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但愿那另一种觉醒,死亡,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卡罗琳·马文:《当旧技术还是新技术的时候:对19世纪末电力通信的思考》(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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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世纪末,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新的电子媒介是无尽魅力和恐惧的来源,并为社会实验提供了绵绵不断的素材。事实上,所有关于20世纪电子媒介的讨论都从这里开始。如果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媒介形成了现代共同体的想象性边界,那么新媒介的引入就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因为依附于旧媒介模式的社会传播等价物将被重新审视、挑战、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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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可能改变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监视(surveillance)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允许的交流的熟悉程度(familiarity),接触的频率(frequency)和强度(intensity),以及对真相(truth)和欺骗(deception)的惯常测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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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家庭和职业共同体都在努力适应新的声音和视觉设备,这些设备使实时交流成为可能,而无需真正在场,所以有些人突然变得太近,而另一些人则变得太远。新类型的接触与确定信任和可靠性的旧方式相碰撞,与世界和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旧观念相碰撞,这些观念涉及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黑人和白人、欧洲和非欧洲、专家和公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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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帮助我们确定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什么是“意识”(consciousness),什么思想是可能的,什么思想还不能接受或不再接受。人们经常指出,私人的梦想在内容和冲动上都是系统性的,在公共论坛上创造、交换和修改的梦想和幻想也是系统性的。它们在社会与自己关于它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对话中发展出自己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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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不是固定的自然物,它们没有自然的边缘。它们是由习惯、信仰和程序构成的综合体,嵌入到精心设计的文化交流编码中。媒介的历史永远不会多于或少于使用它们的历史,它们总是把我们从它们身上引向它们所阐明的社会实践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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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体现了习惯秩序处于危险之中的可能性,因为传播是一种积极寻求多样性的特殊互动。无论习俗或工具看起来多么牢固地组织和遏制它,它都携带着颠覆自己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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