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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土：超越数字时代走向后资本主义世界

Scorched Earth: Beyond the Digital Age to a Post-Capitalist World

作者：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与考古系）
译者：陈荣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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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符合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将人类的能量和情感纳入由经济和规训塑造的模式。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对这一过程作了说明：“关乎人类存在的社会组织基础是基本的欲望和需求。这些欲望和需求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和韧性，它们被塑造出来协调统治的利益，从而成为一种稳定的力量，将大多数人与少数统治者联系在一起，绑在少数统治者身上。”

他写道，压抑如此有效，以至于呈现出自由、独立的虚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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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远程信息服务或其他类型的远程接触相比，面对面接触的价值与某种错位的真实感无关。相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与语言、图像或信息的交流或传递不同。它总是充斥着非语言和非视觉的要素。面对面的接触是生活世界及其共同性的必要基础，它被赋予一些未曾预见的、与规范性交流无关的东西。邂逅并不发生在空旷的空间，也不被屏幕的框架所限制。它是一种沉浸，是对一种氛围的栖息，影响着每一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感觉。这种会面和“靠近”是一种“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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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在1900年左右写道：“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免于货币化或可交换时，我们就注定要进入一个色彩枯竭的世界，由生命和喜悦编织的时刻被剥夺，这些时刻往往诞生于相互性和亲密性。”齐美尔的尖锐批评也适用于现状，因为我们不再能够直接理解所有生物之间脆弱的相互关联性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与屏幕打交道，这让我们彻底麻醉，以至于失去了体验生命感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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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不安的还不是情感的商品化或行为控制的不祥景象。我们正在失去在时间深度上看到一张脸或听到一个声音的能力，失去理解一生中收集经验和声音的能力。批评家西格丽德·韦格尔（Sigrid Weigel）曾经写道，脸上的失落、悲伤、爱、毅力或不甘的深刻痕迹显得那么多余，难以辨认。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习惯了“健忘症”和“准自动在线交流”的人来说，我们所有人的生活烙印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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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互联网培养了一种窥探和暴露的文化，一切被认为值得了解的“某某人信息”都能被快速搜索和检索。

我们正在失去倾听的可能性，失去用忍耐去面对一个陌生人、一个穷困潦倒的人、一个对我们自身利益毫无贡献的人的可能性。我们甚至不能理解与他人相处的困难。企业设计的社交媒体形式已经消除了与他者和痛苦建立伦理关系的可能性。我们常被诱导或被迫遵循数字化工作和休闲的轮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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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个体的臣服以自主的错觉为标志，但又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社会关系的合理化和全面经济化“创造了一个温室，在这个温室里，它们的内在反面（非理性）总是带着暴力，茁壮成长。”值得注意的是，在地球的未来、人类和动物的生存面临空前危险的时刻，如此多的人竟然自愿将自己限制在干枯的数字柜中。通往不同世界的道路不会被互联网搜索引擎找到。相反，需要探索和创造性地接受人类社会几千年来漫长历史中发展起来的所有资源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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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贝姆：《数字时代的个人关系：新的形式》（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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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面对写作和出版时可能会不知所措，但与我们面对坍缩时空的巨大力量时的不知所措相比，前者是微不足道的。作为面对面进行社会互动的生物，人类在经历了几千年后，以极迅捷的速度实现了跨距离交流的能力，并扰乱了我们脑海中的社会理解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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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自我不在身体里，那它是什么？我们怎么能拥有如此多的控制权，却失去了如此多的自由？当个人交流通过大众媒介传播时，它意味着什么？如果大众媒介用于个人交流，那它是什么？私人和公共还意味着什么？“真实”（to be real）到底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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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th Gergen形容我们正在与“缺席的挑战”（“challenge of absent presence”）作斗争。他担心我们生活在一个“漂浮的世界”（“floating world”）—— 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主要与不在场的伙伴打交道，尽管我们的物理位置上存在着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可能身处一个空间，但在精神上和情感上却在别处投入，比方说一起吃晚饭的人沉浸在手机上。

既然他身临其境，但同时又不在，那么自我的本质就成了问题。“他”在哪里？

此外，如果通过数字媒介呈现的自我与我们面对面呈现的自我不一致，或者它们相互矛盾，那该怎么办？如果有人当面和蔼可亲，在一个在线论坛上咄咄逼人，在另一个在线论坛上无人过问，哪一个是真实的？现在还存在真正的自我吗？曾经有过吗？

在场与交流的分离为我们提供了对社交世界的更多控制权，但同时也使我们受到新形式的控制、监视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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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omi Baron认为，新媒介为我们提供了“音量控制按钮”来调节我们的社会环境，管理我们的交往。我们可以创造新的交谈机会。我们可以避免互动，对着手机讲话（或假装讲话）以避免同时在场的熟人，或者让电话转到语音信箱。

我们可以操纵我们的互动，做一些事情，比如转发令人讨厌的电子邮件，或者让人们使用免提。我们可以使用非语言限制的媒介，如短信或电子邮件，来保护我们免受引发焦虑的遭遇，如调情或结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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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自主性越来越受到“随传随到”的期望的限制，我们将永远亏欠下一个适当而及时的回复。我们被赋予我们权力的“永久接触”（“perpetual contact”）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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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琳·马文：《当旧技术还是新技术的时候：对19世纪末电力通信的思考》（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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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世纪末，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新的电子媒介是无尽魅力和恐惧的来源，并为社会实验提供了绵绵不断的素材。事实上，所有关于20世纪电子媒介的讨论都从这里开始。如果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媒介形成了现代共同体的想象性边界，那么新媒介的引入就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因为依附于旧媒介模式的社会传播等价物将被重新审视、挑战、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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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可能改变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监视（surveillance）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允许的交流的熟悉程度（familiarity），接触的频率（frequency）和强度（intensity），以及对真相（truth）和欺骗（deception）的惯常测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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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家庭和职业共同体都在努力适应新的声音和视觉设备，这些设备使实时交流成为可能，而无需真正在场，所以有些人突然变得太近，而另一些人则变得太远。新类型的接触与确定信任和可靠性的旧方式相碰撞，与世界和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旧观念相碰撞，这些观念涉及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黑人和白人、欧洲和非欧洲、专家和公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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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帮助我们确定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什么是“意识”（consciousness），什么思想是可能的，什么思想还不能接受或不再接受。人们经常指出，私人的梦想在内容和冲动上都是系统性的，在公共论坛上创造、交换和修改的梦想和幻想也是系统性的。它们在社会与自己关于它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对话中发展出自己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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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不是固定的自然物，它们没有自然的边缘。它们是由习惯、信仰和程序构成的综合体，嵌入到精心设计的文化交流编码中。媒介的历史永远不会多于或少于使用它们的历史，它们总是把我们从它们身上引向它们所阐明的社会实践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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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体现了习惯秩序处于危险之中的可能性，因为传播是一种积极寻求多样性的特殊互动。无论习俗或工具看起来多么牢固地组织和遏制它，它都携带着颠覆自己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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