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但愿那另一种觉醒,死亡,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重游里斯本(1926)

没有什么拦着我。
我想同时拥有五十种事物。
我用想吃肉的焦虑渴望一些不知道的东西——
肯定是某些不能肯定的东西……
我时断时续地睡着,活在一个时断时续的
沉睡者的时断时续的梦里,半梦半醒。

所有抽象的、必须的门都在我面前关上了。
街道上我看到的每个假设都刷地拉上了窗帘。
我找到了巷子,却找不到他们给我的门牌号。

我醒在那个我沉睡的同样的生活里。
甚至梦到的军队也是被打败的。
甚至梦见的梦也感觉是虚假的。
甚至渴望过一过的生活也让我厌倦——甚至那生活……

在一阵阵的间隙中我理解。
在疲倦导致的延迟中我写作。
一种厌倦了自己的厌倦之潮把我拍上岸。

我不知道我无舵的焦虑有着怎样的命运或未来;
我不知道不可能的南方哪座岛屿在等我,一个海难流亡者;
什么样的文学棕榈园将赐予我哪怕一首诗。

不,我不知道这个,或任何别的……
在我精神深处,我做着所有的梦的地方,
在我灵魂的最后的领地,那个我不知为何回忆的地方
(过去是虚伪之泪腾起的自然之雾),
在远方森林里交错的大路小路,
那个我认为寄居着我的存在的地方——
那里我梦见的军队,在没有被打败中被打败的军队,
我的不存在的军团,被上帝毁灭,
乱糟糟地逃跑,最终的幻觉里
最后的残余。

又一次,我看到你,
我那令人恐怖的丢失的童年的城市……
幸福和悲哀的城市,又一次,我在这里做梦……
我?是那个相同的我,那个曾在此生活,返回,
一而再、再而三地返回,
再三再四返回的我吗?
或者所有在此生活过的我叠加的我们
是一串被记忆之绳贯穿的珠子,
一串关于我的梦,被我之外的某人所梦的梦?

又一次,我看到你,
用一颗更远的心,一个更不是我的灵魂。

又一次,我看到你——里斯本,特茹河和其他地方——
一个毫无用处的,对你,对我的旁观者,
一个在哪里都是外国人的人,
是生活中的偶然,也是灵魂的偶然,
一个徜徉在追忆殿堂里的鬼
循着老鼠的啃噬声,地板木的嘎吱声,
在那被诅咒必须活下去的城堡里……

又一次,我看到你,
一道影子中的影子,在惨淡、
不知名的光下瞬间照亮,
然后滑入黑夜就像一只船被吞噬
入水,归于沉寂之前的尾迹……

又一次,我看到你,
但是,哦,我看不到自己!
那面每次都照出相同之我的魔镜碎了,
在每片宿命的碎镜中,我只看到一小片我——
一小片你,一小片我……

1926.4.26

#摘 #诗选 #佩索阿
▎第六章 从否定性思维到肯定性思维:技术合理性和统治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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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现实中,不管发生什么变化,人对人的统治都是联结前技术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历史连续性。但是,通过把人身依附(如奴隶对主人、农奴对庄园主、贵族对领地分封者,等等)逐步换为对“事物客观秩序”(如经济规律、市场等等)的依赖,谋划并着手对自然进行技术改造的社会却改变了统治的基础。可以肯定,“事物的客观秩序”本身是统治的结果;但同样真实的是,统治也正在产生更高的合理性,即一边维护等级结构,一边又更有效地剥削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并在更大范围内分配剥削所得。这一合理性的限度及其有害力量,表现在被生产机构改进了的对人的奴役中,这种生产机构使人的生存斗争永恒化,并使它扩大到破坏这一生产机构的建造者和使用者生活的整个国际斗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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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同既定现实相符合,它们就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一种对维护事实虚假秩序的任务作出响应和贡献的虚假意识。

#摘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致奥斯卡·波拉克

我将为你准备一堆东西,那是我至今写下的一切,关于我自己或他人的。那将是很全的,只有那些玩儿的东西不收在内(你看,不幸之魔很早就骑在我的脖子上了)。再就是,我已不再有的;再就是,即使就承上启下的意义而言我也认为毫无价值的;再就是那些计划,因为它们对一些人来说是所拥有的土地,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是无根基的流沙;再就是,连对你都不能出示的,因为,倘若一个人赤裸裸地站着,无论如何乞求,仍免不了为另一个人的手所触摸,他会不寒而栗的。此外,近半年来我几乎什么都没写。除开这些我不知还剩下多少,我将把它们奉献给你,只要你来信说一声“好的”,或者答应我对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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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特殊的事情,尽管我在表达这些事时非常笨拙(非常没有经验),但你也许已经明白,是应该怀着喜悦在此期待呢,还是应该简单干脆地点燃火刑的柴垛。我甚至不想知道你对我的看法,因为这也必然是强人所难。我所希望的是某种更容易又更困难的事,我希望你读一读这些字纸,无足轻重也罢,令人厌恶也罢,因为那里边确也有无足轻重的和令人反感的东西。因为(这便是我这个愿望的由来)我最喜爱的和本身最坚挺的东西在太阳底下也是冷冰冰的,而我知道,若有一双陌生人的眼睛望着它们,会使一切变得温暖起来,生动起来。我说的只是温暖起来和生动起来,因为这些词更接近上帝,因为有此一说:“自成一体的感觉是辉煌的,但反馈的感觉力量更大。”

〔1903? 〕9.6

#摘 #卡夫卡全集 #卡夫卡
▎话语领域的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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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句法通过把对立面融合进一个既牢固又熟悉的结构来宣扬对立面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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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指称的是那种、也只是那种通过删除超越性涵义的方式而制度化的东西。它的意义是被固定、被窜改和被搀杂进其他成分的东西。一旦它成为官方术语,并在普通用法中不断重复,又得到知识分子们的“认可”,它就会丧失一切认知价值,仅仅服务于对一种不可置疑的事实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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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体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具体性。“与其功能相等同的事物”比与其功能相区别的事物更实在;对事物与其功能相等同的语言表达(以功能性的名词和各种省略句式为手段),创造出一种妨碍差异、分离和区别产生的基本词汇和句法。这种语言往往把各种形象强加于人,并与各种概念的发展和表达相冲突。以其直接性和坦率性为手段,它阻挠人们用概念进行思考;因而它阻挠思考。因为概念并不把事物与其功能相等同。事物与其功能相等同很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操作概念和技术概念的惟一意义,不过操作和技术定义是概念用于专门目的的专门用法。进而言之,它们实际上消解了概念,并排除了概念中与消解方向相对立的内容。比操作用法更重要的是,概念否定事物与其功能相等同;它把事物的存在状况与事物在已确立的现实中偶然发挥的功能区别开来。

#摘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第三章 不幸意识的征服:压抑性的俗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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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再想像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想像同一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型或畸形,他们是对已确立制度的肯定而不是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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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吸收能力通过同化其对抗性内容而消去艺术的向度。文化领域里的新型极权主义正是在调和性的多元主义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多元主义使最不相容的作品和真理也能在差别中和平共处。

在这种文化调和出现以前,文学艺术本质上是异化,因为它维系和保护着矛盾,即四分五裂的世界中的不幸意识,被击败的可能性,落空了的期望,被背弃的允诺。由于它揭示了人和自然在现实中受压抑和排斥的向度,因而曾是合理的认知力量。其真理存在于它所引起的幻觉中,存在于它不懈地创造一个使人想起和怀疑(由认识而定)生活的恐怖的世界。这就是各种杰作创造的奇迹;它是悲剧,是彻头彻尾的、不可解决的悲剧。因为,去过有爱有恨的生活,去过现实存在的生活,就意味着挫折失败、逆来顺受和死亡。社会的罪恶、人为人造成的地狱由此便变成不可征服的宇宙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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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和可能之间的紧张被变成一种不可解决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中,多亏有作为形式的作品和作为“幸福希望”的美,二者之间才得到调和。在作品形式中,具体环境被置于既定现实显示自己实际面目的另一种向度之下。因而它述说了有关它自身的真理;其语言不再是欺骗、无知和屈从的语言。虚构的作品叫出了事实的名称,事实的王国因此便土崩瓦解;因为虚构之物推翻了日常经验并揭示了其残缺不全和虚假之处。但艺术只有作为否定力量才能拥有这种魔力。只有当形象是拒绝和驳斥已确立秩序的活生生的力量时,它才能讲述自己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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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无论仪式化与否,都包容着否定的合理性。在其先进的位置上,艺术是大拒绝,即对现存事物的抗议。它那些使人和物出场、吟唱、述说和讲演的方式,是拒绝、破坏和重新创造其实际存在的方式。但这些否定的方式对与之相联系的敌对社会却大加赞颂。由于与社会再生产其自身及其不幸的劳动领域相分离,上述否定方式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及其全部真理依然还是一种特权和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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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各种民主化和大众化的趋势,艺术仍以上述形式从19世纪延续到20世纪。赞颂异化的“高层文化”拥有它自己的仪式和风格。沙龙、音乐厅、歌剧院设计出来是为了创造和唤起现实的另一种向度。它们的出现要求节日似的准备;它们中断并超越了日常经验。

现在,公开保存于艺术异化中的艺术和日常秩序间的重大裂隙,被发达技术社会逐渐弥合了。随着裂隙的弥合,大拒绝转而被拒绝;“其他向度”被占优势的事态所同化。异化作品被纳入了这个社会,并作为对占优势的事态进行粉饰和心理分析的部分知识而流传。这样,它们就变成了商业性的东西被出售,并给人安慰,或使人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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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艺术远离社会、冒犯社会、指控社会的特征已被消除。虽然,其文本及情调至今犹存,但那种使人能够呼吸来自其他星球的空气的间距已被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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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种艺术的传播过程中,人们却成了改造他们思想的文化机器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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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诗歌语言是借助一种能够表现未露面者的手段来创造和发展的,它是一种认知语言,是一种推翻已得到确认的事物的认知语言。在诗歌的认知作用中,诗歌执行着伟大的思想任务:

努力使不存在的东西存在于我们之中。

为“未露面事物”命名,就是破坏事物的现存名称;进而言之,就是一种不同的事物秩序对既定事物秩序的渗入,亦即是“一个世界的开端”。

...

为在文学语言中恢复“大拒绝”而作出的努力,遭到了反被这些努力所要拒斥的东西吞并的命运。

...

弗洛伊德曾经在个体心理中揭示了人类的犯罪,在个体病史中揭示了社会整体的病史。今天,个体和社会整体的这种联系已被成功地压制。那些使自己与社会整体相一致并处于其领导者和保卫者地位的人,可能犯下错误,但不会干出坏事,他们是无罪的。当他们与整体不再一致,当他们不再抱有什么希望的时候,他们才会是有罪的。

#摘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不安介质
▎单向度的社会 第一章 控制的新形式 ... 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 ... 这种技术秩序还包含着政治上和知识上的协调,这是一种可悲而又有前途的发展。 ... 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这样一个社会可以正当地要求接受它的原则和制度,并把政治上的反对降低为在维持现状的范围内商讨和促进替代性政策的选择。在这方面,由某种极权主义制度还是由…
▎福利国家和战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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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个人都满足于通过由管理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设施而获得的幸福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要为不同商品和服务设施的不同生产而坚持不同的制度呢?如果每个个人预先受到制约,以致令人满意的商品也包括思想、感情和愿望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要希望独立地思考、体验和想像呢?诚然,所提供的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可能是低劣而又不经济的废品,但“理性”和知识并不是反对满足需要的有效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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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不断增长着的生产率还是生活的高标准,都不依赖于来自外部的威胁,但把它们用于遏制社会变革并使奴役状态永恒化却要以外部威胁为条件。敌人是一切需要和不需要的东西的通名。而且敌人并不等同于具体的共产主义或具体的资本主义——在这二者中他是解放的真正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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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遍:这个整体的精神错乱症解决了各种特殊的精神错乱症并把反对人性的犯罪转变为一桩合理的事业。当被公众的和私人的权威巧妙地激发起来的人民为总体动员的生活而作准备时,他们是清醒的,这不仅因为有当前的敌人,也因为在工业和娱乐设施中有种种投资和就业的可能性。甚至如下这种最为荒谬的计算也是合理的:死五百万人总比死一千万、两千万人好。不过,要论证一种文明显示了其自身的目的是没有希望的,如果这一文明以上述计算方式来为其防卫作辩护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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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惟一两种“独立自主的”社会制度生命攸关的相互依赖表明,进步和政治之间、人和其主人之间的冲突已经变为全面冲突。当资本主义对付共产主义的挑战的时候,它发现了自己的能力:在使以利润为目标的、阻止生产力发展的私人利益居于次要地位之后,所有的生产力可以得到惊人的发展。当共产主义对付资本主义挑战的时候,它也发现了自己的能力:惊人的舒适、自由以及生活负担的减轻。这两种制度都具有那些被扭曲得面目全非的能力,而且在这两种制度下,理由归根结底是同样的:为反对一种生活方式而斗争,这种生活方式将瓦解统治的基础。

#摘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不安介质
▎小于一 ... 我猜,这个小小的、后来稍大的躯壳里,总有某个“我”,而在躯壳外的四周则正在发生“一切”。在躯壳里,那个被称作“我”的实体永远不变,也永远没有停止观察外边发生的事情。我不是试图暗示里面有珍珠。我想说的是,时间的流逝并不怎么影响那个实体。获得低分,操作一台铣床,在审讯时遭毒打,或在教室里大谈卡利马科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你长大成人,发现你正在应付被假设要由成年人处理的任务时,你不能不感到有点惊骇。一个孩子对父母控制他感到不满,与一个成年人面对责任时的恐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哀泣的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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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一生中,时间用各种语言来跟人说话:用天真、爱、信仰、经验、历史、疲劳、犬儒、愧疚、颓废等的语言。其中,爱的语言显然是通用语。它的词汇吸取所有其他语言,它的谈吐满足一个主体,不管该主体多么无生命力。还有,在这样谈吐之后,一个主体获得了一种传教士式的、几乎神圣的度量单位,既呼应了我们对我们的激情对象的感觉,也呼应了基督教《圣经》关于上帝是什么的说法。爱在本质上是无限对有限所持的一种态度。相反则构成了信仰或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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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历史时期,只有诗歌有能力处理现实,把它压缩成某种可把握的东西,某种在别的情况下难以被心灵保存的东西。

#摘 #小于一 #约瑟夫·布罗茨基
不安介质
ㅤ ▎巴兰和他的驴 纯粹客观事实的交流只需要独白,而对于独白而言,语言并非是必不可少的,而只是一种符码。但是主观的交流需要对话,对话则需要真正的语言。 自我揭示的能力意味着一种与之对等的自我隐瞒的能力。 ... 用单一特性的媒介来艺术性地表达出人格的全部深度、内在辩证逻辑、自我揭示和自我隐瞒,几乎是不可能的。独白的习惯企图绕过困境,但是它总会遭遇这一习惯的不利之处;真正的对话却被表现为独白。当哈姆雷特自言自语,我们听到一个单独的声音,它被认为是在对他自己说话,但事实上,我们听起来是对我们这些听众说…
▎缺失自身的我

有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一个人就会想到:“这个人是径直从莎士比亚或狄更斯的作品中走出来的。”但是,没人可以遇到一个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另一方面,人们可以拥有一种我们认为是卡夫卡式的经验,但人们永远不能称呼一种经验是莎士比亚式的或狄更斯式的。战争期间,我在五角大楼里度过了漫长而无聊的一天。我干完差事,飞速地跑过漫长的走廊,渴望回家,我来到一扇十字转门,旁边站着一名卫兵。“你去哪里?”卫兵问道。“我想要出去。”我回答。“你已经出来了。”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就是K。

...

我们越崇拜卡夫卡的作品,就越必须严肃思考他最后的指令,即,这些作品应被销毁。

...

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卡夫卡不愿出版著作的想法至少可以使读者谨慎阅读。卡夫卡也许是这样一位作家,他注定要被公众误读。可以从他们作品中获得极大益处的人,结果就是与这样的作家格格不入,而对那些沉溺于其作品的人而言,它们的影响则是危险的,甚至有害的。

我倾向于相信,当一个人身体和精神处在一种愉悦状态中,特别想要驱散小心谨慎的心灵探寻,就像驱散病态的烦乱,这个时候才应该读卡夫卡。当一个人精神低迷,就应该对卡夫卡敬而远之,除非伴随着卡夫卡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内省的是一种相同的对美好生活的激情,不然这种内省很容易退化为柔弱无力的对自身罪和孱弱的纳喀索斯式迷恋。

...

如布罗德博士所知的卡夫卡,以及他的任何一个主人公,都未曾显示出精神上的势利,也并未认为自己追寻的更高的生活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之中:他们在当前世界(this world)和世界本身(the world)之间做出的区分并非意味着存在两个世界,而只是意味着我们对现实的习惯构想尚不准确。

也许,当希望自己的作品被销毁,卡夫卡已经预见了太多崇拜者的本性。

#摘 #染匠之手 #奥登
▎小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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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这个小小的、后来稍大的躯壳里,总有某个“我”,而在躯壳外的四周则正在发生“一切”。在躯壳里,那个被称作“我”的实体永远不变,也永远没有停止观察外边发生的事情。我不是试图暗示里面有珍珠。我想说的是,时间的流逝并不怎么影响那个实体。获得低分,操作一台铣床,在审讯时遭毒打,或在教室里大谈卡利马科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你长大成人,发现你正在应付被假设要由成年人处理的任务时,你不能不感到有点惊骇。一个孩子对父母控制他感到不满,与一个成年人面对责任时的恐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你不是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你也许是小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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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我想,是一个替代物,替代我们在愉快的进化过程中永远失去的那条尾巴。它指引我们的运动,包括迁徙。除此之外,在回想过程中尚有某种东西明显是返祖性的,原因之一是该过程从来不是线性的。还有,你记得愈多,也许你就愈接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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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如此,则你的记忆结结巴巴并不是坏事。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它盘绕,退缩,朝着四面摆开去,如同尾巴那样;你的叙述也应是如此,哪怕冒着无关宏旨或沉闷的危险。毕竟,沉闷乃是存在的最普遍特征,而你会搞不懂,为什么它在如此努力追求现实主义的19世纪散文中,竟会有如此可怜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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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什么人发明多么精巧的结构来捕捉自己的尾巴,他最终只会得到满网的鱼但没有水。这使他的船慢下来并开始打转。而这足以引起晕眩或使他诉诸挽歌的音调。或把鱼扔回水里。

#摘 #小于一 #约瑟夫·布罗茨基

▎集句

我只需要听到一个人诚恳地谈及理想、未来、哲学,听他以充满信心的语气说起“我们”,听他提到“他者”,并以担当他们的代言人为己任——就足以把他看成是我的敌人。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未得逞的暴君、一个半吊子的刽子手,跟那些暴君、那些高雅的刽子手一样可憎。#E·M·齐奥朗

不要大着胆子描述任何你精神内在状态没有以某种方式反映出来的东西。#索尔·贝娄

(最终,一个所谓正确的姿态所能给予你的,只不过是忠于外在形式带来的心满意足。#索尔·贝娄

此生的快乐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我们向更高生活境界上升前的恐惧;此生的痛苦不是生命本身的,而是那种恐惧引起的我们的自我折磨。#卡夫卡

迈向高处的挣扎足够填充一个人的心灵。人们应当想象西西弗斯是快乐的。#阿尔贝·加缪
一个不温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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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诗歌常常发出种种抱怨,比如说诗过于难懂、晦涩、深奥等等,这些抱怨所指的并非诗歌的状态,坦白地说,它实际表明了某个社会在进化阶梯上所处的位置。

诗歌的话语是具有延续性的,它也始终在回避套话和重复。没有套话和重复,这正是艺术的推进器,是艺术有别于生活的主要特征,而生活的主要修辞方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恰恰就是套话和重复,因为生活永远是从零开始的。因此毫不奇怪,当今社会在偶遇了不断延续的诗歌话语时会晕头转向,就像坐上了一列失控的列车。我曾在一个地方说过,诗歌不是一种娱乐方式,就某种意义而言甚至不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我们的人类物种和遗传学目的,是我们语言和进化的灯塔。我们在童年时似乎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那时阅读、背诵诗歌,为的是掌握语言。成年之后,我们却放弃了这种练习,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语言。然而,我们掌握的不过是一种习语,它或许足以用来欺骗敌人,出售产品,与人打赌,获得晋升,却肯定不足以用来治愈痛苦和唤起欢乐。一个人在学会将他的语句变作一辆满载语义的大车之前,在学会从爱人的相貌中分辨出并爱上那种“朝圣者的灵魂”之前,在熟知“一度荣光的任何记忆/都无法补偿之后的漠视,/或使结局少些苦涩”这样的诗句之前,在这些东西注入他的血液之前,他就仍属于无语言家族。这样的人是大多数,这或许能让人聊以自慰。

#摘 #悲伤与理智 #约瑟夫·布罗茨基
▎第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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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过头的话,为了卖出作品,同时还要避免俗套,我们的诗人被迫不懈地走向无人涉猎的区域,无论是在精神、心理方面,还是在词汇方面。如果他抵达那里,他会发现那里的确无人,也许只有词的始初含义或那种始初的、清晰的声音。这么做是有后果的。他做得越久,即道出一直未被道出的东西,他的行为就会变得越怪异。他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天启和顿悟会使他变得更加傲慢,或者更可能使他越发地谦卑,去面对他在这些顿悟和天启的背后觉察到的那股力量。他还可能染上这样一种念头,即语言作为一种最古老、最具生命力的东西,正在向他——它的喉舌——传授着它的智慧以及关于未来的知识。无论他的天性是合群的还是谦逊的,这种东西都能将他包装起来,使他远离那拼命地企图借助划过他腹股沟的公分母将他拉回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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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着实际的功效,但使得爱情诗大量存在的原因仍在于它们是情感需要的产物。被某个具体的歌咏对象所触发的这一需要可能是与那对象成比例的,或者为语言的离心本质所激励,发展出一种自在的动态和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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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芝的四行诗听起来就像是在一种生命形式中认出了另一种生命形式的那一瞬间:诗人在情人的凡人面容中认出了自己声带的颤音,在不确定中认出了确定。换句话说,对于一个颤动的声音而言,每一件试验性的、不稳定的事情都是一个回声,它有时会上升为“第二自我”,如果将性考虑进去,就应是阴性的“第二自我”。

#摘 #悲伤与理智 #约瑟夫·布罗茨基
▎旅行之后,或曰献给脊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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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一天过得多么糟糕,或多么乏味,你只要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便不再是一只猴子,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只鸟,甚至不再是一尾鱼。大自然中的水平状态更像是一种地质属性,与沉积层有关:它是献给脊椎的,是留给未来的。就整体而言,各种各样的旅行笔记和回忆录也具有此类特征,其中的意识会仰面躺倒,放弃抵抗,准备休息,而不愿去与现实算清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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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自言自语道:“很有可能,整个欧洲文化,包括它的大教堂、哥特式、巴洛克、洛可可以及建筑物上的螺旋纹、涡状纹和叶状纹等等装饰,都不过是一只猴子对它永久失去的那片森林之眷念。”文化,就我们所知,正是在地中海沿岸兴起的,在那里,植被开始发生变化,然后可以说是十分突兀地在海边刹住了脚步,就像是随时准备纵身一跃,回到它真正的家园一样——这个现象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吗?换句话说,建筑出现之地恰为自然退让之处,一切艺术或许亦皆如此?文学就是热带雨林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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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继承了一切,其中也包括第一和第二世界的自卑情结。

#摘 #悲伤与理智 #约瑟夫·布罗茨基
不安介质
▎表情独特的脸庞 诺贝尔奖演说 注:布罗茨基于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篇演讲稿用俄语写成,题为“Лица необщим выражением. Нобелевская лекция”,英文版题为“Uncommon Visage. The Nobel Lecture”。 ... 如果艺术能教给一个人什么东西(首先是教给一位艺术家),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性。作为一种最古老,也最简单的个人投机方式,艺术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独特性、个性、独处性等感觉,使他由一个社会动物变为一个个体。许多…
▎表情独特的脸庞

对于一位作家来说,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来自国家方面的可能的(时常是实在的)迫害,不如说是他有可能被国家的面容所催眠——不论是丑陋畸形的还是渐趋好转的,这样的面容却终究都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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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约是不堪拯救了,但单个的人总是能被拯救的。美学鉴赏力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发展得相当迅速,这是因为:一个人,即便他不能完全弄清他是什么以及他究竟该做什么,他也能下意识地知道他不喜欢什么以及什么东西不合他的意。就人类学的意义而言,我再重复一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说句唐突一点的话,它就是我们整个物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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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的出现是为了让我们不仅知道我们的来源,而且也清楚 “智人”能做什么,书籍是一种以书页翻动的速度越过经验空间的手段。这一移动和任何一次移动一样,也会转变成一种逃遁,逃离公分母,逃离将这一分母上原先高不过腰的线条提升至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想象的这样一种企图。这一逃遁也就是向独特的面部表情、向分子、向个性、向独特性的逃遁。

#摘 #悲伤与理智 #约瑟夫·布罗茨基
▎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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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必须谈论;这不仅由于文学和贫困一样历来都是照顾自己的同类,而且主要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古老的、也许至今尚无根据的信念,即如果这个世界的主人们能更好地阅读,那么,迫使千百万人走上流亡之路的苛政和苦难就会减少。既然我们对于一个更好世界的希望很少有立足之地,既然其他每件事情看来都同样会失败,那么,我们就需要坚信,文学是社会所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形式;它是一种针对弱肉强食原则的解毒剂;它提供一种最好的论据,可以用来质疑恐吓民众的各种说辞,这仅仅是因为,人的丰富多样就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的存在意义。我们必须谈论,因为我们必须坚持:文学是人的辨别力之最伟大的导师,它无疑比任何教义都更伟大,如果妨碍文学的自然存在,阻碍人们从文学中获得教益的能力,那么,社会便会削弱其潜力,减缓其进化步伐,最终也许会使其结构面临危险。如果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和我们自己对话,那么就更好了:这并非为了我们自己,而或许是为了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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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一个比喻能帮些忙:一位流亡作家,就像是被装进密封舱扔向外层空间的一条狗或一个人(自然是更像一条狗,因为他们从不将你回收)。而这密封舱便是你的语言。要让这个比喻更完整些,还必须补充一句:不久,这密封舱里的乘客就会发现,左右着他的引力不是来自地球,而是来自外层空间。

对于一个从事我们这行职业的人来说,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即他被推离了母语,他又在向他的母语退却。开始,母语可以说是他的剑,然后却变成了他的盾牌、他的密封舱。他在流亡中与语言的那种隐私的、亲密的关系就变成了命运,甚至在此之前,它已变成一种迷恋或一种责任。活的语言就定义而言具有离心倾向,也具有推力,它要尝试去覆盖尽可能大的范围,以及尽可能大的虚无。所以才有了人口爆炸,所以才有了你们向外层空间的自主航行,航行到那望远镜或祈祷词的领域。

换句话说,我们全都在为一部字典而工作。因为文学就是一部字典,就是一本解释各种人类命运、各种体验之含义的手册。这是一部字典,其中的语言就是生活对人的所言。它的功能就是去拯救下一个人,拯救新来者,使他不再落入旧的陷阱,或者,如若他还是落入了旧陷阱,就前去帮助他,使他意识到,他不过是撞上了同义反复。这样的话,他就会较少耿耿于怀,就某种意义而言也就有更多自由。因为,去弄清生活词汇的含义,去弄清你所遭遇的一切之含义,这就是解放。在我看来,还需要对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作出一个更完满的解释,它的痛苦众所周知,但还应该了解到它那能麻痹痛苦的无穷性,它的健忘、超脱和淡泊,它那使人类和非人类都感到恐惧的远景,对此我们没有任何尺度可以用来衡量,除了我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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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让那下一个人感到轻松一些,如果我们无法使他感到更安全的话。而使他感到轻松一些、使他较少惊恐的唯一途径,就是让他看到生活的完整规模,当然,我指的是我们自身所能覆盖的规模。我们可以就我们的责任和忠诚(对我们各自的同时代人、祖国、异乡、文化、传统等等的责任和忠诚)无休止地展开争论,但是,这种责任,或者说这一机会,这一使下一个人(无论他奉行什么样的理论,无论他有什么样的需求)更加自由的机会,却不应该成为一个拖延对象。如果这些话听起来过于傲慢、过于人本主义了,我请求大家的原谅。这些特质与其说是人本主义的,不如说是具有决定论意味的,虽说我们不会去为这些微妙区别而费神。我想说的一切就在于,一旦有了机会,在事物巨大的因果链上,我们应当不再只做那链条上叮当作响的果,而要试着去做因。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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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去利用这个机会,如果我们决定继续为果,继续演出老式的流亡,那么,这就不能被解释为一种怀旧。当然,这必须同谈论压迫的必要性有关,当然,对于任何一个想玩弄理想社会概念的人来说,我们的状态就可以作为一个警告。这就是我们对于自由世界的价值:这就是我们的功效。但是也许,我们更大的价值和更大的功效就是无意中体现出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观念,即被释放的人并非是一个自由的人,解放仅仅是获得自由的手段,而不是自由的同义词。这表明了人类可能遭遇到怎样的伤害。我们可以为发挥过这样的作用而自豪。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想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个自由的人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接受,或者至少能够摹仿自由人的失败方式。一个自由的人在他失败的时候,是不指责任何人的。

#摘 #悲伤与理智 #约瑟夫·布罗茨基
▎表情独特的脸庞

诺贝尔奖演说

注:布罗茨基于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篇演讲稿用俄语写成,题为“Лица необщим выражением. Нобелевская лекция”,英文版题为“Uncommon Visage. The Nobe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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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艺术能教给一个人什么东西(首先是教给一位艺术家),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性。作为一种最古老,也最简单的个人投机方式,艺术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独特性、个性、独处性等感觉,使他由一个社会动物变为一个个体。许多东西都可以分享,如面包、床铺、信念和恋人,但是一首诗,比方说勒内·马里亚·里尔克的一首诗,却不能被分享。艺术作品,其中也包括文学作品,尤其是一首诗,是单独地面向一个人的,与他发生直接的、没有中间人的联系。正由于这一点,那些公共利益的捍卫者、民众的统治者和历史必然性的代言人们大都不太喜欢一般的艺术,其中也包括文学,尤其是诗歌。因为,在艺术走过的地方,在诗被阅读过的地方,他们便会发现冷漠和异议取代了期待中的赞同与众口一词,在发现怠慢和厌恶取代了果敢行动。换句话说,在那些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和民众的统治者们试图利用的许多个零之上,艺术却添加上了“两个句号、一个逗号和一个减号”,使每一个零都变成了一张小小的人脸,尽管这脸蛋并不总是招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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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巴拉丁斯基在谈到自己的缪斯时,说她具有“表情独特的脸庞”。获得这种独特的表情,这或许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因为对这一独特性我们似乎已经做好了基因上的准备。一个人成为作家或是做了读者,这无关紧要,他的任务首先就在于,他要过完他自己的一生,而不是外力强加或指定的、看上去甚至最高尚不过的一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将以什么结束。在对别人的外貌、别人的经验的重复中,在同义反复中耗尽这唯一的良机——这将是令人遗憾的,更令人难受的是,那些历史必然性的代言人们——人们遵循他们的教导已准备赞同这种同义反复——却不会和人们一起躺进棺材,也不会说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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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功绩之一就在于,它能帮助一个人确定其存在的时间,帮助他在民众中识别出自我,无论是作为先驱还是作为常人的自我,使他避免同义反复,也就是说,避免那冠有“历史之牺牲”这一可敬名称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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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选择总是高度个性化的,美学的感受也总是独特的感受。每一个新的美学现实都会使作为其感受者的那个人的面容越发地独特,这一独特性有时能定型为文学(或其他类型的)趣味,这时它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抵抗奴役的一种防护手段,即便不能成为一种保障。因为一个带有趣味,其中包括文学趣味的人,会较少受到各种政治煽动形式所固有的陈词滥调和押韵咒语的感染。问题不仅在于美德并不是能创作出杰作的一种保证,更在于恶,尤其是政治之恶,永远是一个坏的修辞家。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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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首诗并非独白,而是作者与读者的交谈,是交谈,我重申一遍,是最真诚的、剔除任何杂念的交谈,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它是两个厌世者的交谈。在进行这样的交谈时,作者与读者是平等的,反过来也一样,这与他是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并不相干。这一平等是意识的平等,它能以记忆的形式伴随一个人的终生,朦胧或清晰,早或晚,恰当或不恰当,它都决定着个体的行为。在谈到演奏者的角色时我指的正是这一点,更自然地说就是,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首诗就是作者和读者双边孤独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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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可能有一部保护我们不受我们自己侵犯的法律,所以任何一部刑法法典都没有关于反文学罪的惩罚条例。在这些罪过中,最深重的不是对作者的迫害,不是书刊检查组织等等,不是焚书。还存在一种更为深重的罪过,这就是鄙视书,不读书。由于这一罪过,一个人将终生受到惩罚;如果这一罪过是由整个民族犯下,这一民族就要因此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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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说——不是凭借经验在说,唉,只是从理论上讲——我认为,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我谈的正是对狄更斯、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巴尔扎克、麦尔维尔等等的阅读,也就是对文学的阅读,而不是识字,不是教育。识字的人也好,受过教育的人也好,完全可能一边宣读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文章,一边杀害自己的同类,甚至还能因此体验到一种信仰的喜悦。一些独裁者也识字,甚至还写诗,可死于他们之手的牺牲者名单,其长度要远远超出他们的阅读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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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站在这里这一事实,就是在肯定这一代人对文化作出的贡献;想到曼德施塔姆,我要补充一句,就是这一代人对世界文化作出的贡献。回首一望,我可以说,我们起步于一片荒地,更准确地说是一片荒凉得可怕的空地,我们有意识地,但更多则是直觉地致力于文化延续性效用的重建,致力于文化的形式和修辞的重建,努力用我们自身崭新的,或在我们看来是崭新的当代内容来充盈那少数几个虽然幸存了下来,但多半已被彻底毁坏的文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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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我重复一遍,是语言存在的手段。或者如伟大的奥登所言,诗人就是语言赖以生存的人。写下这些诗句的我不在了,阅读这些诗句的你们不在了,但写出那些诗句的语言和你们用以阅读那些诗句的语言却将留存下来,这不仅由于语言比人更为长久,而且还因为它更能够产生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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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写诗的人写诗,并不是因为他指望死后的荣光,虽然他也时常希冀一首诗能比他活得更长,哪怕是稍长一些。写诗的人写诗,是因为语言对他作出暗示或者干脆口授接下来的诗句。一首诗开了头,诗人通常并不知道这首诗会怎样结束,有时,写出的东西很叫人吃惊,因为写出来的东西往往超出他的预期,他的思想往往比他希求的走得更远。只有在语言的未来参与进诗人的现实的时刻,才有这样的情形。我们知道,存在着三种认知方式,即分析的方式、直觉的方式和《圣经》中先知们所采用的“天启”的方式。诗歌与其他文学形式的区别就在于,它能同时利用这所有三种方式(首先倾向于第二和第三种方式),因为这三种方式在语言中均已存在;有时,借助一个词,一个韵脚,写诗的人就能出现在在他之前谁也没到过的地方,也许,他会走得比他本人所希求的更远。写诗的人写诗,首先是因为,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再会拒绝重复这种体验,他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就像落进对麻醉剂或烈酒的依赖一样。一个处于对语言的这种依赖状态的人,我认为,就可以称之为诗人。

一九八七年

#摘 #悲伤与理智 #约瑟夫·布罗茨基
▎单向度的社会

第一章 控制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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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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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技术秩序还包含着政治上和知识上的协调,这是一种可悲而又有前途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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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这样一个社会可以正当地要求接受它的原则和制度,并把政治上的反对降低为在维持现状的范围内商讨和促进替代性政策的选择。在这方面,由某种极权主义制度还是由某种非极权主义制度来满足需要,似乎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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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个人不再作为一个自由的经济主体被迫在市场上出售他自身,那么,这种自由的消失将是文明的最大成就之一。机械化和标准化的工艺程序可能使个人的精力释放到一个未知的、超越需要的自由领域。人类生存的结构本身就会改变;个人将从劳动世界强加给他的那些异己的需要和异己的可能性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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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器把其防务和扩张的经济、政治需要强加在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上,强加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当代工业社会,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方式,势必成为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后者是通过既得利益者对各种需要的操纵发生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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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在物质上的(仅仅是物质上的?)威力超过个人的以及任何特定群体的体力这一无情的事实,使得机器成为任何以机器生产程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但是,政治趋势是可以逆转的;机器的能力实质上是人的能力的积累和表现。工作世界在什么程度上被理解为一架机器并依此而被加以机械化,它就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人的新的自由的潜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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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解放的最有效、最持久的斗争形式,是灌输那些使生存斗争的过时形式永恒化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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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需求,除生物性的需求外,其强度、满足程度乃至特征,总是受先决条件制约的。对某种事情是做还是不做,是赞赏还是破坏,是拥有还是拒斥,其可能性是否会成为一种需要,都取决于这样做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可取和必要。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需要是历史性的需要。社会要求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作抑制性的发展,个人的需要本身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利就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凌驾其上的批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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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或许会使个人感到十分高兴,但如果这样的幸福会妨碍(他自己和旁人)认识整个社会的病态并把握医治弊病的时机这一才能的发展的话,它就不是必须维护和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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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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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个人怎样与这些需要相一致并感觉到自己从中得到满足,这些需要始终还是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的那样——要求压制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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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奴役状态的觉悟,而这种觉悟的出现却往往被占主导地位的需要和满足所阻碍,这些需要和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个人自己的需要和满足。发展的过程往往是用另一种制度取代预定的制度;而最可取的目标则是用真实的需要代替虚假的需要,抛弃抑制性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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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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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自发地重复所强加的需要并不说明他的意志自由,而只能证明控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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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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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经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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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人认为自己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存在相一致并从中得到自己的发展和满足时,异化的观念好像就成问题了。这种一致化的过程并非虚构而确是现实。然而这种现实又构成了异化的更高阶段。后者已经完全变成客观的事实;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这里存在的只是一种向度,而且它无处不在、形式多样。进步的成就蔑视思想意识的控诉和判决,在它们的法庭面前,它们的合理性的“虚假意识”变成了真实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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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最发达的地区始终如一地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使技术合理性完善化的趋势,一是在已确立的制度内加紧遏制这一趋势的种种努力。发达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其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其合理性中。这就是它的各种成就的标志。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工业社会之所以组织起来,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当这些成功的努力打开了人类实现的新向度时,它就变得不合理了。为了和平的组织不同于为了战争的组织;为生存斗争服务的制度不能为生存和平服务。作为目的的生活本质上不同于作为手段的生活。

#摘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导言 批判的停顿:没有反对派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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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毁灭人类的核灾难的威胁,不也能够保护使核灾难的危险永恒化的那些势力吗?防止这一灾难的种种努力掩盖了对它在当代工业社会中的潜在原因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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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和平地生产毁灭的工具、不得不极度地浪费、不得不接受防卫训练,这种防卫使防卫者和他们所防卫的东西成为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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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工业社会在使这种危险永恒化的同时,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庞大、更加美好。社会的防卫结构使为数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得更加舒适,并扩大了人对自然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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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社会作为总体却是非理性的。它的生产率对于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破坏性的,它的和平要由经常的战争威胁来维持,它的发展取决于对各种平息(个人的、国家的、国际间的)生存竞争的实际可能性的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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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需要质变呢?回答还是一样:整个社会,因为它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增长着的生产力和增长着的破坏性的统一;毁灭的外交冒险政策;思想、希望、畏惧对现政权所作决定的屈从;前所未有的富裕中保留着的痛苦,这一切都构成了最为公正的控诉——即使它们不是这种社会存在的根据而只是它的副产品:它那在广阔范围内促进了效率和进步的合理性,其自身就是不合理的。


#摘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露易丝

在隔壁的拖车屋里,
女人正数落一个叫露易丝的孩子。
没告诉过你吗,笨蛋,把这门关上?
老天,这是冬天!
你是不是想付电费单?
把脚擦干净,拜托!
露易丝,我该拿你怎么办?
噢,我该拿你怎么办,露易丝?
那女人从早念到晚。
今天女人和孩子出来
晾衣服。
跟这位先生问好,女人
对露易丝说。露易丝!
这是露易丝,女人说,
用手扯扯露易丝。舌头被猫叼走了,女人说。
但露易丝嘴里有衣夹,
臂弯里有湿衣服。
她把晾衣绳扯下来,
用下巴钩住,
把衬衣甩在
绳子上,就不管了——
衬衣张开来,飘在
她的头顶上。她忽地头一低,
往后一跳——从这像是人形的衬衣后
跳出去。

...

▎永远

游荡在屋外的烟幕中,
我顺着一只蜗牛的痕迹
穿过花园来到花园石墙。
终于一个人了,我蹲下,

看看有什么事可干,突然
我将自己贴在潮湿的石头上。开始慢慢地察看四周,
聆听着,调动

我的全身就像蜗牛
调动它的身体,放松,然而警觉。
真神奇!今夜是我生命中的
里程碑。过了今夜,

我怎么还能回到
那另一段生命?我凝望着
星星,用我的触角
向它们挥舞。我坚持了

几小时,仅仅是休息。
后来,悲伤开始一滴滴
落在我心里。
我想起父亲已经去世,

我很快就要
从这个小镇离开。永远。
再见,儿子,父亲说。
快天亮时,我爬下来,
踱回屋里。
他们仍在等待,
恐惧闪过他们的脸,
当他们第一次看见我陌生的眼睛。

#摘 #诗选 #火 #雷蒙德·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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