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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我的整个谬论都是错的吗？”：谈谈技术决定论

“You Mean My Whole Fallacy Is Wrong”: On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从古希腊时期“诡辩家”被用作侮辱性绰号开始，捏造没人相信的理论并将其归咎于对手就一直是学术界的普遍运动。

“-ism”（主义）结尾的词特别适合用于此目的。罗伯特·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在一份幽默风趣且有大量文献佐证的学术名词研究中指出，“‘偏见’和‘歪曲’是长期嘲弄的术语，而提出此类歪曲观点的人通常会被指责陷入某种让人盲目的‘-ism’陷阱。”他接着说，这些“-ism”往往是没人会公开宣称支持的东西，比如恐怖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等等。（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就更典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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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谬误的动机既是为了规范或嘲弄学者的思想，也为了约束大众的思维。从古希腊的喜剧剧作家到伊拉斯谟（Erasmus）和拉伯雷（Rabelais），从斯威夫特（Swift）和“百科全书派”到尼采（Nietzsche）和战后校园小说，学术界一直是讽刺作家们肥沃的创作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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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温思洛普-杨（Geoffrey Winthrop-Young）写道，这种指控“常常带有一丝道德上的愤慨。说某人是技术决定论者，有点像说他喜欢勒死可爱的小狗。这种邪恶的行径让进一步的讨论变得毫无必要。”基特勒（Friedrich A.Kittler）认为，技术决定论的威胁“就像一个诅咒，吓唬学生”。

这个指控可以瞬间形成一种共识，告诉别人，正直的人显然会避开什么。技术决定论的指控涉及一种“过滤器泡沫”逻辑，在一种未经审视的同意下，就认为主导因素要么是机器，要么是人。最近，吉尔·勒波尔（Jill Lepore）愤怒地表示：“这是一种恶劣的谬论。认为变革是由技术驱动，而技术是由人类驱动，这会让力量和权力变得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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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决定论的谬误有哪些？如果它真是一种学说的话，那么这些谬误包括：历史必然论的意味，悲观主义甚至宿命论；公众缺乏对技术决策的政治控制；将技术视为独立于人类行动者之外的实体；否认文化偶然性；将技术僵化为单一的“块状物”；高估工程师的力量；坚持单一成因论；以及未能认识到人们在塑造技术世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这个术语还沾染上了许多累赘的形容词——粗鲁、庸俗、幼稚、狭隘、沉闷、软技术决定论和硬技术决定论。也许，所有的批评都归结为一句古老的格言——不要把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混为一谈。

“技术”也许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术语，我不过是众多试图梳理它的人之一。技术的概念需要清除男性主导、白人中心、西方中心和亲资本主义的偏见。但是决定论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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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导致B”是叙事、逻辑和解释的结构。我们想知道A如何导致B（故事），A表明B（逻辑），或A引起B（预测）。如果我们想要知识，我们就需要某种形式的决定论。通过称其为“主义”来远离这个目标，这是一种掩盖学术探究本质的虚伪行为，它只是重申了没有人会反对的观点——我们想要避免糟糕的解释。

我们迫切需要了解人类活动和环境转变之间因果关系的知识。我们必须尝试讲述关于数据力量或基础设施形态的宏大故事。蔑视技术决定论是左右派共享的一种更广泛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文化中，那些显而易见没人会站出来支持的坏事会遭到热烈攻击。谴责政府滥权比让民主发挥作用容易得多，攻击谬论比弄清楚“阐释”及其真正含义更容易。谴责技术决定论比撰写一部真正好的技术和文明的历史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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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贝姆：《数字时代的个人关系：新的形式》（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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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面对写作和出版时可能会不知所措，但与我们面对坍缩时空的巨大力量时的不知所措相比，前者是微不足道的。作为面对面进行社会互动的生物，人类在经历了几千年后，以极迅捷的速度实现了跨距离交流的能力，并扰乱了我们脑海中的社会理解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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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自我不在身体里，那它是什么？我们怎么能拥有如此多的控制权，却失去了如此多的自由？当个人交流通过大众媒介传播时，它意味着什么？如果大众媒介用于个人交流，那它是什么？私人和公共还意味着什么？“真实”（to be real）到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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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Gergen形容我们正在与“缺席的挑战”（“challenge of absent presence”）作斗争。他担心我们生活在一个“漂浮的世界”（“floating world”）—— 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主要与不在场的伙伴打交道，尽管我们的物理位置上存在着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可能身处一个空间，但在精神上和情感上却在别处投入，比方说一起吃晚饭的人沉浸在手机上。

既然他身临其境，但同时又不在，那么自我的本质就成了问题。“他”在哪里？

此外，如果通过数字媒介呈现的自我与我们面对面呈现的自我不一致，或者它们相互矛盾，那该怎么办？如果有人当面和蔼可亲，在一个在线论坛上咄咄逼人，在另一个在线论坛上无人过问，哪一个是真实的？现在还存在真正的自我吗？曾经有过吗？

在场与交流的分离为我们提供了对社交世界的更多控制权，但同时也使我们受到新形式的控制、监视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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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omi Baron认为，新媒介为我们提供了“音量控制按钮”来调节我们的社会环境，管理我们的交往。我们可以创造新的交谈机会。我们可以避免互动，对着手机讲话（或假装讲话）以避免同时在场的熟人，或者让电话转到语音信箱。

我们可以操纵我们的互动，做一些事情，比如转发令人讨厌的电子邮件，或者让人们使用免提。我们可以使用非语言限制的媒介，如短信或电子邮件，来保护我们免受引发焦虑的遭遇，如调情或结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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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自主性越来越受到“随传随到”的期望的限制，我们将永远亏欠下一个适当而及时的回复。我们被赋予我们权力的“永久接触”（“perpetual contact”）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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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琳·马文：《当旧技术还是新技术的时候：对19世纪末电力通信的思考》（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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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世纪末，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新的电子媒介是无尽魅力和恐惧的来源，并为社会实验提供了绵绵不断的素材。事实上，所有关于20世纪电子媒介的讨论都从这里开始。如果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媒介形成了现代共同体的想象性边界，那么新媒介的引入就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因为依附于旧媒介模式的社会传播等价物将被重新审视、挑战、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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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可能改变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监视（surveillance）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允许的交流的熟悉程度（familiarity），接触的频率（frequency）和强度（intensity），以及对真相（truth）和欺骗（deception）的惯常测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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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家庭和职业共同体都在努力适应新的声音和视觉设备，这些设备使实时交流成为可能，而无需真正在场，所以有些人突然变得太近，而另一些人则变得太远。新类型的接触与确定信任和可靠性的旧方式相碰撞，与世界和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旧观念相碰撞，这些观念涉及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黑人和白人、欧洲和非欧洲、专家和公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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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帮助我们确定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什么是“意识”（consciousness），什么思想是可能的，什么思想还不能接受或不再接受。人们经常指出，私人的梦想在内容和冲动上都是系统性的，在公共论坛上创造、交换和修改的梦想和幻想也是系统性的。它们在社会与自己关于它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对话中发展出自己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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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不是固定的自然物，它们没有自然的边缘。它们是由习惯、信仰和程序构成的综合体，嵌入到精心设计的文化交流编码中。媒介的历史永远不会多于或少于使用它们的历史，它们总是把我们从它们身上引向它们所阐明的社会实践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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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体现了习惯秩序处于危险之中的可能性，因为传播是一种积极寻求多样性的特殊互动。无论习俗或工具看起来多么牢固地组织和遏制它，它都携带着颠覆自己的种子。

#拣 #译窟 #卡罗琳·马文 #技术史 #传播学 #媒介研究 #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