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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希望

省思某些作家的预言在多大程度上成真，是很有趣的。在某种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表面上只是在写他的同代人。他曾经说，“一切都取决于二十世纪”，他试图猜测二十世纪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如同他那位被列宁荐举为大师的对手车尔尼雪夫斯基。现在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配得上先知这个称号，哪怕仅仅作为《群魔》的作者。然而，读他时，我们似乎发现任何预言总会有的局限性。这类预言很可能永远像一排被扭歪的铅字，使得某些行的次序改变了，句序打碎了；或换一个说法，它们就像一系列镜子，使你很难分清现实与幻觉。即是说，所有数据都在那儿，被正确地预知，只是它们的关系和比例被扰乱了。因此可以说，未来永远是透过一面镜子被昏暗地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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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从由瑞士一个小州全部人口选举出来的地方议会获取的模式，一旦应用到有数百万居民的国家，再加上影响公共舆论的方法一旦开始复杂起来，就变得愈来愈抽象。如果说十九世纪似乎到处都在迈向民主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则给民主带来一系列失败。民主已证明它没有什么能力把自己扩大至它的起源地区西欧半岛和北美以外的地方。更有甚者，拥有民主制度的国家的居民，大多数受到两重影响，也即既对民主的活力缺乏信心，又必须提防一个步步进逼的极权制度的侵略。

那个极权制度，其用来为自己唱赞歌的语言也同样是源自共同意志这个概念，并相应地修改了该概念。统治者们以体现某个共同意志的面目出现，但如果让这个共同意志自己去运作，它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真正欲望是什么。极权主义特点之一是把人们当成儿童来对待，不许他们玩火柴，也就是不许他们用自由选举来表达意见。然而，假选举还是保留着，而这使我们想起民主的对头在西欧的起源。当然，基本冲突已通过把重新分配财富作为首要社会目标而伪装起来。然而，真正的争吵涉及权威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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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故的朋友、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对此十分清楚。他有一种才能，用简单得令人觉得无礼的方式阐述问题：“我一般被归类为悲观主义者，甚至是‘灾变论者’。”他于一九六八年也即他逝世前一年在威尼斯说。“批评家已习惯于认为具有一定水平的当代文学必定是黑色的。我的作品不是黑色的。相反，它更多是在回应现时流行的那种冷嘲热讽的末日式音调。我就像《合唱交响曲》中的男中音：‘朋友们，这支歌唱够了。奏些更欢乐的旋律来听吧。’”他接着说：

异化？不，让我们尝试承认，这异化并不那么坏，承认它就在我们手指上，如同钢琴家们所说的——在我们受训练、有技巧的手指上，除了异化外，这些手指还每年给了工人很多自由而奇妙的假日，多得如同工作日。空虚？存在的荒诞？虚无？让我们别夸张。要发现最高价值，不一定要求助于神或理想。我们只要三天不吃任何东西，一片面包屑就会变成我们最高的神：是我们的需要，成为我们的价值的基础，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感觉和秩序的基础。原子弹？几百年前，我们三十岁前就死去——瘟疫、贫困、巫术、地狱、炼狱、酷刑……难道一次次的战胜冲昏了你的头脑？你忘记我们昨天是什么样子的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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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与诗歌

尚有另一个因素，使艺术显得难以捉摸。高贵的意图理应受到奖励，具有高贵意图的文学作品理应获得一种持久的存在，但大多数时候情况恰恰相反：需要某种超脱，某种冷静，才能精心制作一个形式。人们被抛入使他们痛苦呼叫的事件之中，很难找到把这种材料加以艺术转化所需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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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比亚沃谢夫斯基是在做剖腹手术，因为他达致一种简约，试图在某种他能够相信的东西周围画一个圆圈，即使是一个小圆圈。他似乎把现实分成两层：较高的一层包括所有形成文化的东西，即教堂、学校、大学、哲学教条、政府体系，第二层也即较低的一层，则是最实在的生活。人们去杂货店，使用一只碟、一支汤匙、一支餐叉，坐在椅上，开门关门，而不管“上面”发生什么事。他们用一种漠视正确语法和句法的语言沟通，他们用破碎的词语、中断的句子、哼哼哎哎、沉默和特殊声调来表达。比亚沃谢夫斯基想待在那个低层的日常世界及其语言里。他像一个罗马人，目睹罗马的灭亡，在最耐久的东西中寻找帮助，因为最耐久的东西即是最基本和最微不足道的，因而可以在国家和帝国的废墟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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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典主义争吵

也许，每位诗人身上都潜藏着一个巧匠，梦想着一种已经规定好的材料，有现成的比较和隐喻，这些比较和隐喻都被赋予接近原型的有效性，并且基于这个理由而得到普遍接受；剩下要做的，是致力于雕琢语言。如果古典主义只是一种过去的东西，则这一切都不值一哂。但事实上，古典主义不断以一种诱惑的方式回来，诱惑人们屈服于仅仅是优雅的写作。这是因为，我们毕竟可以作如下推论：所有想用文字把世界围住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并将继续是徒劳的；语言与现实之间有一种基本的不可兼容性，如同这样一些人的绝望追求所表明的——他们都想捕捉现实，甚至不惜通过“使所有感觉失去秩序”或者说通过使用毒品来达到目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倒不如遵守共识所采用并且适合于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游戏规则，该走车就走车，该走马就走马，而不是把车当成马来走。换句话说，让我们利用传统手法，意识到它们是传统手法，仅此而已。

谁会不感到这种诱惑呢？然而，我们会想起反对之声。现代艺术不管是诗歌还是绘画，都有一个逻辑，这就是不断运动的逻辑。我们已被抛出那条语言被传统手法规定好的轨道，并被罚去冒险和面对危险，但正因为如此，我们依然忠实于“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这个诗歌定义。不幸地，对我们观念以外还存在着客观现实这样的信念已逐渐弱化了，而这种弱化似乎正是现代诗如此普遍地郁抑的原因之一，它似乎感到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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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我们的时代，人类才开始设想同时发生的现象，并因此感到一种道德焦虑。我们发现某种令人不快的真相，它不断地侵扰我们，即使我们宁愿忘记它。人类一直被一个法则分成两个物种：那些知道而不说的人；那些说而不知道的人 。这个法则，可视为对主仆辩证法的影射，因为它使人想起数百年间农奴、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无知和悲惨，只有他们才知道生命赤裸裸的残酷，但必须默默承受。读写技能是少数人的专利，权力和财富使他们对生命的感觉变得舒适。

那些说而不知道的人 。但即使他们知道，他们也会遇到一个以语言的形式出现的障碍，它往往凝结在这种或那种古典主义中；它随时求助于种种传统表达手法，即使明明知道这些传统表达手法无法反映那永远难以预料的现实。这很明显地见诸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人们亲身经历了德国占领的种种恐怖，这些恐怖超过他们已知的邪恶概念。当时，那些知道的人和说的人，数目是颇高的，我们会惊叹于那种迫使人们用诗、歌以至狱中墙壁题词来记录亲身经验的深刻需要。由于灭绝计划的规模是如此不寻常，因此我们似乎会觉得，那些由被剥夺了希望的人在巨大感情压力下写出的作品，一定会打破所有传统手法才对。但情况并非如此。受害者们用来表达自己的遭遇的语言，有很多陈腔滥调，那是他们战前阅读的痕迹，因而基本上是一种文化现象。这个落差，被任教于巴黎大学的波兰抵抗活动老战士米哈乌·博尔维奇选择来作为专题论文的研究对象。他的著作《纳粹占领下被判处死刑者作品（1939—1945）》分析了从几个国家但主要是从波兰搜集来的大量文本。他对这些文本的重要性作出如下定义：

人在被推至其处境的极限之后，再次在书面文字中找到最后堡垒 ，用来抵抗毁灭的孤独。他的文字，不管是精致或笨拙，有韵律或凌乱，都仅仅是由那种想表达的意志所驱使，以此沟通和传达真相。它们是在最可能恶劣的环境下写的，是由贫乏的、按理说十分危险的手段传播的。这些文字，与有权有势的集团所捏造和维持的谎言相反，那些集团可以动用庞大的技术力量，并且受到无节制的暴力的保护。

#摘 #诗的见证 #切斯瓦夫·米沃什

▎生物学课

在二十世纪的保留剧目中，根本就没有柏拉图式的灵魂与肉体的双重性或永恒的名声——那将不符合我们对不断处于流动的风格和品味的敏感度——的立足之地，也没有任何“作品本身”的立足之地，后者也许是想拯救某个绝对标准的最后尝试。我们之后遗留下来的，将是一句碎语，一个正在消失的笑声。而我们无权去贬低这个清晰而残忍的意识，因为它距离某种英雄主义美德并不是太远。很难说尼采的另一个预言会不会实现，但他关于人将被迫迈向超人的伟大性的话却是值得回味的：

这是一个衡量力量的尺度，看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自己在不灭亡的情况下接受那个仅仅是明显 的特征，接受谎言的必要性。

在这个程度上，作为对一个真实世界的否认，作为对存在的否认，虚无主义也许是一种神圣的思考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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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都在他们的殖民地后园有效地掩藏某些恐怖，直到这些恐怖来找他们算账。超级大国瓜分某些国家的事情，恰恰发生在欧洲，仿佛这是一个分配财富或分配牛羊的问题，尽管被宰割的是民族、城市、家园。危险也在升级，因为原子弹使不大可能的事情成为很有可能：地球的毁灭。如同一个孩子发现火会烧伤手指，发现用力撞桌子锋利的边缘会痛，人类面对着赤裸裸的、按因果律建立联系的数据，再也没有任何神明保护他们，向他们保证会有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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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评估听上去很宿命，而这使我不安，因为我是充满希望的，而我毕竟还要用某种方式来证明这点。首先，我把诗歌定义为“对真实的热情追求”，而毫无疑问它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科学和哲学可以改变一个事实，也即诗人站在现实面前，这现实每日新鲜，奇迹般地复杂，源源不绝，而他试图尽可能用文字围住它。这种可以用五官验证的基本接触，比任何精神建构都重要。那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想达致摹拟，想忠实于细节，它有益于诗歌的健康，使诗歌有机会挺过那些对诗歌不利的时期而生存下来。命名事物这一事实，意味着预先假定相信这些事物存在，因而也相信有一个真实世界，不管尼采会说什么。当然，有些诗人只把文字与文字联系起来，而不是把文字与它们在事物中的原型联系起来，但他们在艺术上的失败表明，他们是在违反诗歌的某类法则。

其次，那股推动我们的历史力量，既是毁灭性的也是建设性的，因为它正在发明抵抗毁灭的手段。梦想一个清除了科学和技术的地球，是徒劳的。相反，只有科学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才可以防止自然环境的污染和拯救这个星球的居民，使他们免于饥饿。学校所宣扬的粗俗化科学世界观也是如此。这个类比是不完美的，因为想出一些方法来反对某个已经普遍化了的思维方式，要比想出一些措施来防止河流和湖泊受污染困难得多。然而，有些迹象使我们期待就在科学的源头，会发生某种基本改变，也即技术文明也许会开始把现实视为一个由无数镜子组成的迷宫，其神奇不亚于炼金术士和诗人所见的迷宫。那将是威廉·布莱克和他的“神圣的想象力的艺术”的胜利——但也是诗人身上那个被成年人训练太久的孩子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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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欧洲开始

不管是个人还是人类社会，都在不断地发现只有直接经验才能获得的新向度。这也适用于历史向度，我们对历史向度的理解是不经意的，甚至是违背我们本意的。（它不是通过书籍发生的，尽管历史经验确实改变我们的阅读）。我所说的经验，不只是指感到大写的历史以毁灭之火从天而降的形式、外国军队侵略的形式和城市变成废墟的形式带来的直接压力。历史真实性有时候会显现于建筑的一个细部中，风景的塑造中，甚至树林中——例如靠近我出生地的那些橡树，它们记得我那些异教的祖先。然而，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碰触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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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历史学家格奥尔基·费多托夫认为，俄罗斯所有不幸都源自它选择斯拉夫语而不是希腊语作为其教会语言，如果选择希腊语，则希腊语可能成为东方的通用语，如同拉丁语是西方的通用语。俄罗斯因此而长期被孤立，直到它突然地和迟来地发现各种西方观念，并赋予它们丑怪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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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波兰浪漫主义作家影响下成长的人，我显然要寻找他们那个开放的未来与我们这个充满大灾难的未来之间的强烈对比的原因。今天，我认为，可怕的灾难性事件的清单可能会改变，但某种心态却恒定不变。这种心态先于对绝望的具体理由的看法，绝望的理由是后来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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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我们是在与某种真实的东西打交道，而不是与幻觉，可我暂时不打算作解释，不想堆砌一些乍看除了黑暗色调之外没有任何共通点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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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百年来，那垂直方向——人把目光投向天堂——在欧洲已逐渐被一种水平的渴望取代：人类那永远是空间性的想象力已经用“前面”来取代“上面”，而那“前面”已被马克思主义认领去了。俄国革命在各地释放了伟大能量和伟大期待。然而，等待着的却是很多失望。事实证明，艺术家、作家和学者对新人和新世界的前景是最敏感的，因此他们的希望亦经受特别严峻的考验。西班牙内战展示了他们的两难困境：“如果你反对法西斯主义，那你就站在我们一边；因此你必须赞成苏联的极权制度。”这个困境现仍在重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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