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但愿那另一种觉醒,死亡,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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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尤尔恰克:《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烟消云散:最后一代苏联人》(2006)
...
80年代末发生了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故事表明,制度的崩溃在它真正降临之前是许多苏联人意料之外和难以想象的事,但当它来临之时,又变得如此合乎逻辑且令人兴奋。许多人发现自己好像早已准备好了。人们似乎一直知道,社会主义的生活里充满了奇怪的悖谬,这个制度一直停滞不前又不可改变,既脆弱又活力满满,既黯淡又充满希望。
...
今天,许多学术和新闻写作或隐或显地提出了某些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假设,但这些假设是有问题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这些常见的假设认为,社会主义是“坏的”、“不道德的”的东西,是“经济改革”之前苏联人民的遭遇。人们假设这种“坏”和“不道德”是苏联社会主义崩溃的前提。广泛使用的术语“苏联政权”也暗含若干假设,用一种二元范畴来描述苏联的现实(压迫和反抗、压抑和自由、国家和人民、官方经济和“次级经济”、极权主义语言和反语言、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真理和谎言、现实和虚伪、道德和腐败,等等)。无论在社会主义结束之后,还是在前苏联时期,这些术语都主导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描述。
在这种话语的极端情况下,苏联公民被认为没有能动性(agency),他们之所以赞同“共产主义价值”,要么是因为他们被强迫这样做,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批判性地反思它们。
...
苏联体制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压迫、恐惧和自由的匮乏,所有这些都有据可查。但是,如果我们想回答社会主义生活的内在悖论问题,就不能只关注制度的这一面。二元对立的叙事往往忽视一个关键的、看似矛盾的事实——对大量苏联公民来说,社会主义生活的许多基本价值、理想和现实(如平等、社群、无私、利他主义、友谊、道德关系、安全感、教育、工作、创造力和对未来的关注)是真正重要的事,尽管他们的日常实践经常违背、重释、拒绝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规范和规则。
...
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也就是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所谓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普遍悖论。在社会主义之下,意识形态圭臬反映了启蒙运动的神学理想,意识形态统治则体现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威的实际考量。二者之间存在裂痕。我们把这个悖论称作“勒弗悖论”。意识形态统治必须“从一切有关起源的问题中抽象出来”,从而保持在意识形态圭臬之外,却破坏了启蒙的充分性。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话语要实现权力再生产的政治功能,就必须声称代表了外部的“客观真理”,然而,这一“客观真理”的外在属性使意识形态话语缺乏内在地对其进行全面描述的手段,从而最终破坏了这一话语的合法性及其所支撑的权力。
勒弗认为,任何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内在矛盾只能被“主人”(“master”)掩盖,“主人”站在意识形态话语之外,拥有客观真理的外在知识,让矛盾“通过他自己显现”来暂时隐藏它。换句话说,基于启蒙运动乌托邦理想的现代意识形态话语,其合法性来自于外部的想象,如果这个想象的外部位置受到质疑或破坏,它将经历一场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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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的政治和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以领导和完善社会为目的,但悖论在于,领导和完善的过程必须归入政治事业的控制之下,同时又要摆脱控制,以便专注于创造、实验和创新的过程,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俄国革命的背景下,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悖论在1917年被制度化。新的文化生产过程本应通过实现两个相对悬殊的目标来推进激进的社会思想和革命意识——实践一种实验性的、创新的美学,不断准备挑战旧教条;同时,将这些创造性的实验和创新置于党的严格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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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话语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基于编码的特殊“脚本”,权威话语与所有与之共存的其他话语截然不同,这意味着它不依赖于它们,它先于它们,也不能被它们改变。第二,所有其他类型的话语都围绕它组织起来。其他类型话语的存在取决于与权威话语的关系,必须参考它、引用它、赞美它、阐释它、应用它,等等,但它们不能干扰和改变它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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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理论都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尽管它们改变了意识形态在“承认”和“误认”之间的二元划分,但又用另一种二元论取而代之(“真实”和“虚假”、“现实”和“面具”、“暴露”和“掩饰”)。根据这种二元模式,投票支持官方决议或在集会上呼喊亲政府口号等公共政治行为应该得到“字面”解释(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国家的支持,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对语言、知识、意义和人格的假设是这种观点的基础,但那些假设本身就有问题。在这种观点中,语言的唯一功能就是指向世界并陈述有关世界的事实。因此基于这种见解的理论将语言划为“编码”(官方的或公开的、隐藏的或私密的文本)。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先于话语而存在。话语反映知识,而不生产知识。因此,意义是说话者在说话之前、在头脑中完全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说话者是一个统一的独立个体,具有“独特的自我构成”意识和“统一的说话自我”,其真实的声音可以被隐藏或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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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权威话语述行转变使苏联人民与意识形态的意义、规范和价值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在不同语境下,他们可能会拒绝某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对另一种意义、规范或价值漠不关心,继续积极认同第三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创造性地重释第四种意义、规范或价值等等,这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
#拣 #译窟 #人类学 #社会学 #文化人类学 #文化研究 #文艺理论 #阿列克谢·尤尔恰克
▎阿列克谢·尤尔恰克:《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烟消云散:最后一代苏联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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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发生了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故事表明,制度的崩溃在它真正降临之前是许多苏联人意料之外和难以想象的事,但当它来临之时,又变得如此合乎逻辑且令人兴奋。许多人发现自己好像早已准备好了。人们似乎一直知道,社会主义的生活里充满了奇怪的悖谬,这个制度一直停滞不前又不可改变,既脆弱又活力满满,既黯淡又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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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许多学术和新闻写作或隐或显地提出了某些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假设,但这些假设是有问题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这些常见的假设认为,社会主义是“坏的”、“不道德的”的东西,是“经济改革”之前苏联人民的遭遇。人们假设这种“坏”和“不道德”是苏联社会主义崩溃的前提。广泛使用的术语“苏联政权”也暗含若干假设,用一种二元范畴来描述苏联的现实(压迫和反抗、压抑和自由、国家和人民、官方经济和“次级经济”、极权主义语言和反语言、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真理和谎言、现实和虚伪、道德和腐败,等等)。无论在社会主义结束之后,还是在前苏联时期,这些术语都主导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描述。
在这种话语的极端情况下,苏联公民被认为没有能动性(agency),他们之所以赞同“共产主义价值”,要么是因为他们被强迫这样做,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批判性地反思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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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体制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压迫、恐惧和自由的匮乏,所有这些都有据可查。但是,如果我们想回答社会主义生活的内在悖论问题,就不能只关注制度的这一面。二元对立的叙事往往忽视一个关键的、看似矛盾的事实——对大量苏联公民来说,社会主义生活的许多基本价值、理想和现实(如平等、社群、无私、利他主义、友谊、道德关系、安全感、教育、工作、创造力和对未来的关注)是真正重要的事,尽管他们的日常实践经常违背、重释、拒绝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规范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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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也就是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所谓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普遍悖论。在社会主义之下,意识形态圭臬反映了启蒙运动的神学理想,意识形态统治则体现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威的实际考量。二者之间存在裂痕。我们把这个悖论称作“勒弗悖论”。意识形态统治必须“从一切有关起源的问题中抽象出来”,从而保持在意识形态圭臬之外,却破坏了启蒙的充分性。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话语要实现权力再生产的政治功能,就必须声称代表了外部的“客观真理”,然而,这一“客观真理”的外在属性使意识形态话语缺乏内在地对其进行全面描述的手段,从而最终破坏了这一话语的合法性及其所支撑的权力。
勒弗认为,任何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内在矛盾只能被“主人”(“master”)掩盖,“主人”站在意识形态话语之外,拥有客观真理的外在知识,让矛盾“通过他自己显现”来暂时隐藏它。换句话说,基于启蒙运动乌托邦理想的现代意识形态话语,其合法性来自于外部的想象,如果这个想象的外部位置受到质疑或破坏,它将经历一场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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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的政治和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以领导和完善社会为目的,但悖论在于,领导和完善的过程必须归入政治事业的控制之下,同时又要摆脱控制,以便专注于创造、实验和创新的过程,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俄国革命的背景下,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悖论在1917年被制度化。新的文化生产过程本应通过实现两个相对悬殊的目标来推进激进的社会思想和革命意识——实践一种实验性的、创新的美学,不断准备挑战旧教条;同时,将这些创造性的实验和创新置于党的严格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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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话语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基于编码的特殊“脚本”,权威话语与所有与之共存的其他话语截然不同,这意味着它不依赖于它们,它先于它们,也不能被它们改变。第二,所有其他类型的话语都围绕它组织起来。其他类型话语的存在取决于与权威话语的关系,必须参考它、引用它、赞美它、阐释它、应用它,等等,但它们不能干扰和改变它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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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理论都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尽管它们改变了意识形态在“承认”和“误认”之间的二元划分,但又用另一种二元论取而代之(“真实”和“虚假”、“现实”和“面具”、“暴露”和“掩饰”)。根据这种二元模式,投票支持官方决议或在集会上呼喊亲政府口号等公共政治行为应该得到“字面”解释(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国家的支持,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对语言、知识、意义和人格的假设是这种观点的基础,但那些假设本身就有问题。在这种观点中,语言的唯一功能就是指向世界并陈述有关世界的事实。因此基于这种见解的理论将语言划为“编码”(官方的或公开的、隐藏的或私密的文本)。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先于话语而存在。话语反映知识,而不生产知识。因此,意义是说话者在说话之前、在头脑中完全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说话者是一个统一的独立个体,具有“独特的自我构成”意识和“统一的说话自我”,其真实的声音可以被隐藏或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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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权威话语述行转变使苏联人民与意识形态的意义、规范和价值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在不同语境下,他们可能会拒绝某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对另一种意义、规范或价值漠不关心,继续积极认同第三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创造性地重释第四种意义、规范或价值等等,这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
#拣 #译窟 #人类学 #社会学 #文化人类学 #文化研究 #文艺理论 #阿列克谢·尤尔恰克
▎讲故事的人 (1936)
编织进现实生活结构的建议就是智慧。讲故事的艺术正在走到尽头,因为真理的史诗性(即智慧)正在消亡。然而,这是一个持续已久的过程。它既不是一种“颓败”,更不是一种“现代病”。相反,它只是历史世俗生产力的“并发症”。这种“并发症”已经逐渐将叙事从鲜活的语言中移除,同时使人们有可能在消逝的事物中看到一种新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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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的价值只停留在它出现的那一刻。消息只活在那个时刻。消息必须完全屈服于那个时刻,并不失时机地向那个时刻解释自己。故事则不同。故事不会自耗。故事保留并凝聚着自身的力量,甚至在很长时间后也能释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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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小说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以劝教的口吻向我们展示了别人的命运,而是因为这个陌生人的命运凭借着吞噬它的火焰,给我们带来了我们从未从自己的命运中汲取的温暖。用读到的死亡来温暖自己寒颤的生命,这正是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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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观察可以达到几乎神秘的深度。被观察的事物失去了它们的名字。光线和阴影形成了非常特殊的系统,提出十分特别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依赖任何知识,也不来自任何实践,而是完全从某个人的灵魂、眼睛和手的某种协作中获得存在和价值,这个人天生就能感知它们,并在自己的内心唤起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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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把谚语视为故事的表意符号,谚语就可以充分体现讲故事的过程。我们可以说,谚语是一座废墟,它矗立在一个古老的故事现场,其中的寓意像常春藤一样缠绕在一个个事件上。
#拣 #译窟 #讲故事的人 #瓦尔特·本雅明 #文艺理论 #哲学 #历史 #现代性 #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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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回忆录
人不可能被了解——历史也不可能被了解,被接触。历史上许多事,许多人,同时发生,同时又过去了,怎么可能接触?史记,不过是几个人的传记。人是不可能被了解的。父亲、妻儿,你真了解吗?
...
政治,是动物性的。艺术,是植物性的。你可以残害植物,但你无法反对植物。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像两棵参天大树,你站在树下,大声叫“我反对你”,有什么用?
...
“那个才气超过你十倍的人,你要知道,他的功力超过你一百倍。”刚才来讲课路上,我想到这么一句。自己耕耘,自己收获,自己培养自己,自己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
文学是脑的艺术,无声无色,和感官没有关系,却感动你。魔术性最大就是文学,你感动了——就是几个字呀!
...
走在正道上,眼睛看着邪道,此之谓博大精深。有人走正道,一眼不敢看邪道。有人走正道,走着走着,走邪道上去了。
...
话分两头:个性是重要的,还要看是什么个性。所以要把“什么样的自己”放在第一项,才进入第二项——找到自己。每个伟大的人物都是同自己抗争的。
...
世界本来是庸人制造的世界。新小说派,失落的一代,迷茫的一代,说穿了,是“智者的自忧”,夸大了世界的荒谬。世界上是健康的人多,还是病人多?在他们的作品里,全是病房,病人。
...
小时候关在家里,天天祷告——不知向上帝还是释迦——放我出去吧,流浪,打工,打仗,都可以。冰心到过美国,高尔基嘛到处流浪,鲁迅去过日本,可是我在家里……一路经历到“文革”,我对上帝说:够了!
...
秘诀:凡是别人用坏的方法,你可以用好。我都是用这方法,我常看坏书、坏作品。
...
我当年参军时那个政治指导员,军装那么旧,洗得那么干净,绑腿紧,红光满面,有点白发。演讲好精彩,合情合理。我同他谈贝多芬,罗曼·罗兰,他说:你知道吗?罗曼·罗兰最喜欢听中国的“孟姜女”。我当场傻掉。
...
我在梦中总是窝囊的。(在黑板上写“窝囊”,一边写一边说:“这窝囊二字,很窝囊。”)
...
我少年时跟一个女孩子通信,因为写写文章,爱慕,通了三年多,后来一见面,从此不来往了。三年柏拉图。一见,一塌糊涂。勉强地吃饭,散步,勉强地有个月亮照着。
...
多少可爱的人去杀了多少可爱的人。战争,最好发生在电影上。只有马不知道是假的,翻在地上,其他兵都知道在拍戏。
...
魔幻现实主义占的优势,不是魔幻,是现实主义。魔幻,奇妙,不是不知道。我还是喜欢平凡,平凡中的奇妙,那才奇妙。
...
对中国文化有多少根底,这是广义的家教。在武术上,是童子功(结婚以前,都叫童子功)。没有,后来补,也应该补,要有良师指导,读不懂,要硬读,总之快点补,下功夫。一扇门要开,手里要有一万把钥匙,一把一把试过来,来不及的,良师告诉你,一用,就开了。
...
中国的公园,许多人在那里弄气功,抱住树,晃头——那是怕死,没有别的意思。穷凶极恶地怕死。他们心里在想:一个呢,这样可以不死,一个呢,这样不花本钱。
...
这股气要用在艺术上,不可败泄在生活上、人际关系上——不要在乎苍蝇、跳蚤、蟑螂,不必义愤填膺。一天到晚谈苍蝇、跳蚤、蟑螂,谈多了,会像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自己也变成苍蝇——这就是我所谓的“初步成功”。肥鸡在烤箱里转呀转,油光光的,天鹅和老鹰在云天飞呀飞。
...
松鼠的尾巴,简直天才。艺术家没有天才,等于松鼠没有尾巴。有个松鼠天天到我窗前,给它吃的。有一天没有给,那松鼠看我的眼神,完全是老朋友的眼神。
...
食品的松脆也很奇妙——各种味觉和舌头有关,松脆和牙有关。长期不咬松脆,人有气无力。我的文句,有时追求松脆的效果。
...
为人之道,第一念,就是明白:人是要死的。生活是什么?生活是死前的一段过程。凭这个,凭这样一念,就产生了宗教、哲学、文化、艺术。可是宗教、哲学、文化、艺术,又是要死的。教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煞有介事,庄严肃穆,昔在今在永在的样子——其实都是毁灭前的景观。我是怀着悲伤的眼光,看着不知悲伤的事物。
...
这是我六十七岁时讲的课。等你们六十七岁时,可以看看。
...
我呢,是个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是个转了背的理想主义者。是向后看的。拿古代艺术作我的理想,非常羡慕他们凭直觉就能创造艺术。
...
诸位将来成功了,也有羽毛会给别人拔去用的。对这种事,最好的态度,是冷贤。所谓“冷”,就是你决绝了的朋友,别再玩了。不可以的。决绝了,不要再来往,再来往,完了,自己下去了。人就怕这种关系,好好坏坏,坏坏好好,后来炒了点豆子,又送过去(送过去,碗没有拿回来,又吵)。小市民,庸人,都是这样子。
...
年青时在上海,新得了一位朋友,品貌智力都很好。某日谈到上海人无聊,半点小事就引一堆路人围观。正说着,对面马路霎时聚集十多人议论什么事,那朋友急步过去看究竟,我就冷在路边,等,这真叫孤独,又不好意思就此走掉,呆等了好久,他才兴尽而归。现在还是这样,我老被人扔在路边——这条路,叫做艺术之路——我老了,实在比较好的朋友,可以等等,等他从彼岸兴奋归来。普通朋友呢,不等了,走了。骂我不讲义气,独自溜了?这种顾虑似乎不必要。新的情况是,跑去看热闹的人,就此消失在热闹中,不回来了,所以大大减少了等的必要。
...
你终于闪耀着了么?我旅途的终点。
#摘 #文学回忆录 #木心
▎文学回忆录
人不可能被了解——历史也不可能被了解,被接触。历史上许多事,许多人,同时发生,同时又过去了,怎么可能接触?史记,不过是几个人的传记。人是不可能被了解的。父亲、妻儿,你真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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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动物性的。艺术,是植物性的。你可以残害植物,但你无法反对植物。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像两棵参天大树,你站在树下,大声叫“我反对你”,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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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才气超过你十倍的人,你要知道,他的功力超过你一百倍。”刚才来讲课路上,我想到这么一句。自己耕耘,自己收获,自己培养自己,自己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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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脑的艺术,无声无色,和感官没有关系,却感动你。魔术性最大就是文学,你感动了——就是几个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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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正道上,眼睛看着邪道,此之谓博大精深。有人走正道,一眼不敢看邪道。有人走正道,走着走着,走邪道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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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分两头:个性是重要的,还要看是什么个性。所以要把“什么样的自己”放在第一项,才进入第二项——找到自己。每个伟大的人物都是同自己抗争的。
...
世界本来是庸人制造的世界。新小说派,失落的一代,迷茫的一代,说穿了,是“智者的自忧”,夸大了世界的荒谬。世界上是健康的人多,还是病人多?在他们的作品里,全是病房,病人。
...
小时候关在家里,天天祷告——不知向上帝还是释迦——放我出去吧,流浪,打工,打仗,都可以。冰心到过美国,高尔基嘛到处流浪,鲁迅去过日本,可是我在家里……一路经历到“文革”,我对上帝说:够了!
...
秘诀:凡是别人用坏的方法,你可以用好。我都是用这方法,我常看坏书、坏作品。
...
我当年参军时那个政治指导员,军装那么旧,洗得那么干净,绑腿紧,红光满面,有点白发。演讲好精彩,合情合理。我同他谈贝多芬,罗曼·罗兰,他说:你知道吗?罗曼·罗兰最喜欢听中国的“孟姜女”。我当场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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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梦中总是窝囊的。(在黑板上写“窝囊”,一边写一边说:“这窝囊二字,很窝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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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年时跟一个女孩子通信,因为写写文章,爱慕,通了三年多,后来一见面,从此不来往了。三年柏拉图。一见,一塌糊涂。勉强地吃饭,散步,勉强地有个月亮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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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可爱的人去杀了多少可爱的人。战争,最好发生在电影上。只有马不知道是假的,翻在地上,其他兵都知道在拍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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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现实主义占的优势,不是魔幻,是现实主义。魔幻,奇妙,不是不知道。我还是喜欢平凡,平凡中的奇妙,那才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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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文化有多少根底,这是广义的家教。在武术上,是童子功(结婚以前,都叫童子功)。没有,后来补,也应该补,要有良师指导,读不懂,要硬读,总之快点补,下功夫。一扇门要开,手里要有一万把钥匙,一把一把试过来,来不及的,良师告诉你,一用,就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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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公园,许多人在那里弄气功,抱住树,晃头——那是怕死,没有别的意思。穷凶极恶地怕死。他们心里在想:一个呢,这样可以不死,一个呢,这样不花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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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气要用在艺术上,不可败泄在生活上、人际关系上——不要在乎苍蝇、跳蚤、蟑螂,不必义愤填膺。一天到晚谈苍蝇、跳蚤、蟑螂,谈多了,会像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样,自己也变成苍蝇——这就是我所谓的“初步成功”。肥鸡在烤箱里转呀转,油光光的,天鹅和老鹰在云天飞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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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鼠的尾巴,简直天才。艺术家没有天才,等于松鼠没有尾巴。有个松鼠天天到我窗前,给它吃的。有一天没有给,那松鼠看我的眼神,完全是老朋友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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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的松脆也很奇妙——各种味觉和舌头有关,松脆和牙有关。长期不咬松脆,人有气无力。我的文句,有时追求松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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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之道,第一念,就是明白:人是要死的。生活是什么?生活是死前的一段过程。凭这个,凭这样一念,就产生了宗教、哲学、文化、艺术。可是宗教、哲学、文化、艺术,又是要死的。教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煞有介事,庄严肃穆,昔在今在永在的样子——其实都是毁灭前的景观。我是怀着悲伤的眼光,看着不知悲伤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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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六十七岁时讲的课。等你们六十七岁时,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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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呢,是个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是个转了背的理想主义者。是向后看的。拿古代艺术作我的理想,非常羡慕他们凭直觉就能创造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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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将来成功了,也有羽毛会给别人拔去用的。对这种事,最好的态度,是冷贤。所谓“冷”,就是你决绝了的朋友,别再玩了。不可以的。决绝了,不要再来往,再来往,完了,自己下去了。人就怕这种关系,好好坏坏,坏坏好好,后来炒了点豆子,又送过去(送过去,碗没有拿回来,又吵)。小市民,庸人,都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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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时在上海,新得了一位朋友,品貌智力都很好。某日谈到上海人无聊,半点小事就引一堆路人围观。正说着,对面马路霎时聚集十多人议论什么事,那朋友急步过去看究竟,我就冷在路边,等,这真叫孤独,又不好意思就此走掉,呆等了好久,他才兴尽而归。现在还是这样,我老被人扔在路边——这条路,叫做艺术之路——我老了,实在比较好的朋友,可以等等,等他从彼岸兴奋归来。普通朋友呢,不等了,走了。骂我不讲义气,独自溜了?这种顾虑似乎不必要。新的情况是,跑去看热闹的人,就此消失在热闹中,不回来了,所以大大减少了等的必要。
...
你终于闪耀着了么?我旅途的终点。
#摘 #文学回忆录 #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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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回忆录
天才号码大了,要走出去。许多不肯离开老地方的作家,或到了国外写不出的作家,和易卜生比,我可名为“易不生”——不生蛋了。我年轻时,常常听说有人妻出走——中国只有一个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国许多娜拉走过一条路:去延安。“同情心”在中国人心中分量很重,其实就是人道主义,是仁慈,慈悲,分量很重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同情心。人要靠人爱,此外没有希望。人到教堂,或养猫狗,不过想从神,或从狗,得到一点爱的感觉。真正的同情,应该来自人,给予人。俄国文学的同情心,特别大。与鲁迅同代的,郁达夫学卢梭,郭沫若学歌德,茅盾学左拉,巴金学罗曼·罗兰——学得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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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一层天才,是早熟而晚成——不早熟,不是天才,但天才一定要晚成才好。有的是晚而不成。大思想家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短句,而不是他们的体系。我不是基督徒,不想进天国,人间已寂寞,天堂是没有沙的沙漠——天堂里不是已经有很多人吗?但丁、浮士德……真要是面对面,多不好意思——叶慈是希望耶稣来的。托尔斯泰和高尔基谈道:啊,耶稣要是来了,俄国这班农民怎么好意思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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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艺术顺服自然。二十世纪艺术,一句话:人工的艺术。我在六十年代热衷于颂扬人工的艺术,七十年代忙于活命,没多想,八十年代到美国,大开“人工 ”的眼界,就厌倦了,也看清自己天性中存着古典主义的教养。但我赞赏古典,不是古典的浪子要回家。我是浪子过家门,往里看看,说:从前我家真阔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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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不是上帝,上帝也不写小说。作家好像天然地有回答读者的任务,真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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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他的意见:人体好就好在是肉。不必让肉体升华。所谓灵,是指思想,思想不必被肉体拖住。让思想归思想,肉体归肉体,这样生命才富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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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吃过晚饭,佣人就在家里讲这些,讲到忘记时,“日行夜宿,日行夜宿……”但不肯翻书。翻书是坍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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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日本,真是眼花缭乱,一目了然——或时而眼花缭乱,时而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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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创造影响的,是一个天才,能接受影响的,也是一个天才。“影响”是天才之间的事。你没有天才,就没有你的事。(笑:孩子几岁了?喜欢吃什么?爱吃就多吃点……歇着,别累了……慢慢会好的。)尽管受影响,几乎不用脱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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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评论家,苦在哪里呢?是直到现在,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而是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问题,都没有弄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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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有一天要复兴,两种天才一定要出现——创作的天才,批评的天才。能不能兼?可以,但必须是天才。其实全世界都在等待。各国都缺少这样两种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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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书可分两大类,一类宜深读,一类宜浅读。宜浅读的书如果深读,那就已给它陷住了,控制了。尼采的书宜深读,你浅读,骄傲,自大狂,深读,读出一个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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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要相信哪个哲学家讲出了终极真理。人就怕去求真理——找到了,就已经不是真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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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理智不能认识世界,我看直觉也不能认识世界。或者说,理智认识理智的部分,直觉认识直觉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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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现在,是个关头。我们面对现代,有所为,“为”什么?有所不为,“不为”什么?我自己还没有创作出什么,我的文学,身处死地,但我不甘心,还是要求生。诸位来听课,应该说,也是为了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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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有它的可悲性,一定要靠文字语言。文字、语言,能够达意吗?如果文字语言不能达,哲学的“意”就比文字语言更深刻吗?我以为,有时候文字语言高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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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分类,像抽屉,把人物从不同抽屉里拿出来——但是要分析人物,不要分析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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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想系统、人生观在哪里?你们在我书里是找不到的。我知道,去弄那些东西是要上当的。我与尼采的关系,像庄周与蝴蝶的关系。他是我精神上的情人。现在这情人老了。正好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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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近于歌,是诗的童稚往事,诗之求韵,和音乐比,小儿科。歌与诗靠得越近,越年轻。音乐,根本没有诗之所谓“平上去入”,音乐上的长调短调和文学上的用法大不一样。音乐是有声的诗,诗有音乐感,可以做做,音乐与诗,可以神交,不可“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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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之下,文字,是宿命要入言诠。马拉美为了营造气氛,写得很累,德彪西写得很流畅。文字不要去模仿音乐。文字至多是快跑、慢跑、纵跳、缓步、凝止,音乐是飞翔的。但音乐没有两只脚,停不下来——一停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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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自己应该又是伯乐,又是千里马。伯乐是意识,潜意识是千里马。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应是潜意识特别旺盛、丰富,而意识又特别高超、精密,他是伯乐骑在千里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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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是对一切都发生惊奇的人”。放纵你的好奇的行为,享受官能之乐,对一切要抱着豁达大度,对世界万物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都有兴趣,但别迷恋。一句话:明哲而痴心。再一句话:痴心而保持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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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刻意造作,要放松。别死心眼,别找到一个形式就不得了。别的形式、风格,在等着你呢。
...
他(阿波利奈尔)是点燃了自己的火,烧了别人的饭。这是我的评价。那么糟糕的未来主义理论,在绘画的立体主义那么好,那么成功。
...
当时同学中走我这条路的,找不到第二个,都去革命了。他们来看我:“木心,你还挂贝多芬像、达·芬奇像?你还挂这些!”当时,这些都算是非问题,没有余地。
...
我的问题是:艺术曾经重复过客观现实么?从来没有过。这个问题是现实主义的全部奥秘。我愿做现实主义的辩护士。
...
我从小也想写,写后烧,真是少年不知“烧”滋味。烧不得的!但境界真是高。卡夫卡像林黛玉,肺病,也爱焚稿,应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
...
喔哟!卡夫卡这个名字一听就好像不得了。等到看见照片——这么苦命。从耳朵、眼睛,一直苦到嘴巴。这么苦命,和中国贾岛一样。
...
人好,语言就会好——艺术本来想救人类的,救不了,结果倒是救了艺术家自己。救不了艺术家,那他是个凡人,不能怪艺术。
...
谈主义,是一种现代病。试看古人,从雅典到文艺复兴,都不标榜主义。因为主义总是一种偏见,甚至是强词夺理,终归是自我扩张,排斥异己。
...
“自由诗”这名称是有问题的。如果有人问我:“你写格律诗呢,还是自由诗?”我答:“我不写格律诗,也不写自由诗,我写诗。”
...
格言是给别人用的。大家都记得某人的某句格言,认为很有启发,以至终生受惠,却不知写格言的人自己未必用的。
...
性行为是写不好的。宿命地写不好的。酒是什么味道?烟是什么味道?文字描写官能,是无能的。长篇大幅性描写,是缺乏小说的自知之明,又缺乏性欲的知人之明。
...
李梦熊六十年代曾对我说:现在不是艺术的时代。是的。但什么时候是?如果艺术家创作时是艰苦的,得到名利后才快乐,那我不做艺术家——我创作时已经快乐啦!名利如果有,那是“外快”。
...
最近读了两遍《尼采传》。他还是太老实,所以苦。我是复杂而狡猾,比较能苦中作乐。他没有读过东方人的东西。他的超人,还是创造了新伦理道德。他太看得起人类,太西方,太德国。
...
现代知识分子,二战后,极度混乱。老子哲学起了良好作用,但只限于一小撮人。老庄是出世的,而存在主义是入世的。所以从历史角度来解释存在主义,它有功。它通俗易懂,将人生难题一把抓起来,在当时是有用的。所以我说存在主义是摆地摊,比到大公司买东西实惠。
...
鲁迅的世界观、宇宙观,有一度和佛教“touch”(触摸)了一下,就避开来。尼采也碰过一下,避开来。他们都急着要去建立他们的人生观。
...
我看不起那些朝秦暮楚的“思想家”,更看不起那些秦楚不分、或在秦楚之间乱攀关系的人。
...
这又像题内又像题外的话(提上提下),是要你们懂事。懂什么事?人活在世界上,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尺度。你可以不按这个尺度生活,但你要知道这个尺度。
...
我前面讲的是客气的。现在不客气了——雨果、瓦格纳、萨特,他们的死后哀荣,尼采已经说了:“唯有戏子才能唤起群众巨大的兴奋。”
...
我们看世界的眼睛,心情有异。有四种处境决定我们心情恶劣:一,失恋。二,进监狱,关起来,隔离审查。三,重病。四,赤贫。凡处于这四种处境,看问题,看世界,一定不一样。反过来,一个人健康,有怜爱,自由,生活过得去,不会对生活这样看。
...
对生命,对人类,过分的悲观,过分的乐观,都是不诚实的。看清世界荒谬,是一个智者的基本水准。看清了,不是感到恶心,而是会心一笑。
...
一个人非常健康,落在困境中,他不怕的。当然,要他死,那也没有办法。我有俳句:“推举一位健美先生,然后一枪击毙。”现在相约:十年十五年后,你们翻翻今天的笔记,有用的,有趣的。
...
天堂的门是窄门,向来认为只有单身才能挤进去。现在我才明白,这道门一个人挤不进去,两个人倒挤进去了。一个进不了,两人挤进去的,就是天堂之门——结论:他人即地狱,他人即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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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年龄,经历过新旧道德观水土不服、青黄不接的感觉。当时觉得旧道德去了,活该!现在才知道旧道德何等可贵。
#摘 #文学回忆录 #木心
▎文学回忆录
天才号码大了,要走出去。许多不肯离开老地方的作家,或到了国外写不出的作家,和易卜生比,我可名为“易不生”——不生蛋了。我年轻时,常常听说有人妻出走——中国只有一个真的娜拉:秋瑾。革命,赴死。她是完成了的娜拉。其他娜拉都未完成,中国许多娜拉走过一条路:去延安。“同情心”在中国人心中分量很重,其实就是人道主义,是仁慈,慈悲,分量很重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同情心。人要靠人爱,此外没有希望。人到教堂,或养猫狗,不过想从神,或从狗,得到一点爱的感觉。真正的同情,应该来自人,给予人。俄国文学的同情心,特别大。与鲁迅同代的,郁达夫学卢梭,郭沫若学歌德,茅盾学左拉,巴金学罗曼·罗兰——学得怎样?
...
最高一层天才,是早熟而晚成——不早熟,不是天才,但天才一定要晚成才好。有的是晚而不成。大思想家最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短句,而不是他们的体系。我不是基督徒,不想进天国,人间已寂寞,天堂是没有沙的沙漠——天堂里不是已经有很多人吗?但丁、浮士德……真要是面对面,多不好意思——叶慈是希望耶稣来的。托尔斯泰和高尔基谈道:啊,耶稣要是来了,俄国这班农民怎么好意思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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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艺术顺服自然。二十世纪艺术,一句话:人工的艺术。我在六十年代热衷于颂扬人工的艺术,七十年代忙于活命,没多想,八十年代到美国,大开“人工 ”的眼界,就厌倦了,也看清自己天性中存着古典主义的教养。但我赞赏古典,不是古典的浪子要回家。我是浪子过家门,往里看看,说:从前我家真阔气。
...
小说家不是上帝,上帝也不写小说。作家好像天然地有回答读者的任务,真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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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他的意见:人体好就好在是肉。不必让肉体升华。所谓灵,是指思想,思想不必被肉体拖住。让思想归思想,肉体归肉体,这样生命才富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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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吃过晚饭,佣人就在家里讲这些,讲到忘记时,“日行夜宿,日行夜宿……”但不肯翻书。翻书是坍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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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日本,真是眼花缭乱,一目了然——或时而眼花缭乱,时而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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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创造影响的,是一个天才,能接受影响的,也是一个天才。“影响”是天才之间的事。你没有天才,就没有你的事。(笑:孩子几岁了?喜欢吃什么?爱吃就多吃点……歇着,别累了……慢慢会好的。)尽管受影响,几乎不用脱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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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评论家,苦在哪里呢?是直到现在,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而是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问题,都没有弄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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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有一天要复兴,两种天才一定要出现——创作的天才,批评的天才。能不能兼?可以,但必须是天才。其实全世界都在等待。各国都缺少这样两种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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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书可分两大类,一类宜深读,一类宜浅读。宜浅读的书如果深读,那就已给它陷住了,控制了。尼采的书宜深读,你浅读,骄傲,自大狂,深读,读出一个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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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要相信哪个哲学家讲出了终极真理。人就怕去求真理——找到了,就已经不是真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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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理智不能认识世界,我看直觉也不能认识世界。或者说,理智认识理智的部分,直觉认识直觉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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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现在,是个关头。我们面对现代,有所为,“为”什么?有所不为,“不为”什么?我自己还没有创作出什么,我的文学,身处死地,但我不甘心,还是要求生。诸位来听课,应该说,也是为了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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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有它的可悲性,一定要靠文字语言。文字、语言,能够达意吗?如果文字语言不能达,哲学的“意”就比文字语言更深刻吗?我以为,有时候文字语言高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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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分类,像抽屉,把人物从不同抽屉里拿出来——但是要分析人物,不要分析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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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想系统、人生观在哪里?你们在我书里是找不到的。我知道,去弄那些东西是要上当的。我与尼采的关系,像庄周与蝴蝶的关系。他是我精神上的情人。现在这情人老了。正好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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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近于歌,是诗的童稚往事,诗之求韵,和音乐比,小儿科。歌与诗靠得越近,越年轻。音乐,根本没有诗之所谓“平上去入”,音乐上的长调短调和文学上的用法大不一样。音乐是有声的诗,诗有音乐感,可以做做,音乐与诗,可以神交,不可“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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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之下,文字,是宿命要入言诠。马拉美为了营造气氛,写得很累,德彪西写得很流畅。文字不要去模仿音乐。文字至多是快跑、慢跑、纵跳、缓步、凝止,音乐是飞翔的。但音乐没有两只脚,停不下来——一停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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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自己应该又是伯乐,又是千里马。伯乐是意识,潜意识是千里马。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应是潜意识特别旺盛、丰富,而意识又特别高超、精密,他是伯乐骑在千里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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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是对一切都发生惊奇的人”。放纵你的好奇的行为,享受官能之乐,对一切要抱着豁达大度,对世界万物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都有兴趣,但别迷恋。一句话:明哲而痴心。再一句话:痴心而保持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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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刻意造作,要放松。别死心眼,别找到一个形式就不得了。别的形式、风格,在等着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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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阿波利奈尔)是点燃了自己的火,烧了别人的饭。这是我的评价。那么糟糕的未来主义理论,在绘画的立体主义那么好,那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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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同学中走我这条路的,找不到第二个,都去革命了。他们来看我:“木心,你还挂贝多芬像、达·芬奇像?你还挂这些!”当时,这些都算是非问题,没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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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问题是:艺术曾经重复过客观现实么?从来没有过。这个问题是现实主义的全部奥秘。我愿做现实主义的辩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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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也想写,写后烧,真是少年不知“烧”滋味。烧不得的!但境界真是高。卡夫卡像林黛玉,肺病,也爱焚稿,应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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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哟!卡夫卡这个名字一听就好像不得了。等到看见照片——这么苦命。从耳朵、眼睛,一直苦到嘴巴。这么苦命,和中国贾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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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好,语言就会好——艺术本来想救人类的,救不了,结果倒是救了艺术家自己。救不了艺术家,那他是个凡人,不能怪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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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主义,是一种现代病。试看古人,从雅典到文艺复兴,都不标榜主义。因为主义总是一种偏见,甚至是强词夺理,终归是自我扩张,排斥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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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诗”这名称是有问题的。如果有人问我:“你写格律诗呢,还是自由诗?”我答:“我不写格律诗,也不写自由诗,我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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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言是给别人用的。大家都记得某人的某句格言,认为很有启发,以至终生受惠,却不知写格言的人自己未必用的。
...
性行为是写不好的。宿命地写不好的。酒是什么味道?烟是什么味道?文字描写官能,是无能的。长篇大幅性描写,是缺乏小说的自知之明,又缺乏性欲的知人之明。
...
李梦熊六十年代曾对我说:现在不是艺术的时代。是的。但什么时候是?如果艺术家创作时是艰苦的,得到名利后才快乐,那我不做艺术家——我创作时已经快乐啦!名利如果有,那是“外快”。
...
最近读了两遍《尼采传》。他还是太老实,所以苦。我是复杂而狡猾,比较能苦中作乐。他没有读过东方人的东西。他的超人,还是创造了新伦理道德。他太看得起人类,太西方,太德国。
...
现代知识分子,二战后,极度混乱。老子哲学起了良好作用,但只限于一小撮人。老庄是出世的,而存在主义是入世的。所以从历史角度来解释存在主义,它有功。它通俗易懂,将人生难题一把抓起来,在当时是有用的。所以我说存在主义是摆地摊,比到大公司买东西实惠。
...
鲁迅的世界观、宇宙观,有一度和佛教“touch”(触摸)了一下,就避开来。尼采也碰过一下,避开来。他们都急着要去建立他们的人生观。
...
我看不起那些朝秦暮楚的“思想家”,更看不起那些秦楚不分、或在秦楚之间乱攀关系的人。
...
这又像题内又像题外的话(提上提下),是要你们懂事。懂什么事?人活在世界上,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尺度。你可以不按这个尺度生活,但你要知道这个尺度。
...
我前面讲的是客气的。现在不客气了——雨果、瓦格纳、萨特,他们的死后哀荣,尼采已经说了:“唯有戏子才能唤起群众巨大的兴奋。”
...
我们看世界的眼睛,心情有异。有四种处境决定我们心情恶劣:一,失恋。二,进监狱,关起来,隔离审查。三,重病。四,赤贫。凡处于这四种处境,看问题,看世界,一定不一样。反过来,一个人健康,有怜爱,自由,生活过得去,不会对生活这样看。
...
对生命,对人类,过分的悲观,过分的乐观,都是不诚实的。看清世界荒谬,是一个智者的基本水准。看清了,不是感到恶心,而是会心一笑。
...
一个人非常健康,落在困境中,他不怕的。当然,要他死,那也没有办法。我有俳句:“推举一位健美先生,然后一枪击毙。”现在相约:十年十五年后,你们翻翻今天的笔记,有用的,有趣的。
...
天堂的门是窄门,向来认为只有单身才能挤进去。现在我才明白,这道门一个人挤不进去,两个人倒挤进去了。一个进不了,两人挤进去的,就是天堂之门——结论:他人即地狱,他人即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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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年龄,经历过新旧道德观水土不服、青黄不接的感觉。当时觉得旧道德去了,活该!现在才知道旧道德何等可贵。
#摘 #文学回忆录 #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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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回忆录
没有人,也没有神,有资格听我忏悔。人只能写写回忆录。谁有资格写忏悔录?写什么忏悔录?!人有那么一种心理,痛悔,内疚,等等,放在心里深思即可。一出声,就俗了,就要别人听见——就居心不良。人要想博得人同情、叫好,就是犯罪的继续。文学是不许人拿来做忏悔用的。忏悔是无形无声的,从此改过了,才是忏悔,否则就是,至少是,装腔作势。要忏悔,不要忏悔录。
...
人生和艺术,要捏得拢,要分得开。能捏拢、分开,人生、艺术,两者就成熟了。捏不拢,分不开——大家过去不外乎人生、艺术的关系没摆好,造成你们的困境。怎么办?捏拢,分开,学会了,学精了,就成熟了。生活大节,交朋友,认老师,与人发生性关系,生孩子,出国,都要拿艺术来要求,要才气横溢。
...
对年青人一生的转变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如下:死亡,最亲爱的人的死亡。爱情,得到或失去爱。大病,病到几乎要死。旅行,走到室外,有钱的旅行和无钱的流浪。
...
福楼拜读了莫泊桑的习作,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才气,你这些东西表示有某种聪明,但年青人,记住布丰的话,‘天才,就是坚持不懈的意思’,用心用力去写吧。”福楼拜首先要莫泊桑敏锐透彻地观察事物,“一目了然,这是才情卓越的特权”。福楼拜的“一字说”,当然更有名:“你所要表达的,只有一个词是最恰当的,一个动词或一个形容词,因此你得寻找,务必找到它,决不要来个差不多,别用戏法来蒙混,逃避困难只会更困难,你一定要找到这个词。”这话是福楼拜对莫泊桑讲的,结果全世界的文学家都记在心里。
...
经验:越是辛苦不倦找唯一的词,就越熟练。左顾右盼——来了,甚至这个词会自动跳出来,争先恐后,跳满一桌子,一个比一个准确,一个比一个美妙。写作的幸福,也许就在这静静的狂欢,连连的丰收。怎样达到此种程度、境界呢?没有捷径,只能长期的磨练,多写,多改。很多人一上来写不好,自认没有天才,就不写了,这是太聪明,太谦逊,太识相了。天才是什么呢?至少每天得写,写上十年,才能知道你是不是文学的天才。写个九年半,还不能判断呢。司汤达没写《红与黑》时,如果问我:“MX先生,你看我有没有文学天才?”我就说:“谁知道,还得好好努力吧。”
...
为什么要认识自己呢?一,改善完美自己;二,靠自己映见宇宙;三,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是孤独的,要找伴侣,找不到,唯一可靠的,还是自己。艺术的功能,远远大于镜子。艺术映见灵魂,无数的灵魂。亚当出乐园,上帝说:“可怜的孩子,你到地上去,有高山大海,怕不怕?”亚当说:“不怕。”上帝说:“有毒蛇猛兽。”亚当说:“不怕。”上帝说:“那就去吧。”亚当说:“我怕。”上帝奇怪道:“你怕什么呢?”亚当说:“我怕寂寞。”上帝低头想了想,把艺术给了亚当。
...
所谓东方,中国才是代表,补给西方,正是对的,因为西方最缺的就是中国的东西:含蓄,以弱制胜。东方西方要是真的相通,文明才开始。可是要唤醒东方,中国,非得西方来理解。
...
什么是悲观主义?我以为就是“透”观主义。不要着眼于“悲”,要着眼于“观”——万事万物都会过去的,人是要死的,欲望永远不能满足,太阳底下无新事……这就是悲观。悲观主义是一个态度,是一个勇敢的人的态度。得不到快乐,很快乐,这就是悲观主义。如此就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明,知物之明,知世之明。一切都无可奈何,难过的,但是透彻。
...
最高兴的是:我对了,他们错了。有时走在路上,忽然一高兴:“我对了。他们错了。”他们的势力真是大呀!
...
要敢于和古人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不是高攀。艺术面前人人平等,这样,孤独的内容就多了,这样,艺术视你为“归人”,而不是“过客”。四海之内皆兄弟,指的是精神界,在这精神界里,是兄弟。这兄弟有三类:架上书,案头书,枕边书。
...
精神世界再高贵,也是贞洁的,透明的,无私的。我们讲文学史课,胜于读书,就好在可以讲私房话。要守住:公开场合,正式发表,不能讲私房话。将来出我的讲稿,私房话出不出?思考题。其实很简单,把“不能讲的”,也讲出来。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光明磊落,是态度,不是艺术;隐私,更不是艺术——两者在一起,就是艺术。私,越隐越私;光明,越磊落越光明——越是光明磊落地说隐私,艺术越大。从来的大艺术家都是讳莫如深。耶稣有多少隐私!
...
海涅晚年卧床,双目失明,肖像憔悴,却永远俏皮。有诗给妻子:亲爱的,我知道我死后你会常来看我。来时步行,回去千万坐马车。
...
我看鲁迅杂文,痛快;你们看,快而不痛;到下一代,不痛不快——而今灯塔在动,高度不高,其间不过一百年。
...
个人遭遇时代,有人手舞足蹈,有人直接介入。我以为,遭遇大事要先退开。退开,可以观察。谁投入呢?有的是。
...
这里必须郑重声明: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艺术家,要说谁超过谁,谁打倒谁,都是莫须有的,不可能的,不可以的。我读书的秘诀是:看书中的那个人,不要看他的主义,不要找对自己胃口的东西,要找味道。
...
中国是隔一阵子总要举一人出来叫嚣,其实谁也没学会。西风东渐,确有其事,无论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从民国初年开始,大大地刮过西风,但刮不出成果来。
...
文学家个人的命运和文学史的大命运,往往不一致。要注意个人的作品,不要随文学大流,大流总是庸俗的。小时候母亲教导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那是指偶尔容许我带仆人出门玩玩。现在想来,意味广大深长。在世界上,在历史中,人多的地方真是不去为妙。
...
事情早已过去,我着眼于诗人的用心。凡使诗人为难的事,不论大小,我最感兴趣。他们为难的事,轮到我,也为难,好在许多使古人为难的事,我不为难了,古人的梦,由今人来醒。纪德说得好:“最快乐的梦,不及醒寤的一刻。”
...
要去评价一个伟大的人物,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物?这是致命的问题。
...
事情哪有这样简单。政治才是简单的,艺术家复杂得多哩!政治家非黑即白,艺术家即非黑又非白,我有句:“艺术家另有上帝。”(或作“艺术另有摩西。”)这话送给陀氏,正合适。托尔斯泰是不会接受的,他认为艺术家只有上帝。不要在陀氏的书中追究思想信仰、道德规范。文学的最高意义和最低意义,都是人想了解自己。这仅仅是人的癖好,不是什么崇高的事,是人的自觉、自识、自评。
...
说回来,人类要自救,只有了解自己、认识他人,求知、好奇、审美,是必要的态度。艺术、人类,是意味着的关系,即本来艺术与人类没有关系,但人类如果要好,则与艺术可以有关系——这就是我所谓“意味着的关系”。
...
文学家以他心灵的丰富描写人物,陀氏的小说,就是他心灵丰富。什么体验生活,与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结果写出书来,假、大、空。纪德说:“艺术家是把内心的某一因素发展起来,借许多间接经验,从旁控制,使之丰富。”陀氏写《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Raskolnikov),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写安娜,都是这样。
...
中国的文艺评论常常有这种论调,说“作者的矛盾的世界观限制了他的艺术才能”。请问,你们世界观正确,出了什么作品?谈世界观,你们不配。最后,引纪德的话说:“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终身大事。”
...
我年青时,把高尔基看做高山大海,特别羡慕他的流浪生活。我生在一个牢一样的家庭,流浪?那简直羡慕得发昏。写长篇,要靠强大的人格力量,极深厚的功底。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哲学、史学、文学的修养,深刻啦!象征主义是脱出民族传统意识的一种自由个人主义。对你们几乎没有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没有给中国带来象征主义。作为世界性流派,象征主义成就很大,至今有影响(中国近代艺术,缺了象征主义这一环节)。前面得有古典浪漫,而后现实写实,才会有唯美象征。但中国也有人追求过唯美、象征。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冯至、闻一多、艾青。张闻天翻译过王尔德,楚图南翻译尼采。假借中苏友谊,我们比台湾、甚至欧洲更接近俄国文学。这倒是优势。现在补上俄国象征、唯美一代的作品,那就是人生一乐,就是俄国文学的老资格的欣赏者。
...
文学家,诗人,应该别有用心。文学家的制高点,远远高于政治家——这一点,中外古今从来弄不清,也没有人索性去讲一讲。从前的所谓“哲理诗”,其实都是神的赞美,感恩,所以古代的哲理诗,我们现在是不能承认的。西方一切归于神,中国一切归于自然,我以为两边都落空。其实遇到哲理诗,可以先咳嗽一声,然后再去看。今后,有哲理诗来了,它一定不标榜自己的信仰、哲理,像个小孩不知道自己的天真。真的写大主题,还是不能写古代,不能太隔。要写当代,至少上一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古代?完了。曹雪芹写唐宋?完了。艺术家的宿命,不能写太远的过去、太远的将来。要有“真实性”。艺术家要安于这种宿命。写当代,写出过去,意味着将来,就可永恒。一个艺术家,从爱国出发,又回到爱国,还是比较一般的通俗的爱国——肖邦的爱国,层次高了。他怎么爱法?我代他表达:“我爱波兰,我更爱音乐。”近代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可以排名第一。别人没有他博大精深。但要是有天才,不要做大批评家。总是不高超的。艺术是点,不是面,是塔尖,不是马路。大艺术家,大天才,只谈塔尖,不谈马路的。
#摘 #文学回忆录 #木心
▎文学回忆录
没有人,也没有神,有资格听我忏悔。人只能写写回忆录。谁有资格写忏悔录?写什么忏悔录?!人有那么一种心理,痛悔,内疚,等等,放在心里深思即可。一出声,就俗了,就要别人听见——就居心不良。人要想博得人同情、叫好,就是犯罪的继续。文学是不许人拿来做忏悔用的。忏悔是无形无声的,从此改过了,才是忏悔,否则就是,至少是,装腔作势。要忏悔,不要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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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和艺术,要捏得拢,要分得开。能捏拢、分开,人生、艺术,两者就成熟了。捏不拢,分不开——大家过去不外乎人生、艺术的关系没摆好,造成你们的困境。怎么办?捏拢,分开,学会了,学精了,就成熟了。生活大节,交朋友,认老师,与人发生性关系,生孩子,出国,都要拿艺术来要求,要才气横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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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青人一生的转变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如下:死亡,最亲爱的人的死亡。爱情,得到或失去爱。大病,病到几乎要死。旅行,走到室外,有钱的旅行和无钱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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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楼拜读了莫泊桑的习作,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才气,你这些东西表示有某种聪明,但年青人,记住布丰的话,‘天才,就是坚持不懈的意思’,用心用力去写吧。”福楼拜首先要莫泊桑敏锐透彻地观察事物,“一目了然,这是才情卓越的特权”。福楼拜的“一字说”,当然更有名:“你所要表达的,只有一个词是最恰当的,一个动词或一个形容词,因此你得寻找,务必找到它,决不要来个差不多,别用戏法来蒙混,逃避困难只会更困难,你一定要找到这个词。”这话是福楼拜对莫泊桑讲的,结果全世界的文学家都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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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越是辛苦不倦找唯一的词,就越熟练。左顾右盼——来了,甚至这个词会自动跳出来,争先恐后,跳满一桌子,一个比一个准确,一个比一个美妙。写作的幸福,也许就在这静静的狂欢,连连的丰收。怎样达到此种程度、境界呢?没有捷径,只能长期的磨练,多写,多改。很多人一上来写不好,自认没有天才,就不写了,这是太聪明,太谦逊,太识相了。天才是什么呢?至少每天得写,写上十年,才能知道你是不是文学的天才。写个九年半,还不能判断呢。司汤达没写《红与黑》时,如果问我:“MX先生,你看我有没有文学天才?”我就说:“谁知道,还得好好努力吧。”
...
为什么要认识自己呢?一,改善完美自己;二,靠自己映见宇宙;三,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是孤独的,要找伴侣,找不到,唯一可靠的,还是自己。艺术的功能,远远大于镜子。艺术映见灵魂,无数的灵魂。亚当出乐园,上帝说:“可怜的孩子,你到地上去,有高山大海,怕不怕?”亚当说:“不怕。”上帝说:“有毒蛇猛兽。”亚当说:“不怕。”上帝说:“那就去吧。”亚当说:“我怕。”上帝奇怪道:“你怕什么呢?”亚当说:“我怕寂寞。”上帝低头想了想,把艺术给了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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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东方,中国才是代表,补给西方,正是对的,因为西方最缺的就是中国的东西:含蓄,以弱制胜。东方西方要是真的相通,文明才开始。可是要唤醒东方,中国,非得西方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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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悲观主义?我以为就是“透”观主义。不要着眼于“悲”,要着眼于“观”——万事万物都会过去的,人是要死的,欲望永远不能满足,太阳底下无新事……这就是悲观。悲观主义是一个态度,是一个勇敢的人的态度。得不到快乐,很快乐,这就是悲观主义。如此就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明,知物之明,知世之明。一切都无可奈何,难过的,但是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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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兴的是:我对了,他们错了。有时走在路上,忽然一高兴:“我对了。他们错了。”他们的势力真是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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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敢于和古人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不是高攀。艺术面前人人平等,这样,孤独的内容就多了,这样,艺术视你为“归人”,而不是“过客”。四海之内皆兄弟,指的是精神界,在这精神界里,是兄弟。这兄弟有三类:架上书,案头书,枕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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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世界再高贵,也是贞洁的,透明的,无私的。我们讲文学史课,胜于读书,就好在可以讲私房话。要守住:公开场合,正式发表,不能讲私房话。将来出我的讲稿,私房话出不出?思考题。其实很简单,把“不能讲的”,也讲出来。艺术,是光明磊落的隐私。光明磊落,是态度,不是艺术;隐私,更不是艺术——两者在一起,就是艺术。私,越隐越私;光明,越磊落越光明——越是光明磊落地说隐私,艺术越大。从来的大艺术家都是讳莫如深。耶稣有多少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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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晚年卧床,双目失明,肖像憔悴,却永远俏皮。有诗给妻子:亲爱的,我知道我死后你会常来看我。来时步行,回去千万坐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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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鲁迅杂文,痛快;你们看,快而不痛;到下一代,不痛不快——而今灯塔在动,高度不高,其间不过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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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遭遇时代,有人手舞足蹈,有人直接介入。我以为,遭遇大事要先退开。退开,可以观察。谁投入呢?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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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须郑重声明: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艺术家,要说谁超过谁,谁打倒谁,都是莫须有的,不可能的,不可以的。我读书的秘诀是:看书中的那个人,不要看他的主义,不要找对自己胃口的东西,要找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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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隔一阵子总要举一人出来叫嚣,其实谁也没学会。西风东渐,确有其事,无论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从民国初年开始,大大地刮过西风,但刮不出成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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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个人的命运和文学史的大命运,往往不一致。要注意个人的作品,不要随文学大流,大流总是庸俗的。小时候母亲教导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那是指偶尔容许我带仆人出门玩玩。现在想来,意味广大深长。在世界上,在历史中,人多的地方真是不去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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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早已过去,我着眼于诗人的用心。凡使诗人为难的事,不论大小,我最感兴趣。他们为难的事,轮到我,也为难,好在许多使古人为难的事,我不为难了,古人的梦,由今人来醒。纪德说得好:“最快乐的梦,不及醒寤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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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评价一个伟大的人物,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物?这是致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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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哪有这样简单。政治才是简单的,艺术家复杂得多哩!政治家非黑即白,艺术家即非黑又非白,我有句:“艺术家另有上帝。”(或作“艺术另有摩西。”)这话送给陀氏,正合适。托尔斯泰是不会接受的,他认为艺术家只有上帝。不要在陀氏的书中追究思想信仰、道德规范。文学的最高意义和最低意义,都是人想了解自己。这仅仅是人的癖好,不是什么崇高的事,是人的自觉、自识、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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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来,人类要自救,只有了解自己、认识他人,求知、好奇、审美,是必要的态度。艺术、人类,是意味着的关系,即本来艺术与人类没有关系,但人类如果要好,则与艺术可以有关系——这就是我所谓“意味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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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以他心灵的丰富描写人物,陀氏的小说,就是他心灵丰富。什么体验生活,与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结果写出书来,假、大、空。纪德说:“艺术家是把内心的某一因素发展起来,借许多间接经验,从旁控制,使之丰富。”陀氏写《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Raskolnikov),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写安娜,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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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艺评论常常有这种论调,说“作者的矛盾的世界观限制了他的艺术才能”。请问,你们世界观正确,出了什么作品?谈世界观,你们不配。最后,引纪德的话说:“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件终身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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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青时,把高尔基看做高山大海,特别羡慕他的流浪生活。我生在一个牢一样的家庭,流浪?那简直羡慕得发昏。写长篇,要靠强大的人格力量,极深厚的功底。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哲学、史学、文学的修养,深刻啦!象征主义是脱出民族传统意识的一种自由个人主义。对你们几乎没有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没有给中国带来象征主义。作为世界性流派,象征主义成就很大,至今有影响(中国近代艺术,缺了象征主义这一环节)。前面得有古典浪漫,而后现实写实,才会有唯美象征。但中国也有人追求过唯美、象征。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冯至、闻一多、艾青。张闻天翻译过王尔德,楚图南翻译尼采。假借中苏友谊,我们比台湾、甚至欧洲更接近俄国文学。这倒是优势。现在补上俄国象征、唯美一代的作品,那就是人生一乐,就是俄国文学的老资格的欣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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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诗人,应该别有用心。文学家的制高点,远远高于政治家——这一点,中外古今从来弄不清,也没有人索性去讲一讲。从前的所谓“哲理诗”,其实都是神的赞美,感恩,所以古代的哲理诗,我们现在是不能承认的。西方一切归于神,中国一切归于自然,我以为两边都落空。其实遇到哲理诗,可以先咳嗽一声,然后再去看。今后,有哲理诗来了,它一定不标榜自己的信仰、哲理,像个小孩不知道自己的天真。真的写大主题,还是不能写古代,不能太隔。要写当代,至少上一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古代?完了。曹雪芹写唐宋?完了。艺术家的宿命,不能写太远的过去、太远的将来。要有“真实性”。艺术家要安于这种宿命。写当代,写出过去,意味着将来,就可永恒。一个艺术家,从爱国出发,又回到爱国,还是比较一般的通俗的爱国——肖邦的爱国,层次高了。他怎么爱法?我代他表达:“我爱波兰,我更爱音乐。”近代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可以排名第一。别人没有他博大精深。但要是有天才,不要做大批评家。总是不高超的。艺术是点,不是面,是塔尖,不是马路。大艺术家,大天才,只谈塔尖,不谈马路的。
#摘 #文学回忆录 #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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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回忆录
如果真的有救,如所谓“第三波”说法——先是农业社会(第一波),后是工业社会(第二波),第三波是回到高的农业社会,人和自然又在一起了——那当然好,又有希望了嘛!不过我不太相信,不乐观。归根到底,知道是什么病,好一些。一个高明的医生,面对绝症——越是绝望悲惨的年代,思想才真的亮。白天,不太亮的。夜里,灯满足于自己的亮度。我写过:二十世纪,不是十九世纪希望的那样。二十世纪条件最好,长大了,可是得了绝症。特别是近三四十年,没有大的战争,应该出大艺术家、大思想家。没有。坏是坏在商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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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再看中国小说,又要消除现代人的迷障,又要隔岸观火,要跳过此岸,回到古代。向未来看是胸襟宽阔,向古代看也是胸襟宽阔。如能做到,是一种感知丰富、进退自如的境界——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人,无非是借助过去和未来支撑的。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一种艺术的态度。艺术的态度是瞬间的、灵感的、认识变化的,此外是日常的、生活的基本态度,健朗的态度。艺术态度,生活态度,都要保持平衡、健朗。这种生活的基调——前见古人,后见来者——是所谓教养。教养何来?是艺术教养出来的。艺术和生活是这样的关系,不相扰。但艺术教养可以提高生活。“文革”之中,死不得,活不成,怎能活下来呢?想到艺术的教养——为了不辜负这些教养,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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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的居所里待着,思想会停顿的,太恬淡、娴雅。酒、茶、饭,有情趣——这种环境,没有思想,有,也深不下去。日本本国一个思想家也没有,都是从中国拿去和欧洲来的思想。但日本总让我好奇,凡日本的东西,去看一眼。我称之为浮面效果。日本如浮萍,没根没底的。也非常狡猾,头头是道,没有下文。日本人不可以谈恋爱,也不可做朋友。很怪,终究是乏味的。日本旗很有象征性,很倔强。有魔性,有恶意。很刻苦,也很享乐。日本人很会做自己的奴隶。这个民族很难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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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创好的意思。现代人单纯局限于“创”,是个大陷阱,现代以为美已表达完了,来创造丑,丑看惯了,可以成美,这是美的概念的偷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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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东方,日本可以看看。希望在座都去日本看看,看看日本芸芸众生如何芸芸。我是日本文艺的知音,知音,但不知心——他们没有多大的心。日本对中国文化是一种误解。但这一误解,误解出自己的风格,误解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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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最大度的容忍,自尊,最高度的自尊。我自勉,也共勉。但很难做到。我在狱中曾经想起蒙田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他引自一位古代水手的:哦,上帝,你要救我就救我,你要毁灭我就毁灭我,但我时时刻刻把持住我的舵。另有一句:世上最大的事,是一个人知道什么才是他自己的。这句话对艺术家很好。人要临危不乱,临幸福也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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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有人心里要问,说不出口,我来代说吧:“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每一行都有自己的性格呢?怎样才能每一笔画出性格呢?”这样问法,其实已经很难写出性格了。要不落俗套。有小俗套,大俗套,后者是别人的风格,对你就是俗套——别人的雅,就是你的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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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很容易战胜过去与未来的罪恶,但现在的罪恶却很容易战胜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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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很容易战胜过去与未来的罪恶,但现在的罪恶却很容易战胜哲学。老人总愿劝告别人,借此安慰自己已不做坏榜样了。我们对自己的好行为感到害羞,如果天国证明了我们的动机。没有人真是像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幸福和不幸。
...
中国民族有个偏好,什么呢,喜欢“作美”。职业媒婆多,业余媒婆更多,这种民族心理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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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大量讽刺文,对象太具体,今日没有人看了。大的叛逆,要找大的主题。攻击上帝的,是尼采。攻击宇宙的,是老子。他们从来不肯指具体的人、事。原则:攻大的,不攻小的;攻抽象的,不攻具体的。
...
我想将真实写到奇异的程度,使两大文学范畴豁然贯通。我憎恶人类,但迷恋人性的深度。已知的人性,已够我惊叹,未知的人性,更令我探索,你们都是我探索的对象——别害怕,我超乎善恶。文学不是描写真实,而是创造真实——真实是无法描写的。上帝是立体的艺术家,艺术家是平面的上帝。耶稣是半立体的,十字架只有正面才好看,侧面不好看,非得把耶稣钉上去才好看。艺术家要安于平面。尼采和托尔斯泰都不安于平面,想要立体,结果一个疯了,一个痴了。
...
智者为人,必有三者兼备:头脑、才能、心肠。三者,有一者弱,不好吗?不,哪一点弱,正往往形成他的风格。对照自己,不够处加强,也可找到风格。
...
读书,要确切理解作者的深意,不要推想作者没有想到的深意。上帝创造了这世界,但他不理解这世界;艺术家创造了这世界,他理解这世界。
...
海涅一贯调皮,得理不饶人。他说:“歌德老是坐着的,好多事需要他站起来,才能解决,但歌德坐着也是对的。”庙堂里的佛像都是坐着的,如果站起来,岂非庙堂的顶要破。
...
少年人一定要好的长辈指导。光是游历,没有用的。少年人大多心猿意马,华而不实,忽而兴奋,忽而消沉。我从十四岁到廿岁出头,稀里糊涂,干的件件都是傻事。现在回忆,好机会错过了,没错过的也被自己浪费了。
...
中国只有零零碎碎的莎士比亚。
...
艺术家仅次于上帝。为小说人物起名字,非常难。虚构,不着边际,用真人,写来写去不如真名字那人好——名字与那人,有可怕的关系。
...
自己不成熟的青年人,常有偷窥癖,因为自己空泛。艺术上的好事家,如鲁迅所言,是把姑嫂婆媳的嘁嘁喳喳搬到文坛上来。
...
艺术家有一种灵智的反刍功能,他凭记忆再度感受从前的印象。
这种超时空的感受是艺术家的无穷灵感。
...
老年人的仁慈是看清了种种天真。拜伦的诗和尼采的哲学,在我看来是如何的乳气,生的龙、活的虎,事事认真,处处不买账……我是个残忍的人,一看再看,实在看得多了,徐徐转为仁慈。仁慈是对自己的放松,但对世事不放松。艺术家是不好惹的。超人有他的少年期、中年期、老年期。但超人没有更年期。
...
过去的讲法:达则济世,穷则独善。我讲:唯能独善,才能济世。把个人的能量发挥到极点,就叫做个人主义。不妨做个更通俗的图解:希腊,开始认识自己;文艺复兴,是中世纪后新的觉醒;启蒙主义,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到浪漫主义,是个性解放;到现代,才能有个人主义。我的意思是,别以为从来就有个人主义,不,个人主义是从人的自证(希腊),人的觉醒(意大利),人与人的存在关系(法国),然后才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成个人主义(以英、法、德为基地)。个人主义不介入利己利他的论题,是个自尊自强的修炼——但不必说出来。
...
时代有点像个人:人的心情,明一阵,暗一阵,时代也如此。到阿诺德,理智和信仰冲突,直到悲观。再难受一阵子,济慈的后人又开始走济慈的唯美道路。
...
我写诗,神话、英雄、自然、爱情、儿童,都没有。诗的大路还有人在走——其实没人走——诗还大有作为。
...
你们还年轻,人生的季节已经错过了。如开桃花,是十日小阳春。还是去读小说。人生多少事,只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人的幸福,其实就到心向往之的地步。整个音乐就是心向往之的境界,是拿不到的东西。
...
爱情在这个世界上快要失传了。爱情是一门失传的学问。
...
大家都结婚了。否则,就做个爱情上的流浪汉。已经结婚的,就地取材,自己、双方,创造新的快乐。
...
我的东西,常被人误以为逆论,但我与王尔德的区别,是他的逆论基于说明什么东西,我并不急于说明什么。他是玉笼中的金丝雀,我是走在外面,听取一片鸟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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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生?为艺术?这争论是世界性的。前后一百年,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动武解决的,从世界范围看,这场水深火热的争论却越来越淡化,现在根本没有这种争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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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到我四十岁时,顿悟了: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都是莫须有的。哪种艺术与人生无关?哪种艺术不靠艺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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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讲,从小孩嘴里讲的格言,和一个成年人讲的格言,意思是不一样的。我是老人了。我为这两种思潮苦恼过几十年,现在我悟了,说了,是有意义的。给大家讲,是双重的补课。
...
最好的东西总是使人快乐而伤心。魏晋人夜听人吹笛,曰:奈何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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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年时,家中阴沉,读到卡莱尔句:没有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语人生。大感动。又有:“打开窗户吧,让我们透一口气!”(呼吸英雄的气味)但这种伟大崇高的灵智境界,进去容易,出来很难。一进去,年轻人很容易把自己架空。艺术家不能这样凭着英雄气息成长的。一个人要成熟、成长、成功,其过程应该是不自觉、半自觉、自觉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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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对一切民主主义,要有英雄伟人出来领导——对的。可是英雄呢?伟人呢?我以为是不得已,才找个民主制度。民主是个下策。再下策呢?一策也不策——明乎此,才可避免民主的弊端。其他策,更糟,所以乃为上策。所谓民主,是得过且过的意思。一船,无船主,大家吵,吵到少数服从多数——民主。民主是不景气的、无可奈何的制度。
...
别说我反民主——别误解。目前,民主是唯一的办法。我希望今后东欧、中国有了真的民主,不要是现在现成的美国式的民主。拿一个更好的民主出来,这样子,七十年受的苦没有白受。不能把西方这种暴力、性、刺青……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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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说,道德力量是潜力,不是显力。
#摘 #文学回忆录 #木心
▎文学回忆录
如果真的有救,如所谓“第三波”说法——先是农业社会(第一波),后是工业社会(第二波),第三波是回到高的农业社会,人和自然又在一起了——那当然好,又有希望了嘛!不过我不太相信,不乐观。归根到底,知道是什么病,好一些。一个高明的医生,面对绝症——越是绝望悲惨的年代,思想才真的亮。白天,不太亮的。夜里,灯满足于自己的亮度。我写过:二十世纪,不是十九世纪希望的那样。二十世纪条件最好,长大了,可是得了绝症。特别是近三四十年,没有大的战争,应该出大艺术家、大思想家。没有。坏是坏在商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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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再看中国小说,又要消除现代人的迷障,又要隔岸观火,要跳过此岸,回到古代。向未来看是胸襟宽阔,向古代看也是胸襟宽阔。如能做到,是一种感知丰富、进退自如的境界——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人,无非是借助过去和未来支撑的。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一种艺术的态度。艺术的态度是瞬间的、灵感的、认识变化的,此外是日常的、生活的基本态度,健朗的态度。艺术态度,生活态度,都要保持平衡、健朗。这种生活的基调——前见古人,后见来者——是所谓教养。教养何来?是艺术教养出来的。艺术和生活是这样的关系,不相扰。但艺术教养可以提高生活。“文革”之中,死不得,活不成,怎能活下来呢?想到艺术的教养——为了不辜负这些教养,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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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的居所里待着,思想会停顿的,太恬淡、娴雅。酒、茶、饭,有情趣——这种环境,没有思想,有,也深不下去。日本本国一个思想家也没有,都是从中国拿去和欧洲来的思想。但日本总让我好奇,凡日本的东西,去看一眼。我称之为浮面效果。日本如浮萍,没根没底的。也非常狡猾,头头是道,没有下文。日本人不可以谈恋爱,也不可做朋友。很怪,终究是乏味的。日本旗很有象征性,很倔强。有魔性,有恶意。很刻苦,也很享乐。日本人很会做自己的奴隶。这个民族很难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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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创好的意思。现代人单纯局限于“创”,是个大陷阱,现代以为美已表达完了,来创造丑,丑看惯了,可以成美,这是美的概念的偷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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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东方,日本可以看看。希望在座都去日本看看,看看日本芸芸众生如何芸芸。我是日本文艺的知音,知音,但不知心——他们没有多大的心。日本对中国文化是一种误解。但这一误解,误解出自己的风格,误解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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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最大度的容忍,自尊,最高度的自尊。我自勉,也共勉。但很难做到。我在狱中曾经想起蒙田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他引自一位古代水手的:哦,上帝,你要救我就救我,你要毁灭我就毁灭我,但我时时刻刻把持住我的舵。另有一句:世上最大的事,是一个人知道什么才是他自己的。这句话对艺术家很好。人要临危不乱,临幸福也不乱。
...
我猜有人心里要问,说不出口,我来代说吧:“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每一行都有自己的性格呢?怎样才能每一笔画出性格呢?”这样问法,其实已经很难写出性格了。要不落俗套。有小俗套,大俗套,后者是别人的风格,对你就是俗套——别人的雅,就是你的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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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很容易战胜过去与未来的罪恶,但现在的罪恶却很容易战胜哲学。
...
哲学很容易战胜过去与未来的罪恶,但现在的罪恶却很容易战胜哲学。老人总愿劝告别人,借此安慰自己已不做坏榜样了。我们对自己的好行为感到害羞,如果天国证明了我们的动机。没有人真是像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幸福和不幸。
...
中国民族有个偏好,什么呢,喜欢“作美”。职业媒婆多,业余媒婆更多,这种民族心理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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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大量讽刺文,对象太具体,今日没有人看了。大的叛逆,要找大的主题。攻击上帝的,是尼采。攻击宇宙的,是老子。他们从来不肯指具体的人、事。原则:攻大的,不攻小的;攻抽象的,不攻具体的。
...
我想将真实写到奇异的程度,使两大文学范畴豁然贯通。我憎恶人类,但迷恋人性的深度。已知的人性,已够我惊叹,未知的人性,更令我探索,你们都是我探索的对象——别害怕,我超乎善恶。文学不是描写真实,而是创造真实——真实是无法描写的。上帝是立体的艺术家,艺术家是平面的上帝。耶稣是半立体的,十字架只有正面才好看,侧面不好看,非得把耶稣钉上去才好看。艺术家要安于平面。尼采和托尔斯泰都不安于平面,想要立体,结果一个疯了,一个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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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为人,必有三者兼备:头脑、才能、心肠。三者,有一者弱,不好吗?不,哪一点弱,正往往形成他的风格。对照自己,不够处加强,也可找到风格。
...
读书,要确切理解作者的深意,不要推想作者没有想到的深意。上帝创造了这世界,但他不理解这世界;艺术家创造了这世界,他理解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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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涅一贯调皮,得理不饶人。他说:“歌德老是坐着的,好多事需要他站起来,才能解决,但歌德坐着也是对的。”庙堂里的佛像都是坐着的,如果站起来,岂非庙堂的顶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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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人一定要好的长辈指导。光是游历,没有用的。少年人大多心猿意马,华而不实,忽而兴奋,忽而消沉。我从十四岁到廿岁出头,稀里糊涂,干的件件都是傻事。现在回忆,好机会错过了,没错过的也被自己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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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只有零零碎碎的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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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仅次于上帝。为小说人物起名字,非常难。虚构,不着边际,用真人,写来写去不如真名字那人好——名字与那人,有可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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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成熟的青年人,常有偷窥癖,因为自己空泛。艺术上的好事家,如鲁迅所言,是把姑嫂婆媳的嘁嘁喳喳搬到文坛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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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有一种灵智的反刍功能,他凭记忆再度感受从前的印象。
这种超时空的感受是艺术家的无穷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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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的仁慈是看清了种种天真。拜伦的诗和尼采的哲学,在我看来是如何的乳气,生的龙、活的虎,事事认真,处处不买账……我是个残忍的人,一看再看,实在看得多了,徐徐转为仁慈。仁慈是对自己的放松,但对世事不放松。艺术家是不好惹的。超人有他的少年期、中年期、老年期。但超人没有更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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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讲法:达则济世,穷则独善。我讲:唯能独善,才能济世。把个人的能量发挥到极点,就叫做个人主义。不妨做个更通俗的图解:希腊,开始认识自己;文艺复兴,是中世纪后新的觉醒;启蒙主义,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到浪漫主义,是个性解放;到现代,才能有个人主义。我的意思是,别以为从来就有个人主义,不,个人主义是从人的自证(希腊),人的觉醒(意大利),人与人的存在关系(法国),然后才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成个人主义(以英、法、德为基地)。个人主义不介入利己利他的论题,是个自尊自强的修炼——但不必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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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有点像个人:人的心情,明一阵,暗一阵,时代也如此。到阿诺德,理智和信仰冲突,直到悲观。再难受一阵子,济慈的后人又开始走济慈的唯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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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诗,神话、英雄、自然、爱情、儿童,都没有。诗的大路还有人在走——其实没人走——诗还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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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还年轻,人生的季节已经错过了。如开桃花,是十日小阳春。还是去读小说。人生多少事,只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人的幸福,其实就到心向往之的地步。整个音乐就是心向往之的境界,是拿不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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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在这个世界上快要失传了。爱情是一门失传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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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结婚了。否则,就做个爱情上的流浪汉。已经结婚的,就地取材,自己、双方,创造新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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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东西,常被人误以为逆论,但我与王尔德的区别,是他的逆论基于说明什么东西,我并不急于说明什么。他是玉笼中的金丝雀,我是走在外面,听取一片鸟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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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生?为艺术?这争论是世界性的。前后一百年,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动武解决的,从世界范围看,这场水深火热的争论却越来越淡化,现在根本没有这种争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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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到我四十岁时,顿悟了: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都是莫须有的。哪种艺术与人生无关?哪种艺术不靠艺术存在?
...
黑格尔讲,从小孩嘴里讲的格言,和一个成年人讲的格言,意思是不一样的。我是老人了。我为这两种思潮苦恼过几十年,现在我悟了,说了,是有意义的。给大家讲,是双重的补课。
...
最好的东西总是使人快乐而伤心。魏晋人夜听人吹笛,曰:奈何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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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年时,家中阴沉,读到卡莱尔句:没有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语人生。大感动。又有:“打开窗户吧,让我们透一口气!”(呼吸英雄的气味)但这种伟大崇高的灵智境界,进去容易,出来很难。一进去,年轻人很容易把自己架空。艺术家不能这样凭着英雄气息成长的。一个人要成熟、成长、成功,其过程应该是不自觉、半自觉、自觉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
...
他反对一切民主主义,要有英雄伟人出来领导——对的。可是英雄呢?伟人呢?我以为是不得已,才找个民主制度。民主是个下策。再下策呢?一策也不策——明乎此,才可避免民主的弊端。其他策,更糟,所以乃为上策。所谓民主,是得过且过的意思。一船,无船主,大家吵,吵到少数服从多数——民主。民主是不景气的、无可奈何的制度。
...
别说我反民主——别误解。目前,民主是唯一的办法。我希望今后东欧、中国有了真的民主,不要是现在现成的美国式的民主。拿一个更好的民主出来,这样子,七十年受的苦没有白受。不能把西方这种暴力、性、刺青……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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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说,道德力量是潜力,不是显力。
#摘 #文学回忆录 #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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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回忆录
我爱兵法,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人生,我家破人亡,断子绝孙。爱情上,柳暗花明,却无一村。说来说去,全靠艺术活下来。幸也罢,不幸也罢,创作也罢,不创作也罢,只要通文学,不失为一成功。清通之后,可以说万事万物——艺术家圆通之后,非常通。画画,人越傻越好。文学唯一可以和音乐绘画争高下,是文学可以抓到痒处。绘画强迫人接受画家个人的意象,文学给人想象的余地。
...
人各有志。屈原诗,乃作品。他的死,也是作品,是一种自我完成。刚才说政治、人生、爱情难成功,都因为不得自己做主。艺术上的成功,乃可以自主。屈原写诗,一定知道他已永垂不朽。每个大艺术家生前都公正地衡量过自己。有人熬不住,说出来,如但丁、普希金。有种人不说的,如陶渊明,熬住不说。
...
文学要拉硬弓,不要拉软弓。所谓拉硬弓,要独自暗中拉,勿使人看见。《诗经》、《楚辞》,是中国文学的两张硬弓。你只有找到精华中的精华,那整个精华就是你的。如果辨不出精华中之精华,那整个精华你都不懂。这是方法论。精华多,莫如找精华中的精华。文学艺术,创作难,欣赏更难。不是创作在前,欣赏在后。不。欣赏在前,创作在后。一辈子拉硬弓。
...
《左传》、《国语》、《战国策》的文学成就绝不下于《史记》,更高古奇拔。司马迁会写实,像是画油画。古代之所以有这光荣现象,因为文学家、史家、哲学家都是贯通的。现代知识分工大势所趋,一分工,智慧分开。古代文化的总和性现象,一定出华而又实的大人物。现代分工,是投机取巧。现代的新趋向,还是要求知识的统合。希望将来知识统合成功,人类又开始新纪元。
...
好,极少数人,有人生观,又有世界观。再推论,他们有没有宇宙观?更少之又少——宇宙嘛,那是天体物理学家的事,关我鸟事——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现在,我要不留情面地下决断了:不从宇宙观而来的世界观,你的世界在哪里?不从世界观而来的人生观,你不活在世界上吗?所以,你认为你有人生观,没有、也不需要世界观,更没有、也更不需要宇宙观——你就什么也没有。
...
从五十年代开始,要求人人都要积极、乐观、热爱生活。——这个圈子兜得好大,好漂亮,当时要算最有学问的高级知识分子也都一致认为,积极、乐观、爱生活,总是错不了的,消极、悲观、厌世,总是资产阶级思想,错透了,万万要不得。其一,资产阶级哪里是在消极、悲观、厌世?“自由世界”当时起劲乐着呢,消极、悲观、厌世,并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好,其二,太阳系处于中年期,到了老年期,能量消耗完了,地球将要冷却。等到整个太阳系毁了,这个物理判断,是资产阶级造谣吗?
...
希腊人崇拜日神和酒神。日神主音乐,酒神主舞蹈。音乐、舞蹈,不是总在一起吗?缩小看,在某个人身上,可以住着老子和庄子,两房一厅,洗手间公共——但这是比喻,比喻终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劝大家别太相信比喻。比喻是“言”,庄子主张“得意忘言”,他喜欢形象,叫做“得鱼忘筌”。总之,我将老子定位为古典,庄子定位为浪漫,也仅是比喻,目的是想回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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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易经》,读《道德经》,我都为古人难受。他们遍体鳞伤,然后微笑着,劝道:“可要小心,不要再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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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思想都有毒的,你能抗毒,你得到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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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先要自己无私念,不虚伪,再要用知识去分析判断,事物就清楚了——这一点安身立命的道理,我推荐给各位,以后研究任何问题,第一要脱开个人的利害得失,就会聪明。我推崇墨子,他不自私、不做作,他不能算思想家、哲学家,但我喜欢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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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魏晋风度回顾展,也是魏晋风度追悼会。要继承发扬。勿以为魏晋思想玄妙潇洒,其实对人格非常实用,对生活、艺术,有实效。譬如谈话。如能像魏晋人般注重语言,就大有意思。要有好问,好答,再好答,再好问。古之存在,即为今用。
...
大家有这个问题:什么是顿悟、渐悟?来自佛教禅宗。南宗讲顿悟,北宗讲渐悟,用一生去参透。大家安于南北宗、顿渐悟,我不同意。顿悟一定要有渐悟的基础。诸位顿悟能力高,离开和我的见面、谈话,就平下去了,还未达到“自立”,卓然自成一家,不建立体系而体系性很强。为什么?渐悟过程远远不够。如此,顿悟的,渐渐会顿迷,渐悟的,也会渐迷。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讲课、听课,是渐悟的功夫,渐悟的进程。所谓潜移默化,就是渐悟。顿悟可以写下来,渐悟无法写下来。心中一亮一暗,一冷一热,都可以,也应该写下来。这样子,诸位与我分开后,仍目光如炬。
...
中国的文学,是月亮的文学,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嵇康的阳刚是内在的、天生的。后世评嵇康,各家各言,最好的评语,四个字:兴高采烈。
...
嵇康为什么是艺术家?人格的自觉。风度神采,第一流。所以第一流的艺术品,还得分两类:一,艺术品高度完美,艺术家退隐不见。二,艺术品高度完美,艺术家凌驾其上。
...
他不是中国文学的塔尖。他在塔外散步。我走过的,还要走下去的,就是这样的意象和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风筝”,我就像脱线的风筝,线断了,还向上飞。陶先生问:“不愿做塔尖么?”我说:“生在西方,就做伊卡洛斯,生在中国,只好做做脱线的风筝。”我与陶潜还有一点相通:喜欢写风。文笔、格调,都有风的特征。李后主,“乱头粗服”也好——前提是“天生丽质”。
...
好比一瓶酒。希腊是酿酒者,罗马是酿酒者,酒瓶盖是盖好的。故中世纪是酒窖的黑暗,千余年后开瓶,酒味醇厚。中国文化的酒瓶盖到了唐朝就掉落了,酒气到明清散光。“五四”再把酒倒光,掺进西方的白水,加酒精。
...
我要写长诗。灵感怎么办呢?珍珠如何成项链?靠当中那根线。整个现代文化是造成这根线的,通俗讲,这根线就是哲学。
...
现代智慧得以解脱的是什么?宗教的偏见,道德的教条,感情的牵绊,知识的局限。
...
多记印象,少谈主见
...
读杜诗,要全面,不能单看他忧时、怀君、记事、刺史那几方面。他有抒情的、唯美的,甚至形式主义的很多面。不必说杜甫是中国最大的诗人,我在《琼美卡随想录》中是这样给杜甫定位的:“如果抽掉杜甫的作品,一部《全唐诗》会不会有塌下来的样子。”
...
《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
...
绝句、律句,自齐到唐,到全盛期,渐渐太过成熟而烂。很像生物,会生长、发展、衰老、残败。这就是文化形态学。文化是个大生命,作者的个人生命附着于这大生命。有时候,时代还没开花,他先开花了。
...
李煜的词,究竟怎样来看?一,纯发乎至性,直抒心怀,内在的醇粹,如花如玉,所以不必提炼造作。后来的词家,再也没有李后主的自然。二,形式处理有其天然的精美,想也不想到什么人工雕饰。有人评“李后主乱头粗服皆好”,似乎中肯,我以为不对:几时乱了头、粗了服?自然界从来没有“乱头粗服”的花,李后主是“天生丽质”,和别人一比,别人或平民气,或贵族气,他是帝王气。三,艺术没有第一名,词也没有第一名,李煜并非写得“最好”,他是他自己的好,风格性强。就文学风格言,他每一首词就有一个整体感,值得画家参悟。范宽《溪山行旅图》,繁复之极,整体感却强得没话说。
...
词分所谓“婉约派”和“豪放派”。以西方的说法,是柔美、壮美之分。向来是婉约派占上风,算是词的正宗。但为人所骂,说是儿女私情、风花雪月,又推崇苏东坡、辛弃疾等——我以为不对,弄错了。词本来是小品,是小提琴。打仗可用枪炮,不要勉强小提琴去打仗。有人说:我的文学有志报国!很好,你去报国,不要弄文学。
...
我从五十岁以后才知道做人的味道。你们现在便宜了,有只老羊在前面走,我年轻时糊涂啊,没人可问。我们欣赏古典作品,要有两重身份,一是现代人身份,一是古代人身份,如此欣赏,则进进退退,看到后来,一只眼是现代眼,一只眼是古代眼。
...
宗教的宿命是专制的,顺从的,牺牲个人的,积极的,目的论的,群策群力的,信仰的——其实就是政治。一个艺术家笃信宗教后,是写不出东西的(请看艾略特)。那好,文艺复兴如何解释?不是艺术和宗教一体吗?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骨子里是异教的,内心是希腊的,有自觉和不自觉的两面。文艺复兴是希腊精神被中世纪扼杀后再生的意思。文艺复兴是一笔糊涂账。宗教把艺术全算到上帝账上,艺术家把功劳归自己。我以为赢家是艺术家,上帝也没输,输的是银行。到欧洲去,不要做旅游者,要做世界文化的观察家和仲裁者。思想的力量,就是仲裁权。
...
莎士比亚的宇宙观,横盘在他的作品中,如老子的宇宙观,渗透在他说的每一句话中。但不肯直说、说白。中国中世纪剧作家,没有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只有伦理——艺术家的永久过程,是对人性深度呈现的过程。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好像在说:你们要知道啊,还有许多东西,作品里放不进去呀!作品里放不下,但又让人看出还有许多东西,这就是艺术家的深度。
...
论原理,艺术最好是像裸体。盐巴,总是咸的。艺术,最好的是人的——人性,人的本性。这世界,妖气魔气已经很重——过去是神气仙气——很多现代艺术是妖气魔气,后来变成鬼怪气。
...
回到莫扎特,不是真的回到莫扎特,是朝那个方向去。
#摘 #文学回忆录 #木心
▎文学回忆录
我爱兵法,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人生,我家破人亡,断子绝孙。爱情上,柳暗花明,却无一村。说来说去,全靠艺术活下来。幸也罢,不幸也罢,创作也罢,不创作也罢,只要通文学,不失为一成功。清通之后,可以说万事万物——艺术家圆通之后,非常通。画画,人越傻越好。文学唯一可以和音乐绘画争高下,是文学可以抓到痒处。绘画强迫人接受画家个人的意象,文学给人想象的余地。
...
人各有志。屈原诗,乃作品。他的死,也是作品,是一种自我完成。刚才说政治、人生、爱情难成功,都因为不得自己做主。艺术上的成功,乃可以自主。屈原写诗,一定知道他已永垂不朽。每个大艺术家生前都公正地衡量过自己。有人熬不住,说出来,如但丁、普希金。有种人不说的,如陶渊明,熬住不说。
...
文学要拉硬弓,不要拉软弓。所谓拉硬弓,要独自暗中拉,勿使人看见。《诗经》、《楚辞》,是中国文学的两张硬弓。你只有找到精华中的精华,那整个精华就是你的。如果辨不出精华中之精华,那整个精华你都不懂。这是方法论。精华多,莫如找精华中的精华。文学艺术,创作难,欣赏更难。不是创作在前,欣赏在后。不。欣赏在前,创作在后。一辈子拉硬弓。
...
《左传》、《国语》、《战国策》的文学成就绝不下于《史记》,更高古奇拔。司马迁会写实,像是画油画。古代之所以有这光荣现象,因为文学家、史家、哲学家都是贯通的。现代知识分工大势所趋,一分工,智慧分开。古代文化的总和性现象,一定出华而又实的大人物。现代分工,是投机取巧。现代的新趋向,还是要求知识的统合。希望将来知识统合成功,人类又开始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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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极少数人,有人生观,又有世界观。再推论,他们有没有宇宙观?更少之又少——宇宙嘛,那是天体物理学家的事,关我鸟事——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现在,我要不留情面地下决断了:不从宇宙观而来的世界观,你的世界在哪里?不从世界观而来的人生观,你不活在世界上吗?所以,你认为你有人生观,没有、也不需要世界观,更没有、也更不需要宇宙观——你就什么也没有。
...
从五十年代开始,要求人人都要积极、乐观、热爱生活。——这个圈子兜得好大,好漂亮,当时要算最有学问的高级知识分子也都一致认为,积极、乐观、爱生活,总是错不了的,消极、悲观、厌世,总是资产阶级思想,错透了,万万要不得。其一,资产阶级哪里是在消极、悲观、厌世?“自由世界”当时起劲乐着呢,消极、悲观、厌世,并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好,其二,太阳系处于中年期,到了老年期,能量消耗完了,地球将要冷却。等到整个太阳系毁了,这个物理判断,是资产阶级造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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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崇拜日神和酒神。日神主音乐,酒神主舞蹈。音乐、舞蹈,不是总在一起吗?缩小看,在某个人身上,可以住着老子和庄子,两房一厅,洗手间公共——但这是比喻,比喻终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劝大家别太相信比喻。比喻是“言”,庄子主张“得意忘言”,他喜欢形象,叫做“得鱼忘筌”。总之,我将老子定位为古典,庄子定位为浪漫,也仅是比喻,目的是想回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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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易经》,读《道德经》,我都为古人难受。他们遍体鳞伤,然后微笑着,劝道:“可要小心,不要再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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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思想都有毒的,你能抗毒,你得到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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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先要自己无私念,不虚伪,再要用知识去分析判断,事物就清楚了——这一点安身立命的道理,我推荐给各位,以后研究任何问题,第一要脱开个人的利害得失,就会聪明。我推崇墨子,他不自私、不做作,他不能算思想家、哲学家,但我喜欢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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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魏晋风度回顾展,也是魏晋风度追悼会。要继承发扬。勿以为魏晋思想玄妙潇洒,其实对人格非常实用,对生活、艺术,有实效。譬如谈话。如能像魏晋人般注重语言,就大有意思。要有好问,好答,再好答,再好问。古之存在,即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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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这个问题:什么是顿悟、渐悟?来自佛教禅宗。南宗讲顿悟,北宗讲渐悟,用一生去参透。大家安于南北宗、顿渐悟,我不同意。顿悟一定要有渐悟的基础。诸位顿悟能力高,离开和我的见面、谈话,就平下去了,还未达到“自立”,卓然自成一家,不建立体系而体系性很强。为什么?渐悟过程远远不够。如此,顿悟的,渐渐会顿迷,渐悟的,也会渐迷。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讲课、听课,是渐悟的功夫,渐悟的进程。所谓潜移默化,就是渐悟。顿悟可以写下来,渐悟无法写下来。心中一亮一暗,一冷一热,都可以,也应该写下来。这样子,诸位与我分开后,仍目光如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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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学,是月亮的文学,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嵇康的阳刚是内在的、天生的。后世评嵇康,各家各言,最好的评语,四个字: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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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为什么是艺术家?人格的自觉。风度神采,第一流。所以第一流的艺术品,还得分两类:一,艺术品高度完美,艺术家退隐不见。二,艺术品高度完美,艺术家凌驾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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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中国文学的塔尖。他在塔外散步。我走过的,还要走下去的,就是这样的意象和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风筝”,我就像脱线的风筝,线断了,还向上飞。陶先生问:“不愿做塔尖么?”我说:“生在西方,就做伊卡洛斯,生在中国,只好做做脱线的风筝。”我与陶潜还有一点相通:喜欢写风。文笔、格调,都有风的特征。李后主,“乱头粗服”也好——前提是“天生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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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一瓶酒。希腊是酿酒者,罗马是酿酒者,酒瓶盖是盖好的。故中世纪是酒窖的黑暗,千余年后开瓶,酒味醇厚。中国文化的酒瓶盖到了唐朝就掉落了,酒气到明清散光。“五四”再把酒倒光,掺进西方的白水,加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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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写长诗。灵感怎么办呢?珍珠如何成项链?靠当中那根线。整个现代文化是造成这根线的,通俗讲,这根线就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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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智慧得以解脱的是什么?宗教的偏见,道德的教条,感情的牵绊,知识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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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记印象,少谈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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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杜诗,要全面,不能单看他忧时、怀君、记事、刺史那几方面。他有抒情的、唯美的,甚至形式主义的很多面。不必说杜甫是中国最大的诗人,我在《琼美卡随想录》中是这样给杜甫定位的:“如果抽掉杜甫的作品,一部《全唐诗》会不会有塌下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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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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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句、律句,自齐到唐,到全盛期,渐渐太过成熟而烂。很像生物,会生长、发展、衰老、残败。这就是文化形态学。文化是个大生命,作者的个人生命附着于这大生命。有时候,时代还没开花,他先开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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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的词,究竟怎样来看?一,纯发乎至性,直抒心怀,内在的醇粹,如花如玉,所以不必提炼造作。后来的词家,再也没有李后主的自然。二,形式处理有其天然的精美,想也不想到什么人工雕饰。有人评“李后主乱头粗服皆好”,似乎中肯,我以为不对:几时乱了头、粗了服?自然界从来没有“乱头粗服”的花,李后主是“天生丽质”,和别人一比,别人或平民气,或贵族气,他是帝王气。三,艺术没有第一名,词也没有第一名,李煜并非写得“最好”,他是他自己的好,风格性强。就文学风格言,他每一首词就有一个整体感,值得画家参悟。范宽《溪山行旅图》,繁复之极,整体感却强得没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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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分所谓“婉约派”和“豪放派”。以西方的说法,是柔美、壮美之分。向来是婉约派占上风,算是词的正宗。但为人所骂,说是儿女私情、风花雪月,又推崇苏东坡、辛弃疾等——我以为不对,弄错了。词本来是小品,是小提琴。打仗可用枪炮,不要勉强小提琴去打仗。有人说:我的文学有志报国!很好,你去报国,不要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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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五十岁以后才知道做人的味道。你们现在便宜了,有只老羊在前面走,我年轻时糊涂啊,没人可问。我们欣赏古典作品,要有两重身份,一是现代人身份,一是古代人身份,如此欣赏,则进进退退,看到后来,一只眼是现代眼,一只眼是古代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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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宿命是专制的,顺从的,牺牲个人的,积极的,目的论的,群策群力的,信仰的——其实就是政治。一个艺术家笃信宗教后,是写不出东西的(请看艾略特)。那好,文艺复兴如何解释?不是艺术和宗教一体吗?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骨子里是异教的,内心是希腊的,有自觉和不自觉的两面。文艺复兴是希腊精神被中世纪扼杀后再生的意思。文艺复兴是一笔糊涂账。宗教把艺术全算到上帝账上,艺术家把功劳归自己。我以为赢家是艺术家,上帝也没输,输的是银行。到欧洲去,不要做旅游者,要做世界文化的观察家和仲裁者。思想的力量,就是仲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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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宇宙观,横盘在他的作品中,如老子的宇宙观,渗透在他说的每一句话中。但不肯直说、说白。中国中世纪剧作家,没有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只有伦理——艺术家的永久过程,是对人性深度呈现的过程。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好像在说:你们要知道啊,还有许多东西,作品里放不进去呀!作品里放不下,但又让人看出还有许多东西,这就是艺术家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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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原理,艺术最好是像裸体。盐巴,总是咸的。艺术,最好的是人的——人性,人的本性。这世界,妖气魔气已经很重——过去是神气仙气——很多现代艺术是妖气魔气,后来变成鬼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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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莫扎特,不是真的回到莫扎特,是朝那个方向去。
#摘 #文学回忆录 #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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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回忆录
雷声很大,能讲吗?我有我的能讲。结结巴巴,总能讲完,总能使诸君听完后,在世界文学门内,不在门外。
...
神话,是大人说小孩的话,说给大人听的。多听,多想,人得以归真返璞。
...
中国神话,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太现实。神权、夫权、谁管谁,渗透神话,令人惧怕。希腊神话无为而治,自在自为。
...
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兼音乐家还会再来吗?我以为不复再返,只能零零碎碎地活在地上的艺术家身上。莫扎特、肖邦,就是一部分的俄耳浦斯——莫扎特是俄耳浦斯的快乐、和平、祥瑞、明亮的一面。肖邦是忧伤、自爱、惮念、怀想的一面。
...
人类某一样东西的起源,很糟,很不光彩的。
...
劳动是苦的,做爱是悄悄的,唯战争胜利是大规模的,开放的,故有声,声有歌,歌有诗。其次,对神的崇拜是初民的精神生活。开初是为祈求,求必出声,起先喃喃,后来高声,再后来高唱,即祷词。不能否定劳动号子的作用,但那是实用的。战歌,祷词,劳动号子。
...
我以为,希腊神话还有一个史前期。当时他们认为最初的最初,没有宇宙,此说比有宇宙观还难想象。希腊人认为有宇宙前,是一片混沌,无光,漆黑,类于庄子说,一片混沌。
...
人类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黄铜时代、黑铁时代,与《圣经》、与中国,均相似。金的时代不耕而获,无为而治,银的时代就耕者有其食了,铜的时代日子常感困苦,铁的时代纵欲作乱,失去信仰,同类相残,血染大地。
...
朱庇特,众神之神,常来人间。有一天在云间见一美女,名欧罗巴(Europa),正在林间泉边玩。朱庇特化成白牛,渐渐靠近美女,美女套花环于牛,牛跪,女骑,牛走,劫欧罗巴于海上,至陆地,还形,与女爱,生三子,那块陆地就成了欧罗巴。这种心理描写很对:人见到初爱的人,从不直接趋前……
...
尼采的阿波罗精神、巴克斯精神,前者观照、理性、思索,后者行动、欢乐、直觉、本能。人类的快乐,不是靠理性、电脑、物质,而来自情感、直觉、本能、快乐行动。凡永恒伟大的爱,都要绝望一次,消失一次,一度死,才会重获爱,重新知道生命的价值。
...
艺术不能完成真实,不能实际占有,只可保持距离,两相观照;你要沾惹它,它便消失了,你静着不动,它又显现。我觉得艺术、哲学、宗教,都是人类的自恋,都在适当保持距离时,才有美的可能、真的可能、善的可能。如果你把宗教当做哲学对待,就有了距离,看清宗教究竟是什么;如果你把哲学当做艺术对待,就有了距离,看清哲学究竟是什么;如果你把艺术当做宗教对待,就有了距离,看清艺术究竟是什么——我的意见是,将宗教作宗教来信,就迷惑了;将哲学作哲学来研究,就学究了;将艺术作艺术来玩弄,就玩世不恭了。原因,就在于太直接,是人的自我强求,正像那耳喀索斯要亲吻水中的影。
...
整个希腊文化,可以概称为“人的发现”;全部希腊神话,可以概称为“人的倒影”。妙在倒影比本体更大、更强,而且不在水里,却在天上,在奥林匹斯山上。
...
整个人类文化就是自恋,自恋文化是人类文化。人类爱自己,想要了解自己。人类爱照镜子,舍不得离开自己。
...
那耳喀索斯的神话,象征艺术与人生的距离。现实主义取消距离,水即乱。这是人生与艺术的宿命。艺术家只要能把握距离到正好,就成功,不分主义。
...
早先初民的智能,以为风吹孩子,风就是父亲,以为火苗就是野兽,以己度人、度世界。早古人类的疑问,是自问自答,因无人回答,故神话以人类自问自答的方式流传,人格化。此即神话之前的文学雏形。再早,是口传,好则留,坏则不留。到现代、近世,传播出版发达,却相反,坏的容易传播,好的不易流传。
...
古文化是这样地结结巴巴传下来的。人类文化糊里糊涂传下来,不是有板有眼的,而是无板无眼的。人是最弱的生物,竟然在地球上为王。人是地球的败类。人不进化的。千万年前的动物和今天一样,为什么不进化?人类弱,又不安分。要了解人,又不让人了解自己。不稳定,不正常。动物性是稳定的,正常的。最早的文学,即记录人类的骚乱,不安,始出个人的文学。所有伟大的文艺,记录的都不是幸福,而是不安与骚乱。人说难得糊涂。我以为人类一直糊涂。希腊神话是一笔美丽得发昏的糊涂账。因为糊涂,因为发昏,才如此美丽。
...
人所崇拜的东西,常是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
我的观点:史诗中英雄美人的显著特点是:性格鲜明,不用太多的字句,写角色说的话、做的事,读者自然看到的性格。这是古典的文学方法论,到今天,仍应看取、借鉴。莎士比亚用这个方法,司马迁也用这个方法。
...
人类有童年。各民族有各自的童年。希腊这孩童最健康,他不是神童,很正常、很活泼,故荷马史诗是人类健康活泼时期的诗。所谓荷马史诗风格,可列如下四个特点:迅速,直捷,明白,壮丽。这四个特点,若读原文,可感更切。任何译文,均可传达四特点中之一两点。
...
历史创造伟大文学家、艺术家,常常偶然。我不同意克罗齐,很简单:历史学家,是真口袋里装真东西。艺术家,是假口袋里装真东西。历史学家苦,要找真口袋,我怕苦,不做史家。艺术家造假口袋,比较快乐。但艺术家应有点历史知识。历史学家要的是“当然”,艺术家要的是“想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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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古人的崇敬,世界范围说,就是这两位。第三位是晚七百年再来的。他是老三,他是耶稣。老子大哥,乔达摩老二,耶稣是小弟。这小弟来势非凡,世界都被他感动。
...
多神→泛神→无神此中规律,世界如此。而一神,很难通向泛神,因此不可能无神。所以,希腊诸神今已消失了。叔本华说,泛神论即客客气气的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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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健全高尚的人,看悲剧,既骄傲又谦逊地想:事已如此,好自为之。一切伟大的思想来自悲观主义。真正伟大的人物都是一开始就悲观、绝望,置之死地而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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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为渔夫写墓志铭:“将这篮,这桨,放在某某墓上,这么少啊,这个人的财产。”又如:“好像甜蜜的苹果,在最高的枝端好像有人忘了它,不,是他们采不到它。”不过,韵事越多,名越大。我的公式:“知名度来自误解。”没有足够的误解,就没有足够的知名度。
...
以现代理性看耶稣的话,破洞很多。要不求甚解地去解。不求甚解就是一种解。包涵、圆融地看。
...
善,因是无报偿的,才可爱;恶,因是无恶报的,才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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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爱到底是什么?就是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的翅膀。知是哲学,爱是艺术。艺术可以拯救人类。普普艺术、观念艺术,是浪子,闯出去,不管了。现在是浪子回头,重整家园。
...
耶稣回家乡训众,乡亲先是诧异耶稣这般智慧,后来更诧异,说:他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他妈妈不是玛利亚吗?他的兄妹还在家乡。先知在故乡是不受尊敬的。每个人要保留一点神秘感,使人不知你。否则像耶稣那样,在家乡被人看轻,被人欺负。人类总是以误解当做理解,一旦理解,即又转成误解。艺术家要留一份“神秘感”,保护自己。你自以为君子坦荡荡,结果呢,招鬼上门,引狼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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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第二流者,是原来志在一流,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合,成了二流。如果甘于二流三流,已经居下流了。和朋友谈话,没在山顶上。尼采说,山顶到山顶,不是自下往上爬到的,而是此山顶登彼山顶,两点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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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要是真心在听,就该知道我的解释过程,就是我的自我教育过程。一个人衷心赞美别人,欣赏别人,幸福最多——他是在调整自己,发现自己。你认识了一位智慧的、高尚的、真诚的人,自然会和原来的亲戚旧识作比,一作比,如梦初醒,这个初醒的过程,不就是自我教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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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教育,是指自我教育。一切外在的教育,是为自我教育服务的。试想,自我教育失败,外在教育有什么用?凡人没有自我教育。所谓超人,是指超越自己,不断不断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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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蜜多,即反复证明之意。
...
宗教是什么?就因为宇宙无目的,方法论无目的,也是架空。宗教是想在无目的的宇宙中,虚构一目的。此即宗教。哲学家是怀疑者、追求者。科学家解释,分析,过程中有所怀疑者,则兼具哲学家气质了。或曰,这样的科学家是有宗教信仰的,为宗教服务的。西方大科学家不满于老是追求科学,总想进入哲学、宗教,进进退退,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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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可以做哲学家、宗教家、科学家不能做的事。艺术家是浪子。宗教太沉闷,科学太枯燥,艺术家是水淋淋的浪子。他自设目的,自成方法。以宗教设计目的,借哲学架构方法。然而这不是浪子回头,而是先有家,住腻了,浪出来,带足哲学、宗教的家产,浪出来。不能太早做浪子,要在宗教、哲学里泡一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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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中长胡子的耶稣还是初民社会酋长观念的延伸。中国的佛像没有老少之分。如来,不去不来之意,三生如来,指过去、现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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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题可有一解:宗教是父母,艺术是孩子。艺术在童年时靠父母,长大后,就很难管。艺术到了哀乐中年,渐渐老去,宗教管不着了。艺术是单身汉,它只有一个朋友:哲学。以下是艺术与哲学的对话——艺术:我是有父母的,你怎么没有?哲学:我是私生子。艺术:一点传说也没有吗?哲学:听说过,是怀疑。艺术:你生来连童年都没有?哲学:我们是没有神童的。艺术:(沉思)。哲学:老弟,别哀伤,哲学可以返老还童。艺术是童年在前,哲学是在童年在后。艺术,你也可以寻得第二次童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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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的愚忠,真可哀!这种愚忠其实是极高尚、极真挚的感情,可是没有同等的智慧统摄,以致终为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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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有恶与恶的戏剧性、善与恶的戏剧性,这善与善的戏剧性令我们感动的是,忘记了它的虚构性——置金鞋而代为王,简直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理想主义都有了。
#摘 #文学回忆录 #木心
▎文学回忆录
雷声很大,能讲吗?我有我的能讲。结结巴巴,总能讲完,总能使诸君听完后,在世界文学门内,不在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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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是大人说小孩的话,说给大人听的。多听,多想,人得以归真返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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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话,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太现实。神权、夫权、谁管谁,渗透神话,令人惧怕。希腊神话无为而治,自在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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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兼音乐家还会再来吗?我以为不复再返,只能零零碎碎地活在地上的艺术家身上。莫扎特、肖邦,就是一部分的俄耳浦斯——莫扎特是俄耳浦斯的快乐、和平、祥瑞、明亮的一面。肖邦是忧伤、自爱、惮念、怀想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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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某一样东西的起源,很糟,很不光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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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苦的,做爱是悄悄的,唯战争胜利是大规模的,开放的,故有声,声有歌,歌有诗。其次,对神的崇拜是初民的精神生活。开初是为祈求,求必出声,起先喃喃,后来高声,再后来高唱,即祷词。不能否定劳动号子的作用,但那是实用的。战歌,祷词,劳动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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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希腊神话还有一个史前期。当时他们认为最初的最初,没有宇宙,此说比有宇宙观还难想象。希腊人认为有宇宙前,是一片混沌,无光,漆黑,类于庄子说,一片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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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黄铜时代、黑铁时代,与《圣经》、与中国,均相似。金的时代不耕而获,无为而治,银的时代就耕者有其食了,铜的时代日子常感困苦,铁的时代纵欲作乱,失去信仰,同类相残,血染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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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庇特,众神之神,常来人间。有一天在云间见一美女,名欧罗巴(Europa),正在林间泉边玩。朱庇特化成白牛,渐渐靠近美女,美女套花环于牛,牛跪,女骑,牛走,劫欧罗巴于海上,至陆地,还形,与女爱,生三子,那块陆地就成了欧罗巴。这种心理描写很对:人见到初爱的人,从不直接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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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阿波罗精神、巴克斯精神,前者观照、理性、思索,后者行动、欢乐、直觉、本能。人类的快乐,不是靠理性、电脑、物质,而来自情感、直觉、本能、快乐行动。凡永恒伟大的爱,都要绝望一次,消失一次,一度死,才会重获爱,重新知道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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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不能完成真实,不能实际占有,只可保持距离,两相观照;你要沾惹它,它便消失了,你静着不动,它又显现。我觉得艺术、哲学、宗教,都是人类的自恋,都在适当保持距离时,才有美的可能、真的可能、善的可能。如果你把宗教当做哲学对待,就有了距离,看清宗教究竟是什么;如果你把哲学当做艺术对待,就有了距离,看清哲学究竟是什么;如果你把艺术当做宗教对待,就有了距离,看清艺术究竟是什么——我的意见是,将宗教作宗教来信,就迷惑了;将哲学作哲学来研究,就学究了;将艺术作艺术来玩弄,就玩世不恭了。原因,就在于太直接,是人的自我强求,正像那耳喀索斯要亲吻水中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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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希腊文化,可以概称为“人的发现”;全部希腊神话,可以概称为“人的倒影”。妙在倒影比本体更大、更强,而且不在水里,却在天上,在奥林匹斯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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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人类文化就是自恋,自恋文化是人类文化。人类爱自己,想要了解自己。人类爱照镜子,舍不得离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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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耳喀索斯的神话,象征艺术与人生的距离。现实主义取消距离,水即乱。这是人生与艺术的宿命。艺术家只要能把握距离到正好,就成功,不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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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初民的智能,以为风吹孩子,风就是父亲,以为火苗就是野兽,以己度人、度世界。早古人类的疑问,是自问自答,因无人回答,故神话以人类自问自答的方式流传,人格化。此即神话之前的文学雏形。再早,是口传,好则留,坏则不留。到现代、近世,传播出版发达,却相反,坏的容易传播,好的不易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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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化是这样地结结巴巴传下来的。人类文化糊里糊涂传下来,不是有板有眼的,而是无板无眼的。人是最弱的生物,竟然在地球上为王。人是地球的败类。人不进化的。千万年前的动物和今天一样,为什么不进化?人类弱,又不安分。要了解人,又不让人了解自己。不稳定,不正常。动物性是稳定的,正常的。最早的文学,即记录人类的骚乱,不安,始出个人的文学。所有伟大的文艺,记录的都不是幸福,而是不安与骚乱。人说难得糊涂。我以为人类一直糊涂。希腊神话是一笔美丽得发昏的糊涂账。因为糊涂,因为发昏,才如此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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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崇拜的东西,常是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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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史诗中英雄美人的显著特点是:性格鲜明,不用太多的字句,写角色说的话、做的事,读者自然看到的性格。这是古典的文学方法论,到今天,仍应看取、借鉴。莎士比亚用这个方法,司马迁也用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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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童年。各民族有各自的童年。希腊这孩童最健康,他不是神童,很正常、很活泼,故荷马史诗是人类健康活泼时期的诗。所谓荷马史诗风格,可列如下四个特点:迅速,直捷,明白,壮丽。这四个特点,若读原文,可感更切。任何译文,均可传达四特点中之一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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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创造伟大文学家、艺术家,常常偶然。我不同意克罗齐,很简单:历史学家,是真口袋里装真东西。艺术家,是假口袋里装真东西。历史学家苦,要找真口袋,我怕苦,不做史家。艺术家造假口袋,比较快乐。但艺术家应有点历史知识。历史学家要的是“当然”,艺术家要的是“想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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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古人的崇敬,世界范围说,就是这两位。第三位是晚七百年再来的。他是老三,他是耶稣。老子大哥,乔达摩老二,耶稣是小弟。这小弟来势非凡,世界都被他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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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神→泛神→无神此中规律,世界如此。而一神,很难通向泛神,因此不可能无神。所以,希腊诸神今已消失了。叔本华说,泛神论即客客气气的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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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健全高尚的人,看悲剧,既骄傲又谦逊地想:事已如此,好自为之。一切伟大的思想来自悲观主义。真正伟大的人物都是一开始就悲观、绝望,置之死地而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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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为渔夫写墓志铭:“将这篮,这桨,放在某某墓上,这么少啊,这个人的财产。”又如:“好像甜蜜的苹果,在最高的枝端好像有人忘了它,不,是他们采不到它。”不过,韵事越多,名越大。我的公式:“知名度来自误解。”没有足够的误解,就没有足够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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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理性看耶稣的话,破洞很多。要不求甚解地去解。不求甚解就是一种解。包涵、圆融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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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因是无报偿的,才可爱;恶,因是无恶报的,才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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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爱到底是什么?就是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的翅膀。知是哲学,爱是艺术。艺术可以拯救人类。普普艺术、观念艺术,是浪子,闯出去,不管了。现在是浪子回头,重整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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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回家乡训众,乡亲先是诧异耶稣这般智慧,后来更诧异,说:他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他妈妈不是玛利亚吗?他的兄妹还在家乡。先知在故乡是不受尊敬的。每个人要保留一点神秘感,使人不知你。否则像耶稣那样,在家乡被人看轻,被人欺负。人类总是以误解当做理解,一旦理解,即又转成误解。艺术家要留一份“神秘感”,保护自己。你自以为君子坦荡荡,结果呢,招鬼上门,引狼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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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第二流者,是原来志在一流,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合,成了二流。如果甘于二流三流,已经居下流了。和朋友谈话,没在山顶上。尼采说,山顶到山顶,不是自下往上爬到的,而是此山顶登彼山顶,两点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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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要是真心在听,就该知道我的解释过程,就是我的自我教育过程。一个人衷心赞美别人,欣赏别人,幸福最多——他是在调整自己,发现自己。你认识了一位智慧的、高尚的、真诚的人,自然会和原来的亲戚旧识作比,一作比,如梦初醒,这个初醒的过程,不就是自我教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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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教育,是指自我教育。一切外在的教育,是为自我教育服务的。试想,自我教育失败,外在教育有什么用?凡人没有自我教育。所谓超人,是指超越自己,不断不断超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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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蜜多,即反复证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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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什么?就因为宇宙无目的,方法论无目的,也是架空。宗教是想在无目的的宇宙中,虚构一目的。此即宗教。哲学家是怀疑者、追求者。科学家解释,分析,过程中有所怀疑者,则兼具哲学家气质了。或曰,这样的科学家是有宗教信仰的,为宗教服务的。西方大科学家不满于老是追求科学,总想进入哲学、宗教,进进退退,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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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可以做哲学家、宗教家、科学家不能做的事。艺术家是浪子。宗教太沉闷,科学太枯燥,艺术家是水淋淋的浪子。他自设目的,自成方法。以宗教设计目的,借哲学架构方法。然而这不是浪子回头,而是先有家,住腻了,浪出来,带足哲学、宗教的家产,浪出来。不能太早做浪子,要在宗教、哲学里泡一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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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中长胡子的耶稣还是初民社会酋长观念的延伸。中国的佛像没有老少之分。如来,不去不来之意,三生如来,指过去、现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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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题可有一解:宗教是父母,艺术是孩子。艺术在童年时靠父母,长大后,就很难管。艺术到了哀乐中年,渐渐老去,宗教管不着了。艺术是单身汉,它只有一个朋友:哲学。以下是艺术与哲学的对话——艺术:我是有父母的,你怎么没有?哲学:我是私生子。艺术:一点传说也没有吗?哲学:听说过,是怀疑。艺术:你生来连童年都没有?哲学:我们是没有神童的。艺术:(沉思)。哲学:老弟,别哀伤,哲学可以返老还童。艺术是童年在前,哲学是在童年在后。艺术,你也可以寻得第二次童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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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的愚忠,真可哀!这种愚忠其实是极高尚、极真挚的感情,可是没有同等的智慧统摄,以致终为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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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有恶与恶的戏剧性、善与恶的戏剧性,这善与善的戏剧性令我们感动的是,忘记了它的虚构性——置金鞋而代为王,简直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理想主义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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