯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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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人类文化就是自恋,自恋文化是人类文化。人类爱自己,想要了解自己。人类爱照镜子,舍不得离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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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耳喀索斯的神话,象征艺术与人生的距离。现实主义取消距离,水即乱。这是人生与艺术的宿命。艺术家只要能把握距离到正好,就成功,不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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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初民的智能,以为风吹孩子,风就是父亲,以为火苗就是野兽,以己度人、度世界。早古人类的疑问,是自问自答,因无人回答,故神话以人类自问自答的方式流传,人格化。此即神话之前的文学雏形。再早,是口传,好则留,坏则不留。到现代、近世,传播出版发达,却相反,坏的容易传播,好的不易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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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化是这样地结结巴巴传下来的。人类文化糊里糊涂传下来,不是有板有眼的,而是无板无眼的。人是最弱的生物,竟然在地球上为王。人是地球的败类。人不进化的。千万年前的动物和今天一样,为什么不进化?人类弱,又不安分。要了解人,又不让人了解自己。不稳定,不正常。动物性是稳定的,正常的。最早的文学,即记录人类的骚乱,不安,始出个人的文学。所有伟大的文艺,记录的都不是幸福,而是不安与骚乱。人说难得糊涂。我以为人类一直糊涂。希腊神话是一笔美丽得发昏的糊涂账。因为糊涂,因为发昏,才如此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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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崇拜的东西,常是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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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史诗中英雄美人的显著特点是:性格鲜明,不用太多的字句,写角色说的话、做的事,读者自然看到的性格。这是古典的文学方法论,到今天,仍应看取、借鉴。莎士比亚用这个方法,司马迁也用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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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童年。各民族有各自的童年。希腊这孩童最健康,他不是神童,很正常、很活泼,故荷马史诗是人类健康活泼时期的诗。所谓荷马史诗风格,可列如下四个特点:迅速,直捷,明白,壮丽。这四个特点,若读原文,可感更切。任何译文,均可传达四特点中之一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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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创造伟大文学家、艺术家,常常偶然。我不同意克罗齐,很简单:历史学家,是真口袋里装真东西。艺术家,是假口袋里装真东西。历史学家苦,要找真口袋,我怕苦,不做史家。艺术家造假口袋,比较快乐。但艺术家应有点历史知识。历史学家要的是“当然”,艺术家要的是“想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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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第二流者,是原来志在一流,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合,成了二流。如果甘于二流三流,已经居下流了。和朋友谈话,没在山顶上。尼采说,山顶到山顶,不是自下往上爬到的,而是此山顶登彼山顶,两点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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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教育,是指自我教育。一切外在的教育,是为自我教育服务的。试想,自我教育失败,外在教育有什么用?凡人没有自我教育。所谓超人,是指超越自己,不断不断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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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可以做哲学家、宗教家、科学家不能做的事。艺术家是浪子。宗教太沉闷,科学太枯燥,艺术家是水淋淋的浪子。他自设目的,自成方法。以宗教设计目的,借哲学架构方法。然而这不是浪子回头,而是先有家,住腻了,浪出来,带足哲学、宗教的家产,浪出来。不能太早做浪子,要在宗教、哲学里泡一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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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中长胡子的耶稣还是初民社会酋长观念的延伸。中国的佛像没有老少之分。如来,不去不来之意,三生如来,指过去、现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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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题可有一解:宗教是父母,艺术是孩子。艺术在童年时靠父母,长大后,就很难管。艺术到了哀乐中年,渐渐老去,宗教管不着了。艺术是单身汉,它只有一个朋友:哲学。以下是艺术与哲学的对话——艺术:我是有父母的,你怎么没有?哲学:我是私生子。艺术:一点传说也没有吗?哲学:听说过,是怀疑。艺术:你生来连童年都没有?哲学:我们是没有神童的。艺术:(沉思)。哲学:老弟,别哀伤,哲学可以返老还童。艺术是童年在前,哲学是在童年在后。艺术,你也可以寻得第二次童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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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的愚忠,真可哀!这种愚忠其实是极高尚、极真挚的感情,可是没有同等的智慧统摄,以致终为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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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有恶与恶的戏剧性、善与恶的戏剧性,这善与善的戏剧性令我们感动的是,忘记了它的虚构性——置金鞋而代为王,简直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理想主义都有了。
#摘 #文学回忆录 #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