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但愿那另一种觉醒，死亡，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 ▎报
频道内容乃 @zao_q 行路所摘。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各家之“言”，行其我是。颠扑不破，跌宕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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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eElisabethGlück #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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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不温和的建议
...
人们对诗歌常常发出种种抱怨，比如说诗过于难懂、晦涩、深奥等等，这些抱怨所指的并非诗歌的状态，坦白地说，它实际表明了某个社会在进化阶梯上所处的位置。
诗歌的话语是具有延续性的，它也始终在回避套话和重复。没有套话和重复，这正是艺术的推进器，是艺术有别于生活的主要特征，而生活的主要修辞方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恰恰就是套话和重复，因为生活永远是从零开始的。因此毫不奇怪，当今社会在偶遇了不断延续的诗歌话语时会晕头转向，就像坐上了一列失控的列车。我曾在一个地方说过，诗歌不是一种娱乐方式，就某种意义而言甚至不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我们的人类物种和遗传学目的，是我们语言和进化的灯塔。我们在童年时似乎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那时阅读、背诵诗歌，为的是掌握语言。成年之后，我们却放弃了这种练习，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语言。然而，我们掌握的不过是一种习语，它或许足以用来欺骗敌人，出售产品，与人打赌，获得晋升，却肯定不足以用来治愈痛苦和唤起欢乐。一个人在学会将他的语句变作一辆满载语义的大车之前，在学会从爱人的相貌中分辨出并爱上那种“朝圣者的灵魂”之前，在熟知“一度荣光的任何记忆/都无法补偿之后的漠视，/或使结局少些苦涩”这样的诗句之前，在这些东西注入他的血液之前，他就仍属于无语言家族。这样的人是大多数，这或许能让人聊以自慰。
#摘 #悲伤与理智 #约瑟夫·布罗茨基
...
人们对诗歌常常发出种种抱怨，比如说诗过于难懂、晦涩、深奥等等，这些抱怨所指的并非诗歌的状态，坦白地说，它实际表明了某个社会在进化阶梯上所处的位置。
诗歌的话语是具有延续性的，它也始终在回避套话和重复。没有套话和重复，这正是艺术的推进器，是艺术有别于生活的主要特征，而生活的主要修辞方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恰恰就是套话和重复，因为生活永远是从零开始的。因此毫不奇怪，当今社会在偶遇了不断延续的诗歌话语时会晕头转向，就像坐上了一列失控的列车。我曾在一个地方说过，诗歌不是一种娱乐方式，就某种意义而言甚至不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我们的人类物种和遗传学目的，是我们语言和进化的灯塔。我们在童年时似乎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那时阅读、背诵诗歌，为的是掌握语言。成年之后，我们却放弃了这种练习，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语言。然而，我们掌握的不过是一种习语，它或许足以用来欺骗敌人，出售产品，与人打赌，获得晋升，却肯定不足以用来治愈痛苦和唤起欢乐。一个人在学会将他的语句变作一辆满载语义的大车之前，在学会从爱人的相貌中分辨出并爱上那种“朝圣者的灵魂”之前，在熟知“一度荣光的任何记忆/都无法补偿之后的漠视，/或使结局少些苦涩”这样的诗句之前，在这些东西注入他的血液之前，他就仍属于无语言家族。这样的人是大多数，这或许能让人聊以自慰。
#摘 #悲伤与理智 #约瑟夫·布罗茨基
▎第二自我
...
说句过头的话，为了卖出作品，同时还要避免俗套，我们的诗人被迫不懈地走向无人涉猎的区域，无论是在精神、心理方面，还是在词汇方面。如果他抵达那里，他会发现那里的确无人，也许只有词的始初含义或那种始初的、清晰的声音。这么做是有后果的。他做得越久，即道出一直未被道出的东西，他的行为就会变得越怪异。他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天启和顿悟会使他变得更加傲慢，或者更可能使他越发地谦卑，去面对他在这些顿悟和天启的背后觉察到的那股力量。他还可能染上这样一种念头，即语言作为一种最古老、最具生命力的东西，正在向他——它的喉舌——传授着它的智慧以及关于未来的知识。无论他的天性是合群的还是谦逊的，这种东西都能将他包装起来，使他远离那拼命地企图借助划过他腹股沟的公分母将他拉回的社会环境。
...
尽管有着实际的功效，但使得爱情诗大量存在的原因仍在于它们是情感需要的产物。被某个具体的歌咏对象所触发的这一需要可能是与那对象成比例的，或者为语言的离心本质所激励，发展出一种自在的动态和体积。
...
叶芝的四行诗听起来就像是在一种生命形式中认出了另一种生命形式的那一瞬间：诗人在情人的凡人面容中认出了自己声带的颤音，在不确定中认出了确定。换句话说，对于一个颤动的声音而言，每一件试验性的、不稳定的事情都是一个回声，它有时会上升为“第二自我”，如果将性考虑进去，就应是阴性的“第二自我”。
#摘 #悲伤与理智 #约瑟夫·布罗茨基
...
说句过头的话，为了卖出作品，同时还要避免俗套，我们的诗人被迫不懈地走向无人涉猎的区域，无论是在精神、心理方面，还是在词汇方面。如果他抵达那里，他会发现那里的确无人，也许只有词的始初含义或那种始初的、清晰的声音。这么做是有后果的。他做得越久，即道出一直未被道出的东西，他的行为就会变得越怪异。他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天启和顿悟会使他变得更加傲慢，或者更可能使他越发地谦卑，去面对他在这些顿悟和天启的背后觉察到的那股力量。他还可能染上这样一种念头，即语言作为一种最古老、最具生命力的东西，正在向他——它的喉舌——传授着它的智慧以及关于未来的知识。无论他的天性是合群的还是谦逊的，这种东西都能将他包装起来，使他远离那拼命地企图借助划过他腹股沟的公分母将他拉回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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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着实际的功效，但使得爱情诗大量存在的原因仍在于它们是情感需要的产物。被某个具体的歌咏对象所触发的这一需要可能是与那对象成比例的，或者为语言的离心本质所激励，发展出一种自在的动态和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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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芝的四行诗听起来就像是在一种生命形式中认出了另一种生命形式的那一瞬间：诗人在情人的凡人面容中认出了自己声带的颤音，在不确定中认出了确定。换句话说，对于一个颤动的声音而言，每一件试验性的、不稳定的事情都是一个回声，它有时会上升为“第二自我”，如果将性考虑进去，就应是阴性的“第二自我”。
#摘 #悲伤与理智 #约瑟夫·布罗茨基
▎旅行之后，或曰献给脊椎
...
无论这一天过得多么糟糕，或多么乏味，你只要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便不再是一只猴子，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只鸟，甚至不再是一尾鱼。大自然中的水平状态更像是一种地质属性，与沉积层有关：它是献给脊椎的，是留给未来的。就整体而言，各种各样的旅行笔记和回忆录也具有此类特征，其中的意识会仰面躺倒，放弃抵抗，准备休息，而不愿去与现实算清账目。
...
我这样自言自语道：“很有可能，整个欧洲文化，包括它的大教堂、哥特式、巴洛克、洛可可以及建筑物上的螺旋纹、涡状纹和叶状纹等等装饰，都不过是一只猴子对它永久失去的那片森林之眷念。”文化，就我们所知，正是在地中海沿岸兴起的，在那里，植被开始发生变化，然后可以说是十分突兀地在海边刹住了脚步，就像是随时准备纵身一跃，回到它真正的家园一样——这个现象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吗？换句话说，建筑出现之地恰为自然退让之处，一切艺术或许亦皆如此？文学就是热带雨林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
...
第三世界继承了一切，其中也包括第一和第二世界的自卑情结。
#摘 #悲伤与理智 #约瑟夫·布罗茨基
...
无论这一天过得多么糟糕，或多么乏味，你只要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便不再是一只猴子，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只鸟，甚至不再是一尾鱼。大自然中的水平状态更像是一种地质属性，与沉积层有关：它是献给脊椎的，是留给未来的。就整体而言，各种各样的旅行笔记和回忆录也具有此类特征，其中的意识会仰面躺倒，放弃抵抗，准备休息，而不愿去与现实算清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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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自言自语道：“很有可能，整个欧洲文化，包括它的大教堂、哥特式、巴洛克、洛可可以及建筑物上的螺旋纹、涡状纹和叶状纹等等装饰，都不过是一只猴子对它永久失去的那片森林之眷念。”文化，就我们所知，正是在地中海沿岸兴起的，在那里，植被开始发生变化，然后可以说是十分突兀地在海边刹住了脚步，就像是随时准备纵身一跃，回到它真正的家园一样——这个现象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吗？换句话说，建筑出现之地恰为自然退让之处，一切艺术或许亦皆如此？文学就是热带雨林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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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继承了一切，其中也包括第一和第二世界的自卑情结。
#摘 #悲伤与理智 #约瑟夫·布罗茨基
▎表情独特的脸庞
对于一位作家来说，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来自国家方面的可能的(时常是实在的)迫害，不如说是他有可能被国家的面容所催眠——不论是丑陋畸形的还是渐趋好转的，这样的面容却终究都是短暂的。
...
世界大约是不堪拯救了，但单个的人总是能被拯救的。美学鉴赏力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发展得相当迅速，这是因为：一个人，即便他不能完全弄清他是什么以及他究竟该做什么，他也能下意识地知道他不喜欢什么以及什么东西不合他的意。就人类学的意义而言，我再重复一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说句唐突一点的话，它就是我们整个物种的目标。
...
书籍的出现是为了让我们不仅知道我们的来源，而且也清楚 “智人”能做什么，书籍是一种以书页翻动的速度越过经验空间的手段。这一移动和任何一次移动一样，也会转变成一种逃遁，逃离公分母，逃离将这一分母上原先高不过腰的线条提升至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想象的这样一种企图。这一逃遁也就是向独特的面部表情、向分子、向个性、向独特性的逃遁。
#摘 #悲伤与理智 #约瑟夫·布罗茨基
对于一位作家来说，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来自国家方面的可能的(时常是实在的)迫害，不如说是他有可能被国家的面容所催眠——不论是丑陋畸形的还是渐趋好转的，这样的面容却终究都是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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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约是不堪拯救了，但单个的人总是能被拯救的。美学鉴赏力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发展得相当迅速，这是因为：一个人，即便他不能完全弄清他是什么以及他究竟该做什么，他也能下意识地知道他不喜欢什么以及什么东西不合他的意。就人类学的意义而言，我再重复一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说句唐突一点的话，它就是我们整个物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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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的出现是为了让我们不仅知道我们的来源，而且也清楚 “智人”能做什么，书籍是一种以书页翻动的速度越过经验空间的手段。这一移动和任何一次移动一样，也会转变成一种逃遁，逃离公分母，逃离将这一分母上原先高不过腰的线条提升至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想象的这样一种企图。这一逃遁也就是向独特的面部表情、向分子、向个性、向独特性的逃遁。
#摘 #悲伤与理智 #约瑟夫·布罗茨基
▎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或曰浮起的橡实
...
但是，我们必须谈论；这不仅由于文学和贫困一样历来都是照顾自己的同类，而且主要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古老的、也许至今尚无根据的信念，即如果这个世界的主人们能更好地阅读，那么，迫使千百万人走上流亡之路的苛政和苦难就会减少。既然我们对于一个更好世界的希望很少有立足之地，既然其他每件事情看来都同样会失败，那么，我们就需要坚信，文学是社会所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形式；它是一种针对弱肉强食原则的解毒剂；它提供一种最好的论据，可以用来质疑恐吓民众的各种说辞，这仅仅是因为，人的丰富多样就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的存在意义。我们必须谈论，因为我们必须坚持：文学是人的辨别力之最伟大的导师，它无疑比任何教义都更伟大，如果妨碍文学的自然存在，阻碍人们从文学中获得教益的能力，那么，社会便会削弱其潜力，减缓其进化步伐，最终也许会使其结构面临危险。如果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和我们自己对话，那么就更好了：这并非为了我们自己，而或许是为了文学。
...
也许，一个比喻能帮些忙：一位流亡作家，就像是被装进密封舱扔向外层空间的一条狗或一个人(自然是更像一条狗，因为他们从不将你回收)。而这密封舱便是你的语言。要让这个比喻更完整些，还必须补充一句：不久，这密封舱里的乘客就会发现，左右着他的引力不是来自地球，而是来自外层空间。
对于一个从事我们这行职业的人来说，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即他被推离了母语，他又在向他的母语退却。开始，母语可以说是他的剑，然后却变成了他的盾牌、他的密封舱。他在流亡中与语言的那种隐私的、亲密的关系就变成了命运，甚至在此之前，它已变成一种迷恋或一种责任。活的语言就定义而言具有离心倾向，也具有推力，它要尝试去覆盖尽可能大的范围，以及尽可能大的虚无。所以才有了人口爆炸，所以才有了你们向外层空间的自主航行，航行到那望远镜或祈祷词的领域。
换句话说，我们全都在为一部字典而工作。因为文学就是一部字典，就是一本解释各种人类命运、各种体验之含义的手册。这是一部字典，其中的语言就是生活对人的所言。它的功能就是去拯救下一个人，拯救新来者，使他不再落入旧的陷阱，或者，如若他还是落入了旧陷阱，就前去帮助他，使他意识到，他不过是撞上了同义反复。这样的话，他就会较少耿耿于怀，就某种意义而言也就有更多自由。因为，去弄清生活词汇的含义，去弄清你所遭遇的一切之含义，这就是解放。在我看来，还需要对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作出一个更完满的解释，它的痛苦众所周知，但还应该了解到它那能麻痹痛苦的无穷性，它的健忘、超脱和淡泊，它那使人类和非人类都感到恐惧的远景，对此我们没有任何尺度可以用来衡量，除了我们自身。
...
我们必须让那下一个人感到轻松一些，如果我们无法使他感到更安全的话。而使他感到轻松一些、使他较少惊恐的唯一途径，就是让他看到生活的完整规模，当然，我指的是我们自身所能覆盖的规模。我们可以就我们的责任和忠诚(对我们各自的同时代人、祖国、异乡、文化、传统等等的责任和忠诚)无休止地展开争论，但是，这种责任，或者说这一机会，这一使下一个人(无论他奉行什么样的理论，无论他有什么样的需求)更加自由的机会，却不应该成为一个拖延对象。如果这些话听起来过于傲慢、过于人本主义了，我请求大家的原谅。这些特质与其说是人本主义的，不如说是具有决定论意味的，虽说我们不会去为这些微妙区别而费神。我想说的一切就在于，一旦有了机会，在事物巨大的因果链上，我们应当不再只做那链条上叮当作响的果，而要试着去做因。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
...
如果我们不去利用这个机会，如果我们决定继续为果，继续演出老式的流亡，那么，这就不能被解释为一种怀旧。当然，这必须同谈论压迫的必要性有关，当然，对于任何一个想玩弄理想社会概念的人来说，我们的状态就可以作为一个警告。这就是我们对于自由世界的价值：这就是我们的功效。但是也许，我们更大的价值和更大的功效就是无意中体现出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观念，即被释放的人并非是一个自由的人，解放仅仅是获得自由的手段，而不是自由的同义词。这表明了人类可能遭遇到怎样的伤害。我们可以为发挥过这样的作用而自豪。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想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个自由的人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接受，或者至少能够摹仿自由人的失败方式。一个自由的人在他失败的时候，是不指责任何人的。
#摘 #悲伤与理智 #约瑟夫·布罗茨基
...
但是，我们必须谈论；这不仅由于文学和贫困一样历来都是照顾自己的同类，而且主要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古老的、也许至今尚无根据的信念，即如果这个世界的主人们能更好地阅读，那么，迫使千百万人走上流亡之路的苛政和苦难就会减少。既然我们对于一个更好世界的希望很少有立足之地，既然其他每件事情看来都同样会失败，那么，我们就需要坚信，文学是社会所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形式；它是一种针对弱肉强食原则的解毒剂；它提供一种最好的论据，可以用来质疑恐吓民众的各种说辞，这仅仅是因为，人的丰富多样就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的存在意义。我们必须谈论，因为我们必须坚持：文学是人的辨别力之最伟大的导师，它无疑比任何教义都更伟大，如果妨碍文学的自然存在，阻碍人们从文学中获得教益的能力，那么，社会便会削弱其潜力，减缓其进化步伐，最终也许会使其结构面临危险。如果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和我们自己对话，那么就更好了：这并非为了我们自己，而或许是为了文学。
...
也许，一个比喻能帮些忙：一位流亡作家，就像是被装进密封舱扔向外层空间的一条狗或一个人(自然是更像一条狗，因为他们从不将你回收)。而这密封舱便是你的语言。要让这个比喻更完整些，还必须补充一句：不久，这密封舱里的乘客就会发现，左右着他的引力不是来自地球，而是来自外层空间。
对于一个从事我们这行职业的人来说，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首先是一个语言事件，即他被推离了母语，他又在向他的母语退却。开始，母语可以说是他的剑，然后却变成了他的盾牌、他的密封舱。他在流亡中与语言的那种隐私的、亲密的关系就变成了命运，甚至在此之前，它已变成一种迷恋或一种责任。活的语言就定义而言具有离心倾向，也具有推力，它要尝试去覆盖尽可能大的范围，以及尽可能大的虚无。所以才有了人口爆炸，所以才有了你们向外层空间的自主航行，航行到那望远镜或祈祷词的领域。
换句话说，我们全都在为一部字典而工作。因为文学就是一部字典，就是一本解释各种人类命运、各种体验之含义的手册。这是一部字典，其中的语言就是生活对人的所言。它的功能就是去拯救下一个人，拯救新来者，使他不再落入旧的陷阱，或者，如若他还是落入了旧陷阱，就前去帮助他，使他意识到，他不过是撞上了同义反复。这样的话，他就会较少耿耿于怀，就某种意义而言也就有更多自由。因为，去弄清生活词汇的含义，去弄清你所遭遇的一切之含义，这就是解放。在我看来，还需要对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作出一个更完满的解释，它的痛苦众所周知，但还应该了解到它那能麻痹痛苦的无穷性，它的健忘、超脱和淡泊，它那使人类和非人类都感到恐惧的远景，对此我们没有任何尺度可以用来衡量，除了我们自身。
...
我们必须让那下一个人感到轻松一些，如果我们无法使他感到更安全的话。而使他感到轻松一些、使他较少惊恐的唯一途径，就是让他看到生活的完整规模，当然，我指的是我们自身所能覆盖的规模。我们可以就我们的责任和忠诚(对我们各自的同时代人、祖国、异乡、文化、传统等等的责任和忠诚)无休止地展开争论，但是，这种责任，或者说这一机会，这一使下一个人(无论他奉行什么样的理论，无论他有什么样的需求)更加自由的机会，却不应该成为一个拖延对象。如果这些话听起来过于傲慢、过于人本主义了，我请求大家的原谅。这些特质与其说是人本主义的，不如说是具有决定论意味的，虽说我们不会去为这些微妙区别而费神。我想说的一切就在于，一旦有了机会，在事物巨大的因果链上，我们应当不再只做那链条上叮当作响的果，而要试着去做因。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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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去利用这个机会，如果我们决定继续为果，继续演出老式的流亡，那么，这就不能被解释为一种怀旧。当然，这必须同谈论压迫的必要性有关，当然，对于任何一个想玩弄理想社会概念的人来说，我们的状态就可以作为一个警告。这就是我们对于自由世界的价值：这就是我们的功效。但是也许，我们更大的价值和更大的功效就是无意中体现出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观念，即被释放的人并非是一个自由的人，解放仅仅是获得自由的手段，而不是自由的同义词。这表明了人类可能遭遇到怎样的伤害。我们可以为发挥过这样的作用而自豪。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想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个自由的人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接受，或者至少能够摹仿自由人的失败方式。一个自由的人在他失败的时候，是不指责任何人的。
#摘 #悲伤与理智 #约瑟夫·布罗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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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演说
注：布罗茨基于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篇演讲稿用俄语写成，题为“Лица необщим выражением. Нобелевская лекция”，英文版题为“Uncommon Visage. The Nobe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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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艺术能教给一个人什么东西(首先是教给一位艺术家)，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性。作为一种最古老，也最简单的个人投机方式，艺术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独特性、个性、独处性等感觉，使他由一个社会动物变为一个个体。许多东西都可以分享，如面包、床铺、信念和恋人，但是一首诗，比方说勒内·马里亚·里尔克的一首诗，却不能被分享。艺术作品，其中也包括文学作品，尤其是一首诗，是单独地面向一个人的，与他发生直接的、没有中间人的联系。正由于这一点，那些公共利益的捍卫者、民众的统治者和历史必然性的代言人们大都不太喜欢一般的艺术，其中也包括文学，尤其是诗歌。因为，在艺术走过的地方，在诗被阅读过的地方，他们便会发现冷漠和异议取代了期待中的赞同与众口一词，在发现怠慢和厌恶取代了果敢行动。换句话说，在那些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和民众的统治者们试图利用的许多个零之上，艺术却添加上了“两个句号、一个逗号和一个减号”，使每一个零都变成了一张小小的人脸，尽管这脸蛋并不总是招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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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巴拉丁斯基在谈到自己的缪斯时，说她具有“表情独特的脸庞”。获得这种独特的表情，这或许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因为对这一独特性我们似乎已经做好了基因上的准备。一个人成为作家或是做了读者，这无关紧要，他的任务首先就在于，他要过完他自己的一生，而不是外力强加或指定的、看上去甚至最高尚不过的一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将以什么结束。在对别人的外貌、别人的经验的重复中，在同义反复中耗尽这唯一的良机——这将是令人遗憾的，更令人难受的是，那些历史必然性的代言人们——人们遵循他们的教导已准备赞同这种同义反复——却不会和人们一起躺进棺材，也不会说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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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功绩之一就在于，它能帮助一个人确定其存在的时间，帮助他在民众中识别出自我，无论是作为先驱还是作为常人的自我，使他避免同义反复，也就是说，避免那冠有“历史之牺牲”这一可敬名称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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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选择总是高度个性化的，美学的感受也总是独特的感受。每一个新的美学现实都会使作为其感受者的那个人的面容越发地独特，这一独特性有时能定型为文学(或其他类型的)趣味，这时它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抵抗奴役的一种防护手段，即便不能成为一种保障。因为一个带有趣味，其中包括文学趣味的人，会较少受到各种政治煽动形式所固有的陈词滥调和押韵咒语的感染。问题不仅在于美德并不是能创作出杰作的一种保证，更在于恶，尤其是政治之恶，永远是一个坏的修辞家。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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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首诗并非独白，而是作者与读者的交谈，是交谈，我重申一遍，是最真诚的、剔除任何杂念的交谈，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它是两个厌世者的交谈。在进行这样的交谈时，作者与读者是平等的，反过来也一样，这与他是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并不相干。这一平等是意识的平等，它能以记忆的形式伴随一个人的终生，朦胧或清晰，早或晚，恰当或不恰当，它都决定着个体的行为。在谈到演奏者的角色时我指的正是这一点，更自然地说就是，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首诗就是作者和读者双边孤独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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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可能有一部保护我们不受我们自己侵犯的法律，所以任何一部刑法法典都没有关于反文学罪的惩罚条例。在这些罪过中，最深重的不是对作者的迫害，不是书刊检查组织等等，不是焚书。还存在一种更为深重的罪过，这就是鄙视书，不读书。由于这一罪过，一个人将终生受到惩罚；如果这一罪过是由整个民族犯下，这一民族就要因此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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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说——不是凭借经验在说，唉，只是从理论上讲——我认为，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我谈的正是对狄更斯、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巴尔扎克、麦尔维尔等等的阅读，也就是对文学的阅读，而不是识字，不是教育。识字的人也好，受过教育的人也好，完全可能一边宣读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文章，一边杀害自己的同类，甚至还能因此体验到一种信仰的喜悦。一些独裁者也识字，甚至还写诗，可死于他们之手的牺牲者名单，其长度要远远超出他们的阅读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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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站在这里这一事实，就是在肯定这一代人对文化作出的贡献；想到曼德施塔姆，我要补充一句，就是这一代人对世界文化作出的贡献。回首一望，我可以说，我们起步于一片荒地，更准确地说是一片荒凉得可怕的空地，我们有意识地，但更多则是直觉地致力于文化延续性效用的重建，致力于文化的形式和修辞的重建，努力用我们自身崭新的，或在我们看来是崭新的当代内容来充盈那少数几个虽然幸存了下来，但多半已被彻底毁坏的文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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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我重复一遍，是语言存在的手段。或者如伟大的奥登所言，诗人就是语言赖以生存的人。写下这些诗句的我不在了，阅读这些诗句的你们不在了，但写出那些诗句的语言和你们用以阅读那些诗句的语言却将留存下来，这不仅由于语言比人更为长久，而且还因为它更能够产生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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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写诗的人写诗，并不是因为他指望死后的荣光，虽然他也时常希冀一首诗能比他活得更长，哪怕是稍长一些。写诗的人写诗，是因为语言对他作出暗示或者干脆口授接下来的诗句。一首诗开了头，诗人通常并不知道这首诗会怎样结束，有时，写出的东西很叫人吃惊，因为写出来的东西往往超出他的预期，他的思想往往比他希求的走得更远。只有在语言的未来参与进诗人的现实的时刻，才有这样的情形。我们知道，存在着三种认知方式，即分析的方式、直觉的方式和《圣经》中先知们所采用的“天启”的方式。诗歌与其他文学形式的区别就在于，它能同时利用这所有三种方式(首先倾向于第二和第三种方式)，因为这三种方式在语言中均已存在；有时，借助一个词，一个韵脚，写诗的人就能出现在在他之前谁也没到过的地方，也许，他会走得比他本人所希求的更远。写诗的人写诗，首先是因为，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再会拒绝重复这种体验，他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就像落进对麻醉剂或烈酒的依赖一样。一个处于对语言的这种依赖状态的人，我认为，就可以称之为诗人。
一九八七年
#摘 #悲伤与理智 #约瑟夫·布罗茨基
诺贝尔奖演说
注：布罗茨基于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篇演讲稿用俄语写成，题为“Лица необщим выражением. Нобелевская лекция”，英文版题为“Uncommon Visage. The Nobe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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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艺术能教给一个人什么东西(首先是教给一位艺术家)，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性。作为一种最古老，也最简单的个人投机方式，艺术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独特性、个性、独处性等感觉，使他由一个社会动物变为一个个体。许多东西都可以分享，如面包、床铺、信念和恋人，但是一首诗，比方说勒内·马里亚·里尔克的一首诗，却不能被分享。艺术作品，其中也包括文学作品，尤其是一首诗，是单独地面向一个人的，与他发生直接的、没有中间人的联系。正由于这一点，那些公共利益的捍卫者、民众的统治者和历史必然性的代言人们大都不太喜欢一般的艺术，其中也包括文学，尤其是诗歌。因为，在艺术走过的地方，在诗被阅读过的地方，他们便会发现冷漠和异议取代了期待中的赞同与众口一词，在发现怠慢和厌恶取代了果敢行动。换句话说，在那些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和民众的统治者们试图利用的许多个零之上，艺术却添加上了“两个句号、一个逗号和一个减号”，使每一个零都变成了一张小小的人脸，尽管这脸蛋并不总是招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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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巴拉丁斯基在谈到自己的缪斯时，说她具有“表情独特的脸庞”。获得这种独特的表情，这或许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因为对这一独特性我们似乎已经做好了基因上的准备。一个人成为作家或是做了读者，这无关紧要，他的任务首先就在于，他要过完他自己的一生，而不是外力强加或指定的、看上去甚至最高尚不过的一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将以什么结束。在对别人的外貌、别人的经验的重复中，在同义反复中耗尽这唯一的良机——这将是令人遗憾的，更令人难受的是，那些历史必然性的代言人们——人们遵循他们的教导已准备赞同这种同义反复——却不会和人们一起躺进棺材，也不会说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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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功绩之一就在于，它能帮助一个人确定其存在的时间，帮助他在民众中识别出自我，无论是作为先驱还是作为常人的自我，使他避免同义反复，也就是说，避免那冠有“历史之牺牲”这一可敬名称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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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选择总是高度个性化的，美学的感受也总是独特的感受。每一个新的美学现实都会使作为其感受者的那个人的面容越发地独特，这一独特性有时能定型为文学(或其他类型的)趣味，这时它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为抵抗奴役的一种防护手段，即便不能成为一种保障。因为一个带有趣味，其中包括文学趣味的人，会较少受到各种政治煽动形式所固有的陈词滥调和押韵咒语的感染。问题不仅在于美德并不是能创作出杰作的一种保证，更在于恶，尤其是政治之恶，永远是一个坏的修辞家。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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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首诗并非独白，而是作者与读者的交谈，是交谈，我重申一遍，是最真诚的、剔除任何杂念的交谈，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它是两个厌世者的交谈。在进行这样的交谈时，作者与读者是平等的，反过来也一样，这与他是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并不相干。这一平等是意识的平等，它能以记忆的形式伴随一个人的终生，朦胧或清晰，早或晚，恰当或不恰当，它都决定着个体的行为。在谈到演奏者的角色时我指的正是这一点，更自然地说就是，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首诗就是作者和读者双边孤独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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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可能有一部保护我们不受我们自己侵犯的法律，所以任何一部刑法法典都没有关于反文学罪的惩罚条例。在这些罪过中，最深重的不是对作者的迫害，不是书刊检查组织等等，不是焚书。还存在一种更为深重的罪过，这就是鄙视书，不读书。由于这一罪过，一个人将终生受到惩罚；如果这一罪过是由整个民族犯下，这一民族就要因此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
...
我只想说——不是凭借经验在说，唉，只是从理论上讲——我认为，与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更难因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而向自己的同类开枪。我谈的正是对狄更斯、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巴尔扎克、麦尔维尔等等的阅读，也就是对文学的阅读，而不是识字，不是教育。识字的人也好，受过教育的人也好，完全可能一边宣读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文章，一边杀害自己的同类，甚至还能因此体验到一种信仰的喜悦。一些独裁者也识字，甚至还写诗，可死于他们之手的牺牲者名单，其长度要远远超出他们的阅读书单。
...
我今天站在这里这一事实，就是在肯定这一代人对文化作出的贡献；想到曼德施塔姆，我要补充一句，就是这一代人对世界文化作出的贡献。回首一望，我可以说，我们起步于一片荒地，更准确地说是一片荒凉得可怕的空地，我们有意识地，但更多则是直觉地致力于文化延续性效用的重建，致力于文化的形式和修辞的重建，努力用我们自身崭新的，或在我们看来是崭新的当代内容来充盈那少数几个虽然幸存了下来，但多半已被彻底毁坏的文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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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我重复一遍，是语言存在的手段。或者如伟大的奥登所言，诗人就是语言赖以生存的人。写下这些诗句的我不在了，阅读这些诗句的你们不在了，但写出那些诗句的语言和你们用以阅读那些诗句的语言却将留存下来，这不仅由于语言比人更为长久，而且还因为它更能够产生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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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写诗的人写诗，并不是因为他指望死后的荣光，虽然他也时常希冀一首诗能比他活得更长，哪怕是稍长一些。写诗的人写诗，是因为语言对他作出暗示或者干脆口授接下来的诗句。一首诗开了头，诗人通常并不知道这首诗会怎样结束，有时，写出的东西很叫人吃惊，因为写出来的东西往往超出他的预期，他的思想往往比他希求的走得更远。只有在语言的未来参与进诗人的现实的时刻，才有这样的情形。我们知道，存在着三种认知方式，即分析的方式、直觉的方式和《圣经》中先知们所采用的“天启”的方式。诗歌与其他文学形式的区别就在于，它能同时利用这所有三种方式(首先倾向于第二和第三种方式)，因为这三种方式在语言中均已存在；有时，借助一个词，一个韵脚，写诗的人就能出现在在他之前谁也没到过的地方，也许，他会走得比他本人所希求的更远。写诗的人写诗，首先是因为，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再会拒绝重复这种体验，他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就像落进对麻醉剂或烈酒的依赖一样。一个处于对语言的这种依赖状态的人，我认为，就可以称之为诗人。
一九八七年
#摘 #悲伤与理智 #约瑟夫·布罗茨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