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但愿那另一种觉醒，死亡，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 ▎报
频道内容乃 @zao_q 行路所摘。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各家之“言”，行其我是。颠扑不破，跌宕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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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迪埃·埃里蓬 #回归故里
#赫塔·米勒 #狐狸那时已是猎人 #罗马尼亚三部曲
#本哈明·拉巴图特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
#米洛·德·安杰利斯 #相遇与埋伏
#伊夫·博纳富瓦 #弯曲的船板 #仍在一起 #杜弗的动与静
#英格博格·巴赫曼 #所有的桥都孤独
#菲利普·雅各泰 #夜晚的消息
#LouiseElisabethGlück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
#博尔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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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哈明·拉巴图特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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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整体的不合理性表现得多么明显，也无论变革的必然性由此表现得多么充分，认识必然性对于掌握诸种可能的替代选择来说，从来是不够的。与既定生活制度无所不在的效力相对照，其历史的替代选择总显得是一种乌托邦似的东西。而且，对必然性的认识，对邪恶状态的意识，甚至在科学成就和生产力水平消除了各种替代选择的乌托邦特征的阶段上也是不够的，在这个阶段，已确立的现实而不是它的对立面成了乌托邦的东西。
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批判理论放弃了这一领域并把它交给了一种经验的社会学呢？这种经验的社会学除了方法论的指导外避开任何理论的指导，它为一种谬误即不恰当的具体性所支配，因而虽在起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却又宣称排除价值判断。或者，辩证概念把它自己的处境理解为它所分析的社会的处境，从而再次证明了它的真理性吗？如果人们正是在批判理论最大的弱点——没有能力在已确立的社会范围之内表明解放的趋势——上来对它进行考虑，就能找到答案。
社会批判理论在其起源时期，曾经面对过在已确立的社会中出现的实际力量（客观的和主观的），那已确立的社会通过废除已成为进步障碍的现存体制而向着（或被引导到向着）更合理、更自由的体制迈进。这些体制是批判理论得以建立的经验根据；批判理论从这些经验根据引出了具有内在可能性的解放的观念——在其他情况下就会被阻碍和歪曲的物质和精神的生产率的发展、才能及需要的发展。没有这样的力量作证，社会批判虽也是有根据且合理的，但却没有能力将其合理性转化为历史实践。结论是什么？“具有内在可能性的解放”不再是历史的替代选择的充分表达。
发达工业社会诸种被束缚的可能性是：生产力在更大规模上的发展，扩大对自然的征服，进一步满足日益增多的人们的需要，并创造新的需要和才能。但是，这些可能性通过消除其解放潜能的种种手段和制度，正在逐渐得到实现，而且这一进程不仅影响其手段也影响其结果。生产效率和进步的工具，在其被组织成为一个极权主义的系统之后，就不仅决定着其实际的效用，而且决定着其可能的效用。
在其最发达阶段，统治的作用即管理，在大众消费过度发达的地区，被管理的生活就成为全体人的好生活，为了保卫这种生活，对立面联合了起来。这就是纯粹的统治形式。反之，它的否定则表现为纯粹的否定形式。全部内容似乎归结为一个结束统治的抽象要求——惟一真正革命的迫切要求，和使工业文明的成就有效的结局。面对已确立的制度的有效拒斥，这种否定表现在“绝对拒绝”这一软弱无力的政治形式中——这种拒绝愈是荒唐，已确立的制度就愈是发展其生产力、减轻生活的负担。用莫里斯·布朗肖的话说：
我们所拒绝的东西不是没有价值或没有重要性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拒绝是必要的。有一种我们不再接受的理性，有一种使我们感到恐怖的智慧的现象，有一种我们将不再加以注意的对一致和调和的呼吁。裂缝已经出现。我们已被迫具有一种不再宽容同谋的直率性。
但是，如果拒绝的抽象特征是全部物化的结果，那么拒绝的实际根据就必定仍然存在，因为物化是一个错觉。同样，以技术合理性为媒介的各对立面的一体化，在其全部现实性上，也必定是一种幻想中的一体化，它既没有消除日益增长的生产率和对其压抑性使用之间的矛盾，也没有消除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需要。
解决这一矛盾的斗争已失去了传统的形式。单向度社会的极权主义倾向使抗议的传统方式方法失去了作用——甚至变得危险，因为它们维持着对公众的主权的幻想。这一幻想包含着某种真相：“人民”，即先前的社会变革酵素，已经“上升”成为社会团结的酵素。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特征的新的分层，正是在这一方面，而不是在财富的再分配和各阶级的平等化方面。
然而，在保守的公众基础下面的是生活在底层的流浪汉和局外人，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生存在民主进程之外；他们的生活就是对结束无法容忍的生活条件和体制的最直接、最现实的要求。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反对也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反对是从外部打击现存制度因而没有被该制度引向歧路；它是一种破坏游戏规则并在这样做时揭露该游戏是受操纵的游戏的根本力量。当他们为了争取最基本的公民权聚集起来走上街头的时候，没有武器、没有保护，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着警犬、石头和炸弹、监狱、集中营甚至死亡。他们的力量是每一次为法律和秩序的受害者举行政治示威的后盾。他们开始拒绝玩游戏这一点，可能标志着一个时期终结的开端。
没有什么东西表明，这将是一个好的结局。已确立的社会的经济和技术能力大得足以考虑调解和迁就失败者，而其武装力量也训练和装备得足以照顾各种紧急情况。然而，幽灵在发达社会的边缘地带内外再次出现。一种方便的历史对比，野蛮人威胁文明帝国，预先就判明了结局；野蛮的第二个时期可以正好是继起的文明帝国本身。然而，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却是在这一时期历史的两个极端再次相遇：人类最先进的意识和它的最深受剥削的力量。这不过是一种机会而已。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架设桥梁的概念；它不作许诺，不指示成功，它仍然是否定的。它要仍然忠诚于那些不抱希望，已经并还在献身于大拒绝的人们。
在法西斯时代之初，瓦尔特·本杰明曾写道：
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摘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批判理论放弃了这一领域并把它交给了一种经验的社会学呢？这种经验的社会学除了方法论的指导外避开任何理论的指导，它为一种谬误即不恰当的具体性所支配，因而虽在起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却又宣称排除价值判断。或者，辩证概念把它自己的处境理解为它所分析的社会的处境，从而再次证明了它的真理性吗？如果人们正是在批判理论最大的弱点——没有能力在已确立的社会范围之内表明解放的趋势——上来对它进行考虑，就能找到答案。
社会批判理论在其起源时期，曾经面对过在已确立的社会中出现的实际力量（客观的和主观的），那已确立的社会通过废除已成为进步障碍的现存体制而向着（或被引导到向着）更合理、更自由的体制迈进。这些体制是批判理论得以建立的经验根据；批判理论从这些经验根据引出了具有内在可能性的解放的观念——在其他情况下就会被阻碍和歪曲的物质和精神的生产率的发展、才能及需要的发展。没有这样的力量作证，社会批判虽也是有根据且合理的，但却没有能力将其合理性转化为历史实践。结论是什么？“具有内在可能性的解放”不再是历史的替代选择的充分表达。
发达工业社会诸种被束缚的可能性是：生产力在更大规模上的发展，扩大对自然的征服，进一步满足日益增多的人们的需要，并创造新的需要和才能。但是，这些可能性通过消除其解放潜能的种种手段和制度，正在逐渐得到实现，而且这一进程不仅影响其手段也影响其结果。生产效率和进步的工具，在其被组织成为一个极权主义的系统之后，就不仅决定着其实际的效用，而且决定着其可能的效用。
在其最发达阶段，统治的作用即管理，在大众消费过度发达的地区，被管理的生活就成为全体人的好生活，为了保卫这种生活，对立面联合了起来。这就是纯粹的统治形式。反之，它的否定则表现为纯粹的否定形式。全部内容似乎归结为一个结束统治的抽象要求——惟一真正革命的迫切要求，和使工业文明的成就有效的结局。面对已确立的制度的有效拒斥，这种否定表现在“绝对拒绝”这一软弱无力的政治形式中——这种拒绝愈是荒唐，已确立的制度就愈是发展其生产力、减轻生活的负担。用莫里斯·布朗肖的话说：
我们所拒绝的东西不是没有价值或没有重要性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拒绝是必要的。有一种我们不再接受的理性，有一种使我们感到恐怖的智慧的现象，有一种我们将不再加以注意的对一致和调和的呼吁。裂缝已经出现。我们已被迫具有一种不再宽容同谋的直率性。
但是，如果拒绝的抽象特征是全部物化的结果，那么拒绝的实际根据就必定仍然存在，因为物化是一个错觉。同样，以技术合理性为媒介的各对立面的一体化，在其全部现实性上，也必定是一种幻想中的一体化，它既没有消除日益增长的生产率和对其压抑性使用之间的矛盾，也没有消除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需要。
解决这一矛盾的斗争已失去了传统的形式。单向度社会的极权主义倾向使抗议的传统方式方法失去了作用——甚至变得危险，因为它们维持着对公众的主权的幻想。这一幻想包含着某种真相：“人民”，即先前的社会变革酵素，已经“上升”成为社会团结的酵素。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特征的新的分层，正是在这一方面，而不是在财富的再分配和各阶级的平等化方面。
然而，在保守的公众基础下面的是生活在底层的流浪汉和局外人，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生存在民主进程之外；他们的生活就是对结束无法容忍的生活条件和体制的最直接、最现实的要求。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反对也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反对是从外部打击现存制度因而没有被该制度引向歧路；它是一种破坏游戏规则并在这样做时揭露该游戏是受操纵的游戏的根本力量。当他们为了争取最基本的公民权聚集起来走上街头的时候，没有武器、没有保护，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着警犬、石头和炸弹、监狱、集中营甚至死亡。他们的力量是每一次为法律和秩序的受害者举行政治示威的后盾。他们开始拒绝玩游戏这一点，可能标志着一个时期终结的开端。
没有什么东西表明，这将是一个好的结局。已确立的社会的经济和技术能力大得足以考虑调解和迁就失败者，而其武装力量也训练和装备得足以照顾各种紧急情况。然而，幽灵在发达社会的边缘地带内外再次出现。一种方便的历史对比，野蛮人威胁文明帝国，预先就判明了结局；野蛮的第二个时期可以正好是继起的文明帝国本身。然而，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却是在这一时期历史的两个极端再次相遇：人类最先进的意识和它的最深受剥削的力量。这不过是一种机会而已。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架设桥梁的概念；它不作许诺，不指示成功，它仍然是否定的。它要仍然忠诚于那些不抱希望，已经并还在献身于大拒绝的人们。
在法西斯时代之初，瓦尔特·本杰明曾写道：
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
#摘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第六章 从否定性思维到肯定性思维：技术合理性和统治的逻辑
...
在社会现实中，不管发生什么变化，人对人的统治都是联结前技术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历史连续性。但是，通过把人身依附（如奴隶对主人、农奴对庄园主、贵族对领地分封者，等等）逐步换为对“事物客观秩序”（如经济规律、市场等等）的依赖，谋划并着手对自然进行技术改造的社会却改变了统治的基础。可以肯定，“事物的客观秩序”本身是统治的结果；但同样真实的是，统治也正在产生更高的合理性，即一边维护等级结构，一边又更有效地剥削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并在更大范围内分配剥削所得。这一合理性的限度及其有害力量，表现在被生产机构改进了的对人的奴役中，这种生产机构使人的生存斗争永恒化，并使它扩大到破坏这一生产机构的建造者和使用者生活的整个国际斗争之中。
...
思想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同既定现实相符合，它们就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一种对维护事实虚假秩序的任务作出响应和贡献的虚假意识。
#摘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
在社会现实中，不管发生什么变化，人对人的统治都是联结前技术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历史连续性。但是，通过把人身依附（如奴隶对主人、农奴对庄园主、贵族对领地分封者，等等）逐步换为对“事物客观秩序”（如经济规律、市场等等）的依赖，谋划并着手对自然进行技术改造的社会却改变了统治的基础。可以肯定，“事物的客观秩序”本身是统治的结果；但同样真实的是，统治也正在产生更高的合理性，即一边维护等级结构，一边又更有效地剥削自然资源和智力资源，并在更大范围内分配剥削所得。这一合理性的限度及其有害力量，表现在被生产机构改进了的对人的奴役中，这种生产机构使人的生存斗争永恒化，并使它扩大到破坏这一生产机构的建造者和使用者生活的整个国际斗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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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同既定现实相符合，它们就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一种对维护事实虚假秩序的任务作出响应和贡献的虚假意识。
#摘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话语领域的封闭
...
省略句法通过把对立面融合进一个既牢固又熟悉的结构来宣扬对立面的调和。
...
缩略语指称的是那种、也只是那种通过删除超越性涵义的方式而制度化的东西。它的意义是被固定、被窜改和被搀杂进其他成分的东西。一旦它成为官方术语，并在普通用法中不断重复，又得到知识分子们的“认可”，它就会丧失一切认知价值，仅仅服务于对一种不可置疑的事实的认可。
...
这种文体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具体性。“与其功能相等同的事物”比与其功能相区别的事物更实在；对事物与其功能相等同的语言表达（以功能性的名词和各种省略句式为手段），创造出一种妨碍差异、分离和区别产生的基本词汇和句法。这种语言往往把各种形象强加于人，并与各种概念的发展和表达相冲突。以其直接性和坦率性为手段，它阻挠人们用概念进行思考；因而它阻挠思考。因为概念并不把事物与其功能相等同。事物与其功能相等同很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操作概念和技术概念的惟一意义，不过操作和技术定义是概念用于专门目的的专门用法。进而言之，它们实际上消解了概念，并排除了概念中与消解方向相对立的内容。比操作用法更重要的是，概念否定事物与其功能相等同；它把事物的存在状况与事物在已确立的现实中偶然发挥的功能区别开来。
#摘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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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句法通过把对立面融合进一个既牢固又熟悉的结构来宣扬对立面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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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指称的是那种、也只是那种通过删除超越性涵义的方式而制度化的东西。它的意义是被固定、被窜改和被搀杂进其他成分的东西。一旦它成为官方术语，并在普通用法中不断重复，又得到知识分子们的“认可”，它就会丧失一切认知价值，仅仅服务于对一种不可置疑的事实的认可。
...
这种文体有一种压倒一切的具体性。“与其功能相等同的事物”比与其功能相区别的事物更实在；对事物与其功能相等同的语言表达（以功能性的名词和各种省略句式为手段），创造出一种妨碍差异、分离和区别产生的基本词汇和句法。这种语言往往把各种形象强加于人，并与各种概念的发展和表达相冲突。以其直接性和坦率性为手段，它阻挠人们用概念进行思考；因而它阻挠思考。因为概念并不把事物与其功能相等同。事物与其功能相等同很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操作概念和技术概念的惟一意义，不过操作和技术定义是概念用于专门目的的专门用法。进而言之，它们实际上消解了概念，并排除了概念中与消解方向相对立的内容。比操作用法更重要的是，概念否定事物与其功能相等同；它把事物的存在状况与事物在已确立的现实中偶然发挥的功能区别开来。
#摘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第三章 不幸意识的征服：压抑性的俗化趋势
...
他们不再想像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想像同一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型或畸形，他们是对已确立制度的肯定而不是否定。
...
社会的吸收能力通过同化其对抗性内容而消去艺术的向度。文化领域里的新型极权主义正是在调和性的多元主义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多元主义使最不相容的作品和真理也能在差别中和平共处。
在这种文化调和出现以前，文学艺术本质上是异化，因为它维系和保护着矛盾，即四分五裂的世界中的不幸意识，被击败的可能性，落空了的期望，被背弃的允诺。由于它揭示了人和自然在现实中受压抑和排斥的向度，因而曾是合理的认知力量。其真理存在于它所引起的幻觉中，存在于它不懈地创造一个使人想起和怀疑（由认识而定）生活的恐怖的世界。这就是各种杰作创造的奇迹；它是悲剧，是彻头彻尾的、不可解决的悲剧。因为，去过有爱有恨的生活，去过现实存在的生活，就意味着挫折失败、逆来顺受和死亡。社会的罪恶、人为人造成的地狱由此便变成不可征服的宇宙力量。
...
实际和可能之间的紧张被变成一种不可解决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中，多亏有作为形式的作品和作为“幸福希望”的美，二者之间才得到调和。在作品形式中，具体环境被置于既定现实显示自己实际面目的另一种向度之下。因而它述说了有关它自身的真理；其语言不再是欺骗、无知和屈从的语言。虚构的作品叫出了事实的名称，事实的王国因此便土崩瓦解；因为虚构之物推翻了日常经验并揭示了其残缺不全和虚假之处。但艺术只有作为否定力量才能拥有这种魔力。只有当形象是拒绝和驳斥已确立秩序的活生生的力量时，它才能讲述自己的语言。
...
艺术无论仪式化与否，都包容着否定的合理性。在其先进的位置上，艺术是大拒绝，即对现存事物的抗议。它那些使人和物出场、吟唱、述说和讲演的方式，是拒绝、破坏和重新创造其实际存在的方式。但这些否定的方式对与之相联系的敌对社会却大加赞颂。由于与社会再生产其自身及其不幸的劳动领域相分离，上述否定方式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及其全部真理依然还是一种特权和幻影。
...
尽管有各种民主化和大众化的趋势，艺术仍以上述形式从19世纪延续到20世纪。赞颂异化的“高层文化”拥有它自己的仪式和风格。沙龙、音乐厅、歌剧院设计出来是为了创造和唤起现实的另一种向度。它们的出现要求节日似的准备；它们中断并超越了日常经验。
现在，公开保存于艺术异化中的艺术和日常秩序间的重大裂隙，被发达技术社会逐渐弥合了。随着裂隙的弥合，大拒绝转而被拒绝；“其他向度”被占优势的事态所同化。异化作品被纳入了这个社会，并作为对占优势的事态进行粉饰和心理分析的部分知识而流传。这样，它们就变成了商业性的东西被出售，并给人安慰，或使人兴奋。
...
现在，艺术远离社会、冒犯社会、指控社会的特征已被消除。虽然，其文本及情调至今犹存，但那种使人能够呼吸来自其他星球的空气的间距已被克服。
...
但在这种艺术的传播过程中，人们却成了改造他们思想的文化机器的零件。
...
由于诗歌语言是借助一种能够表现未露面者的手段来创造和发展的，它是一种认知语言，是一种推翻已得到确认的事物的认知语言。在诗歌的认知作用中，诗歌执行着伟大的思想任务：
努力使不存在的东西存在于我们之中。
为“未露面事物”命名，就是破坏事物的现存名称；进而言之，就是一种不同的事物秩序对既定事物秩序的渗入，亦即是“一个世界的开端”。
...
为在文学语言中恢复“大拒绝”而作出的努力，遭到了反被这些努力所要拒斥的东西吞并的命运。
...
弗洛伊德曾经在个体心理中揭示了人类的犯罪，在个体病史中揭示了社会整体的病史。今天，个体和社会整体的这种联系已被成功地压制。那些使自己与社会整体相一致并处于其领导者和保卫者地位的人，可能犯下错误，但不会干出坏事，他们是无罪的。当他们与整体不再一致，当他们不再抱有什么希望的时候，他们才会是有罪的。
#摘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
他们不再想像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想像同一生活方式的不同类型或畸形，他们是对已确立制度的肯定而不是否定。
...
社会的吸收能力通过同化其对抗性内容而消去艺术的向度。文化领域里的新型极权主义正是在调和性的多元主义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多元主义使最不相容的作品和真理也能在差别中和平共处。
在这种文化调和出现以前，文学艺术本质上是异化，因为它维系和保护着矛盾，即四分五裂的世界中的不幸意识，被击败的可能性，落空了的期望，被背弃的允诺。由于它揭示了人和自然在现实中受压抑和排斥的向度，因而曾是合理的认知力量。其真理存在于它所引起的幻觉中，存在于它不懈地创造一个使人想起和怀疑（由认识而定）生活的恐怖的世界。这就是各种杰作创造的奇迹；它是悲剧，是彻头彻尾的、不可解决的悲剧。因为，去过有爱有恨的生活，去过现实存在的生活，就意味着挫折失败、逆来顺受和死亡。社会的罪恶、人为人造成的地狱由此便变成不可征服的宇宙力量。
...
实际和可能之间的紧张被变成一种不可解决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中，多亏有作为形式的作品和作为“幸福希望”的美，二者之间才得到调和。在作品形式中，具体环境被置于既定现实显示自己实际面目的另一种向度之下。因而它述说了有关它自身的真理；其语言不再是欺骗、无知和屈从的语言。虚构的作品叫出了事实的名称，事实的王国因此便土崩瓦解；因为虚构之物推翻了日常经验并揭示了其残缺不全和虚假之处。但艺术只有作为否定力量才能拥有这种魔力。只有当形象是拒绝和驳斥已确立秩序的活生生的力量时，它才能讲述自己的语言。
...
艺术无论仪式化与否，都包容着否定的合理性。在其先进的位置上，艺术是大拒绝，即对现存事物的抗议。它那些使人和物出场、吟唱、述说和讲演的方式，是拒绝、破坏和重新创造其实际存在的方式。但这些否定的方式对与之相联系的敌对社会却大加赞颂。由于与社会再生产其自身及其不幸的劳动领域相分离，上述否定方式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及其全部真理依然还是一种特权和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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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各种民主化和大众化的趋势，艺术仍以上述形式从19世纪延续到20世纪。赞颂异化的“高层文化”拥有它自己的仪式和风格。沙龙、音乐厅、歌剧院设计出来是为了创造和唤起现实的另一种向度。它们的出现要求节日似的准备；它们中断并超越了日常经验。
现在，公开保存于艺术异化中的艺术和日常秩序间的重大裂隙，被发达技术社会逐渐弥合了。随着裂隙的弥合，大拒绝转而被拒绝；“其他向度”被占优势的事态所同化。异化作品被纳入了这个社会，并作为对占优势的事态进行粉饰和心理分析的部分知识而流传。这样，它们就变成了商业性的东西被出售，并给人安慰，或使人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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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艺术远离社会、冒犯社会、指控社会的特征已被消除。虽然，其文本及情调至今犹存，但那种使人能够呼吸来自其他星球的空气的间距已被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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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种艺术的传播过程中，人们却成了改造他们思想的文化机器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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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诗歌语言是借助一种能够表现未露面者的手段来创造和发展的，它是一种认知语言，是一种推翻已得到确认的事物的认知语言。在诗歌的认知作用中，诗歌执行着伟大的思想任务：
努力使不存在的东西存在于我们之中。
为“未露面事物”命名，就是破坏事物的现存名称；进而言之，就是一种不同的事物秩序对既定事物秩序的渗入，亦即是“一个世界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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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文学语言中恢复“大拒绝”而作出的努力，遭到了反被这些努力所要拒斥的东西吞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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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曾经在个体心理中揭示了人类的犯罪，在个体病史中揭示了社会整体的病史。今天，个体和社会整体的这种联系已被成功地压制。那些使自己与社会整体相一致并处于其领导者和保卫者地位的人，可能犯下错误，但不会干出坏事，他们是无罪的。当他们与整体不再一致，当他们不再抱有什么希望的时候，他们才会是有罪的。
#摘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福利国家和战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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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个人都满足于通过由管理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设施而获得的幸福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要为不同商品和服务设施的不同生产而坚持不同的制度呢？如果每个个人预先受到制约，以致令人满意的商品也包括思想、感情和愿望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要希望独立地思考、体验和想像呢？诚然，所提供的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可能是低劣而又不经济的废品，但“理性”和知识并不是反对满足需要的有效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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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不断增长着的生产率还是生活的高标准，都不依赖于来自外部的威胁，但把它们用于遏制社会变革并使奴役状态永恒化却要以外部威胁为条件。敌人是一切需要和不需要的东西的通名。而且敌人并不等同于具体的共产主义或具体的资本主义——在这二者中他是解放的真正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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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遍：这个整体的精神错乱症解决了各种特殊的精神错乱症并把反对人性的犯罪转变为一桩合理的事业。当被公众的和私人的权威巧妙地激发起来的人民为总体动员的生活而作准备时，他们是清醒的，这不仅因为有当前的敌人，也因为在工业和娱乐设施中有种种投资和就业的可能性。甚至如下这种最为荒谬的计算也是合理的：死五百万人总比死一千万、两千万人好。不过，要论证一种文明显示了其自身的目的是没有希望的，如果这一文明以上述计算方式来为其防卫作辩护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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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惟一两种“独立自主的”社会制度生命攸关的相互依赖表明，进步和政治之间、人和其主人之间的冲突已经变为全面冲突。当资本主义对付共产主义的挑战的时候，它发现了自己的能力：在使以利润为目标的、阻止生产力发展的私人利益居于次要地位之后，所有的生产力可以得到惊人的发展。当共产主义对付资本主义挑战的时候，它也发现了自己的能力：惊人的舒适、自由以及生活负担的减轻。这两种制度都具有那些被扭曲得面目全非的能力，而且在这两种制度下，理由归根结底是同样的：为反对一种生活方式而斗争，这种生活方式将瓦解统治的基础。
#摘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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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个人都满足于通过由管理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设施而获得的幸福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要为不同商品和服务设施的不同生产而坚持不同的制度呢？如果每个个人预先受到制约，以致令人满意的商品也包括思想、感情和愿望的话，他们为什么还要希望独立地思考、体验和想像呢？诚然，所提供的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可能是低劣而又不经济的废品，但“理性”和知识并不是反对满足需要的有效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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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不断增长着的生产率还是生活的高标准，都不依赖于来自外部的威胁，但把它们用于遏制社会变革并使奴役状态永恒化却要以外部威胁为条件。敌人是一切需要和不需要的东西的通名。而且敌人并不等同于具体的共产主义或具体的资本主义——在这二者中他是解放的真正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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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遍：这个整体的精神错乱症解决了各种特殊的精神错乱症并把反对人性的犯罪转变为一桩合理的事业。当被公众的和私人的权威巧妙地激发起来的人民为总体动员的生活而作准备时，他们是清醒的，这不仅因为有当前的敌人，也因为在工业和娱乐设施中有种种投资和就业的可能性。甚至如下这种最为荒谬的计算也是合理的：死五百万人总比死一千万、两千万人好。不过，要论证一种文明显示了其自身的目的是没有希望的，如果这一文明以上述计算方式来为其防卫作辩护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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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惟一两种“独立自主的”社会制度生命攸关的相互依赖表明，进步和政治之间、人和其主人之间的冲突已经变为全面冲突。当资本主义对付共产主义的挑战的时候，它发现了自己的能力：在使以利润为目标的、阻止生产力发展的私人利益居于次要地位之后，所有的生产力可以得到惊人的发展。当共产主义对付资本主义挑战的时候，它也发现了自己的能力：惊人的舒适、自由以及生活负担的减轻。这两种制度都具有那些被扭曲得面目全非的能力，而且在这两种制度下，理由归根结底是同样的：为反对一种生活方式而斗争，这种生活方式将瓦解统治的基础。
#摘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社会
第一章 控制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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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
...
这种技术秩序还包含着政治上和知识上的协调，这是一种可悲而又有前途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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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这样一个社会可以正当地要求接受它的原则和制度，并把政治上的反对降低为在维持现状的范围内商讨和促进替代性政策的选择。在这方面，由某种极权主义制度还是由某种非极权主义制度来满足需要，似乎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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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个人不再作为一个自由的经济主体被迫在市场上出售他自身，那么，这种自由的消失将是文明的最大成就之一。机械化和标准化的工艺程序可能使个人的精力释放到一个未知的、超越需要的自由领域。人类生存的结构本身就会改变；个人将从劳动世界强加给他的那些异己的需要和异己的可能性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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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器把其防务和扩张的经济、政治需要强加在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上，强加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当代工业社会，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方式，势必成为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后者是通过既得利益者对各种需要的操纵发生作用的。
...
机器在物质上的（仅仅是物质上的？）威力超过个人的以及任何特定群体的体力这一无情的事实，使得机器成为任何以机器生产程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但是，政治趋势是可以逆转的；机器的能力实质上是人的能力的积累和表现。工作世界在什么程度上被理解为一架机器并依此而被加以机械化，它就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人的新的自由的潜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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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解放的最有效、最持久的斗争形式，是灌输那些使生存斗争的过时形式永恒化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
人类的需求，除生物性的需求外，其强度、满足程度乃至特征，总是受先决条件制约的。对某种事情是做还是不做，是赞赏还是破坏，是拥有还是拒斥，其可能性是否会成为一种需要，都取决于这样做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可取和必要。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需要是历史性的需要。社会要求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作抑制性的发展，个人的需要本身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利就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凌驾其上的批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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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或许会使个人感到十分高兴，但如果这样的幸福会妨碍（他自己和旁人）认识整个社会的病态并把握医治弊病的时机这一才能的发展的话，它就不是必须维护和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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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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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个人怎样与这些需要相一致并感觉到自己从中得到满足，这些需要始终还是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的那样——要求压制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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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奴役状态的觉悟，而这种觉悟的出现却往往被占主导地位的需要和满足所阻碍，这些需要和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个人自己的需要和满足。发展的过程往往是用另一种制度取代预定的制度；而最可取的目标则是用真实的需要代替虚假的需要，抛弃抑制性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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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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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自发地重复所强加的需要并不说明他的意志自由，而只能证明控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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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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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经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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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人认为自己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存在相一致并从中得到自己的发展和满足时，异化的观念好像就成问题了。这种一致化的过程并非虚构而确是现实。然而这种现实又构成了异化的更高阶段。后者已经完全变成客观的事实；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这里存在的只是一种向度，而且它无处不在、形式多样。进步的成就蔑视思想意识的控诉和判决，在它们的法庭面前，它们的合理性的“虚假意识”变成了真实的意识。
...
工业社会最发达的地区始终如一地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使技术合理性完善化的趋势，一是在已确立的制度内加紧遏制这一趋势的种种努力。发达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其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其合理性中。这就是它的各种成就的标志。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工业社会之所以组织起来，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当这些成功的努力打开了人类实现的新向度时，它就变得不合理了。为了和平的组织不同于为了战争的组织；为生存斗争服务的制度不能为生存和平服务。作为目的的生活本质上不同于作为手段的生活。
#摘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第一章 控制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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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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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技术秩序还包含着政治上和知识上的协调，这是一种可悲而又有前途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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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这样一个社会可以正当地要求接受它的原则和制度，并把政治上的反对降低为在维持现状的范围内商讨和促进替代性政策的选择。在这方面，由某种极权主义制度还是由某种非极权主义制度来满足需要，似乎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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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个人不再作为一个自由的经济主体被迫在市场上出售他自身，那么，这种自由的消失将是文明的最大成就之一。机械化和标准化的工艺程序可能使个人的精力释放到一个未知的、超越需要的自由领域。人类生存的结构本身就会改变；个人将从劳动世界强加给他的那些异己的需要和异己的可能性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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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机器把其防务和扩张的经济、政治需要强加在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上，强加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当代工业社会，由于其组织技术基础的方式，势必成为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也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后者是通过既得利益者对各种需要的操纵发生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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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在物质上的（仅仅是物质上的？）威力超过个人的以及任何特定群体的体力这一无情的事实，使得机器成为任何以机器生产程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但是，政治趋势是可以逆转的；机器的能力实质上是人的能力的积累和表现。工作世界在什么程度上被理解为一架机器并依此而被加以机械化，它就在什么程度上成为人的新的自由的潜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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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解放的最有效、最持久的斗争形式，是灌输那些使生存斗争的过时形式永恒化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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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需求，除生物性的需求外，其强度、满足程度乃至特征，总是受先决条件制约的。对某种事情是做还是不做，是赞赏还是破坏，是拥有还是拒斥，其可能性是否会成为一种需要，都取决于这样做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可取和必要。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需要是历史性的需要。社会要求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作抑制性的发展，个人的需要本身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利就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于凌驾其上的批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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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或许会使个人感到十分高兴，但如果这样的幸福会妨碍（他自己和旁人）认识整个社会的病态并把握医治弊病的时机这一才能的发展的话，它就不是必须维护和保障的。
...
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
...
无论个人怎样与这些需要相一致并感觉到自己从中得到满足，这些需要始终还是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的那样——要求压制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
...
一切解放都有赖于对奴役状态的觉悟，而这种觉悟的出现却往往被占主导地位的需要和满足所阻碍，这些需要和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个人自己的需要和满足。发展的过程往往是用另一种制度取代预定的制度；而最可取的目标则是用真实的需要代替虚假的需要，抛弃抑制性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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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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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自发地重复所强加的需要并不说明他的意志自由，而只能证明控制的有效性。
...
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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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经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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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人认为自己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存在相一致并从中得到自己的发展和满足时，异化的观念好像就成问题了。这种一致化的过程并非虚构而确是现实。然而这种现实又构成了异化的更高阶段。后者已经完全变成客观的事实；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这里存在的只是一种向度，而且它无处不在、形式多样。进步的成就蔑视思想意识的控诉和判决，在它们的法庭面前，它们的合理性的“虚假意识”变成了真实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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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最发达的地区始终如一地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使技术合理性完善化的趋势，一是在已确立的制度内加紧遏制这一趋势的种种努力。发达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其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其合理性中。这就是它的各种成就的标志。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的工业社会之所以组织起来，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当这些成功的努力打开了人类实现的新向度时，它就变得不合理了。为了和平的组织不同于为了战争的组织；为生存斗争服务的制度不能为生存和平服务。作为目的的生活本质上不同于作为手段的生活。
#摘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导言 批判的停顿：没有反对派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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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毁灭人类的核灾难的威胁，不也能够保护使核灾难的危险永恒化的那些势力吗？防止这一灾难的种种努力掩盖了对它在当代工业社会中的潜在原因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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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和平地生产毁灭的工具、不得不极度地浪费、不得不接受防卫训练，这种防卫使防卫者和他们所防卫的东西成为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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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工业社会在使这种危险永恒化的同时，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庞大、更加美好。社会的防卫结构使为数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得更加舒适，并扩大了人对自然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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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社会作为总体却是非理性的。它的生产率对于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破坏性的，它的和平要由经常的战争威胁来维持，它的发展取决于对各种平息（个人的、国家的、国际间的）生存竞争的实际可能性的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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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需要质变呢？回答还是一样：整个社会，因为它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增长着的生产力和增长着的破坏性的统一；毁灭的外交冒险政策；思想、希望、畏惧对现政权所作决定的屈从；前所未有的富裕中保留着的痛苦，这一切都构成了最为公正的控诉——即使它们不是这种社会存在的根据而只是它的副产品：它那在广阔范围内促进了效率和进步的合理性，其自身就是不合理的。
#摘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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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毁灭人类的核灾难的威胁，不也能够保护使核灾难的危险永恒化的那些势力吗？防止这一灾难的种种努力掩盖了对它在当代工业社会中的潜在原因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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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得不和平地生产毁灭的工具、不得不极度地浪费、不得不接受防卫训练，这种防卫使防卫者和他们所防卫的东西成为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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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工业社会在使这种危险永恒化的同时，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庞大、更加美好。社会的防卫结构使为数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得更加舒适，并扩大了人对自然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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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社会作为总体却是非理性的。它的生产率对于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破坏性的，它的和平要由经常的战争威胁来维持，它的发展取决于对各种平息（个人的、国家的、国际间的）生存竞争的实际可能性的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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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需要质变呢？回答还是一样：整个社会，因为它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增长着的生产力和增长着的破坏性的统一；毁灭的外交冒险政策；思想、希望、畏惧对现政权所作决定的屈从；前所未有的富裕中保留着的痛苦，这一切都构成了最为公正的控诉——即使它们不是这种社会存在的根据而只是它的副产品：它那在广阔范围内促进了效率和进步的合理性，其自身就是不合理的。
#摘 #单向度的人 #赫伯特·马尔库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