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但愿那另一种觉醒，死亡，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语言的萎缩 ATROPHIE DU VERBE
>> 愚蠢中有一种严肃，如果好好加以引导，或许能使名著的总量翻倍。
>> 那些“真理”，我们再也不愿承其重，受其骗，共其谋。我梦想着有一个世界，人们可以为了一个逗号死去。
>> 谨防那些背弃爱情、野心和社会的人。他们日后会为放弃了这些而进行报复。
>> 德国人的耐力永无止境；即使在疯狂中：尼采忍受了他的疯狂十一年，荷尔德林忍了四十年。
>> 人生一无所成，即通向诗歌——无须才华的辅助。
>> 当我们远离诗歌千里之外，仍因突如其来的呐喊的需要而参与其中——这是抒情的最终阶段。
>> 成为拉斯柯尔尼科夫——无须谋杀的借口。
>> 只有那些在文字中体会过恐惧的人才会培育箴言，因为他害怕与全部文字一齐垮塌。
>> 文体的典范：脏话、电报和墓志铭。
>> 一本书，在拆解了一切之后，却不拆解自己，只是白白地激怒我们。
>> 智者是怎么做的？他让自己屈从于看、吃，等等，非自愿地接受了“九窍之创伤”，也就是《薄伽梵歌》里所说的躯体。——何谓智慧？即高傲地忍受我们的洞为我们带来的羞辱。
>> 几乎所有作品的创作都包含模仿的闪念、习得的战栗和偷来的狂喜。
>> 现代，就是在不治之症中修修补补。
#摘 #苦论 #E·M·齐奥朗
▎政治与文化再现
阿瑞拉·阿祖莱(Ariella Azoulay)曾提出，摄影是一种公民契约，此概念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思考基础。如果说摄影是参与者之间的公民契约，那么从再现中撤退就是在违反社会契约，因为人们承诺的是参与，但兑现的却是谣言、监视、证据、持续的自恋和偶发的暴动。
...
系统性投机和管控缺位不仅适用于金融化和私有化，也指松懈的公共信息管控标准。新闻业探寻真相的专业标准已经崩溃，摧毁此标准的是大众传媒产品、不断克隆的谣言和维基百科讨论区的扩散。投机不仅是一种金融运作，还是符号连接所指的过程，一种突如其来的奇迹般增强或是回旋，在弹指间就能打破任何尚存的索引关系。
视觉再现确实很重要，但视觉与其他再现形式并不完全和谐一致。两者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一方面，大量图像缺少所指对象；另一方面，很多人并没有得到再现。更夸张地说，越来越多漂浮不定的图像恰恰对应着越来越多被剥夺权利、不可见，甚至消隐或失踪的人。
#摘 #屏幕上的受苦者 #黑特·史德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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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与魔法
为什么是这样？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明显原因，这里就不再展开详谈了：图像会激发模仿的欲望，让人们渴望成为图像所表现的产品。此视角下，霸权已经渗透日常文化，通过平庸的再现传播其价值观。图像型垃圾邮件因此可以被解释为生产身体的工具，其最终创造出的是一种介于暴食症、类固醇过量摄入和个人破产之间的文化。此观点（源于传统的文化研究）将图像型垃圾邮件视作实现强制信仰和阴险诱惑的手段，最终人们会忘乎所以地沉溺在向两者屈服的快感之中。
但如果图像型垃圾邮件实际上不只是一种灌输意识形态和操控情感的工具怎么办？如果真实的人（不完美、非性感的人）被排除在垃圾邮件的广告以外并不是因为某些假定的缺陷，而是因为他们确实选择抛弃广告所描绘的形象呢？如果图像型垃圾邮件记录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抵抗，是人们从再现中的撤退呢？
我的意思是什么？一段时间以来，我注意到许多人开始主动回避摄影或动态影像的再现，他们偷偷地与摄像机的镜头保持着距离。无论是带门禁的社区和精英技术俱乐部中出现的禁拍区，还是拒绝采访的人、砸碎摄像机的希腊无政府主义者，又或是毁坏液晶电视的抢劫犯，人们已经开始主动或被动地抗拒被监视、录音、识别、拍摄、扫描和录像。在完全沉浸的媒体环境中，长期被当作特权和政治优待的图像再现如今更像是一种威胁。
造成此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侮辱言论和游戏节目的出现渐渐使人麻木，将电视媒介与对下层阶级的鼓吹和嘲讽绑定在一起。主人公被粗暴地转手，历经无数入侵性的折磨，被迫忏悔、接受询问和评价。早间节目就好比是当代的刑讯室——传递着施刑者、旁观者，时常还有受刑者本人的罪恶快感。
另外，主流媒体拍摄的人往往正处在消失过程中。他们身处危及生命的状况、极端的紧急情况和险境、战争和灾祸，又或是现场直播世界各冲突地区时持续不断的信息流。人们不是受困于天灾人祸，就是在物理意义上消失不见，如同厌食症的审美标准暗示的那样。憔悴衰弱的人遭到削减或裁员。显然，节食是经济衰退的转喻，而衰退的经济已经成为永久的现实并且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伴随经济衰退而来的是智识的倒退。除极少数外的所有主流媒体都将智识倒退奉为教条。由于智识无法被饥饿简单消解，嘲弄与敌意在很大程度上将其排除在主流媒体的再现领域之外。
企业的再现领域大多是例外，进入其中看起来十分危险：你可能被嘲笑、测试、压迫，甚至被饿死或杀害。这里不再现民众，而是展现民众如何消失：一种缓慢发生的消失。民众怎会不选择消失？想想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无数暴力和侵略行为（无论在主流媒体还是现实中）。谁能经受住如此打击却不渴望逃离这个充满威胁又持续暴露的视觉领域？
另外，社交媒体和手机摄像头还创造出一个供人们互相进行大众监视的区域，叠加在无处不在的城市控制网络上（如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手机定位跟踪和人脸识别软件）。除了体制层面的监控，人们现在还对彼此实施日常监控，拍下无数张照片，再实时发布出去。此类横向再现行为与社会控制相关，已经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雇主通过谷歌搜索求职者的信誉，社交媒体和博客成为评选耻辱与恶毒八卦的名人堂。广告和企业媒体自上而下实行的文化霸权与另一制度相匹配。下层之间开始（相互）自我控制，在视觉上进行自我规训，而这一制度甚至比早期的再现制度更难以摆脱。自我创造的模式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霸权日益内化，服从和表现、再现和被再现的压力也随之渗入人心。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曾预言，每个人都能做15分钟的世界名人，这早已成为现实。然而如今许多人的愿望正相反：隐身，就算只有15分钟，甚至15秒也好。我们进入了全民狗仔队的时代，人人都想在制高点上进行展览式偷窥。摄影闪光灯的光晕将人们变为受害者、名人，或两者的结合体。当我们在收银台、自动取款机或其他检查站登记时，当手机捕捉到我们最细微的动作时，当我们拍下的快照被标记上GPS坐标时，我们并不会娱乐至死，而是被再现肢解为碎片。
#摘 #屏幕上的受苦者 #黑特·史德耶尔
▎模仿与魔法
为什么是这样？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明显原因，这里就不再展开详谈了：图像会激发模仿的欲望，让人们渴望成为图像所表现的产品。此视角下，霸权已经渗透日常文化，通过平庸的再现传播其价值观。图像型垃圾邮件因此可以被解释为生产身体的工具，其最终创造出的是一种介于暴食症、类固醇过量摄入和个人破产之间的文化。此观点（源于传统的文化研究）将图像型垃圾邮件视作实现强制信仰和阴险诱惑的手段，最终人们会忘乎所以地沉溺在向两者屈服的快感之中。
但如果图像型垃圾邮件实际上不只是一种灌输意识形态和操控情感的工具怎么办？如果真实的人（不完美、非性感的人）被排除在垃圾邮件的广告以外并不是因为某些假定的缺陷，而是因为他们确实选择抛弃广告所描绘的形象呢？如果图像型垃圾邮件记录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抵抗，是人们从再现中的撤退呢？
我的意思是什么？一段时间以来，我注意到许多人开始主动回避摄影或动态影像的再现，他们偷偷地与摄像机的镜头保持着距离。无论是带门禁的社区和精英技术俱乐部中出现的禁拍区，还是拒绝采访的人、砸碎摄像机的希腊无政府主义者，又或是毁坏液晶电视的抢劫犯，人们已经开始主动或被动地抗拒被监视、录音、识别、拍摄、扫描和录像。在完全沉浸的媒体环境中，长期被当作特权和政治优待的图像再现如今更像是一种威胁。
造成此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侮辱言论和游戏节目的出现渐渐使人麻木，将电视媒介与对下层阶级的鼓吹和嘲讽绑定在一起。主人公被粗暴地转手，历经无数入侵性的折磨，被迫忏悔、接受询问和评价。早间节目就好比是当代的刑讯室——传递着施刑者、旁观者，时常还有受刑者本人的罪恶快感。
另外，主流媒体拍摄的人往往正处在消失过程中。他们身处危及生命的状况、极端的紧急情况和险境、战争和灾祸，又或是现场直播世界各冲突地区时持续不断的信息流。人们不是受困于天灾人祸，就是在物理意义上消失不见，如同厌食症的审美标准暗示的那样。憔悴衰弱的人遭到削减或裁员。显然，节食是经济衰退的转喻，而衰退的经济已经成为永久的现实并且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伴随经济衰退而来的是智识的倒退。除极少数外的所有主流媒体都将智识倒退奉为教条。由于智识无法被饥饿简单消解，嘲弄与敌意在很大程度上将其排除在主流媒体的再现领域之外。
企业的再现领域大多是例外，进入其中看起来十分危险：你可能被嘲笑、测试、压迫，甚至被饿死或杀害。这里不再现民众，而是展现民众如何消失：一种缓慢发生的消失。民众怎会不选择消失？想想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无数暴力和侵略行为（无论在主流媒体还是现实中）。谁能经受住如此打击却不渴望逃离这个充满威胁又持续暴露的视觉领域？
另外，社交媒体和手机摄像头还创造出一个供人们互相进行大众监视的区域，叠加在无处不在的城市控制网络上（如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手机定位跟踪和人脸识别软件）。除了体制层面的监控，人们现在还对彼此实施日常监控，拍下无数张照片，再实时发布出去。此类横向再现行为与社会控制相关，已经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雇主通过谷歌搜索求职者的信誉，社交媒体和博客成为评选耻辱与恶毒八卦的名人堂。广告和企业媒体自上而下实行的文化霸权与另一制度相匹配。下层之间开始（相互）自我控制，在视觉上进行自我规训，而这一制度甚至比早期的再现制度更难以摆脱。自我创造的模式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霸权日益内化，服从和表现、再现和被再现的压力也随之渗入人心。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曾预言，每个人都能做15分钟的世界名人，这早已成为现实。然而如今许多人的愿望正相反：隐身，就算只有15分钟，甚至15秒也好。我们进入了全民狗仔队的时代，人人都想在制高点上进行展览式偷窥。摄影闪光灯的光晕将人们变为受害者、名人，或两者的结合体。当我们在收银台、自动取款机或其他检查站登记时，当手机捕捉到我们最细微的动作时，当我们拍下的快照被标记上GPS坐标时，我们并不会娱乐至死，而是被再现肢解为碎片。
#摘 #屏幕上的受苦者 #黑特·史德耶尔
▎艺术的政治：当代艺术与后民主的转向
艺术领域充斥着极端的矛盾和前所未有的剥削。其包含着权力交易、投机买卖、金融控制，以及大规模的、欺诈性的操纵。但是艺术也充满共性、运动、能量，以及欲望。在最佳迭代版本中，艺术是一个由流动的突击工作者、四处奔波着贩卖自我感知的推销员、少年技术鬼才、预算敲诈专家、超音速翻译员、博士实习生，以及其他数字流浪者和临时工组成的无与伦比的世界性舞台。其原则强硬但不容批评，散发着塑料般的梦幻感。在这里，竞争残酷无情，团结才是唯一异质的表达方式。到处都是迷人的无赖、恃强凌弱的国王和差点成功的选美皇后。艺术是HDMI接口、CMYK模式、LGBT群体。自命不凡、若即若离、摄人心魄。
这个烂摊子靠着大量辛勤工作的女性付出全部精力来维持。在资本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下，蜂窝式的情感劳动深深卷入自身的多重矛盾之中。这一切都使得艺术与当代现实息息相关。艺术之所以影响现实，正是因为其与现实的方方面面都纠缠在一起。其是混乱的、根深蒂固的、充满困扰的、不可抗拒的存在。我们可以尝试将艺术理解为一个政治空间，而不是企图再现总是发生在别处的政治。艺术不在政治之外，但政治存在于艺术的生产、传播和接受之中。承认这一点，我们或许就能超越再现政治的平面，开启另一种政治，而它就在我们眼前，随时准备敞开怀抱。
#摘 #屏幕上的受苦者 #黑特·史德耶尔
▎为弱影像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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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弱影像的流通网络既是维系脆弱的、新生的共同利益的平台，也是商业和国家计划的战场。其中既有实验性和艺术性作品，也充斥着数量惊人的色情和妄想内容。弱影像的领域虽然允许人们访问被主流排斥的影像，但这一领域渗透着最先进的商品化技术。弱影像使用户积极参与内容创作和传播，同时也征召用户加入生产的队伍。用户成为弱影像的编辑者、评论者、翻译者和（共同）作者。
所以，弱影像就是大众影像——大多数人可以制作和观看的影像。其表达了当代人群中存在的所有矛盾：机会主义，自恋，渴望自主性和创造力，无法集中注意力或下定决心，随时准备反抗却又同时保持顺从。总之，弱影像抓拍了人群的情感状况：精神衰弱、偏执、恐惧，以及对强度、乐趣和分散注意力的渴求。影像的状态不仅说明了它们经过无数次转载和重新格式化，也说明了无数人对影像足够关心，愿意一遍又一遍地转换这些影像，添加字幕，重新编辑，上传。
这种情况下，或许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影像的价值，或者更准确地说，为影像创造一个新的视角。除了分辨率和交换价值，我们还可以想象另一种由速度、强度和传播广度所定义的价值。弱影像之所以弱，是因为它们经过多重压缩，传播速度极快。它们失去了物质性，却获得了速度。弱影像表达的是一种去物质化的状态，这点不仅与观念艺术的遗产享有共同之处，更与当代的符号生产模式共通。资本的符号转向，正如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Guattari)所述，有利于创造和传播经过压缩的、便于修改的数据包，而这些数据包又可以整合成不断更新的组合与序列。
视觉内容的扁平化——影像的概念生成(concept-in-becoming)——将影像置于一种普遍的信息转向之中，让包裹着影像的知识经济将影像及其阐释从语境中剥离出来，投入永恒的资本主义解域化旋涡。观念艺术史将这种艺术品的去物质化倾向描述为对于可见性崇拜价值的抵抗。然而，现实结果却是去物质化的艺术品完美地适应了资本的符号化，进而适应了资本主义的观念转向。可以说，弱影像存在类似的张力。一方面，弱影像与高分辨率代表的拜物价值背道而驰。另一方面，正因如此，弱影像最终也被完美地整合进信息资本主义中，其繁荣依靠的是挤压和缩短注意力，表面印象而非沉浸体验，强度而非沉思，即时预览而非长时放映。
#摘 #屏幕上的受苦者 #黑特·史德耶尔
▎自由落体：关于垂直视角的思想实验
毫无保留地向物体坠落，拥抱力量和物质的世界，即使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原初的稳定感，即使其只会在震惊中激发出敞开的可能性：一种自由感。
令人恐惧的、完全解域化的、永远已知的未知。坠落意味着毁灭和消亡，也意味着爱和抛弃、激情和屈服、衰败和灾祸。坠落是堕落也是解放，是一种将人变成物（反之亦然）的情状。坠落在敞开的可能性中发生，我们可以选择忍受或享受它，拥抱它带来的改变或者把它当作痛苦承受，又或者干脆接受，坠落就是现实。
最后，“自由落体”的视角教会我们俯瞰激进阶级斗争构成的社会和政治梦境，聚焦那些令人错愕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但是，坠落不仅意味着分崩离析，还意味着新的确定性正在成形。摇摇欲坠的未来将我们倒推至痛苦的当下，此刻我们也许会意识到，下落之处既没有地面也不稳固。那里没有共同体，只有处于变化之中的创造。
#摘 #屏幕上的受苦者 #黑特·史德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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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一九八二年七月
空间可以按巴拉、码或公里的长度分割成块；生命的时间却用不上类似的尺度。我受了一度烫伤；医生嘱咐我在马德里旅馆这间没有特色的客房里待上十来天。我知道那个数字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每天包含着许多瞬间，瞬间是唯一真实的东西，每一瞬间有它独特的悲哀、喜悦、兴奋、腻烦或者激情。威廉·布莱克在他的《预言书》的一首诗里断言每分钟有六十多座黄金宫殿和六十多扇铁门；这句引语肯定和原文一样没有把握和错误。同样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故意把《奥德赛》的漫长航行日归纳在都柏林普普通通的一天里面。
我的脚离我远了一点，向我输送不似疼痛又似疼痛的信息。我已经感到今后我一定会怀念这一时刻的。回忆中的犹豫不决的时刻只有一种形象。我知道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我会想念这种回忆。今晚也许不好过。
#摘 #地图册 #博尔赫斯
▎马德里，一九八二年七月
空间可以按巴拉、码或公里的长度分割成块；生命的时间却用不上类似的尺度。我受了一度烫伤；医生嘱咐我在马德里旅馆这间没有特色的客房里待上十来天。我知道那个数字是不可能的；我知道每天包含着许多瞬间，瞬间是唯一真实的东西，每一瞬间有它独特的悲哀、喜悦、兴奋、腻烦或者激情。威廉·布莱克在他的《预言书》的一首诗里断言每分钟有六十多座黄金宫殿和六十多扇铁门；这句引语肯定和原文一样没有把握和错误。同样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故意把《奥德赛》的漫长航行日归纳在都柏林普普通通的一天里面。
我的脚离我远了一点，向我输送不似疼痛又似疼痛的信息。我已经感到今后我一定会怀念这一时刻的。回忆中的犹豫不决的时刻只有一种形象。我知道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我会想念这种回忆。今晚也许不好过。
#摘 #地图册 #博尔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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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我的整个谬论都是错的吗？”：谈谈技术决定论
“You Mean My Whole Fallacy Is Wrong”: On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从古希腊时期“诡辩家”被用作侮辱性绰号开始，捏造没人相信的理论并将其归咎于对手就一直是学术界的普遍运动。
“-ism”（主义）结尾的词特别适合用于此目的。罗伯特·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在一份幽默风趣且有大量文献佐证的学术名词研究中指出，“‘偏见’和‘歪曲’是长期嘲弄的术语，而提出此类歪曲观点的人通常会被指责陷入某种让人盲目的‘-ism’陷阱。”他接着说，这些“-ism”往往是没人会公开宣称支持的东西，比如恐怖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等等。（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就更典型了。）
...
编纂谬误的动机既是为了规范或嘲弄学者的思想，也为了约束大众的思维。从古希腊的喜剧剧作家到伊拉斯谟（Erasmus）和拉伯雷（Rabelais），从斯威夫特（Swift）和“百科全书派”到尼采（Nietzsche）和战后校园小说，学术界一直是讽刺作家们肥沃的创作土壤。
...
杰弗里·温思洛普-杨（Geoffrey Winthrop-Young）写道，这种指控“常常带有一丝道德上的愤慨。说某人是技术决定论者，有点像说他喜欢勒死可爱的小狗。这种邪恶的行径让进一步的讨论变得毫无必要。”基特勒（Friedrich A.Kittler）认为，技术决定论的威胁“就像一个诅咒，吓唬学生”。
这个指控可以瞬间形成一种共识，告诉别人，正直的人显然会避开什么。技术决定论的指控涉及一种“过滤器泡沫”逻辑，在一种未经审视的同意下，就认为主导因素要么是机器，要么是人。最近，吉尔·勒波尔（Jill Lepore）愤怒地表示：“这是一种恶劣的谬论。认为变革是由技术驱动，而技术是由人类驱动，这会让力量和权力变得不可见。”
...
技术决定论的谬误有哪些？如果它真是一种学说的话，那么这些谬误包括：历史必然论的意味，悲观主义甚至宿命论；公众缺乏对技术决策的政治控制；将技术视为独立于人类行动者之外的实体；否认文化偶然性；将技术僵化为单一的“块状物”；高估工程师的力量；坚持单一成因论；以及未能认识到人们在塑造技术世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这个术语还沾染上了许多累赘的形容词——粗鲁、庸俗、幼稚、狭隘、沉闷、软技术决定论和硬技术决定论。也许，所有的批评都归结为一句古老的格言——不要把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混为一谈。
“技术”也许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术语，我不过是众多试图梳理它的人之一。技术的概念需要清除男性主导、白人中心、西方中心和亲资本主义的偏见。但是决定论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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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导致B”是叙事、逻辑和解释的结构。我们想知道A如何导致B（故事），A表明B（逻辑），或A引起B（预测）。如果我们想要知识，我们就需要某种形式的决定论。通过称其为“主义”来远离这个目标，这是一种掩盖学术探究本质的虚伪行为，它只是重申了没有人会反对的观点——我们想要避免糟糕的解释。
我们迫切需要了解人类活动和环境转变之间因果关系的知识。我们必须尝试讲述关于数据力量或基础设施形态的宏大故事。蔑视技术决定论是左右派共享的一种更广泛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文化中，那些显而易见没人会站出来支持的坏事会遭到热烈攻击。谴责政府滥权比让民主发挥作用容易得多，攻击谬论比弄清楚“阐释”及其真正含义更容易。谴责技术决定论比撰写一部真正好的技术和文明的历史更容易。
#摘 #JohnDurhamPeters #媒介研究 #技术史 #社会学 #文化研究 #观念史
▎“你是说，我的整个谬论都是错的吗？”：谈谈技术决定论
“You Mean My Whole Fallacy Is Wrong”: On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从古希腊时期“诡辩家”被用作侮辱性绰号开始，捏造没人相信的理论并将其归咎于对手就一直是学术界的普遍运动。
“-ism”（主义）结尾的词特别适合用于此目的。罗伯特·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在一份幽默风趣且有大量文献佐证的学术名词研究中指出，“‘偏见’和‘歪曲’是长期嘲弄的术语，而提出此类歪曲观点的人通常会被指责陷入某种让人盲目的‘-ism’陷阱。”他接着说，这些“-ism”往往是没人会公开宣称支持的东西，比如恐怖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等等。（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就更典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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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谬误的动机既是为了规范或嘲弄学者的思想，也为了约束大众的思维。从古希腊的喜剧剧作家到伊拉斯谟（Erasmus）和拉伯雷（Rabelais），从斯威夫特（Swift）和“百科全书派”到尼采（Nietzsche）和战后校园小说，学术界一直是讽刺作家们肥沃的创作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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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温思洛普-杨（Geoffrey Winthrop-Young）写道，这种指控“常常带有一丝道德上的愤慨。说某人是技术决定论者，有点像说他喜欢勒死可爱的小狗。这种邪恶的行径让进一步的讨论变得毫无必要。”基特勒（Friedrich A.Kittler）认为，技术决定论的威胁“就像一个诅咒，吓唬学生”。
这个指控可以瞬间形成一种共识，告诉别人，正直的人显然会避开什么。技术决定论的指控涉及一种“过滤器泡沫”逻辑，在一种未经审视的同意下，就认为主导因素要么是机器，要么是人。最近，吉尔·勒波尔（Jill Lepore）愤怒地表示：“这是一种恶劣的谬论。认为变革是由技术驱动，而技术是由人类驱动，这会让力量和权力变得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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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决定论的谬误有哪些？如果它真是一种学说的话，那么这些谬误包括：历史必然论的意味，悲观主义甚至宿命论；公众缺乏对技术决策的政治控制；将技术视为独立于人类行动者之外的实体；否认文化偶然性；将技术僵化为单一的“块状物”；高估工程师的力量；坚持单一成因论；以及未能认识到人们在塑造技术世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这个术语还沾染上了许多累赘的形容词——粗鲁、庸俗、幼稚、狭隘、沉闷、软技术决定论和硬技术决定论。也许，所有的批评都归结为一句古老的格言——不要把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混为一谈。
“技术”也许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术语，我不过是众多试图梳理它的人之一。技术的概念需要清除男性主导、白人中心、西方中心和亲资本主义的偏见。但是决定论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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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导致B”是叙事、逻辑和解释的结构。我们想知道A如何导致B（故事），A表明B（逻辑），或A引起B（预测）。如果我们想要知识，我们就需要某种形式的决定论。通过称其为“主义”来远离这个目标，这是一种掩盖学术探究本质的虚伪行为，它只是重申了没有人会反对的观点——我们想要避免糟糕的解释。
我们迫切需要了解人类活动和环境转变之间因果关系的知识。我们必须尝试讲述关于数据力量或基础设施形态的宏大故事。蔑视技术决定论是左右派共享的一种更广泛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文化中，那些显而易见没人会站出来支持的坏事会遭到热烈攻击。谴责政府滥权比让民主发挥作用容易得多，攻击谬论比弄清楚“阐释”及其真正含义更容易。谴责技术决定论比撰写一部真正好的技术和文明的历史更容易。
#摘 #JohnDurhamPeters #媒介研究 #技术史 #社会学 #文化研究 #观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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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语 ——高雅色情文学与人的隐私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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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逐渐把今日西方的时代特征定义为对人类隐私的大规模毁灭，对人类借以实现独特自我、倾听独特个体回声这一微妙过程的大规模毁灭。现在，城市中大规模的技术统治，必要而统一的经济和政治选择，用于交流和劝诱的新电子媒介，行动和思想日渐暴露在社会学、心理学和物质的侵犯和控制之下，这些都加剧了我们时代对隐私和自我的毁灭。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凭借极端的伪装（例如精神崩溃、吸毒、经济破产等），才能够体验到真正的隐私，才能够有情感体验的真正空间。于是，便出现了许多外表光鲜、但实质上惊人单调的生活；于是，人们需要前所未有的暴行和技术霸权来刺激神经。
性关系是（或应是）我们隐私的一个堡垒，是我们必须得到允许的夜间栖息地，在那里，我们收拾遭受侵扰的意识碎片，恢复某种不可侵犯的秩序和安宁。只有在性体验中，一个人，或者两个努力达到完全交流的两个人，才能够发现自我独特的爱好。在那里，在经历了坎坷的奋斗和屡次的挫败之后，我们或许会找到那些让我们热血奔涌的语词、姿势和精神意象。在惊奇不断出现的黑暗中，我们必须摸索，但光明也必将属于我们。
#摘 #语言与沉默 #乔治·斯坦纳
▎夜语 ——高雅色情文学与人的隐私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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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逐渐把今日西方的时代特征定义为对人类隐私的大规模毁灭，对人类借以实现独特自我、倾听独特个体回声这一微妙过程的大规模毁灭。现在，城市中大规模的技术统治，必要而统一的经济和政治选择，用于交流和劝诱的新电子媒介，行动和思想日渐暴露在社会学、心理学和物质的侵犯和控制之下，这些都加剧了我们时代对隐私和自我的毁灭。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凭借极端的伪装（例如精神崩溃、吸毒、经济破产等），才能够体验到真正的隐私，才能够有情感体验的真正空间。于是，便出现了许多外表光鲜、但实质上惊人单调的生活；于是，人们需要前所未有的暴行和技术霸权来刺激神经。
性关系是（或应是）我们隐私的一个堡垒，是我们必须得到允许的夜间栖息地，在那里，我们收拾遭受侵扰的意识碎片，恢复某种不可侵犯的秩序和安宁。只有在性体验中，一个人，或者两个努力达到完全交流的两个人，才能够发现自我独特的爱好。在那里，在经历了坎坷的奋斗和屡次的挫败之后，我们或许会找到那些让我们热血奔涌的语词、姿势和精神意象。在惊奇不断出现的黑暗中，我们必须摸索，但光明也必将属于我们。
#摘 #语言与沉默 #乔治·斯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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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我们的绅士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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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这个领域的扩张是现代思想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章。语言的整个性质正被重新思考和重新检视，这是自柏拉图和莱布尼茨以来从没有过的事。关于语词方式和感官认知的关系，关于句法如何映射或控制某一文化的现实观，关于作为伦理意识记录的语言形式史，这些问题是我们诗学和批评的焦点。对一定历史时期内语词资源和语法变化的准确分析，或许不久就会借用计算机来实现，这也许对文学史和阐释都有深刻的影响。我们现在能够清楚新词进入语言的速度。将语言现象与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联系起来，我们能够发现语言的地貌图形和统计模型。我们对语言这种中介的感觉正在重估。
我只举两个所有现代语言学者都熟悉的例子。有一门拉美印第安语言（事实上，有许多这样的语言），未来（事物将要发生的概念）是放在说话者身后的。他能看到的过去，因为已经发生，所以完全在他前面；他转回身进入未知的将来。记忆朝前进，希望朝后转。这与我们在根隐喻中组合感情的基本坐标完全倒置。这种倒置如何影响文学，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句法是我们感受力和语词观念模式不断更新的原因？我们再换个词语范围大得惊人的著名例子。阿根廷的高卓人至少用了一百个词语来分辨马的毛皮底纹。这些词语先于对真正颜色差异的认知吗？或者说，这样的认知，是由于职业需要的强化，才发明新词？两种假说对于诗学发明过程和这个核心事实（翻译意味着融合两套不同的世界意象，融合两套完全不同的人类生活模式）都有深刻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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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可能，我们投入书写语词的情感，投入遥远文本细节的情感，投入逝去已久诗人生活中的情感，钝化了我们对真正现实和需要的感觉。我们应该想起奥登在亨利·詹姆斯墓前的祈祷：“我们无用的呼唤没有终结：求情，／ 为了所有人的背叛。”因为正是如此，我们的希望应该不安而顽固，我们对现实关联性的要求应该节制，但几乎一直会有这要求。我相信，伟大的文学充满了优雅世俗之人在经验中获得的东西，充满了他可支配的经验真实的大量成果。但是，对那些挑战、质疑我呼唤现实关联性的人，我必须更加一丝不苟地倾听。总之，我必须随时都乐意向他们和我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我现在想做什么？它在哪些地方已经失败？它可能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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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地说，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在花了三百页篇幅论述某个16或17世纪的作家之后，而不表明今日是否值得读他的态度。或者，借用克尔恺郭尔的说法：“不能变成礼物的过去，不值得记忆。”
#摘 #语言与沉默 #乔治·斯坦纳
▎教化我们的绅士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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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这个领域的扩张是现代思想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章。语言的整个性质正被重新思考和重新检视，这是自柏拉图和莱布尼茨以来从没有过的事。关于语词方式和感官认知的关系，关于句法如何映射或控制某一文化的现实观，关于作为伦理意识记录的语言形式史，这些问题是我们诗学和批评的焦点。对一定历史时期内语词资源和语法变化的准确分析，或许不久就会借用计算机来实现，这也许对文学史和阐释都有深刻的影响。我们现在能够清楚新词进入语言的速度。将语言现象与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联系起来，我们能够发现语言的地貌图形和统计模型。我们对语言这种中介的感觉正在重估。
我只举两个所有现代语言学者都熟悉的例子。有一门拉美印第安语言（事实上，有许多这样的语言），未来（事物将要发生的概念）是放在说话者身后的。他能看到的过去，因为已经发生，所以完全在他前面；他转回身进入未知的将来。记忆朝前进，希望朝后转。这与我们在根隐喻中组合感情的基本坐标完全倒置。这种倒置如何影响文学，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句法是我们感受力和语词观念模式不断更新的原因？我们再换个词语范围大得惊人的著名例子。阿根廷的高卓人至少用了一百个词语来分辨马的毛皮底纹。这些词语先于对真正颜色差异的认知吗？或者说，这样的认知，是由于职业需要的强化，才发明新词？两种假说对于诗学发明过程和这个核心事实（翻译意味着融合两套不同的世界意象，融合两套完全不同的人类生活模式）都有深刻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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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可能，我们投入书写语词的情感，投入遥远文本细节的情感，投入逝去已久诗人生活中的情感，钝化了我们对真正现实和需要的感觉。我们应该想起奥登在亨利·詹姆斯墓前的祈祷：“我们无用的呼唤没有终结：求情，／ 为了所有人的背叛。”因为正是如此，我们的希望应该不安而顽固，我们对现实关联性的要求应该节制，但几乎一直会有这要求。我相信，伟大的文学充满了优雅世俗之人在经验中获得的东西，充满了他可支配的经验真实的大量成果。但是，对那些挑战、质疑我呼唤现实关联性的人，我必须更加一丝不苟地倾听。总之，我必须随时都乐意向他们和我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我现在想做什么？它在哪些地方已经失败？它可能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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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地说，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在花了三百页篇幅论述某个16或17世纪的作家之后，而不表明今日是否值得读他的态度。或者，借用克尔恺郭尔的说法：“不能变成礼物的过去，不值得记忆。”
#摘 #语言与沉默 #乔治·斯坦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