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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鲍曼：《工业制度、消费主义和权力》（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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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形成于两个强大的知识传统。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是第一个知识传统的现代形式；第二个传统则通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进入了今天的讨论。

马克斯·韦伯对西方文明及其内在动力的看法，是迄今为止对启蒙运动遗产最充分、最连贯的阐述，它的理论建基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社会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通过“辉格史学”（Whig historiography）的实践锻造为常识。基于此，深远而广泛的理性增长成为现代性的标准。

弗洛伊德的文明观借鉴了现代性的浪漫经验，即自我的悲剧性命运，被挤压在内在驱动力的铁砧和社会禁令的锤子之间。此外，弗洛伊德的文明观还借鉴了“后黑格尔式”的永恒冲突——生命的创造性冲动和它的成果迅速僵化之间的永恒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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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两种传统要共存，就一定会相互作用。两者的相互作用磨出了许多尖锐的锋芒。这些对立往往被合并为某种对立传统的“内部矛盾”。因此，韦伯哀叹自由精神在理性世界中窒息了，弗洛伊德则赞美压迫性文明提供的清洁（cleanliness）和保护（protection），以对抗痛苦，并换取被剥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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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传统的共同根源是17世纪对激情（passion）与理性（reason）之间的二分法和冲突的阐述，它有无数的变体和应用——动物和人类，粗俗和精致，危险和有序，野蛮和文明，无知和开化，身体和精神，以及最终的自然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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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文明强行给人类的身体穿上了紧身的衣服，埃利亚斯说，这件紧身衣是由新的羞耻感和厌恶感编织而成的。“文明”通过情绪的重新定向发挥作用，将自然的东西变成羞耻东西，将身体机能的可见性（也就是对身体存在的意识）与尴尬和恐怖的感觉联系起来。埃利亚斯认为，对身体的社会控制首先是个感知（sensitivity）问题，它通过一贯的教育手段得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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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训权力一直存在并且活跃，却没有被注意到，更没有被问题化，没有被塑造成一个问题、一个任务、一种有意识的设计。规训权力溶解在整个日常工作中，成为生活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通过理论分析和反思的智慧才能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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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连续的“存在链”（chain of being）想象（每个人都是一种相互联系，但仍然独立和不同的类型），现在逐渐被另一种二元对立的动态想象所取代（一个真正的人类，文明的、理性的生活模式）。无知、迷信、情绪化、兽性，种种不完美的生活形式被要求消灭、修正或放逐。

另类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大众文化）被重新定义为残酷、粗鲁、残忍的非人性，成为不断激进的皈依运动的目标。尽管“做人”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但“做人”不再是一种人人都享有的自然条件，而是变成了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经过不懈的学习，人们学会承担责任，但也只有少数人能够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完成。

因此，二元对立的想象和宣教实践是一种“监护情结”，它同时以学校的隐喻来阐释社会，并宣称师生角色的永久不对称。结果就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上层和下层区域之间的关系被全方位重新定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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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种致命的移置过程称为“权力冲突的经济化”。金钱成为一种“将就的”权力，代替了生产领域中放弃的权力。工作场所产生的不自由经验被重新投射到商品世界中。相应地，对自由的追求被重新阐释为占有可销售商品并以此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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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政治冲突经济化的最终结果是经济的政治化。权力冲突的早期经济化重新定位了生存利益——从维持生计的传统再生产形式转向消费增加、生活水平提高的再生产形式。生产领域封锁的权力关系孕育了这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姿态，也不断加强着这种姿态。最终，这种姿态会给生产带来巨大压力，并使一开始取得成功的权力制度无法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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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的诞生是对规训权力的反抗受挫后的二度分支，这种反抗渗透并最终征服了生产活动的领域。我们要记得，规训权力首先是对身体的控制。人类身体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大规模地作为操练和管理的对象。后来的消费主义是对这种操练和规训进行抵抗但失败了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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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世纪开始，重新部署后的规训权力形式使身体成为有意识关注的对象，成为潜在“权力的容器”，而为了实现这些权力，必须有选择地发展并适当地引导身体。简而言之，身体本身是一个不完整的东西，需要朝着一种理想去培养，没有有意识的持续努力就无法达成。这种权力产生的身体由两部分组成，价值不一，与理想保持着不同的关系——它一部分要被压制、驯服、隐藏，最好是根除；另一部分要被照顾、关怀，使其完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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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的自由身后有一条奴隶的阴影，满足自己不再需要打碎手铐，人们用自己的钥匙给手铐上了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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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情境中，与规训权力相关的身体操练未能发展出在消费主义条件下具有特殊意义的身体属性。消费增长是一项全新的任务，身体必须为之做好准备，就像它在过去为完成任务所做的准备一样。身体必须使它恰如其分地吸收商品所提供、所承诺的越来越多的感觉。身体再一次被操练，但这次它是“感觉的容器”，这是身体这次操练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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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身体是消费社会居民最花时间、最费金钱的消费活动，对身体的照顾是一种不安的、不平衡的爱与恐怖的混合物（这使身体与过去宗教狂热的神圣对象不一样）。与过去一样，身体肩负起世俗成功或失败的责任，而“为我的生活做点什么”的冲动被最热切地转化为“为我的身体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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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产生的身体被赋予明确的角色，成为世俗成功的条件，也成为世俗不成功的一种补偿。我们看到，消费的驱动力不太可能得到满足，因为消费不会破坏基础结构，而这基础结构给了这种驱动力唯一的出口，也就是消费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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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米歇尔·福柯几十年前回顾以往的性理论时，他在我们的性欲和性行为中看到了他所发现的知识和权力规定的四个策略性总和。这四个历史性特点或重大事件是：

对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儿童性欲的教育学化、生殖行为的社会化和非常态性快感的精神病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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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需要我们描述的是女性性欲的觉醒，儿童性欲的禁忌化和对儿童的性虐待，性别差异的不平等遭遇，性欲与生育意愿的分离，异性恋与婚姻作为唯一一种生活和爱情模式的历史退位，以及对以往被认为是病态的非常态性欲与性行为的文化价值化和部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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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孤独、唯我、互不相容以及性的神秘化等性的痛苦，仍然在继续。这些痛苦如今被装饰在新的性欲和性行为、新的性别认同和新的性别组合模式等范畴的花絮之中，而这些范畴还在争取社会的文化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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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与性相关的领域，从伟大的爱情到变态的性欲望，都有一个共通点，即都有着一种尚未解开的自我冲突。由于这种起源于普遍原因的冲突没有得以解脱，因而也就没有性自身和谐的可能性。横亘在性的意愿与性的满足之间的那个深渊，只有借助一定的客体模式，即只有借助性欲和性行为，借助规则和坚守才能跨越。但也存在有唤起个人性欲的秘密和由主体互动的爱情而获得的无法估量的性满意度，可以用来填补这个深渊。

▎1 范畴的必要性和理论的恐怖

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均衡信息的秩序。

▎3 什么是性的自然特性

任何一种有关性欲性行为受中枢神经控制、受生殖生理驱动或受性荷尔蒙影响的解释，其实都是以各自不同的社会标准对性的操控和方向所做的推测，整合了当时的科学认知，并且也都是对人的形象所做的各自不同的理解，而构成人的形象的基础则是测定人与自然与社会总体关系的结果。

▎10 爱情的形态

现代人的爱的能力是一种心灵的适应力。这可以归结为一种联结和满足或是分离和失败的过程。爱情和情欲以孤独、仇恨和保留为基础，但同样也以实现巨大的愿望和全身心的投入为基础。它们是现实的，但又是不真实的；是实用的，但又是非理性的。被我们称为爱情的这件事，有着一种相互极具对立的发展倾向：这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最亲近关系的天堂和地狱。它一方面代表了身体的融合和欢乐，另一方面则又是身体的折磨和童年的恐惧，是儿童时代曾经陷入过的牢狱。最后的结果是，每个人终生都在为此或是唱着一首赞歌或是唱着一首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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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作为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似乎在排除了客体制约后成了一种直接的人与人的关系：“你需要的只是爱”。但正是这种现象，这种给爱情打上了普遍性印记的现象，使爱情自身成为一种社会通行的爱情形态。在这个形态的背后仍在继续着的是：没有不带心机的温柔，没有不带用意的友谊，没有不为了招摇的打扮，没有不带占有的奉献，没有不故意叫嚷的幸福。绕过一层层设置的障碍和装腔作势，一切都在按F（性交）的格式运作，当然因人而异。已经凝聚成形的爱情形态假惺惺地借助一种多彩多样的表演来使自己更富有活力。但是爱情的自发性和陶醉感是从外在于爱情的社会所注入的，物化的多解性贯穿于爱的内核，因此它便不免有着在活力中的僵化，在享受中的拒绝享受，在充分关系中的无关系，在忠诚中的不忠诚，在爱之中的对人的蔑视。

#摘 #性欲和性行为 #福尔克马·西古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