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但愿那另一种觉醒，死亡，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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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尤尔恰克：《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烟消云散：最后一代苏联人》（2006）
...
80年代末发生了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故事表明，制度的崩溃在它真正降临之前是许多苏联人意料之外和难以想象的事，但当它来临之时，又变得如此合乎逻辑且令人兴奋。许多人发现自己好像早已准备好了。人们似乎一直知道，社会主义的生活里充满了奇怪的悖谬，这个制度一直停滞不前又不可改变，既脆弱又活力满满，既黯淡又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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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许多学术和新闻写作或隐或显地提出了某些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假设，但这些假设是有问题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这些常见的假设认为，社会主义是“坏的”、“不道德的”的东西，是“经济改革”之前苏联人民的遭遇。人们假设这种“坏”和“不道德”是苏联社会主义崩溃的前提。广泛使用的术语“苏联政权”也暗含若干假设，用一种二元范畴来描述苏联的现实（压迫和反抗、压抑和自由、国家和人民、官方经济和“次级经济”、极权主义语言和反语言、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真理和谎言、现实和虚伪、道德和腐败，等等）。无论在社会主义结束之后，还是在前苏联时期，这些术语都主导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描述。
在这种话语的极端情况下，苏联公民被认为没有能动性（agency），他们之所以赞同“共产主义价值”，要么是因为他们被强迫这样做，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批判性地反思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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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体制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压迫、恐惧和自由的匮乏，所有这些都有据可查。但是，如果我们想回答社会主义生活的内在悖论问题，就不能只关注制度的这一面。二元对立的叙事往往忽视一个关键的、看似矛盾的事实——对大量苏联公民来说，社会主义生活的许多基本价值、理想和现实（如平等、社群、无私、利他主义、友谊、道德关系、安全感、教育、工作、创造力和对未来的关注）是真正重要的事，尽管他们的日常实践经常违背、重释、拒绝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规范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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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也就是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所谓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普遍悖论。在社会主义之下，意识形态圭臬反映了启蒙运动的神学理想，意识形态统治则体现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威的实际考量。二者之间存在裂痕。我们把这个悖论称作“勒弗悖论”。意识形态统治必须“从一切有关起源的问题中抽象出来”，从而保持在意识形态圭臬之外，却破坏了启蒙的充分性。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话语要实现权力再生产的政治功能，就必须声称代表了外部的“客观真理”，然而，这一“客观真理”的外在属性使意识形态话语缺乏内在地对其进行全面描述的手段，从而最终破坏了这一话语的合法性及其所支撑的权力。
勒弗认为，任何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内在矛盾只能被“主人”（“master”）掩盖，“主人”站在意识形态话语之外，拥有客观真理的外在知识，让矛盾“通过他自己显现”来暂时隐藏它。换句话说，基于启蒙运动乌托邦理想的现代意识形态话语，其合法性来自于外部的想象，如果这个想象的外部位置受到质疑或破坏，它将经历一场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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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的政治和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以领导和完善社会为目的，但悖论在于，领导和完善的过程必须归入政治事业的控制之下，同时又要摆脱控制，以便专注于创造、实验和创新的过程，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俄国革命的背景下，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悖论在1917年被制度化。新的文化生产过程本应通过实现两个相对悬殊的目标来推进激进的社会思想和革命意识——实践一种实验性的、创新的美学，不断准备挑战旧教条；同时，将这些创造性的实验和创新置于党的严格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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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话语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基于编码的特殊“脚本”，权威话语与所有与之共存的其他话语截然不同，这意味着它不依赖于它们，它先于它们，也不能被它们改变。第二，所有其他类型的话语都围绕它组织起来。其他类型话语的存在取决于与权威话语的关系，必须参考它、引用它、赞美它、阐释它、应用它，等等，但它们不能干扰和改变它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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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理论都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尽管它们改变了意识形态在“承认”和“误认”之间的二元划分，但又用另一种二元论取而代之（“真实”和“虚假”、“现实”和“面具”、“暴露”和“掩饰”）。根据这种二元模式，投票支持官方决议或在集会上呼喊亲政府口号等公共政治行为应该得到“字面”解释（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国家的支持，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对语言、知识、意义和人格的假设是这种观点的基础，但那些假设本身就有问题。在这种观点中，语言的唯一功能就是指向世界并陈述有关世界的事实。因此基于这种见解的理论将语言划为“编码”（官方的或公开的、隐藏的或私密的文本）。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先于话语而存在。话语反映知识，而不生产知识。因此，意义是说话者在说话之前、在头脑中完全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说话者是一个统一的独立个体，具有“独特的自我构成”意识和“统一的说话自我”，其真实的声音可以被隐藏或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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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权威话语述行转变使苏联人民与意识形态的意义、规范和价值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在不同语境下，他们可能会拒绝某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对另一种意义、规范或价值漠不关心，继续积极认同第三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创造性地重释第四种意义、规范或价值等等，这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
#拣 #译窟 #人类学 #社会学 #文化人类学 #文化研究 #文艺理论 #阿列克谢·尤尔恰克
▎阿列克谢·尤尔恰克：《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烟消云散：最后一代苏联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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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发生了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故事表明，制度的崩溃在它真正降临之前是许多苏联人意料之外和难以想象的事，但当它来临之时，又变得如此合乎逻辑且令人兴奋。许多人发现自己好像早已准备好了。人们似乎一直知道，社会主义的生活里充满了奇怪的悖谬，这个制度一直停滞不前又不可改变，既脆弱又活力满满，既黯淡又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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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许多学术和新闻写作或隐或显地提出了某些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假设，但这些假设是有问题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这些常见的假设认为，社会主义是“坏的”、“不道德的”的东西，是“经济改革”之前苏联人民的遭遇。人们假设这种“坏”和“不道德”是苏联社会主义崩溃的前提。广泛使用的术语“苏联政权”也暗含若干假设，用一种二元范畴来描述苏联的现实（压迫和反抗、压抑和自由、国家和人民、官方经济和“次级经济”、极权主义语言和反语言、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真理和谎言、现实和虚伪、道德和腐败，等等）。无论在社会主义结束之后，还是在前苏联时期，这些术语都主导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描述。
在这种话语的极端情况下，苏联公民被认为没有能动性（agency），他们之所以赞同“共产主义价值”，要么是因为他们被强迫这样做，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批判性地反思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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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体制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压迫、恐惧和自由的匮乏，所有这些都有据可查。但是，如果我们想回答社会主义生活的内在悖论问题，就不能只关注制度的这一面。二元对立的叙事往往忽视一个关键的、看似矛盾的事实——对大量苏联公民来说，社会主义生活的许多基本价值、理想和现实（如平等、社群、无私、利他主义、友谊、道德关系、安全感、教育、工作、创造力和对未来的关注）是真正重要的事，尽管他们的日常实践经常违背、重释、拒绝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规范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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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也就是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所谓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普遍悖论。在社会主义之下，意识形态圭臬反映了启蒙运动的神学理想，意识形态统治则体现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威的实际考量。二者之间存在裂痕。我们把这个悖论称作“勒弗悖论”。意识形态统治必须“从一切有关起源的问题中抽象出来”，从而保持在意识形态圭臬之外，却破坏了启蒙的充分性。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话语要实现权力再生产的政治功能，就必须声称代表了外部的“客观真理”，然而，这一“客观真理”的外在属性使意识形态话语缺乏内在地对其进行全面描述的手段，从而最终破坏了这一话语的合法性及其所支撑的权力。
勒弗认为，任何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内在矛盾只能被“主人”（“master”）掩盖，“主人”站在意识形态话语之外，拥有客观真理的外在知识，让矛盾“通过他自己显现”来暂时隐藏它。换句话说，基于启蒙运动乌托邦理想的现代意识形态话语，其合法性来自于外部的想象，如果这个想象的外部位置受到质疑或破坏，它将经历一场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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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的政治和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以领导和完善社会为目的，但悖论在于，领导和完善的过程必须归入政治事业的控制之下，同时又要摆脱控制，以便专注于创造、实验和创新的过程，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俄国革命的背景下，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悖论在1917年被制度化。新的文化生产过程本应通过实现两个相对悬殊的目标来推进激进的社会思想和革命意识——实践一种实验性的、创新的美学，不断准备挑战旧教条；同时，将这些创造性的实验和创新置于党的严格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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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话语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基于编码的特殊“脚本”，权威话语与所有与之共存的其他话语截然不同，这意味着它不依赖于它们，它先于它们，也不能被它们改变。第二，所有其他类型的话语都围绕它组织起来。其他类型话语的存在取决于与权威话语的关系，必须参考它、引用它、赞美它、阐释它、应用它，等等，但它们不能干扰和改变它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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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理论都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尽管它们改变了意识形态在“承认”和“误认”之间的二元划分，但又用另一种二元论取而代之（“真实”和“虚假”、“现实”和“面具”、“暴露”和“掩饰”）。根据这种二元模式，投票支持官方决议或在集会上呼喊亲政府口号等公共政治行为应该得到“字面”解释（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国家的支持，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对语言、知识、意义和人格的假设是这种观点的基础，但那些假设本身就有问题。在这种观点中，语言的唯一功能就是指向世界并陈述有关世界的事实。因此基于这种见解的理论将语言划为“编码”（官方的或公开的、隐藏的或私密的文本）。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先于话语而存在。话语反映知识，而不生产知识。因此，意义是说话者在说话之前、在头脑中完全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说话者是一个统一的独立个体，具有“独特的自我构成”意识和“统一的说话自我”，其真实的声音可以被隐藏或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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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权威话语述行转变使苏联人民与意识形态的意义、规范和价值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在不同语境下，他们可能会拒绝某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对另一种意义、规范或价值漠不关心，继续积极认同第三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创造性地重释第四种意义、规范或价值等等，这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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