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但愿那另一种觉醒，死亡，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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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读者
读者们啊，谬误、罪孽、吝啬、愚昧，
占据人的精神，折磨人的肉体，
就好像乞丐喂养他们的虱子，
我们喂养着我们可爱的痛悔。
我们的罪顽固，我们的悔怯懦；
我们为坦白要求巨大的酬劳，
我们高兴地走上泥泞的大道，
以为不值钱的泪能洗掉污浊。
在恶的枕上，三倍伟大的撒旦，
久久抚慰我们受蛊惑的精神，
我们的意志是块纯净的黄金，
却被这位大化学家化做轻烟。
是魔鬼牵着使我们活动的线！
腐败恶臭，我们觉得魅力十足；
每天我们都向地狱迈进一步，
穿过恶浊的黑夜却并无反感。
像一个贫穷的荡子，亲吻吮吸
一个老妓的备受摧残的乳房，
我们把路上偷来的快乐隐藏，
紧紧抓住，像在挤一枚老橙子。
像万千蠕虫密匝匝挤到一处，
一群魔鬼在我们脑子里狂饮，
我们张口吮吸，胸膛里的死神，
就像看不见的河，呻吟着奔出。
如果说奸淫、毒药、匕首和火焰
尚未把它们可笑滑稽的图样
绣在我们的可悲的命运之上，
唉！那是我们的灵魂不够大胆。
我们罪孽的动物园污秽不堪，
有豺、豹子、母狗、猴子、蝎子、秃鹫，
还有毒蛇，这些怪物东奔西走，
咆哮，爬行，发出了低沉的叫喊，
有一个更丑陋、更凶恶、更卑鄙！
它不张牙舞爪，也不大喊大叫，
却往往把大地化做荒芜不毛，
还打着哈欠将世界一口吞噬。
它叫“无聊”！——眼中带着无意的泪，
它吸着水烟筒，梦想着断头台，
读者，你认识这爱挑剔的妖怪，
——虚伪的读者——我的兄弟和同类！
#摘 #诗选 #恶之花 #夏尔·波德莱尔
▎告读者
读者们啊，谬误、罪孽、吝啬、愚昧，
占据人的精神，折磨人的肉体，
就好像乞丐喂养他们的虱子，
我们喂养着我们可爱的痛悔。
我们的罪顽固，我们的悔怯懦；
我们为坦白要求巨大的酬劳，
我们高兴地走上泥泞的大道，
以为不值钱的泪能洗掉污浊。
在恶的枕上，三倍伟大的撒旦，
久久抚慰我们受蛊惑的精神，
我们的意志是块纯净的黄金，
却被这位大化学家化做轻烟。
是魔鬼牵着使我们活动的线！
腐败恶臭，我们觉得魅力十足；
每天我们都向地狱迈进一步，
穿过恶浊的黑夜却并无反感。
像一个贫穷的荡子，亲吻吮吸
一个老妓的备受摧残的乳房，
我们把路上偷来的快乐隐藏，
紧紧抓住，像在挤一枚老橙子。
像万千蠕虫密匝匝挤到一处，
一群魔鬼在我们脑子里狂饮，
我们张口吮吸，胸膛里的死神，
就像看不见的河，呻吟着奔出。
如果说奸淫、毒药、匕首和火焰
尚未把它们可笑滑稽的图样
绣在我们的可悲的命运之上，
唉！那是我们的灵魂不够大胆。
我们罪孽的动物园污秽不堪，
有豺、豹子、母狗、猴子、蝎子、秃鹫，
还有毒蛇，这些怪物东奔西走，
咆哮，爬行，发出了低沉的叫喊，
有一个更丑陋、更凶恶、更卑鄙！
它不张牙舞爪，也不大喊大叫，
却往往把大地化做荒芜不毛，
还打着哈欠将世界一口吞噬。
它叫“无聊”！——眼中带着无意的泪，
它吸着水烟筒，梦想着断头台，
读者，你认识这爱挑剔的妖怪，
——虚伪的读者——我的兄弟和同类！
#摘 #诗选 #恶之花 #夏尔·波德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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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尤尔恰克：《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烟消云散：最后一代苏联人》（2006）
...
80年代末发生了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故事表明，制度的崩溃在它真正降临之前是许多苏联人意料之外和难以想象的事，但当它来临之时，又变得如此合乎逻辑且令人兴奋。许多人发现自己好像早已准备好了。人们似乎一直知道，社会主义的生活里充满了奇怪的悖谬，这个制度一直停滞不前又不可改变，既脆弱又活力满满，既黯淡又充满希望。
...
今天，许多学术和新闻写作或隐或显地提出了某些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假设，但这些假设是有问题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这些常见的假设认为，社会主义是“坏的”、“不道德的”的东西，是“经济改革”之前苏联人民的遭遇。人们假设这种“坏”和“不道德”是苏联社会主义崩溃的前提。广泛使用的术语“苏联政权”也暗含若干假设，用一种二元范畴来描述苏联的现实（压迫和反抗、压抑和自由、国家和人民、官方经济和“次级经济”、极权主义语言和反语言、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真理和谎言、现实和虚伪、道德和腐败，等等）。无论在社会主义结束之后，还是在前苏联时期，这些术语都主导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描述。
在这种话语的极端情况下，苏联公民被认为没有能动性（agency），他们之所以赞同“共产主义价值”，要么是因为他们被强迫这样做，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批判性地反思它们。
...
苏联体制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压迫、恐惧和自由的匮乏，所有这些都有据可查。但是，如果我们想回答社会主义生活的内在悖论问题，就不能只关注制度的这一面。二元对立的叙事往往忽视一个关键的、看似矛盾的事实——对大量苏联公民来说，社会主义生活的许多基本价值、理想和现实（如平等、社群、无私、利他主义、友谊、道德关系、安全感、教育、工作、创造力和对未来的关注）是真正重要的事，尽管他们的日常实践经常违背、重释、拒绝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规范和规则。
...
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也就是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所谓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普遍悖论。在社会主义之下，意识形态圭臬反映了启蒙运动的神学理想，意识形态统治则体现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威的实际考量。二者之间存在裂痕。我们把这个悖论称作“勒弗悖论”。意识形态统治必须“从一切有关起源的问题中抽象出来”，从而保持在意识形态圭臬之外，却破坏了启蒙的充分性。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话语要实现权力再生产的政治功能，就必须声称代表了外部的“客观真理”，然而，这一“客观真理”的外在属性使意识形态话语缺乏内在地对其进行全面描述的手段，从而最终破坏了这一话语的合法性及其所支撑的权力。
勒弗认为，任何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内在矛盾只能被“主人”（“master”）掩盖，“主人”站在意识形态话语之外，拥有客观真理的外在知识，让矛盾“通过他自己显现”来暂时隐藏它。换句话说，基于启蒙运动乌托邦理想的现代意识形态话语，其合法性来自于外部的想象，如果这个想象的外部位置受到质疑或破坏，它将经历一场合法性危机。
...
前卫的政治和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以领导和完善社会为目的，但悖论在于，领导和完善的过程必须归入政治事业的控制之下，同时又要摆脱控制，以便专注于创造、实验和创新的过程，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俄国革命的背景下，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悖论在1917年被制度化。新的文化生产过程本应通过实现两个相对悬殊的目标来推进激进的社会思想和革命意识——实践一种实验性的、创新的美学，不断准备挑战旧教条；同时，将这些创造性的实验和创新置于党的严格控制之下。
...
权威话语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基于编码的特殊“脚本”，权威话语与所有与之共存的其他话语截然不同，这意味着它不依赖于它们，它先于它们，也不能被它们改变。第二，所有其他类型的话语都围绕它组织起来。其他类型话语的存在取决于与权威话语的关系，必须参考它、引用它、赞美它、阐释它、应用它，等等，但它们不能干扰和改变它的编码。
...
所有这些理论都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尽管它们改变了意识形态在“承认”和“误认”之间的二元划分，但又用另一种二元论取而代之（“真实”和“虚假”、“现实”和“面具”、“暴露”和“掩饰”）。根据这种二元模式，投票支持官方决议或在集会上呼喊亲政府口号等公共政治行为应该得到“字面”解释（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国家的支持，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对语言、知识、意义和人格的假设是这种观点的基础，但那些假设本身就有问题。在这种观点中，语言的唯一功能就是指向世界并陈述有关世界的事实。因此基于这种见解的理论将语言划为“编码”（官方的或公开的、隐藏的或私密的文本）。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先于话语而存在。话语反映知识，而不生产知识。因此，意义是说话者在说话之前、在头脑中完全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说话者是一个统一的独立个体，具有“独特的自我构成”意识和“统一的说话自我”，其真实的声音可以被隐藏或显露。
...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权威话语述行转变使苏联人民与意识形态的意义、规范和价值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在不同语境下，他们可能会拒绝某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对另一种意义、规范或价值漠不关心，继续积极认同第三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创造性地重释第四种意义、规范或价值等等，这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
#拣 #译窟 #人类学 #社会学 #文化人类学 #文化研究 #文艺理论 #阿列克谢·尤尔恰克
▎阿列克谢·尤尔恰克：《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烟消云散：最后一代苏联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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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发生了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故事表明，制度的崩溃在它真正降临之前是许多苏联人意料之外和难以想象的事，但当它来临之时，又变得如此合乎逻辑且令人兴奋。许多人发现自己好像早已准备好了。人们似乎一直知道，社会主义的生活里充满了奇怪的悖谬，这个制度一直停滞不前又不可改变，既脆弱又活力满满，既黯淡又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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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许多学术和新闻写作或隐或显地提出了某些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假设，但这些假设是有问题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这些常见的假设认为，社会主义是“坏的”、“不道德的”的东西，是“经济改革”之前苏联人民的遭遇。人们假设这种“坏”和“不道德”是苏联社会主义崩溃的前提。广泛使用的术语“苏联政权”也暗含若干假设，用一种二元范畴来描述苏联的现实（压迫和反抗、压抑和自由、国家和人民、官方经济和“次级经济”、极权主义语言和反语言、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真理和谎言、现实和虚伪、道德和腐败，等等）。无论在社会主义结束之后，还是在前苏联时期，这些术语都主导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描述。
在这种话语的极端情况下，苏联公民被认为没有能动性（agency），他们之所以赞同“共产主义价值”，要么是因为他们被强迫这样做，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批判性地反思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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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体制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压迫、恐惧和自由的匮乏，所有这些都有据可查。但是，如果我们想回答社会主义生活的内在悖论问题，就不能只关注制度的这一面。二元对立的叙事往往忽视一个关键的、看似矛盾的事实——对大量苏联公民来说，社会主义生活的许多基本价值、理想和现实（如平等、社群、无私、利他主义、友谊、道德关系、安全感、教育、工作、创造力和对未来的关注）是真正重要的事，尽管他们的日常实践经常违背、重释、拒绝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规范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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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也就是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所谓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普遍悖论。在社会主义之下，意识形态圭臬反映了启蒙运动的神学理想，意识形态统治则体现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威的实际考量。二者之间存在裂痕。我们把这个悖论称作“勒弗悖论”。意识形态统治必须“从一切有关起源的问题中抽象出来”，从而保持在意识形态圭臬之外，却破坏了启蒙的充分性。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话语要实现权力再生产的政治功能，就必须声称代表了外部的“客观真理”，然而，这一“客观真理”的外在属性使意识形态话语缺乏内在地对其进行全面描述的手段，从而最终破坏了这一话语的合法性及其所支撑的权力。
勒弗认为，任何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内在矛盾只能被“主人”（“master”）掩盖，“主人”站在意识形态话语之外，拥有客观真理的外在知识，让矛盾“通过他自己显现”来暂时隐藏它。换句话说，基于启蒙运动乌托邦理想的现代意识形态话语，其合法性来自于外部的想象，如果这个想象的外部位置受到质疑或破坏，它将经历一场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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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的政治和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以领导和完善社会为目的，但悖论在于，领导和完善的过程必须归入政治事业的控制之下，同时又要摆脱控制，以便专注于创造、实验和创新的过程，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俄国革命的背景下，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悖论在1917年被制度化。新的文化生产过程本应通过实现两个相对悬殊的目标来推进激进的社会思想和革命意识——实践一种实验性的、创新的美学，不断准备挑战旧教条；同时，将这些创造性的实验和创新置于党的严格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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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话语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基于编码的特殊“脚本”，权威话语与所有与之共存的其他话语截然不同，这意味着它不依赖于它们，它先于它们，也不能被它们改变。第二，所有其他类型的话语都围绕它组织起来。其他类型话语的存在取决于与权威话语的关系，必须参考它、引用它、赞美它、阐释它、应用它，等等，但它们不能干扰和改变它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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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理论都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尽管它们改变了意识形态在“承认”和“误认”之间的二元划分，但又用另一种二元论取而代之（“真实”和“虚假”、“现实”和“面具”、“暴露”和“掩饰”）。根据这种二元模式，投票支持官方决议或在集会上呼喊亲政府口号等公共政治行为应该得到“字面”解释（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国家的支持，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对语言、知识、意义和人格的假设是这种观点的基础，但那些假设本身就有问题。在这种观点中，语言的唯一功能就是指向世界并陈述有关世界的事实。因此基于这种见解的理论将语言划为“编码”（官方的或公开的、隐藏的或私密的文本）。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先于话语而存在。话语反映知识，而不生产知识。因此，意义是说话者在说话之前、在头脑中完全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说话者是一个统一的独立个体，具有“独特的自我构成”意识和“统一的说话自我”，其真实的声音可以被隐藏或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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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权威话语述行转变使苏联人民与意识形态的意义、规范和价值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在不同语境下，他们可能会拒绝某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对另一种意义、规范或价值漠不关心，继续积极认同第三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创造性地重释第四种意义、规范或价值等等，这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
#拣 #译窟 #人类学 #社会学 #文化人类学 #文化研究 #文艺理论 #阿列克谢·尤尔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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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鲍曼：《工业制度、消费主义和权力》（1983）
...
我们（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形成于两个强大的知识传统。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是第一个知识传统的现代形式；第二个传统则通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进入了今天的讨论。
马克斯·韦伯对西方文明及其内在动力的看法，是迄今为止对启蒙运动遗产最充分、最连贯的阐述，它的理论建基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社会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通过“辉格史学”（Whig historiography）的实践锻造为常识。基于此，深远而广泛的理性增长成为现代性的标准。
弗洛伊德的文明观借鉴了现代性的浪漫经验，即自我的悲剧性命运，被挤压在内在驱动力的铁砧和社会禁令的锤子之间。此外，弗洛伊德的文明观还借鉴了“后黑格尔式”的永恒冲突——生命的创造性冲动和它的成果迅速僵化之间的永恒冲突。
...
当然，这两种传统要共存，就一定会相互作用。两者的相互作用磨出了许多尖锐的锋芒。这些对立往往被合并为某种对立传统的“内部矛盾”。因此，韦伯哀叹自由精神在理性世界中窒息了，弗洛伊德则赞美压迫性文明提供的清洁（cleanliness）和保护（protection），以对抗痛苦，并换取被剥夺的自由。
...
这两个传统的共同根源是17世纪对激情（passion）与理性（reason）之间的二分法和冲突的阐述，它有无数的变体和应用——动物和人类，粗俗和精致，危险和有序，野蛮和文明，无知和开化，身体和精神，以及最终的自然和社会。
...
崛起的文明强行给人类的身体穿上了紧身的衣服，埃利亚斯说，这件紧身衣是由新的羞耻感和厌恶感编织而成的。“文明”通过情绪的重新定向发挥作用，将自然的东西变成羞耻东西，将身体机能的可见性（也就是对身体存在的意识）与尴尬和恐怖的感觉联系起来。埃利亚斯认为，对身体的社会控制首先是个感知（sensitivity）问题，它通过一贯的教育手段得以传播。
...
规训权力一直存在并且活跃，却没有被注意到，更没有被问题化，没有被塑造成一个问题、一个任务、一种有意识的设计。规训权力溶解在整个日常工作中，成为生活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通过理论分析和反思的智慧才能找出来。
...
传统的、连续的“存在链”（chain of being）想象（每个人都是一种相互联系，但仍然独立和不同的类型），现在逐渐被另一种二元对立的动态想象所取代（一个真正的人类，文明的、理性的生活模式）。无知、迷信、情绪化、兽性，种种不完美的生活形式被要求消灭、修正或放逐。
另类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大众文化）被重新定义为残酷、粗鲁、残忍的非人性，成为不断激进的皈依运动的目标。尽管“做人”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但“做人”不再是一种人人都享有的自然条件，而是变成了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经过不懈的学习，人们学会承担责任，但也只有少数人能够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完成。
因此，二元对立的想象和宣教实践是一种“监护情结”，它同时以学校的隐喻来阐释社会，并宣称师生角色的永久不对称。结果就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上层和下层区域之间的关系被全方位重新定义了。
...
我把这种致命的移置过程称为“权力冲突的经济化”。金钱成为一种“将就的”权力，代替了生产领域中放弃的权力。工作场所产生的不自由经验被重新投射到商品世界中。相应地，对自由的追求被重新阐释为占有可销售商品并以此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
本质上，政治冲突经济化的最终结果是经济的政治化。权力冲突的早期经济化重新定位了生存利益——从维持生计的传统再生产形式转向消费增加、生活水平提高的再生产形式。生产领域封锁的权力关系孕育了这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姿态，也不断加强着这种姿态。最终，这种姿态会给生产带来巨大压力，并使一开始取得成功的权力制度无法维持下去。
...
消费主义的诞生是对规训权力的反抗受挫后的二度分支，这种反抗渗透并最终征服了生产活动的领域。我们要记得，规训权力首先是对身体的控制。人类身体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大规模地作为操练和管理的对象。后来的消费主义是对这种操练和规训进行抵抗但失败了的产物。
...
从17世纪开始，重新部署后的规训权力形式使身体成为有意识关注的对象，成为潜在“权力的容器”，而为了实现这些权力，必须有选择地发展并适当地引导身体。简而言之，身体本身是一个不完整的东西，需要朝着一种理想去培养，没有有意识的持续努力就无法达成。这种权力产生的身体由两部分组成，价值不一，与理想保持着不同的关系——它一部分要被压制、驯服、隐藏，最好是根除；另一部分要被照顾、关怀，使其完全实现。
...
消费主义的自由身后有一条奴隶的阴影，满足自己不再需要打碎手铐，人们用自己的钥匙给手铐上了锁。
...
在生产情境中，与规训权力相关的身体操练未能发展出在消费主义条件下具有特殊意义的身体属性。消费增长是一项全新的任务，身体必须为之做好准备，就像它在过去为完成任务所做的准备一样。身体必须使它恰如其分地吸收商品所提供、所承诺的越来越多的感觉。身体再一次被操练，但这次它是“感觉的容器”，这是身体这次操练的目标。
...
呵护身体是消费社会居民最花时间、最费金钱的消费活动，对身体的照顾是一种不安的、不平衡的爱与恐怖的混合物（这使身体与过去宗教狂热的神圣对象不一样）。与过去一样，身体肩负起世俗成功或失败的责任，而“为我的生活做点什么”的冲动被最热切地转化为“为我的身体做点什么”。
...
消费社会产生的身体被赋予明确的角色，成为世俗成功的条件，也成为世俗不成功的一种补偿。我们看到，消费的驱动力不太可能得到满足，因为消费不会破坏基础结构，而这基础结构给了这种驱动力唯一的出口，也就是消费本身。
#拣 #译窟 #哲学 #社会学 #政治学 #历史 #现代性 #韦伯 #弗洛伊德 #福柯 #齐格蒙·鲍曼
▎齐格蒙·鲍曼：《工业制度、消费主义和权力》（1983）
...
我们（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形成于两个强大的知识传统。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是第一个知识传统的现代形式；第二个传统则通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进入了今天的讨论。
马克斯·韦伯对西方文明及其内在动力的看法，是迄今为止对启蒙运动遗产最充分、最连贯的阐述，它的理论建基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社会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通过“辉格史学”（Whig historiography）的实践锻造为常识。基于此，深远而广泛的理性增长成为现代性的标准。
弗洛伊德的文明观借鉴了现代性的浪漫经验，即自我的悲剧性命运，被挤压在内在驱动力的铁砧和社会禁令的锤子之间。此外，弗洛伊德的文明观还借鉴了“后黑格尔式”的永恒冲突——生命的创造性冲动和它的成果迅速僵化之间的永恒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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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两种传统要共存，就一定会相互作用。两者的相互作用磨出了许多尖锐的锋芒。这些对立往往被合并为某种对立传统的“内部矛盾”。因此，韦伯哀叹自由精神在理性世界中窒息了，弗洛伊德则赞美压迫性文明提供的清洁（cleanliness）和保护（protection），以对抗痛苦，并换取被剥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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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传统的共同根源是17世纪对激情（passion）与理性（reason）之间的二分法和冲突的阐述，它有无数的变体和应用——动物和人类，粗俗和精致，危险和有序，野蛮和文明，无知和开化，身体和精神，以及最终的自然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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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文明强行给人类的身体穿上了紧身的衣服，埃利亚斯说，这件紧身衣是由新的羞耻感和厌恶感编织而成的。“文明”通过情绪的重新定向发挥作用，将自然的东西变成羞耻东西，将身体机能的可见性（也就是对身体存在的意识）与尴尬和恐怖的感觉联系起来。埃利亚斯认为，对身体的社会控制首先是个感知（sensitivity）问题，它通过一贯的教育手段得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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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训权力一直存在并且活跃，却没有被注意到，更没有被问题化，没有被塑造成一个问题、一个任务、一种有意识的设计。规训权力溶解在整个日常工作中，成为生活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通过理论分析和反思的智慧才能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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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连续的“存在链”（chain of being）想象（每个人都是一种相互联系，但仍然独立和不同的类型），现在逐渐被另一种二元对立的动态想象所取代（一个真正的人类，文明的、理性的生活模式）。无知、迷信、情绪化、兽性，种种不完美的生活形式被要求消灭、修正或放逐。
另类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大众文化）被重新定义为残酷、粗鲁、残忍的非人性，成为不断激进的皈依运动的目标。尽管“做人”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但“做人”不再是一种人人都享有的自然条件，而是变成了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经过不懈的学习，人们学会承担责任，但也只有少数人能够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完成。
因此，二元对立的想象和宣教实践是一种“监护情结”，它同时以学校的隐喻来阐释社会，并宣称师生角色的永久不对称。结果就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上层和下层区域之间的关系被全方位重新定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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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种致命的移置过程称为“权力冲突的经济化”。金钱成为一种“将就的”权力，代替了生产领域中放弃的权力。工作场所产生的不自由经验被重新投射到商品世界中。相应地，对自由的追求被重新阐释为占有可销售商品并以此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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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政治冲突经济化的最终结果是经济的政治化。权力冲突的早期经济化重新定位了生存利益——从维持生计的传统再生产形式转向消费增加、生活水平提高的再生产形式。生产领域封锁的权力关系孕育了这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姿态，也不断加强着这种姿态。最终，这种姿态会给生产带来巨大压力，并使一开始取得成功的权力制度无法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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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的诞生是对规训权力的反抗受挫后的二度分支，这种反抗渗透并最终征服了生产活动的领域。我们要记得，规训权力首先是对身体的控制。人类身体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大规模地作为操练和管理的对象。后来的消费主义是对这种操练和规训进行抵抗但失败了的产物。
...
从17世纪开始，重新部署后的规训权力形式使身体成为有意识关注的对象，成为潜在“权力的容器”，而为了实现这些权力，必须有选择地发展并适当地引导身体。简而言之，身体本身是一个不完整的东西，需要朝着一种理想去培养，没有有意识的持续努力就无法达成。这种权力产生的身体由两部分组成，价值不一，与理想保持着不同的关系——它一部分要被压制、驯服、隐藏，最好是根除；另一部分要被照顾、关怀，使其完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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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的自由身后有一条奴隶的阴影，满足自己不再需要打碎手铐，人们用自己的钥匙给手铐上了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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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情境中，与规训权力相关的身体操练未能发展出在消费主义条件下具有特殊意义的身体属性。消费增长是一项全新的任务，身体必须为之做好准备，就像它在过去为完成任务所做的准备一样。身体必须使它恰如其分地吸收商品所提供、所承诺的越来越多的感觉。身体再一次被操练，但这次它是“感觉的容器”，这是身体这次操练的目标。
...
呵护身体是消费社会居民最花时间、最费金钱的消费活动，对身体的照顾是一种不安的、不平衡的爱与恐怖的混合物（这使身体与过去宗教狂热的神圣对象不一样）。与过去一样，身体肩负起世俗成功或失败的责任，而“为我的生活做点什么”的冲动被最热切地转化为“为我的身体做点什么”。
...
消费社会产生的身体被赋予明确的角色，成为世俗成功的条件，也成为世俗不成功的一种补偿。我们看到，消费的驱动力不太可能得到满足，因为消费不会破坏基础结构，而这基础结构给了这种驱动力唯一的出口，也就是消费本身。
#拣 #译窟 #哲学 #社会学 #政治学 #历史 #现代性 #韦伯 #弗洛伊德 #福柯 #齐格蒙·鲍曼
▎莫里斯·梅洛-庞蒂：《 现象学和人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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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自始至终都试图在逻辑主义和“唯心理学论”之间开辟一条道路。胡塞尔通过一种真正激进的反思，揭示外部环境在我们身上建立的偏见，他试图将这种自动的条件反射转化为有意识的条件反射。但他从不否认它的存在，也不否认它一直在起作用。他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指出，即使是哲学也会下沉到我们的“经验的流动”中，它本身也必须流动下去。
思想自诩无视时间的流动甚至主宰时间，但这种自诩的思想也发生在这种流动之中，并且一旦思想构成了，就会下沉到流动里面去。哲学家就不应该像外人那样思考。哲学家是时间、空间和社会中的心理物理主体，就像容器中的物体一样。哲学家不仅渴望存在，而且渴望以他的理解来存在。
因此，哲学家必须悬置生活既定事实中所隐含的论断（affirmation）。但是，悬置它们并不意味着否认它们，更不意味着否定我们与物质、社会、文化世界的联系。恰恰相反，我们就是要看到这种联系，就是要意识到它。只有“现象学的还原”才能揭示这种无休止的、隐含的论断，这种“世界的设定”（“thèse du monde”）预设在我们思想的每一刻。哲学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就其个体性、时间性和条件性而言）是许多生活中的一种可能生活。但是，通过思考自己的生活“究竟是什么”，可以掌握它“可能是什么”，把他自己的经验性人格看作一个需要探索的更大宇宙中的唯一可能性。但这种努力绝不忽视我们与物理世界和人类世界的联系。用现象学还原“联系”，这联系确实建立在“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物理和社会情境”之间，它从未以任何方式引导我们否定时间或超越时间，以进入一个纯逻辑或纯思想的领域。
...
因此，现象学有双重目的。它收集一切在历史之中发现的人类具体经验，不仅有知识的经验，而且有生活和文明的经验。与此同时，它必须在这种事实的展开中发现一种自发的秩序、一种意义、一种内在的真理、一种方向，以至于不同事件不被视为一种单纯的连续。
#拣 #译窟 #哲学 #现象学 #哲学史 #科学哲学 #心理学 #胡塞尔
▎书讯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 Clarice Lispector 作品集 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并上架微信读书
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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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临狂野的心ㅤ微信读书 √
我在等她最后的作品《生命的吹息》，目前没有消息。
#书讯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
▎索伦·克尔凯郭尔：《天才和使徒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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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和使徒在“质”上是不同的，他们属于各自的领域。天才属于“内在”（immanence）领域，使徒属于“超验”（transcendence）领域：
1. 因此，天才可能带来新鲜事物，但这新鲜事物又在人类的同化中消失了。天才带来的新鲜事物不永恒存在。使徒也带来一些新鲜事物，但悖论的是，这些新鲜事物恒常如新，之如使徒永远都是使徒。使徒不依靠永恒的内在性使自己与其他人平起平坐，因为使徒本质上、悖论地异于其他人。
2. 天才是其所是，因其所是；使徒通过神圣权威（divine authority）成为使徒。
3. 天才只有一个内在的目的论；使徒拥有绝对悖论的目的论。
...
所有思想（thought）都具有内在性，而信仰（faith）和悖论（paradox）本身是一个“质”的领域。人和人之间的一切差异都是内在差异，这一切差异在本质和永恒的思想面前消失于无形。人和人的差异在当下自然重要，但在永恒的根本平等中消失于无形。
...
天才有可能发展成他能竭力成为的最好样子，从而获得对自身有意识的占有。如果说“悖论”是天才带来的新鲜事物，那么这“悖论”也是非本质的、可预测的、不永恒的悖论，是不久后就会消失的悖论。天才在他第一次表达的时候或许是悖论的，但他越接近自己，这种悖论就越彻底消失。天才可能比他的时代领先一个世纪，因此看起来是一种悖论，但最终种族将同化这曾经的悖论，使其不再是悖论。
使徒则不然。使徒这个词本身就点明了这一区别。没有天生的使徒。使徒是被上帝召唤和委派的人，使徒从上帝那里接受使命。使徒不能发展成他能竭力成为的最好样子。成为使徒之前不存在任何成为使徒的可能性。每个人本质上有成为一位使徒的同等机会。使徒不会意识到“成为使徒”的召唤是他生命发展中的一个因素，这不是使徒接近自己的方式。“成为使徒”的召唤是一个悖论的因素。在使徒自始至终的生命里，“成为使徒”的召唤立于他作为一个确切的人的个人身份之外。
#拣 #译窟 #克尔凯郭尔 #哲学 #神学
▎我们每天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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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你就不再想要它了。他停止了疼痛的可能性，这绝不会逍遥法外。只是停下来，没有发现其他任何东西。我没有说我有多少，但我仍然有强烈的寻找和强烈的希望。不是你低沉甜美的声音。而且我不哭，如果必须的话，有一天我会哭的，Lori。我正处于一场斗争中，比你更接近所谓的人类胜利，但这就是胜利。我已经可以用我的身体和灵魂拥有你了。我会等待，即使是多年，你也有身体和灵魂去爱。我们还年轻，我们可以浪费一些时间而不浪费我们的一生。但是看看你周围的每个人，看看我们为自己做了什么，并考虑了我们每天的胜利。我们没有爱高于一切。我们没有接受不被理解的东西，因为我们不想被愚弄。我们一直在堆积东西和安全，因为没有彼此。我们没有尚未编目的快乐。我们建造了大教堂，我们一直呆在外面，因为我们自己建造的大教堂，我们担心它们是陷阱。我们没有放弃自己，因为那将是长寿的开始，我们害怕它。我们避免在第一个出于爱而说：你害怕的人面前跪下。我们组织了协会和微笑俱乐部，提供或不提供苏打水。我们试图拯救自己，但没有使用拯救这个词，这样我们就不会为自己的无辜感到羞耻。我们没有使用爱这个词，因此我们不必认识它的仇恨、爱、嫉妒和许多其他矛盾的质地。我们对死亡保密，以使我们的生命成为可能。我们中的许多人创作艺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他事物是什么样的。我们用虚假的爱掩饰了我们的冷漠，知道我们的冷漠是伪装的痛苦。我们用小恐惧掩盖了大恐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不谈论真正重要的事情。谈论真正重要的事情被认为是失态。我们没有敬拜，是因为我们有理智的小心思及时记住假神。我们没有纯洁和天真，所以我们不会嘲笑自己，所以在一天结束时我们可以说“至少我不是傻瓜”，所以我们不会在关闭之前感到困惑光。我们在公共场合微笑，而不是我们独自一人时不会微笑。我们称自己是坦率的弱点。我们最害怕对方。对于这一切，我们认为我们每天的胜利。但我逃脱了它，Lori，带着瘟疫的凶猛逃脱了，Lori，我会等到你也准备好。
Clarice Lispector
(fragmento de Uma aprendizagem ou o livro dos prazeres, Rocco, 1998)
Google 译
#摘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
▎卡罗琳·马文：《当旧技术还是新技术的时候：对19世纪末电力通信的思考》（1988）
...
然而，19世纪末，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新的电子媒介是无尽魅力和恐惧的来源，并为社会实验提供了绵绵不断的素材。事实上，所有关于20世纪电子媒介的讨论都从这里开始。如果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媒介形成了现代共同体的想象性边界，那么新媒介的引入就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因为依附于旧媒介模式的社会传播等价物将被重新审视、挑战、捍卫。
...
新技术可能改变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监视（surveillance）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允许的交流的熟悉程度（familiarity），接触的频率（frequency）和强度（intensity），以及对真相（truth）和欺骗（deception）的惯常测试的有效性。
...
阶级、家庭和职业共同体都在努力适应新的声音和视觉设备，这些设备使实时交流成为可能，而无需真正在场，所以有些人突然变得太近，而另一些人则变得太远。新类型的接触与确定信任和可靠性的旧方式相碰撞，与世界和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旧观念相碰撞，这些观念涉及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黑人和白人、欧洲和非欧洲、专家和公众的关系。
...
幻想帮助我们确定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什么是“意识”（consciousness），什么思想是可能的，什么思想还不能接受或不再接受。人们经常指出，私人的梦想在内容和冲动上都是系统性的，在公共论坛上创造、交换和修改的梦想和幻想也是系统性的。它们在社会与自己关于它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对话中发展出自己的传统。
...
媒介不是固定的自然物，它们没有自然的边缘。它们是由习惯、信仰和程序构成的综合体，嵌入到精心设计的文化交流编码中。媒介的历史永远不会多于或少于使用它们的历史，它们总是把我们从它们身上引向它们所阐明的社会实践和冲突。
...
新媒介体现了习惯秩序处于危险之中的可能性，因为传播是一种积极寻求多样性的特殊互动。无论习俗或工具看起来多么牢固地组织和遏制它，它都携带着颠覆自己的种子。
#拣 #译窟 #卡罗琳·马文 #技术史 #传播学 #媒介研究 #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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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奥朗笔记选 高兴 译
将你的生活局限于一场同你自己，或者最好是同上帝的讨论。将人们赶出你的思想，不要让任何外在事物损坏你的孤独，让那些弄臣去寻找同类吧。他人只会削弱你，因为他人逼迫你扮演一种角色；将姿态从你的生活中排除吧，你仅仅属于本质。
…
当一位作家无话可说时，荣耀为他戴上桂冠。荣耀赞美尸体。
…
一个作家越是独特，就越有过时和令人生厌的危险：一旦我们习惯了他的花招，他也就完了。真正的独特并不意识到自己的手段。一个作家必须为自己的天赋所推动，而不是去指挥和挖掘天赋。
…
一个精明的灵魂逃离自己的天赋，也就是说，创造自己的天赋。难道不是有关文学创造者的定义吗？
…
反讽，那些受伤的心灵的特权。任何反讽穿越的言语都在宣称一种隐藏的攻击。
反讽本身也是一种宣称，或者是自我怜悯佩戴的面具。
…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今天，我在一张表格上填写自己的名字时，仿佛觉得第一次写它，仿佛觉得不再认识它。日期，出生年月，一切在我看来都很新鲜，不可理解，同我毫无关联。这就是精神病科医生所称的自我疏离症。有时，就连我自己的形象，我也必须努力调整目光才能同它融为一体，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让人蒙受屈辱。
面对自我的显示，我厌恶不已，头晕脑胀，茫然不知所措。
…
自由如同健康：惟有当你失去它时，它才有价值，你也才会意识到它。对于那些拥有它的人，它既不能成为一种理想，也不会构成一种魅力。所谓的“自由世界”对于它本身而言，只是一个空荡荡的世界。
…
蓦然，无限的幸福，狂喜的视野。而这一切是在遇到一位税务官之后，是在为了身份证而到警察局排队之后，是在为了打针之类的事遇见一位女护士之后。我们体内化学的奥妙，能使魔鬼晕头转向，会叫天使粉身碎骨地变形。
…
我乐意生活于其中的两个时代：十八世纪的法国和沙皇俄国……
优雅的腻烦以及阴暗的、抽搐的、无穷无尽的腻烦……
…
B还是个穷孩子时，常常向我讲述生活的虚无；发家之后，他只会讲述庸俗的故事了。不付出代价，你难以脱离贫困。任何形式的拥有都会导致精神死亡。
…
一些人追求荣耀；另一些人则追求真理。我冒昧地属于后者。一种难以完成的使命远比一项可以达到的目标更为诱人。向往人们的掌声——这多么可怜！
…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二日。我在一种异常强烈的思念状态中度过了下午。思念一切，思念故土，思念童年，思念我浪费的一切，思念这么多无用的年华，思念所有那些没有哭泣的日子……“生活”与我格格不入。我适合于一种原始的生存，适合于绝对的孤独，在时间之外，在隐隐约约的伊甸园中。我将忧伤禀赋一直推到邪恶的境地。
…
春的迫近令我精神崩溃。这是我最最害怕的季节。乐曲冻结的感觉——哑默、消沉的灵魂中，千万声呼唤消逝。
…
波德莱尔……我已经有许多年没读他了，他并不是我常常想到的人。
我所感兴趣的只是阴郁程度所具的特性。
…
我应该写一部《论眼泪》。我常常感到一种极为强烈的哭泣的需要（我因此而感到同契诃夫的人物如此相近）。我对一切都感到懊悔，我会一连几个小时凝视着天空……瞧，当人人期待着我的作品并鼓励我工作的时候，我是如何度过时光的。
…
我毫无哲学天分：我仅仅对姿态，对思想的感人性发生兴趣。
…
一个满怀激情说出的谬误比一个用平淡无味的语言表达的真理更讨人喜欢。
世袭者的显赫，正统者的灰暗。
…
惟有我们隐藏的情感才是深沉的。那些卑贱的情感的力量恰恰于此。
…
我的所有“作品”都缺乏潇洒。这是那些写得很少，那些无法像“呼吸”一样写作的人的悲剧。我是一个偶然的作者，因为，我写作，仅仅是为了摆脱一时的焦虑。
忧郁，一旦达到极点，会消除思想，变成一种空洞的呓语。
…
不要写任何在极度孤独的时刻会让你感到羞耻的东西。与其作弊或说谎，还不如死亡。
…
我从未迷恋过那些注定成功的事业，我总是偏爱那些我隐隐觉得已经失败的事业。我总是本能地站在败者一边，即便他们的事业应受谴责。偏爱公道的悲剧吧！
…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日。整整十年，我一直梦想着拥有一套公寓。如今梦已成真，但并没有让我获得什么。我已经懊悔失去那些住旅馆的日子了。拥有比贫困更令我痛苦。
啊，我多想住在一九三七年的旅馆里。
我有一个家了——上帝啊，原谅我堕落到这等地步吧。
…
我是我的状态、我的幽默的连续；我徒劳地寻找着“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惟有在我为自己的所有表象消散时，惟有我为自己的消亡而狂喜时，惟有人们所称的那个“自我”中止并取消时，我才能找到它。我们必须首先摧毁自己，才能最终找到自己；本质意味着牺牲。
…
惟有无边无际的不眠的时刻，当时间同黑夜融为一体，当时间便是黑夜的流淌，便是液体黑夜时，你才能感到时间在怎样地流逝。
…
一本书的内在价值并不在于主题的物质和重要性。否则，神学家就会成为最优秀的作家了。
本质并非文学的关键点。可以认为，对一位作家而言，重要的恰他呈现偶然和细微的方式。艺术中，要紧的首先是细节，其次才是整体。精湛必须以限定为前提。
…
令过去变得有趣的是，每一代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它。历史不枯竭的新颖便源于此。
…
我从未有过思想：总是思想把我占有。我想象自己表达了一个思想，实际上只是思想将我占有并令我屈服。
…
历史上伟大的时代是那些“开明专制的”时代（十八世纪）。
过度的自由以及过度的恐怖都无法让精神繁荣。精神需要一个可以忍耐的枷锁。
一个优秀的时代是一个反讽不会将你投入监狱的时代。
…
当你有幸成为一名“作家”时，承受匿名和承受出名一样难。
…
一片被遮盖的天空在我看来是一种祝福。蔚蓝会鼓动你出走；它冒冒失失，掺和到你的生活中并在你身上唤醒宗教向往病态的那一面，唤醒秘密野心恶魔的那部分。
…
面对电话，面对汽车，面对最最微不足道的器具，我都禁不住会一阵厌恶和恐惧。技术天才所制造的一切都会激起我一种近乎神圣的惊骇。面对所有现代世界的象征时所产生的一种格格不人的感觉。
…
歌德同时代人的证词。我愉快地读着，开始对这位我以前从未喜爱的人的言语发生了兴趣。不到五十岁，你是不会对歌德发生兴趣的。
…
奇妙的罗马尼亚语啊！每每重新回到它面前时（或者更确切地说，梦见自己回到它面前，因为，天哪，我已停止使用它了），我感到，脱离它，实在是一种罪恶的背叛。它那赋予任何词一种亲密感，将任何词转化为指小词的能力；就连“死亡”一词也享有这一温顺。曾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种现象是一种减弱，是一种谦卑，是一种贬低的倾向。可现在，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是一种丰富的标志，是一种为任何事物“增加一点灵魂”的需要。
…
年龄越大，我就越清楚地感到我同原籍的联结有多深。故土令我魂牵梦萦：我无法同她分离，也无法将她忘却。相反，我的同胞却令我失望，让我恼怒，我受不了他们。我们不喜欢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缺陷。我越是和他们交往，就越会在他们身上发现自己的毛病；在每一个人身上我都看到一种责备，一幅放大了的我自己的漫画。
…
没有任何东西比巴黎的荣耀更像虚无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也曾向往过"这"！但我已永远地厌倦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摸索、失败和期盼之后，这是惟一让我感到骄傲的真正的进步。我尽量隐姓埋名，尽量不抛头露面，尽量默默无闻地生活——这是我惟一的目标。重返隐居生活！让我为自己创造一种孤独，让我用尚存的抱负和高傲在心灵中建起一座修道院吧！
#拣 #E·M·齐奥朗
▎齐奥朗笔记选 高兴 译
将你的生活局限于一场同你自己，或者最好是同上帝的讨论。将人们赶出你的思想，不要让任何外在事物损坏你的孤独，让那些弄臣去寻找同类吧。他人只会削弱你，因为他人逼迫你扮演一种角色；将姿态从你的生活中排除吧，你仅仅属于本质。
…
当一位作家无话可说时，荣耀为他戴上桂冠。荣耀赞美尸体。
…
一个作家越是独特，就越有过时和令人生厌的危险：一旦我们习惯了他的花招，他也就完了。真正的独特并不意识到自己的手段。一个作家必须为自己的天赋所推动，而不是去指挥和挖掘天赋。
…
一个精明的灵魂逃离自己的天赋，也就是说，创造自己的天赋。难道不是有关文学创造者的定义吗？
…
反讽，那些受伤的心灵的特权。任何反讽穿越的言语都在宣称一种隐藏的攻击。
反讽本身也是一种宣称，或者是自我怜悯佩戴的面具。
…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今天，我在一张表格上填写自己的名字时，仿佛觉得第一次写它，仿佛觉得不再认识它。日期，出生年月，一切在我看来都很新鲜，不可理解，同我毫无关联。这就是精神病科医生所称的自我疏离症。有时，就连我自己的形象，我也必须努力调整目光才能同它融为一体，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让人蒙受屈辱。
面对自我的显示，我厌恶不已，头晕脑胀，茫然不知所措。
…
自由如同健康：惟有当你失去它时，它才有价值，你也才会意识到它。对于那些拥有它的人，它既不能成为一种理想，也不会构成一种魅力。所谓的“自由世界”对于它本身而言，只是一个空荡荡的世界。
…
蓦然，无限的幸福，狂喜的视野。而这一切是在遇到一位税务官之后，是在为了身份证而到警察局排队之后，是在为了打针之类的事遇见一位女护士之后。我们体内化学的奥妙，能使魔鬼晕头转向，会叫天使粉身碎骨地变形。
…
我乐意生活于其中的两个时代：十八世纪的法国和沙皇俄国……
优雅的腻烦以及阴暗的、抽搐的、无穷无尽的腻烦……
…
B还是个穷孩子时，常常向我讲述生活的虚无；发家之后，他只会讲述庸俗的故事了。不付出代价，你难以脱离贫困。任何形式的拥有都会导致精神死亡。
…
一些人追求荣耀；另一些人则追求真理。我冒昧地属于后者。一种难以完成的使命远比一项可以达到的目标更为诱人。向往人们的掌声——这多么可怜！
…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二日。我在一种异常强烈的思念状态中度过了下午。思念一切，思念故土，思念童年，思念我浪费的一切，思念这么多无用的年华，思念所有那些没有哭泣的日子……“生活”与我格格不入。我适合于一种原始的生存，适合于绝对的孤独，在时间之外，在隐隐约约的伊甸园中。我将忧伤禀赋一直推到邪恶的境地。
…
春的迫近令我精神崩溃。这是我最最害怕的季节。乐曲冻结的感觉——哑默、消沉的灵魂中，千万声呼唤消逝。
…
波德莱尔……我已经有许多年没读他了，他并不是我常常想到的人。
我所感兴趣的只是阴郁程度所具的特性。
…
我应该写一部《论眼泪》。我常常感到一种极为强烈的哭泣的需要（我因此而感到同契诃夫的人物如此相近）。我对一切都感到懊悔，我会一连几个小时凝视着天空……瞧，当人人期待着我的作品并鼓励我工作的时候，我是如何度过时光的。
…
我毫无哲学天分：我仅仅对姿态，对思想的感人性发生兴趣。
…
一个满怀激情说出的谬误比一个用平淡无味的语言表达的真理更讨人喜欢。
世袭者的显赫，正统者的灰暗。
…
惟有我们隐藏的情感才是深沉的。那些卑贱的情感的力量恰恰于此。
…
我的所有“作品”都缺乏潇洒。这是那些写得很少，那些无法像“呼吸”一样写作的人的悲剧。我是一个偶然的作者，因为，我写作，仅仅是为了摆脱一时的焦虑。
忧郁，一旦达到极点，会消除思想，变成一种空洞的呓语。
…
不要写任何在极度孤独的时刻会让你感到羞耻的东西。与其作弊或说谎，还不如死亡。
…
我从未迷恋过那些注定成功的事业，我总是偏爱那些我隐隐觉得已经失败的事业。我总是本能地站在败者一边，即便他们的事业应受谴责。偏爱公道的悲剧吧！
…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日。整整十年，我一直梦想着拥有一套公寓。如今梦已成真，但并没有让我获得什么。我已经懊悔失去那些住旅馆的日子了。拥有比贫困更令我痛苦。
啊，我多想住在一九三七年的旅馆里。
我有一个家了——上帝啊，原谅我堕落到这等地步吧。
…
我是我的状态、我的幽默的连续；我徒劳地寻找着“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惟有在我为自己的所有表象消散时，惟有我为自己的消亡而狂喜时，惟有人们所称的那个“自我”中止并取消时，我才能找到它。我们必须首先摧毁自己，才能最终找到自己；本质意味着牺牲。
…
惟有无边无际的不眠的时刻，当时间同黑夜融为一体，当时间便是黑夜的流淌，便是液体黑夜时，你才能感到时间在怎样地流逝。
…
一本书的内在价值并不在于主题的物质和重要性。否则，神学家就会成为最优秀的作家了。
本质并非文学的关键点。可以认为，对一位作家而言，重要的恰他呈现偶然和细微的方式。艺术中，要紧的首先是细节，其次才是整体。精湛必须以限定为前提。
…
令过去变得有趣的是，每一代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它。历史不枯竭的新颖便源于此。
…
我从未有过思想：总是思想把我占有。我想象自己表达了一个思想，实际上只是思想将我占有并令我屈服。
…
历史上伟大的时代是那些“开明专制的”时代（十八世纪）。
过度的自由以及过度的恐怖都无法让精神繁荣。精神需要一个可以忍耐的枷锁。
一个优秀的时代是一个反讽不会将你投入监狱的时代。
…
当你有幸成为一名“作家”时，承受匿名和承受出名一样难。
…
一片被遮盖的天空在我看来是一种祝福。蔚蓝会鼓动你出走；它冒冒失失，掺和到你的生活中并在你身上唤醒宗教向往病态的那一面，唤醒秘密野心恶魔的那部分。
…
面对电话，面对汽车，面对最最微不足道的器具，我都禁不住会一阵厌恶和恐惧。技术天才所制造的一切都会激起我一种近乎神圣的惊骇。面对所有现代世界的象征时所产生的一种格格不人的感觉。
…
歌德同时代人的证词。我愉快地读着，开始对这位我以前从未喜爱的人的言语发生了兴趣。不到五十岁，你是不会对歌德发生兴趣的。
…
奇妙的罗马尼亚语啊！每每重新回到它面前时（或者更确切地说，梦见自己回到它面前，因为，天哪，我已停止使用它了），我感到，脱离它，实在是一种罪恶的背叛。它那赋予任何词一种亲密感，将任何词转化为指小词的能力；就连“死亡”一词也享有这一温顺。曾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种现象是一种减弱，是一种谦卑，是一种贬低的倾向。可现在，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是一种丰富的标志，是一种为任何事物“增加一点灵魂”的需要。
…
年龄越大，我就越清楚地感到我同原籍的联结有多深。故土令我魂牵梦萦：我无法同她分离，也无法将她忘却。相反，我的同胞却令我失望，让我恼怒，我受不了他们。我们不喜欢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缺陷。我越是和他们交往，就越会在他们身上发现自己的毛病；在每一个人身上我都看到一种责备，一幅放大了的我自己的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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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东西比巴黎的荣耀更像虚无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也曾向往过"这"！但我已永远地厌倦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摸索、失败和期盼之后，这是惟一让我感到骄傲的真正的进步。我尽量隐姓埋名，尽量不抛头露面，尽量默默无闻地生活——这是我惟一的目标。重返隐居生活！让我为自己创造一种孤独，让我用尚存的抱负和高傲在心灵中建起一座修道院吧！
#拣 #E·M·齐奥朗
▎讲故事的人 （1936）
编织进现实生活结构的建议就是智慧。讲故事的艺术正在走到尽头，因为真理的史诗性（即智慧）正在消亡。然而，这是一个持续已久的过程。它既不是一种“颓败”，更不是一种“现代病”。相反，它只是历史世俗生产力的“并发症”。这种“并发症”已经逐渐将叙事从鲜活的语言中移除，同时使人们有可能在消逝的事物中看到一种新的美。
...
消息的价值只停留在它出现的那一刻。消息只活在那个时刻。消息必须完全屈服于那个时刻，并不失时机地向那个时刻解释自己。故事则不同。故事不会自耗。故事保留并凝聚着自身的力量，甚至在很长时间后也能释放它。
...
因此，小说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以劝教的口吻向我们展示了别人的命运，而是因为这个陌生人的命运凭借着吞噬它的火焰，给我们带来了我们从未从自己的命运中汲取的温暖。用读到的死亡来温暖自己寒颤的生命，这正是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
...
“艺术的观察可以达到几乎神秘的深度。被观察的事物失去了它们的名字。光线和阴影形成了非常特殊的系统，提出十分特别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依赖任何知识，也不来自任何实践，而是完全从某个人的灵魂、眼睛和手的某种协作中获得存在和价值，这个人天生就能感知它们，并在自己的内心唤起它们。”
...
只要我们把谚语视为故事的表意符号，谚语就可以充分体现讲故事的过程。我们可以说，谚语是一座废墟，它矗立在一个古老的故事现场，其中的寓意像常春藤一样缠绕在一个个事件上。
#拣 #译窟 #讲故事的人 #瓦尔特·本雅明 #文艺理论 #哲学 #历史 #现代性 #美学
▎反先知
每个人身上都沉睡着一个先知，他醒来时，世上就又多了一分邪恶……
...
每个人都在等待他的那个时刻，好提出些什么东西：管它是什么东西。他有了一个声音：这就足够了。而我们则因为不聋不哑而代价惨重……
...
我们行动的源头在于我们禁不住无意识地会自诩为时代的中心、理由与终点。本能的反射与狂傲，把我们自己所是的那么一小块血肉与意识化成了星球。假如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假如比较与活着不可分离，凸显在眼前的我们的渺小，一定会把我们压死。然而，活着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大小……
...
理想中的清醒的人，亦即是说理想中的正常人，除了求溯于自身的那份无以外，应该别无他助……我想像自己听他在说：“挣脱了目标，挣脱了一切的目标以后，我的那些欲望与苦痛，我只保留它们的公式。顶住了想作总结的诱惑，我便战胜了精神，正如我战胜了生活，因为我厌恶在其中寻找解决。
...
人类的闹剧——多么恶心！而爱情——两团唾液的相逢而已……一切情感都是从分泌腺的悲惨中萃取出了它们的绝对。高贵只有一种，就在对存在的否定中，在俯瞰断壁残垣时，那一抹微笑里。”
...
（以前我有个“我”；现在我只是一件东西……我给自己填饱了孤独送的各种毒；因为世界给的那些太淡了，没法叫我把世界忘掉。杀死了我身上的先知以后，我怎么会在人当中还有位置？）
#摘 #解体概要 #E·M·齐奥朗
▎狂热之谱系
任何一种想法就其本身来讲都是中立的，或者说应该如此；然而人会令想法活起来，在它身上投射自身的火焰与狂想；于是想法不再纯洁，化作了信仰，也便切入了时间，变成了事件；从逻辑到癫狂的演进于是在所难免……就这样，诞生了意识形态、教义与血腥的玩笑。
...
我们是本能的迷信鬼，自己的想像与利益都被我们换算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
...
没有哪一种排斥异己的褊狭，哪一种意识形态的强硬，哪一种传道布教的狂热，不在向我们揭示所谓积极热忱那兽性的根底。人一旦失去保持淡漠的能力，便成了潜在的凶手；一旦把他的想法变成了神，那后果也便不可估量。
...
在神圣危机发作之时，受害者的呻吟恰与陶醉中的呻吟相呼相应……绞架、囚牢、苦役只有在一种信仰的荫庇下才会繁衍起来——而施肥的正是这种彻底污染掉精神，想相信点什么的需要。
...
一种满嘴玩笑的智慧总比一种发作起来的圣洁要柔和些。在任何炽烈的精神中，总能找出伪装起来的猛兽；再怎么防范一个先知伸来的魔爪都不为过……只要他一出声，就算他是以上天的名义，以城邦或是其他借口的名义在说话，你都离他远点：小心他垂涎你的孤独...
...
我只需要听到一个人诚恳地谈及理想、未来、哲学，听他以充满信心的语气说起“我们”，听他提到“他者”，并以担当他们的代言人为己任——就足以把他看成是我的敌人。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未得逞的暴君、一个半吊子的刽子手，跟那些暴君、那些高雅的刽子手一样可憎。一切信仰都推行着某种形式的暴政，因为其主导者是些“纯洁的人”而变得尤为恐怖。
#摘 #解体概要 #E·M·齐奥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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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日记
1915年
任何一种幸运的承诺，好似对一种永恒生命的希望。从某一种距离来看，这些希望就停留在那里，人们却不敢靠近。
...
必须要专心一意地潜到水下，要比面对一个人下沉的那个东西更快地沉下去。
...
彻底的停顿，无限的痛苦。
...
在自我认识的某种情况下，及在一般对观察有利的附随现象中，肯定会周期性地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人们发现自己是令人厌恶的。善的每一种尺度——但愿对此的看法还是那样不同——会显得太大了。人们会认识到，人们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个可怜的隐念的老鼠洞，根本没有什么行为会是逃脱这些隐念的。这些隐念会是那样的龌龊，以致人们在自我观察的状态中也不想对它们作周密的思考，而只是让自己从远处去看这些隐念就足够了。在这些隐念中，大约不单单涉及自私自利的动机，自私自利这东西在这些隐念面前会作为善与美的理想出现。人们将要发现的这种龌龊，由于它自身的缘故将存在，人们会认识到，人们是充满了这个精神负担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并且通过这个精神负担毫无认识地或者是过分善良地看透而又离去。这种肮脏将是人们要发现的最下层的地面，这最下层的地面大约将不包含火山的熔岩，而是污物。它会是最下层的东西，也会是最上层的东西，而且怀疑自我观察会立刻变得那么虚弱，那么沾沾自喜，就像一头猪在臭水中晃晃悠悠。
...
有时候是快要撕裂感觉不幸的存在状况和同时确信这种状况的必然性，以及确信一个通过每次对不幸忍受而转变成的目标的必然性（现在受到对赫尔岑回忆的影响，但也是枉然）。
...
为什么这样问是毫无意义的？怨尤就是：发问，等待，直至有了回答。但自己本人并不能产生回答的发问永远得不到回答，在提问题的人和回答问题的人之间并无距离。
这不是要逾越的距离，因此提问与等待是毫无意义。
#摘 #卡夫卡全集 #卡夫卡
▎卡夫卡日记
1915年
任何一种幸运的承诺，好似对一种永恒生命的希望。从某一种距离来看，这些希望就停留在那里，人们却不敢靠近。
...
必须要专心一意地潜到水下，要比面对一个人下沉的那个东西更快地沉下去。
...
彻底的停顿，无限的痛苦。
...
在自我认识的某种情况下，及在一般对观察有利的附随现象中，肯定会周期性地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人们发现自己是令人厌恶的。善的每一种尺度——但愿对此的看法还是那样不同——会显得太大了。人们会认识到，人们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个可怜的隐念的老鼠洞，根本没有什么行为会是逃脱这些隐念的。这些隐念会是那样的龌龊，以致人们在自我观察的状态中也不想对它们作周密的思考，而只是让自己从远处去看这些隐念就足够了。在这些隐念中，大约不单单涉及自私自利的动机，自私自利这东西在这些隐念面前会作为善与美的理想出现。人们将要发现的这种龌龊，由于它自身的缘故将存在，人们会认识到，人们是充满了这个精神负担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并且通过这个精神负担毫无认识地或者是过分善良地看透而又离去。这种肮脏将是人们要发现的最下层的地面，这最下层的地面大约将不包含火山的熔岩，而是污物。它会是最下层的东西，也会是最上层的东西，而且怀疑自我观察会立刻变得那么虚弱，那么沾沾自喜，就像一头猪在臭水中晃晃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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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是快要撕裂感觉不幸的存在状况和同时确信这种状况的必然性，以及确信一个通过每次对不幸忍受而转变成的目标的必然性（现在受到对赫尔岑回忆的影响，但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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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样问是毫无意义的？怨尤就是：发问，等待，直至有了回答。但自己本人并不能产生回答的发问永远得不到回答，在提问题的人和回答问题的人之间并无距离。
这不是要逾越的距离，因此提问与等待是毫无意义。
#摘 #卡夫卡全集 #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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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日记
1913年
妹夫明天要开往恰尔特科夫进行武器训练，瓦莉走在妹夫后面，从我们的门出去了。值得注意的是，存在于这种跟在他身后的婚姻的认可是一种安排，人们对这种安排归根结底是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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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隐语想象中产生的巨大威胁。不管怎么说，有点儿魔术般的东西在音乐的共鸣中通过它的活动抓住了我。我已经忘记了这些。
...
在一个很早的清晨，街道的远近左右还空空荡荡。在一条主要大街上，一个还赤着脚、只穿着睡衣睡裤的男子打开了一家出租公寓的大门。他紧抓住两扇门扇，做着深呼吸。“你这不幸，你这该死的不幸。”他说着，目光好像先沿着大街平静地扫去，然后越过一座一座的房子。
...
绝望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却没有地方接纳。
...
一个大个子男人穿一件拖到脚上的大衣，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将近5点钟的时候，他用拳头擂击一间小茅屋的门，这茅屋坐落在光秃的山丘附近。他每用拳头擂击一下之后，便贴耳倾听一下，茅屋里静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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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些什么，它便马上失去，最终失去重要性；如果我将它写下来，它也总会失去，但有时候便获得一种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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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怀疑。对你不怀疑也不要怀疑。如果一切看来已经完结，那时还会有新的力量出来的，这就是说，你活着。这力量如果没有出现的话，那这里一切就完结了，而且是彻底地完了。
...
我的脖子套上了绳索，被拖拽着穿过一座房子底楼的窗户，而且好像是被一个不留心的人肆无忌惮地往上拉，穿过了所有的屋顶、家具、房墙和阁楼，浑身流着血，全身被撕碎了，直至上面的屋顶上出现那副空空的套索，它将我刚刚在冲破屋顶瓦片时残余部分也丢弃了。
...
特别的思想方法。感觉上的渗透。一切都是作为思想去感受的，即使是在最不肯定的状况中（陀思妥耶夫斯基）。
...
这是内心中的一组滑轮。一只小钩子向前推进，任何地方都是隐蔽的，人们第一眼几乎看不出来，而整个机械已在运动。屈从于一种抓不住的力量，就如时钟屈从时间那样，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发出喀嚓声，所有的环节一个挨着一个地按它规定的节奏发出声响。
...
太晚了，悲伤和爱情的甜蜜。在船上任由她含笑地注视着，这是最美的船。只是一直有死的愿望，而还在坚持，单单这本身就是爱。
...
在一个被太阳照得炽热的院场上，两只狗从相反的方向迎头跑着。
...
我追逐着虚构。我来到一个房间里，并发现它在一个角落闪着白光而纵横交错地走动着。
...
长大成人，但年纪轻轻便死去，或者甚至于自杀，这从外部看来是可怕的。在彻底的、也许在继续发展的范围里有着某种意义的迷惘中离去，没有希望或只带着唯一的希望，这种在极大期待的范围之内生命中现象的出现将被视为是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我现在也许就是处在这种境遇里。死亡无非就是这一种无有奉献给那一种无有，但这对感觉来说也许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怎么能够有意识地只是把自己当做一种无奉献给那种无呢？这种无不仅是一种空无所有的无，而且也是一种汹涌澎湃的无，它的虚无只是在它的不可理解里存在。
...
注意并判断所有的事态是永远不可能的，这些所有的事态影响到瞬间的情绪，甚至在情绪中发生作用。最终也在判断中发生作用，因此，那样说昨天我感觉坚强，今天我却绝望了，这是错误的。这样的区别只是证明，人们情愿让自己受影响，并尽量地与自己隔绝，躲藏在偏见和幻想的后面，过一种做作的生活。就像一个人有一次待在小酒馆的一个角落，足足地被一小杯烧酒淹没，只是与自己一个，与喧闹虚伪无法证实的想象和梦境交谈。
#摘 #卡夫卡全集 #卡夫卡
▎卡夫卡日记
1913年
妹夫明天要开往恰尔特科夫进行武器训练，瓦莉走在妹夫后面，从我们的门出去了。值得注意的是，存在于这种跟在他身后的婚姻的认可是一种安排，人们对这种安排归根结底是忍受的。
...
在隐语想象中产生的巨大威胁。不管怎么说，有点儿魔术般的东西在音乐的共鸣中通过它的活动抓住了我。我已经忘记了这些。
...
在一个很早的清晨，街道的远近左右还空空荡荡。在一条主要大街上，一个还赤着脚、只穿着睡衣睡裤的男子打开了一家出租公寓的大门。他紧抓住两扇门扇，做着深呼吸。“你这不幸，你这该死的不幸。”他说着，目光好像先沿着大街平静地扫去，然后越过一座一座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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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却没有地方接纳。
...
一个大个子男人穿一件拖到脚上的大衣，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将近5点钟的时候，他用拳头擂击一间小茅屋的门，这茅屋坐落在光秃的山丘附近。他每用拳头擂击一下之后，便贴耳倾听一下，茅屋里静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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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些什么，它便马上失去，最终失去重要性；如果我将它写下来，它也总会失去，但有时候便获得一种新的重要性。
...
不要怀疑。对你不怀疑也不要怀疑。如果一切看来已经完结，那时还会有新的力量出来的，这就是说，你活着。这力量如果没有出现的话，那这里一切就完结了，而且是彻底地完了。
...
我的脖子套上了绳索，被拖拽着穿过一座房子底楼的窗户，而且好像是被一个不留心的人肆无忌惮地往上拉，穿过了所有的屋顶、家具、房墙和阁楼，浑身流着血，全身被撕碎了，直至上面的屋顶上出现那副空空的套索，它将我刚刚在冲破屋顶瓦片时残余部分也丢弃了。
...
特别的思想方法。感觉上的渗透。一切都是作为思想去感受的，即使是在最不肯定的状况中（陀思妥耶夫斯基）。
...
这是内心中的一组滑轮。一只小钩子向前推进，任何地方都是隐蔽的，人们第一眼几乎看不出来，而整个机械已在运动。屈从于一种抓不住的力量，就如时钟屈从时间那样，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发出喀嚓声，所有的环节一个挨着一个地按它规定的节奏发出声响。
...
太晚了，悲伤和爱情的甜蜜。在船上任由她含笑地注视着，这是最美的船。只是一直有死的愿望，而还在坚持，单单这本身就是爱。
...
在一个被太阳照得炽热的院场上，两只狗从相反的方向迎头跑着。
...
我追逐着虚构。我来到一个房间里，并发现它在一个角落闪着白光而纵横交错地走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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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成人，但年纪轻轻便死去，或者甚至于自杀，这从外部看来是可怕的。在彻底的、也许在继续发展的范围里有着某种意义的迷惘中离去，没有希望或只带着唯一的希望，这种在极大期待的范围之内生命中现象的出现将被视为是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我现在也许就是处在这种境遇里。死亡无非就是这一种无有奉献给那一种无有，但这对感觉来说也许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怎么能够有意识地只是把自己当做一种无奉献给那种无呢？这种无不仅是一种空无所有的无，而且也是一种汹涌澎湃的无，它的虚无只是在它的不可理解里存在。
...
注意并判断所有的事态是永远不可能的，这些所有的事态影响到瞬间的情绪，甚至在情绪中发生作用。最终也在判断中发生作用，因此，那样说昨天我感觉坚强，今天我却绝望了，这是错误的。这样的区别只是证明，人们情愿让自己受影响，并尽量地与自己隔绝，躲藏在偏见和幻想的后面，过一种做作的生活。就像一个人有一次待在小酒馆的一个角落，足足地被一小杯烧酒淹没，只是与自己一个，与喧闹虚伪无法证实的想象和梦境交谈。
#摘 #卡夫卡全集 #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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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受教育过多者的箴言
教育是一件极好的事。但是最好时常记起一点：任何值得认识的事物都不是可以教授的。
舆论只存在于没有思想的地方。
友情远比爱情更为可悲。它持续得更久。
生活中不正常的事物与艺术的关系是正常的，而且是生活中与艺术保持正常关系的唯一事物。
人永远不应该倾听。倾听是对倾听者冷淡的标志。
▎供年轻人使用的短语与哲理
人生的首要任务是变得尽可能地矫揉造作。何为第二任务至今尚无人发现。
邪恶是由好人发明的神话，以说明他人的古怪的吸引力。
穷人一旦具备了个人姿态，贫穷问题便不难解决了。
看到灵魂与肉体间差别的人是两者均不具备的人。
枯燥是因为严肃进入了晚年。
在所有不重要的事情当中，风度，而非诚意，必不可少；在所有重要的事情当中，风度，而非诚意，必不可少。
一个人若是讲了真话，那是他肯定自己迟早会被发现。
只有浅薄的人了解自己。
人总该有点儿不可理喻之处。
对偶尔的些许装束过分，唯一的补偿方式是永远的绝对过分的教育。
过早成熟就是十全十美。
雄心是失败的唯一避难所。
表面品质是唯一能够持久的。人的深层本质很快即被发现。
只有伟大的风格大师才能成功地做到朦胧模糊。
#摘 #奥斯卡·王尔德
▎给受教育过多者的箴言
教育是一件极好的事。但是最好时常记起一点：任何值得认识的事物都不是可以教授的。
舆论只存在于没有思想的地方。
友情远比爱情更为可悲。它持续得更久。
生活中不正常的事物与艺术的关系是正常的，而且是生活中与艺术保持正常关系的唯一事物。
人永远不应该倾听。倾听是对倾听者冷淡的标志。
▎供年轻人使用的短语与哲理
人生的首要任务是变得尽可能地矫揉造作。何为第二任务至今尚无人发现。
邪恶是由好人发明的神话，以说明他人的古怪的吸引力。
穷人一旦具备了个人姿态，贫穷问题便不难解决了。
看到灵魂与肉体间差别的人是两者均不具备的人。
枯燥是因为严肃进入了晚年。
在所有不重要的事情当中，风度，而非诚意，必不可少；在所有重要的事情当中，风度，而非诚意，必不可少。
一个人若是讲了真话，那是他肯定自己迟早会被发现。
只有浅薄的人了解自己。
人总该有点儿不可理喻之处。
对偶尔的些许装束过分，唯一的补偿方式是永远的绝对过分的教育。
过早成熟就是十全十美。
雄心是失败的唯一避难所。
表面品质是唯一能够持久的。人的深层本质很快即被发现。
只有伟大的风格大师才能成功地做到朦胧模糊。
#摘 #奥斯卡·王尔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