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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歌的结构

◆ 一 展望与回顾

>> “诗歌在尚未被理解之时就会传达自身意味”

>> 可以将这种费解与迷人的并列称为一种不谐和音（Dissonanz）。因为它制造的是一种更追求不安而非宁静的张力。

>> “不被理解，这是具有某种荣誉的。”

>> 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诗歌总倾向于尽可能地远离对单义性内涵的传达。这种诗歌更情愿成为一种自我满足、涵义富丽的形体，这形体是那些以暗示方式作用于前理性层面，同时又让概念的隐秘区域发生震颤的绝对力量所组成的一种张力织体。

>> 诗歌不愿再用人们通常所称的现实来量度自身，即使它会在自身容纳一点现实的残余作为它迈向自由的起跳之处。

>> 常用的词语材料展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出自最生僻的专门用法的词语通上了抒情诗的电流。句子失去了肢干或者收缩为有意原始化的名词型表述。诗歌最古老的手法，对比与隐喻，以一种新方式被使用，这种方式绕开了天然的对比对象，强制实现了从实物层面和逻辑层面都不可统一之物的结合。

◆ 集中与对形式的意识；抒情诗和数学

>> “艺术的神奇特权就在于，可怕之物经过艺术性的表述，会成为美；节奏化了的、分段表述出的痛苦能让头脑充满一种宁静的欢乐。”

◆ 通灵者信函（空洞的超验性，刻意的反常性，不谐和的“音乐”）

>> “诗人定义了量度陌生者的尺寸，这陌生者在他的时代的所有灵魂中激荡。”

>> “诗人到达陌生处，即使他始终也无法理解自己的视像，他毕竟看到了那图像。他也许会因为在穿越这闻所未闻、无法言表的物象时所做的巨大跳跃而毁灭：其他可怕的工作者会到来，从诗人自己溃灭之处开始展望那地平线。”

◆ 与现代性和文学遗产的双重关系

>> 一个遭受种种规划、钟表、集体强制的统治，用“第二次工业革命”把人压缩至最小值的时代，其不自由带给人的痛苦通过抒情诗得以流露。这个时代自己的运行机制作为其权力的产物让其失去尊荣。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和以十亿光年为单位的计算将这个时代贬低为无足轻重的偶然。这常常得到描述。但是在这样的经验和现代诗歌的某些特征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关联。向非现实的跃进、远离常规的幻想、蓄意造就的神秘、语言的截断：这一切也许都可以理解为现代灵魂的一种尝试，即在一个技术化、帝国主义化、商业化的时代当中为自己保存自由，让世界仍然是神奇之所在，但不同于“科学奇迹”。

◆ 去人性化

>> 在马里内蒂的《未来主义宣言》（1909年）中有这样挑衅性的话：“一个人的痛苦对我们来说比不上一盏遭遇短路的电灯的痛苦有趣。”

◆ 孤独与恐惧

>> 乘小船航行，小船撞上了某物——但是没造成什么后果，只有宁静和波浪，和一种“新”，这新者没有词可以表达。

>> “诗人在友情和爱情中还会感受到厌恶的气息，这气息使每一个生灵远离其他生灵。”

◆ 穿插技巧和隐喻

>> 现代隐喻不是产生于将未知回溯至已知的需求。它从其组成部分的差异性大步跳跃至完全只在语言实验中可以达到的统一，以至于它希望有一种尽可能极端的差异性，它了解这样的差异性，同时以诗歌的方式取消这种差异性。

◆ 概括性结语

>> 诗歌的古老法则，即具有明显的艺术性，没有被取消。只是这个法则从图像和理念中退出，转到了挣脱意义的语言折曲和张力曲线上。即使那些折曲是在晦暗的、可随意解释的材料上显示自身的，它们还是能发挥强制性作用；如果它们确实如此，那这就是首好诗。

◆ 阿尔韦蒂

>> 鸽子弄错了……（1940）

鸽子弄错了。它弄错了。因为它想去北方，却来到了南方。它以为，谷粒是海。它弄错了。它以为，海是天空，而深夜是清晨。它弄错了。它把星辰当做晨露，把炎热当做雪。它弄错了。把你的短裙当做衬衣，把你的心当做它的居所。它弄错了。（它在岸边睡去。而你在高高的枝头。）

◆ 纪廉

>> 载我们抵达长久爱情的是瞬间那不合时宜的分量，那瞬间如此敏捷，以致一旦到达了目标它立刻催迫后继者来到。你们小心，你们小心，我在变，我在变！

>> 那玫瑰们呢？睫毛合上：地平线成为结束。也许本无一物？而留下的，是名字。

>> 而变化开始，驰行过一个空洞的，被论说的空气。

#摘 #现代诗歌的结构 #胡戈·弗里德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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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土：超越数字时代走向后资本主义世界

Scorched Earth: Beyond the Digital Age to a Post-Capitalist World

作者：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与考古系）
译者：陈荣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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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符合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将人类的能量和情感纳入由经济和规训塑造的模式。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对这一过程作了说明：“关乎人类存在的社会组织基础是基本的欲望和需求。这些欲望和需求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和韧性，它们被塑造出来协调统治的利益，从而成为一种稳定的力量，将大多数人与少数统治者联系在一起，绑在少数统治者身上。”

他写道，压抑如此有效，以至于呈现出自由、独立的虚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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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远程信息服务或其他类型的远程接触相比，面对面接触的价值与某种错位的真实感无关。相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与语言、图像或信息的交流或传递不同。它总是充斥着非语言和非视觉的要素。面对面的接触是生活世界及其共同性的必要基础，它被赋予一些未曾预见的、与规范性交流无关的东西。邂逅并不发生在空旷的空间，也不被屏幕的框架所限制。它是一种沉浸，是对一种氛围的栖息，影响着每一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感觉。这种会面和“靠近”是一种“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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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在1900年左右写道：“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免于货币化或可交换时，我们就注定要进入一个色彩枯竭的世界，由生命和喜悦编织的时刻被剥夺，这些时刻往往诞生于相互性和亲密性。”齐美尔的尖锐批评也适用于现状，因为我们不再能够直接理解所有生物之间脆弱的相互关联性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与屏幕打交道，这让我们彻底麻醉，以至于失去了体验生命感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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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不安的还不是情感的商品化或行为控制的不祥景象。我们正在失去在时间深度上看到一张脸或听到一个声音的能力，失去理解一生中收集经验和声音的能力。批评家西格丽德·韦格尔（Sigrid Weigel）曾经写道，脸上的失落、悲伤、爱、毅力或不甘的深刻痕迹显得那么多余，难以辨认。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习惯了“健忘症”和“准自动在线交流”的人来说，我们所有人的生活烙印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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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互联网培养了一种窥探和暴露的文化，一切被认为值得了解的“某某人信息”都能被快速搜索和检索。

我们正在失去倾听的可能性，失去用忍耐去面对一个陌生人、一个穷困潦倒的人、一个对我们自身利益毫无贡献的人的可能性。我们甚至不能理解与他人相处的困难。企业设计的社交媒体形式已经消除了与他者和痛苦建立伦理关系的可能性。我们常被诱导或被迫遵循数字化工作和休闲的轮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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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个体的臣服以自主的错觉为标志，但又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社会关系的合理化和全面经济化“创造了一个温室，在这个温室里，它们的内在反面（非理性）总是带着暴力，茁壮成长。”值得注意的是，在地球的未来、人类和动物的生存面临空前危险的时刻，如此多的人竟然自愿将自己限制在干枯的数字柜中。通往不同世界的道路不会被互联网搜索引擎找到。相反，需要探索和创造性地接受人类社会几千年来漫长历史中发展起来的所有资源和实践。

#拣 #媒介研究 #视觉研究 #传播学 #艺术史 #现象学 #乔纳森·克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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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贝卡·科尔曼：《制造、管理、体验“现在”：数字媒体和“实时”的压缩与配速》（2020）

关键词：

现在（the now）
当下（the present）
现场感（liveness）
即时性（instantaneity）
永远在线（always-onness）
发生（happening）
交流：发送和回复（communicating: sending and responding）
别掉队（keeping up）
查看（checking）
滑屏（scro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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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心“现在”如何通过人类与非人类的互动临时地生产出来。人类不是数字媒体的“用户”或“控制者”，而是与非人类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数字媒体对人类做的事，和人类对数字媒体做的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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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间”是被数字化压缩的钟表时间，因此“网络时间”在一个技术允许的压缩光谱上发挥作用。这个光谱是开放的。这个光谱之广，可以从等待下载或聊天文本到达的几分钟、几秒钟，到纳秒、皮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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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的体验不再局限于信息请求、处理和呈现过程中肉眼可见的延迟的消除。而是，它告诉人们参与的方式、互动的方式以及对自己行为的反应显示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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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当事件发生时，事件被更新、刷新和通知，人也同时体验到更新、刷新和通知带来的“实时性”。这种“实时”是一种依赖媒介的构造。并且，仅通过计算就会产生延时或数据滞后，这标志着用户收到信息前，就已经过去的反馈回路了。

然而，“实时响应中的这一延迟可以是微秒或毫秒，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设计、计算技术或预期处理来对用户伪装，这使得实时体验感觉好像是真正实时的一样。”简言之，数字实时所固有的延迟或滞后可能会被“伪装”，从而使“实时”看起来像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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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地滑屏”是一种拉长的“现在”，因为它延伸了“现在”。现在是“陷进去”的。因此，滑手机不仅指延长“现在”的持续时间，还因为它的情感和体验强度延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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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殊的“现在”是对“现在”的一种延伸，同时也吞噬着这不会继续前进的“现在”。滑屏和刷新还涉及到更新和“点击”，它们把“现在”和下一个“现在”折叠在一起，形成一种密集的临时性。这种临时性不能线性地或广泛地展开到其他事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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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 #译窟 #哲学 #文化研究 #媒介研究 #数据与算法 #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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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鲍曼：《工业制度、消费主义和权力》（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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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形成于两个强大的知识传统。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是第一个知识传统的现代形式；第二个传统则通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进入了今天的讨论。

马克斯·韦伯对西方文明及其内在动力的看法，是迄今为止对启蒙运动遗产最充分、最连贯的阐述，它的理论建基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社会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通过“辉格史学”（Whig historiography）的实践锻造为常识。基于此，深远而广泛的理性增长成为现代性的标准。

弗洛伊德的文明观借鉴了现代性的浪漫经验，即自我的悲剧性命运，被挤压在内在驱动力的铁砧和社会禁令的锤子之间。此外，弗洛伊德的文明观还借鉴了“后黑格尔式”的永恒冲突——生命的创造性冲动和它的成果迅速僵化之间的永恒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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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两种传统要共存，就一定会相互作用。两者的相互作用磨出了许多尖锐的锋芒。这些对立往往被合并为某种对立传统的“内部矛盾”。因此，韦伯哀叹自由精神在理性世界中窒息了，弗洛伊德则赞美压迫性文明提供的清洁（cleanliness）和保护（protection），以对抗痛苦，并换取被剥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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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传统的共同根源是17世纪对激情（passion）与理性（reason）之间的二分法和冲突的阐述，它有无数的变体和应用——动物和人类，粗俗和精致，危险和有序，野蛮和文明，无知和开化，身体和精神，以及最终的自然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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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文明强行给人类的身体穿上了紧身的衣服，埃利亚斯说，这件紧身衣是由新的羞耻感和厌恶感编织而成的。“文明”通过情绪的重新定向发挥作用，将自然的东西变成羞耻东西，将身体机能的可见性（也就是对身体存在的意识）与尴尬和恐怖的感觉联系起来。埃利亚斯认为，对身体的社会控制首先是个感知（sensitivity）问题，它通过一贯的教育手段得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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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训权力一直存在并且活跃，却没有被注意到，更没有被问题化，没有被塑造成一个问题、一个任务、一种有意识的设计。规训权力溶解在整个日常工作中，成为生活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通过理论分析和反思的智慧才能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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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连续的“存在链”（chain of being）想象（每个人都是一种相互联系，但仍然独立和不同的类型），现在逐渐被另一种二元对立的动态想象所取代（一个真正的人类，文明的、理性的生活模式）。无知、迷信、情绪化、兽性，种种不完美的生活形式被要求消灭、修正或放逐。

另类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大众文化）被重新定义为残酷、粗鲁、残忍的非人性，成为不断激进的皈依运动的目标。尽管“做人”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但“做人”不再是一种人人都享有的自然条件，而是变成了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经过不懈的学习，人们学会承担责任，但也只有少数人能够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完成。

因此，二元对立的想象和宣教实践是一种“监护情结”，它同时以学校的隐喻来阐释社会，并宣称师生角色的永久不对称。结果就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上层和下层区域之间的关系被全方位重新定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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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种致命的移置过程称为“权力冲突的经济化”。金钱成为一种“将就的”权力，代替了生产领域中放弃的权力。工作场所产生的不自由经验被重新投射到商品世界中。相应地，对自由的追求被重新阐释为占有可销售商品并以此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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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政治冲突经济化的最终结果是经济的政治化。权力冲突的早期经济化重新定位了生存利益——从维持生计的传统再生产形式转向消费增加、生活水平提高的再生产形式。生产领域封锁的权力关系孕育了这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姿态，也不断加强着这种姿态。最终，这种姿态会给生产带来巨大压力，并使一开始取得成功的权力制度无法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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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的诞生是对规训权力的反抗受挫后的二度分支，这种反抗渗透并最终征服了生产活动的领域。我们要记得，规训权力首先是对身体的控制。人类身体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大规模地作为操练和管理的对象。后来的消费主义是对这种操练和规训进行抵抗但失败了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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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世纪开始，重新部署后的规训权力形式使身体成为有意识关注的对象，成为潜在“权力的容器”，而为了实现这些权力，必须有选择地发展并适当地引导身体。简而言之，身体本身是一个不完整的东西，需要朝着一种理想去培养，没有有意识的持续努力就无法达成。这种权力产生的身体由两部分组成，价值不一，与理想保持着不同的关系——它一部分要被压制、驯服、隐藏，最好是根除；另一部分要被照顾、关怀，使其完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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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的自由身后有一条奴隶的阴影，满足自己不再需要打碎手铐，人们用自己的钥匙给手铐上了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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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情境中，与规训权力相关的身体操练未能发展出在消费主义条件下具有特殊意义的身体属性。消费增长是一项全新的任务，身体必须为之做好准备，就像它在过去为完成任务所做的准备一样。身体必须使它恰如其分地吸收商品所提供、所承诺的越来越多的感觉。身体再一次被操练，但这次它是“感觉的容器”，这是身体这次操练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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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身体是消费社会居民最花时间、最费金钱的消费活动，对身体的照顾是一种不安的、不平衡的爱与恐怖的混合物（这使身体与过去宗教狂热的神圣对象不一样）。与过去一样，身体肩负起世俗成功或失败的责任，而“为我的生活做点什么”的冲动被最热切地转化为“为我的身体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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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产生的身体被赋予明确的角色，成为世俗成功的条件，也成为世俗不成功的一种补偿。我们看到，消费的驱动力不太可能得到满足，因为消费不会破坏基础结构，而这基础结构给了这种驱动力唯一的出口，也就是消费本身。

#拣 #译窟 #哲学 #社会学 #政治学 #历史 #现代性 #韦伯 #弗洛伊德 #福柯 #齐格蒙·鲍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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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梅洛-庞蒂：《 现象学和人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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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自始至终都试图在逻辑主义和“唯心理学论”之间开辟一条道路。胡塞尔通过一种真正激进的反思，揭示外部环境在我们身上建立的偏见，他试图将这种自动的条件反射转化为有意识的条件反射。但他从不否认它的存在，也不否认它一直在起作用。他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指出，即使是哲学也会下沉到我们的“经验的流动”中，它本身也必须流动下去。

思想自诩无视时间的流动甚至主宰时间，但这种自诩的思想也发生在这种流动之中，并且一旦思想构成了，就会下沉到流动里面去。哲学家就不应该像外人那样思考。哲学家是时间、空间和社会中的心理物理主体，就像容器中的物体一样。哲学家不仅渴望存在，而且渴望以他的理解来存在。

因此，哲学家必须悬置生活既定事实中所隐含的论断（affirmation）。但是，悬置它们并不意味着否认它们，更不意味着否定我们与物质、社会、文化世界的联系。恰恰相反，我们就是要看到这种联系，就是要意识到它。只有“现象学的还原”才能揭示这种无休止的、隐含的论断，这种“世界的设定”（“thèse du monde”）预设在我们思想的每一刻。哲学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就其个体性、时间性和条件性而言）是许多生活中的一种可能生活。但是，通过思考自己的生活“究竟是什么”，可以掌握它“可能是什么”，把他自己的经验性人格看作一个需要探索的更大宇宙中的唯一可能性。但这种努力绝不忽视我们与物理世界和人类世界的联系。用现象学还原“联系”，这联系确实建立在“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物理和社会情境”之间，它从未以任何方式引导我们否定时间或超越时间，以进入一个纯逻辑或纯思想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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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象学有双重目的。它收集一切在历史之中发现的人类具体经验，不仅有知识的经验，而且有生活和文明的经验。与此同时，它必须在这种事实的展开中发现一种自发的秩序、一种意义、一种内在的真理、一种方向，以至于不同事件不被视为一种单纯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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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琳·马文：《当旧技术还是新技术的时候：对19世纪末电力通信的思考》（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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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世纪末，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新的电子媒介是无尽魅力和恐惧的来源，并为社会实验提供了绵绵不断的素材。事实上，所有关于20世纪电子媒介的讨论都从这里开始。如果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媒介形成了现代共同体的想象性边界，那么新媒介的引入就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因为依附于旧媒介模式的社会传播等价物将被重新审视、挑战、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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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可能改变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监视（surveillance）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允许的交流的熟悉程度（familiarity），接触的频率（frequency）和强度（intensity），以及对真相（truth）和欺骗（deception）的惯常测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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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家庭和职业共同体都在努力适应新的声音和视觉设备，这些设备使实时交流成为可能，而无需真正在场，所以有些人突然变得太近，而另一些人则变得太远。新类型的接触与确定信任和可靠性的旧方式相碰撞，与世界和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旧观念相碰撞，这些观念涉及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黑人和白人、欧洲和非欧洲、专家和公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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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帮助我们确定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什么是“意识”（consciousness），什么思想是可能的，什么思想还不能接受或不再接受。人们经常指出，私人的梦想在内容和冲动上都是系统性的，在公共论坛上创造、交换和修改的梦想和幻想也是系统性的。它们在社会与自己关于它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对话中发展出自己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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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不是固定的自然物，它们没有自然的边缘。它们是由习惯、信仰和程序构成的综合体，嵌入到精心设计的文化交流编码中。媒介的历史永远不会多于或少于使用它们的历史，它们总是把我们从它们身上引向它们所阐明的社会实践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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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体现了习惯秩序处于危险之中的可能性，因为传播是一种积极寻求多样性的特殊互动。无论习俗或工具看起来多么牢固地组织和遏制它，它都携带着颠覆自己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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