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但愿那另一种觉醒，死亡，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能给我不含记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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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不散步了
上横街买烟，即点一支，对面直路两旁的矮树已缀满油亮的新叶，这边的大树枝条仍是灰褐的，谅来也密布芽蕾，有待绽肥了才闹绿意，想走过去，继而回来了，到寓所门口，幡然厌恶室内的沉浊氛围，户外清鲜空气是公共的，也是我的，慢跑一阵，在空气中游泳，风就是浪，这琼美卡区，以米德兰为主道的岔路都有坡度，路边是或宽或窄的草坪，许多独立的小屋坐落于树丛中，树很高了，各式的门和窗都严闭着，悄无声息，除了洁净，安谧，没有别的意思，倘若谁来说，这些屋子，全没人住，也不能反证他是在哄我，因为是下午，晚上窗子有灯光，便觉得里面有人，如果孤居的老妇死了，灯亮着，死之前非熄灯不可吗，她早已无力熄灯，这样，每夜窗子明着，明三年五年，老妇不可怜，那灯可怜，幸亏物无知，否则世界更逼促紊乱，幸亏生活在无知之物的中间，有隐蔽之处，回旋之地，憩息之所，落落大方地躲躲闪闪，一代代蹙眉窃笑到今天，我散步，昨天可不是散步，昨天豪雨，在曼哈顿纵横如魔阵的街道上，与友人共一顶伞，我俩大，伞小，只够保持头发不湿，去图书馆，上个月被罚款了，第一个发起这种办法的人有多聪明，友人说，坐下看看吗，我的鞋底定是裂了，袜子全是水，这样两只脚，看什么书，于是又走在街上，大雨中的纽约好像没有纽约一样，伦敦下大雨，也只有雨没有伦敦，古代的平原，两军交锋，旌旗招展，马仰人翻……大雨来了，也就以雨为主，战争是次要的，就这样我俩旁若无纽约地大声说笑，还去注意银行的铁栏杆内不白不黄的花，状如中国的一般秋菊，我嚷道，菊花开在树上了，被大雨濯得好狼狈，我友也说，真是踉踉跄跄一树花，是什么木本花，我们人是很絮烦的，对于喜欢的和不喜欢的，都想得个名称，面临知其名称的事物，是舒泰的，不计较的，如果看着听着，不知其名称，便有一种淡淡的窘，漠漠的歉意，幽幽的尴尬相，所以在异国异域，我不知笨了多少，好些植物未敢贸然相认，眼前那枝开满朝天的紫朵的，应是辛夷，不算玉兰木兰，谁知美国人叫它什么，而且花瓣比中国的辛夷小、薄，即使是槭树、杜鹃花、鸢尾、水仙，稍有一分异样，我的自信也软弱了，哪天回中国，大半草木我都能直呼其名，如今知道能这样是很愉快的，我的姓名其实不难发音，对于欧美人就需要练习，拼一遍，又一遍，笑了——也是由于礼貌、教养、人文知识，使这样世界处处出现淡淡的窘，漠漠的歉意，幽幽的尴尬相，和平的年代，诸国诸族的人都这样相安居、相乐业、相往来……战争爆发了，人与人不再窘不再歉不再尴尬，所以战争是坏事，极坏的事，与战争相反的是音乐，到任何一个偏僻的国族，每闻音乐，尤其是童年时代就谙熟的音乐，便似迷航的风雨之夜，蓦然靠着了故乡的埠岸，有人在雨丝风片中等着我回家，公寓的地下室中有个打杂工的美国老汉，多次听到他在吹口哨，全是海顿爸爸，莫扎特小子，没有一点山姆大叔味儿，我也吹了，他走上来听，他奇怪中国人的口哨竟也是纯纯粹粹的维也纳学派，这里面有件什么超乎音乐的亟待说明的重大悬案，人的哭声、笑声、呵欠、喷嚏，世界一致，在其间怎会形成二三十种盘根错节的语系，动物们没有足够折腾的语言，显得呆滞，时常郁郁寡欢，人类立了许多语言学校，也沉寂，闷闷不乐地走进走出，生命是什么呢，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我是常会迷路的，要去办件事或赴个约，尤其容易迷路，夜已深，停车场那边还站着个人，便快步近去，他说，给我一支烟，我告诉你怎样走，我给了，心想，还很远，难寻找，需要烟来助他思索，他吸了一口，又一口，指指方向，过两个勃拉格就是了，我很高兴，转而赏味他的风趣，如果我自己明白过两个街口便到，又知道这人非常想抽烟，于是上前，他以为我要问路，我呢，道声晚安，给他一支烟，为之点火，回身走了，那就很好，这种事是永远做不成的，猜勿着别人是否正处于没有烟而极想抽烟的当儿，而且散步初始时的清鲜空气中的游泳感就没有了，一阵明显的风，吹来旎旎馣馣的花香，环顾四周，不见有成群的花，未知从何得来，人和犬一样，将往事贮存在嗅觉讯息中，神速引回学生时代的春天，那条殖民地的小街，不断有花铺、书店、唱片行、餐馆、咖啡吧，法兰西的租界，住家和营商的多半是犹太人，却又弄成似是而非的巴黎风，却也是白俄罗斯人酗酒行乞之地，书店安静，唱片行响着，番茄沙司加热后的气味溜出餐馆，煮咖啡则把一半精华免费送给过路客了，而花铺的馝浓香最会泛滥到街上来，晴暖的午后，尤其郁郁馡馡众香发越，阳光必须透过树丛，小街一段明一段暗，偶值已告觖绝的恋人对面行来，先瞥见者先低了头，学院离小街不远，同学中的劲敌出没于书店酒吧，大家不声不响地满怀凌云壮志，喝几杯樱桃白兰地，更加为自己的伟大前程而伤心透顶了，谁会有心去同情潦倒街角的白俄罗斯旷夫怨妇，谁也料不到后来的命运可能赧然与彼相似，阵阵泛溢到街上来最可辨识的是康乃馨和铃兰的清甜馥馤，美国的康乃馨只剩点微茫的草气，这里小径石级边不时植有铃兰，试屈一膝，俯身密嗅，全无香息，岂非哑巴、瞎子，铃兰又叫风信子，百合科，叶细长，自地下鳞茎出，丛生，中央挺轴开花如小铃，六裂，总状花序，青、紫、粉红，何其紧俏芬芳的花，怎么这里的风信子都白痴似的，所以我又怀疑自己看错花了，不是常会看错人吗？总又是看错了，假如哪一天回中国去，重见铃兰即风信子，我柔驯地凝视，俯闻，凝视，会想起美国有一种花，极像的，就是不香，刚才的一阵风也只是机遇，不再了，三年制专修科我读了两年半，告别学院等于告别那小街，我们都是不告而别的，三十年后殖民地形式已普遍过时，法兰西人、犹太人、白俄罗斯人都不见了，不见那条街，学院也没有，问来问去，才说那灰色的庞然的冷藏仓库便是学院旧址，为什么这样呢，街怎会消失呢，巡回五条都无一仿佛，不是已经够傻了，站在这里等再有风吹来花香，仍然是这种傻……起步，虽然没有人，很少人，凡是出现的都走得很快，我慢了就显出是个散步者，散步本非不良行为，然而一介男士，也不牵条狗，下午，快傍晚了，在春天的小径上彳亍，似乎很可耻，这世界已经是，已经是无人管你非议你，也像有人管着你非议着你一样的了，有些城市自由居民会遁到森林、冰地去，大概就是想摆脱此种冥然受控制的恶劣感觉，去尽所有身外的羁绊，还是困在自己灵敏得木然发怔的感觉里，草叶的香味起来了，先以为是头上的树叶散发的，转眼看出这片草地刚用过刈草机，那么多断茎，当然足够形成凉涩的沁胸的清香，是草群大受残伤的绿的血腥啊……暮色在前，散步就这样了，我们这种人类早已不能整日整夜在户外存活，工作在桌上，睡眠在床上，生育恋爱死亡都必须有屋子，琼美卡区的屋子都有点童话趣味，介乎贵族传奇与平民幻想之间，小布尔乔亚的故事性，贵族下坠摔破了华丽，平民上攀遗弃了朴素，一幢幢都弄成了这样，在幼年的彩色课外读物中见过它们，手工劳作课上用纸板糨糊搭起来的就是它们的雏形，几次散步，一一评价过了，少数几幢，将直线斜线弧线用出效应来，材料的质感和表面涂层的色感，多数是错误的，就此一直错误着，似乎是叫人看其错误，那造对了造好了的屋子，算是为它高兴吧，也担心里面住的会不会是很笨很丑的几个人，兼而担心那错误的屋子里住着聪明美丽的一家，所以教堂中走出神父，寺院台阶上站着僧侣，就免于此种形式上的忧虑，纪念碑则难免市侩气，纪念碑不过是说明人的记忆力差到极点了，最好的是塔，实心的塔，只供眺望，也有空心的塔，构着梯级，可供登临极目，也不许人居住，塔里冒出炊烟晾出衣裳，会引起人们大哗大不安，又有什么真意含在里面而忘却了，高高的有尖顶的塔，起造者自有命题，新落成的塔，众人围着仰着，纷纷议论其含义，其声如潮，潮平而退，从此一年年模糊其命题，塔角的风铎跌落，没有人再安装上去，春华秋实，塔只是塔，徒然地必然地矗立着，东南亚的塔群是对塔的误解、辱没，不可歌不可泣的宿命的孤独才是塔的存在感，琼美卡一带的屋子不是孤独的，明哲地保持人道的距离，小布尔乔亚不可或缺的矜持，水泥做的天鹅，油漆一新的提灯侏儒，某博士的木牌，车房这边加个篮球架，生息在屋子里的人我永远不会全部认识，这些屋子渐渐熟稔，琼美卡四季景色的更换形成我不同性质的散步，回来时，走错了一段路，因为不再是散步的意思了，两点之间不取最捷近的线，应算是走错的，幸亏物无知，物无语，否则归途上难免被这些屋子和草木嘲谑了，一个散步也会迷路的人，我明知生命是什么，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听凭风里飘来花香泛溢的街，习惯于眺望命题模糊的塔，在一顶小伞下大声讽评雨中的战场——任何事物，当它失去第一重意义时，便有第二重意义显出来，时常觉得是第二重意义更容易由我靠近，与我适合，犹如墓碑上倚着一辆童车，热面包压着三页遗嘱，以致晴美的下午也就此散步在第二重意义中而俨然迷路了，我别无逸乐，每当稍有逸乐，哀愁争先而起，哀愁是什么呢，要是知道哀愁是什么，就不哀愁了——生活是什么呢，生活是这样的，有些事情还没有做，一定要做的……另有些事做了，没有做好。明天不散步了。
#摘 #哥伦比亚的倒影 #木心
▎明天不散步了
上横街买烟，即点一支，对面直路两旁的矮树已缀满油亮的新叶，这边的大树枝条仍是灰褐的，谅来也密布芽蕾，有待绽肥了才闹绿意，想走过去，继而回来了，到寓所门口，幡然厌恶室内的沉浊氛围，户外清鲜空气是公共的，也是我的，慢跑一阵，在空气中游泳，风就是浪，这琼美卡区，以米德兰为主道的岔路都有坡度，路边是或宽或窄的草坪，许多独立的小屋坐落于树丛中，树很高了，各式的门和窗都严闭着，悄无声息，除了洁净，安谧，没有别的意思，倘若谁来说，这些屋子，全没人住，也不能反证他是在哄我，因为是下午，晚上窗子有灯光，便觉得里面有人，如果孤居的老妇死了，灯亮着，死之前非熄灯不可吗，她早已无力熄灯，这样，每夜窗子明着，明三年五年，老妇不可怜，那灯可怜，幸亏物无知，否则世界更逼促紊乱，幸亏生活在无知之物的中间，有隐蔽之处，回旋之地，憩息之所，落落大方地躲躲闪闪，一代代蹙眉窃笑到今天，我散步，昨天可不是散步，昨天豪雨，在曼哈顿纵横如魔阵的街道上，与友人共一顶伞，我俩大，伞小，只够保持头发不湿，去图书馆，上个月被罚款了，第一个发起这种办法的人有多聪明，友人说，坐下看看吗，我的鞋底定是裂了，袜子全是水，这样两只脚，看什么书，于是又走在街上，大雨中的纽约好像没有纽约一样，伦敦下大雨，也只有雨没有伦敦，古代的平原，两军交锋，旌旗招展，马仰人翻……大雨来了，也就以雨为主，战争是次要的，就这样我俩旁若无纽约地大声说笑，还去注意银行的铁栏杆内不白不黄的花，状如中国的一般秋菊，我嚷道，菊花开在树上了，被大雨濯得好狼狈，我友也说，真是踉踉跄跄一树花，是什么木本花，我们人是很絮烦的，对于喜欢的和不喜欢的，都想得个名称，面临知其名称的事物，是舒泰的，不计较的，如果看着听着，不知其名称，便有一种淡淡的窘，漠漠的歉意，幽幽的尴尬相，所以在异国异域，我不知笨了多少，好些植物未敢贸然相认，眼前那枝开满朝天的紫朵的，应是辛夷，不算玉兰木兰，谁知美国人叫它什么，而且花瓣比中国的辛夷小、薄，即使是槭树、杜鹃花、鸢尾、水仙，稍有一分异样，我的自信也软弱了，哪天回中国，大半草木我都能直呼其名，如今知道能这样是很愉快的，我的姓名其实不难发音，对于欧美人就需要练习，拼一遍，又一遍，笑了——也是由于礼貌、教养、人文知识，使这样世界处处出现淡淡的窘，漠漠的歉意，幽幽的尴尬相，和平的年代，诸国诸族的人都这样相安居、相乐业、相往来……战争爆发了，人与人不再窘不再歉不再尴尬，所以战争是坏事，极坏的事，与战争相反的是音乐，到任何一个偏僻的国族，每闻音乐，尤其是童年时代就谙熟的音乐，便似迷航的风雨之夜，蓦然靠着了故乡的埠岸，有人在雨丝风片中等着我回家，公寓的地下室中有个打杂工的美国老汉，多次听到他在吹口哨，全是海顿爸爸，莫扎特小子，没有一点山姆大叔味儿，我也吹了，他走上来听，他奇怪中国人的口哨竟也是纯纯粹粹的维也纳学派，这里面有件什么超乎音乐的亟待说明的重大悬案，人的哭声、笑声、呵欠、喷嚏，世界一致，在其间怎会形成二三十种盘根错节的语系，动物们没有足够折腾的语言，显得呆滞，时常郁郁寡欢，人类立了许多语言学校，也沉寂，闷闷不乐地走进走出，生命是什么呢，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我是常会迷路的，要去办件事或赴个约，尤其容易迷路，夜已深，停车场那边还站着个人，便快步近去，他说，给我一支烟，我告诉你怎样走，我给了，心想，还很远，难寻找，需要烟来助他思索，他吸了一口，又一口，指指方向，过两个勃拉格就是了，我很高兴，转而赏味他的风趣，如果我自己明白过两个街口便到，又知道这人非常想抽烟，于是上前，他以为我要问路，我呢，道声晚安，给他一支烟，为之点火，回身走了，那就很好，这种事是永远做不成的，猜勿着别人是否正处于没有烟而极想抽烟的当儿，而且散步初始时的清鲜空气中的游泳感就没有了，一阵明显的风，吹来旎旎馣馣的花香，环顾四周，不见有成群的花，未知从何得来，人和犬一样，将往事贮存在嗅觉讯息中，神速引回学生时代的春天，那条殖民地的小街，不断有花铺、书店、唱片行、餐馆、咖啡吧，法兰西的租界，住家和营商的多半是犹太人，却又弄成似是而非的巴黎风，却也是白俄罗斯人酗酒行乞之地，书店安静，唱片行响着，番茄沙司加热后的气味溜出餐馆，煮咖啡则把一半精华免费送给过路客了，而花铺的馝浓香最会泛滥到街上来，晴暖的午后，尤其郁郁馡馡众香发越，阳光必须透过树丛，小街一段明一段暗，偶值已告觖绝的恋人对面行来，先瞥见者先低了头，学院离小街不远，同学中的劲敌出没于书店酒吧，大家不声不响地满怀凌云壮志，喝几杯樱桃白兰地，更加为自己的伟大前程而伤心透顶了，谁会有心去同情潦倒街角的白俄罗斯旷夫怨妇，谁也料不到后来的命运可能赧然与彼相似，阵阵泛溢到街上来最可辨识的是康乃馨和铃兰的清甜馥馤，美国的康乃馨只剩点微茫的草气，这里小径石级边不时植有铃兰，试屈一膝，俯身密嗅，全无香息，岂非哑巴、瞎子，铃兰又叫风信子，百合科，叶细长，自地下鳞茎出，丛生，中央挺轴开花如小铃，六裂，总状花序，青、紫、粉红，何其紧俏芬芳的花，怎么这里的风信子都白痴似的，所以我又怀疑自己看错花了，不是常会看错人吗？总又是看错了，假如哪一天回中国去，重见铃兰即风信子，我柔驯地凝视，俯闻，凝视，会想起美国有一种花，极像的，就是不香，刚才的一阵风也只是机遇，不再了，三年制专修科我读了两年半，告别学院等于告别那小街，我们都是不告而别的，三十年后殖民地形式已普遍过时，法兰西人、犹太人、白俄罗斯人都不见了，不见那条街，学院也没有，问来问去，才说那灰色的庞然的冷藏仓库便是学院旧址，为什么这样呢，街怎会消失呢，巡回五条都无一仿佛，不是已经够傻了，站在这里等再有风吹来花香，仍然是这种傻……起步，虽然没有人，很少人，凡是出现的都走得很快，我慢了就显出是个散步者，散步本非不良行为，然而一介男士，也不牵条狗，下午，快傍晚了，在春天的小径上彳亍，似乎很可耻，这世界已经是，已经是无人管你非议你，也像有人管着你非议着你一样的了，有些城市自由居民会遁到森林、冰地去，大概就是想摆脱此种冥然受控制的恶劣感觉，去尽所有身外的羁绊，还是困在自己灵敏得木然发怔的感觉里，草叶的香味起来了，先以为是头上的树叶散发的，转眼看出这片草地刚用过刈草机，那么多断茎，当然足够形成凉涩的沁胸的清香，是草群大受残伤的绿的血腥啊……暮色在前，散步就这样了，我们这种人类早已不能整日整夜在户外存活，工作在桌上，睡眠在床上，生育恋爱死亡都必须有屋子，琼美卡区的屋子都有点童话趣味，介乎贵族传奇与平民幻想之间，小布尔乔亚的故事性，贵族下坠摔破了华丽，平民上攀遗弃了朴素，一幢幢都弄成了这样，在幼年的彩色课外读物中见过它们，手工劳作课上用纸板糨糊搭起来的就是它们的雏形，几次散步，一一评价过了，少数几幢，将直线斜线弧线用出效应来，材料的质感和表面涂层的色感，多数是错误的，就此一直错误着，似乎是叫人看其错误，那造对了造好了的屋子，算是为它高兴吧，也担心里面住的会不会是很笨很丑的几个人，兼而担心那错误的屋子里住着聪明美丽的一家，所以教堂中走出神父，寺院台阶上站着僧侣，就免于此种形式上的忧虑，纪念碑则难免市侩气，纪念碑不过是说明人的记忆力差到极点了，最好的是塔，实心的塔，只供眺望，也有空心的塔，构着梯级，可供登临极目，也不许人居住，塔里冒出炊烟晾出衣裳，会引起人们大哗大不安，又有什么真意含在里面而忘却了，高高的有尖顶的塔，起造者自有命题，新落成的塔，众人围着仰着，纷纷议论其含义，其声如潮，潮平而退，从此一年年模糊其命题，塔角的风铎跌落，没有人再安装上去，春华秋实，塔只是塔，徒然地必然地矗立着，东南亚的塔群是对塔的误解、辱没，不可歌不可泣的宿命的孤独才是塔的存在感，琼美卡一带的屋子不是孤独的，明哲地保持人道的距离，小布尔乔亚不可或缺的矜持，水泥做的天鹅，油漆一新的提灯侏儒，某博士的木牌，车房这边加个篮球架，生息在屋子里的人我永远不会全部认识，这些屋子渐渐熟稔，琼美卡四季景色的更换形成我不同性质的散步，回来时，走错了一段路，因为不再是散步的意思了，两点之间不取最捷近的线，应算是走错的，幸亏物无知，物无语，否则归途上难免被这些屋子和草木嘲谑了，一个散步也会迷路的人，我明知生命是什么，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听凭风里飘来花香泛溢的街，习惯于眺望命题模糊的塔，在一顶小伞下大声讽评雨中的战场——任何事物，当它失去第一重意义时，便有第二重意义显出来，时常觉得是第二重意义更容易由我靠近，与我适合，犹如墓碑上倚着一辆童车，热面包压着三页遗嘱，以致晴美的下午也就此散步在第二重意义中而俨然迷路了，我别无逸乐，每当稍有逸乐，哀愁争先而起，哀愁是什么呢，要是知道哀愁是什么，就不哀愁了——生活是什么呢，生活是这样的，有些事情还没有做，一定要做的……另有些事做了，没有做好。明天不散步了。
#摘 #哥伦比亚的倒影 #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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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真理与政治》（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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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探寻真理的人和讲真话的人都知道他们的风险。如果他们不干涉世界的进程，他们就会被众人嘲笑，但那些试图让同胞摆脱虚假和幻觉的人却面临生命的威胁，就像柏拉图（Plato）在“洞穴寓言”的结尾处说：“只要人们能对这个人下手，他们就会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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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和事件是比公理、发现、理论乃止最疯狂的推测更脆弱的东西，它们发生在人类不断变化的事务领域。在变化中，没有什么比人类心灵结构更永久的东西了。一旦事实真理旁落，任何理性都无法将它们找回。哪怕前人没有把欧几里得的数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这些理性真理也能在未来适时地重新创造出来；旁落的理性真理远比旁落的事实真理更易找回，事实一经遗忘，可能就彻底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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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角度来看，真理有一种专制特性。因此，暴君憎恨真理，他们理所当然地害怕一个他们无法垄断的强制竞争者，而在那些依靠同意而憎恶强制的政府眼中，真理享有相当不稳定的地位。
“事实”超越了协议和同意，所有关于事实的讨论都无助于事实的建立，哪怕是基于正确信息的意见交流。不受欢迎的意见可以被争论、拒绝或妥协，但不受欢迎的事实有一种令人愤怒的顽固性，除了单纯的谎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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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真理关乎人的独特性，它的本质是非政治性。如果哲学家仍然希望他的真理能够战胜众人的意见，他就会失败，而且他很可能从这种失败中得出结论，认为真理无能。这种真理的意义就好比数学家无法“化圆为方”，却哀叹圆不是方。
然后，哲学家可能会像柏拉图一样受到诱惑，去争当哲人暴君。他可能会建立一个“真理”的暴政，就像各种政治乌托邦那样。当然，从政治角度讲，这些暴政和其他形式的暴政如出一辙。如果哲学家的真理在没有暴力的帮助下获得了胜利，仅仅是因为人们碰巧同意它（这种可能性稍小），那么他将赢得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这样一来，真理的盛行不归功于它本身的强制性，而是归功于多数人的同意，但这些人明天可能就会改变主意，去同意别的东西，曾经的哲学真理就会因此变成单纯的意见。
然而，哲学真理本身带有强制因素，它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会诱惑政治家，就像意见的力量可能诱惑哲学家一样。因此，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杰斐逊（Jefferson）宣布某些“真理不言而喻”，因为他希望将革命者之间的基本共识置于争议和争论之外，让它们成为“数学公理”，它们应该表达“人民的信念”，“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是不由自主地遵循向他们灌输的证据”。
然而，“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杰斐逊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让步了。“人人生而平等”不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而是离不开“我们”的协商和同意。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平等”不是“真理”，而是一个“意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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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几乎没有哲学陈述（无论多么大胆）会被如此认真对待，不再危及哲学家的生命，这种让哲学真理在政治上得到验证的罕见机会也消失了。然而，在我们的语境中，我们更要注意到，这种可能性对于道出理性真理的人来说确实存在；而在任何情况下，它对道出事实真理的人来说都不存在，并且情况更糟。
事实陈述不仅不包含人们可以据以行事并让它在世界中显现的原则，而且事实内容本身也拒绝这种验证。一个道出事实真理的人必然失败，哪怕他愿意把命押在这件事上。他会在行动中展现出勇气和执拗，但他没办法让真理显现出来，也无法表达他忠于真理的品质。为什么？因为一个说谎的人也能凭借巨大的勇气坚持他的谎言，在政治领域，这个人可以在被爱国主义鼓动的时候说谎，也可以偏心某些团体的时候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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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真理的对立面既不是谬误，也不是幻觉和意见，而是有意的谎言。这是事实真理的特征。谬误当然不罕见，甚至很常见，但在谬误中，事实真理和科学真理、理性真理并无不同。关键在于，有另一种事实，那就是有意的谎言。有意的谎言不是命题，因为无论对错，命题都需要道出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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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真理从来不算政治美德，因为它对世界和局面的改变没有什么贡献，而这种改变是最正当的政治活动。只有当一个社会开始有组织地在原则上说谎，而不仅仅是在具体问题上撒谎时，忠于真理才能不受权力和利益的扭曲，成为首要的政治因素。在每个人都对重要的事情撒谎的地方，说真话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不管他是否知道）。他也卷入了政治事务，因为只要他能活下来，他就已经改变了世界。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快又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令人讨厌的不利地位。我在前面提到了事实的偶然性，情况总是变来变去，因此事实本身之于人类思想没有任何自证性和可信性。由于说谎者可以自由塑造他的“事实”，以适应听众的利益、乐趣乃至期望，所以他有可能比说真话的人更有“说服力”。
其实，说谎的人一般都有可信度，他们的论述听起来更符合逻辑，因为意外因素已经“仁慈地”消失了，而意外曾经是事件的主要特征。用黑格尔的话说，不仅是理性的真理让常识蒙羞，现实也经常冒犯常识推理的合理性，就像它冒犯利益和满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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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现代政治谎言有效解决了那些根本不是秘密，而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显然，他们在那些见证者的眼皮底下改写当代历史。所有可能损害形象的、已知的既定事实都可以被否认和忽略。形象与旧式肖像不同，不是为了奉承现实，而是为现实提供一套完整的替代。这种替代物依托现代技术和大众传媒而存在，比过往更容易进入公众视野。此外，传统的谎言只涉及细节，并不打算欺骗所有人；传统的谎言针对敌人，也只打算欺骗敌人。
有两点限制了对真理造成的伤害。事实总是发生在语境中。一个具体的谎言也是一个不试图改变整个语境的谎言。可以说，这个具体的谎言在事实的结构中撕开了一个洞。每位历史学家都知道，一个人可以通过观察不协调、漏洞或者修补过的地方来识别谎言。只要整个肌理保持完整，谎言最终都会自动显现出来。第二点限制涉及那些从事欺骗的人。他们曾经属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小圈子，他们之间仍然能够知晓和保守真理。他们不可能成为自己谎言的受害者。他们可以欺骗别人，但不欺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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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政治问题在于，现代自欺欺人的技术有可能将外部问题转化为内部问题，从而使国际或集团间的冲突回旋到国内政治舞台。“冷战”双方的自欺欺人不胜枚举，但显然它们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批评大众民主的保守派人士经常表达这种政府形式给国际事务带来的危险，但他们没有提到君主制或寡头制的危险。他们表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完全民主的条件下，不存在没有自欺欺人的欺骗。
在当今遍布全球、覆盖多国的传播体系下，没有一个国家能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得天衣无缝。所以“形象”很短命。形象的大厦坍塌之后，现实就再次袒露在公众面前。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事实碎片的不断冲击将瓦解与冲突形象相关的宣传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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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顽固地维护着自身，它如此顽固，又如此脆弱，顽固和脆弱奇妙地关联在一起。事实和人类行动一样，是泼出去收不回来的水。事实的顽固性高于权力，也不像权力那样转瞬即逝。人们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这样就有了权力，但一旦目标消失或旁落，权力也就会随即消失。转瞬即逝的权力并非追求持久性和可靠性的工具。权力手中的事实和真理不可靠，甚至权力手中的非事实和非真理也不可靠。
事实上，对事实的政治态度必须走在一条非常狭窄的道路上，一方面把它们当作某些必要的发展的结果，人们无法阻止它，因此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是否认它们，试图把它们从世界中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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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与事实和事件的整体性（totality）不同，事实和事件无法确定。伊萨克·迪尼森（Isak Dinesen）说：“所有悲伤都可以承受，只要你把它们放到一个故事里，或者讲一个关于它们的故事。”确实如此，她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故事讲述者，在这方面她几乎独一无二，而且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还可以补充说，快乐和幸福也只有在人们能够谈论它们并将它们作为故事来讲述时才变得可以承受和有意义。
只要道出事实真理的人也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就会“与现实和解”。黑格尔这位卓越的历史哲学家把这种和解理解为一切哲学思想的最终目标，而且这确实是所有超越单纯学问的历史学的秘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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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事实真理只在人类事务的最低层次上与政治发生冲突，就像柏拉图的哲学真理在相当高的意见和协议层次上与政治发生冲突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政治生活的真正内容。然而，我在这里想说，尽管整个政治领域很伟大，但它有局限。它不能包括整个人类和世界的存在。它受到那些人们不能随意改变的事物的限制。只有尊重自己的边界，这个我们可以自由行动和改变的领域才能保持完整，才能维护完整性和信守承诺。从概念上来说，我们可以把我们不能改变的事实称为真理；从比喻的角度来说，它是我们脚下地面，也是我们头顶上延伸的天空。
#拣 #译窟 #哲学 #政治学 #政治哲学 #历史哲学 #道德哲学 #汉娜·阿伦特
▎汉娜·阿伦特：《真理与政治》（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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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探寻真理的人和讲真话的人都知道他们的风险。如果他们不干涉世界的进程，他们就会被众人嘲笑，但那些试图让同胞摆脱虚假和幻觉的人却面临生命的威胁，就像柏拉图（Plato）在“洞穴寓言”的结尾处说：“只要人们能对这个人下手，他们就会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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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和事件是比公理、发现、理论乃止最疯狂的推测更脆弱的东西，它们发生在人类不断变化的事务领域。在变化中，没有什么比人类心灵结构更永久的东西了。一旦事实真理旁落，任何理性都无法将它们找回。哪怕前人没有把欧几里得的数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传给他们的子孙后代，这些理性真理也能在未来适时地重新创造出来；旁落的理性真理远比旁落的事实真理更易找回，事实一经遗忘，可能就彻底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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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角度来看，真理有一种专制特性。因此，暴君憎恨真理，他们理所当然地害怕一个他们无法垄断的强制竞争者，而在那些依靠同意而憎恶强制的政府眼中，真理享有相当不稳定的地位。
“事实”超越了协议和同意，所有关于事实的讨论都无助于事实的建立，哪怕是基于正确信息的意见交流。不受欢迎的意见可以被争论、拒绝或妥协，但不受欢迎的事实有一种令人愤怒的顽固性，除了单纯的谎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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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真理关乎人的独特性，它的本质是非政治性。如果哲学家仍然希望他的真理能够战胜众人的意见，他就会失败，而且他很可能从这种失败中得出结论，认为真理无能。这种真理的意义就好比数学家无法“化圆为方”，却哀叹圆不是方。
然后，哲学家可能会像柏拉图一样受到诱惑，去争当哲人暴君。他可能会建立一个“真理”的暴政，就像各种政治乌托邦那样。当然，从政治角度讲，这些暴政和其他形式的暴政如出一辙。如果哲学家的真理在没有暴力的帮助下获得了胜利，仅仅是因为人们碰巧同意它（这种可能性稍小），那么他将赢得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这样一来，真理的盛行不归功于它本身的强制性，而是归功于多数人的同意，但这些人明天可能就会改变主意，去同意别的东西，曾经的哲学真理就会因此变成单纯的意见。
然而，哲学真理本身带有强制因素，它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会诱惑政治家，就像意见的力量可能诱惑哲学家一样。因此，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杰斐逊（Jefferson）宣布某些“真理不言而喻”，因为他希望将革命者之间的基本共识置于争议和争论之外，让它们成为“数学公理”，它们应该表达“人民的信念”，“不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是不由自主地遵循向他们灌输的证据”。
然而，“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杰斐逊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让步了。“人人生而平等”不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而是离不开“我们”的协商和同意。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的“平等”不是“真理”，而是一个“意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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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几乎没有哲学陈述（无论多么大胆）会被如此认真对待，不再危及哲学家的生命，这种让哲学真理在政治上得到验证的罕见机会也消失了。然而，在我们的语境中，我们更要注意到，这种可能性对于道出理性真理的人来说确实存在；而在任何情况下，它对道出事实真理的人来说都不存在，并且情况更糟。
事实陈述不仅不包含人们可以据以行事并让它在世界中显现的原则，而且事实内容本身也拒绝这种验证。一个道出事实真理的人必然失败，哪怕他愿意把命押在这件事上。他会在行动中展现出勇气和执拗，但他没办法让真理显现出来，也无法表达他忠于真理的品质。为什么？因为一个说谎的人也能凭借巨大的勇气坚持他的谎言，在政治领域，这个人可以在被爱国主义鼓动的时候说谎，也可以偏心某些团体的时候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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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真理的对立面既不是谬误，也不是幻觉和意见，而是有意的谎言。这是事实真理的特征。谬误当然不罕见，甚至很常见，但在谬误中，事实真理和科学真理、理性真理并无不同。关键在于，有另一种事实，那就是有意的谎言。有意的谎言不是命题，因为无论对错，命题都需要道出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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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真理从来不算政治美德，因为它对世界和局面的改变没有什么贡献，而这种改变是最正当的政治活动。只有当一个社会开始有组织地在原则上说谎，而不仅仅是在具体问题上撒谎时，忠于真理才能不受权力和利益的扭曲，成为首要的政治因素。在每个人都对重要的事情撒谎的地方，说真话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不管他是否知道）。他也卷入了政治事务，因为只要他能活下来，他就已经改变了世界。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快又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令人讨厌的不利地位。我在前面提到了事实的偶然性，情况总是变来变去，因此事实本身之于人类思想没有任何自证性和可信性。由于说谎者可以自由塑造他的“事实”，以适应听众的利益、乐趣乃至期望，所以他有可能比说真话的人更有“说服力”。
其实，说谎的人一般都有可信度，他们的论述听起来更符合逻辑，因为意外因素已经“仁慈地”消失了，而意外曾经是事件的主要特征。用黑格尔的话说，不仅是理性的真理让常识蒙羞，现实也经常冒犯常识推理的合理性，就像它冒犯利益和满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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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现代政治谎言有效解决了那些根本不是秘密，而是人尽皆知的事情。显然，他们在那些见证者的眼皮底下改写当代历史。所有可能损害形象的、已知的既定事实都可以被否认和忽略。形象与旧式肖像不同，不是为了奉承现实，而是为现实提供一套完整的替代。这种替代物依托现代技术和大众传媒而存在，比过往更容易进入公众视野。此外，传统的谎言只涉及细节，并不打算欺骗所有人；传统的谎言针对敌人，也只打算欺骗敌人。
有两点限制了对真理造成的伤害。事实总是发生在语境中。一个具体的谎言也是一个不试图改变整个语境的谎言。可以说，这个具体的谎言在事实的结构中撕开了一个洞。每位历史学家都知道，一个人可以通过观察不协调、漏洞或者修补过的地方来识别谎言。只要整个肌理保持完整，谎言最终都会自动显现出来。第二点限制涉及那些从事欺骗的人。他们曾经属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小圈子，他们之间仍然能够知晓和保守真理。他们不可能成为自己谎言的受害者。他们可以欺骗别人，但不欺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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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政治问题在于，现代自欺欺人的技术有可能将外部问题转化为内部问题，从而使国际或集团间的冲突回旋到国内政治舞台。“冷战”双方的自欺欺人不胜枚举，但显然它们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批评大众民主的保守派人士经常表达这种政府形式给国际事务带来的危险，但他们没有提到君主制或寡头制的危险。他们表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完全民主的条件下，不存在没有自欺欺人的欺骗。
在当今遍布全球、覆盖多国的传播体系下，没有一个国家能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得天衣无缝。所以“形象”很短命。形象的大厦坍塌之后，现实就再次袒露在公众面前。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事实碎片的不断冲击将瓦解与冲突形象相关的宣传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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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顽固地维护着自身，它如此顽固，又如此脆弱，顽固和脆弱奇妙地关联在一起。事实和人类行动一样，是泼出去收不回来的水。事实的顽固性高于权力，也不像权力那样转瞬即逝。人们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这样就有了权力，但一旦目标消失或旁落，权力也就会随即消失。转瞬即逝的权力并非追求持久性和可靠性的工具。权力手中的事实和真理不可靠，甚至权力手中的非事实和非真理也不可靠。
事实上，对事实的政治态度必须走在一条非常狭窄的道路上，一方面把它们当作某些必要的发展的结果，人们无法阻止它，因此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是否认它们，试图把它们从世界中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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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与事实和事件的整体性（totality）不同，事实和事件无法确定。伊萨克·迪尼森（Isak Dinesen）说：“所有悲伤都可以承受，只要你把它们放到一个故事里，或者讲一个关于它们的故事。”确实如此，她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故事讲述者，在这方面她几乎独一无二，而且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还可以补充说，快乐和幸福也只有在人们能够谈论它们并将它们作为故事来讲述时才变得可以承受和有意义。
只要道出事实真理的人也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就会“与现实和解”。黑格尔这位卓越的历史哲学家把这种和解理解为一切哲学思想的最终目标，而且这确实是所有超越单纯学问的历史学的秘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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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事实真理只在人类事务的最低层次上与政治发生冲突，就像柏拉图的哲学真理在相当高的意见和协议层次上与政治发生冲突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政治生活的真正内容。然而，我在这里想说，尽管整个政治领域很伟大，但它有局限。它不能包括整个人类和世界的存在。它受到那些人们不能随意改变的事物的限制。只有尊重自己的边界，这个我们可以自由行动和改变的领域才能保持完整，才能维护完整性和信守承诺。从概念上来说，我们可以把我们不能改变的事实称为真理；从比喻的角度来说，它是我们脚下地面，也是我们头顶上延伸的天空。
#拣 #译窟 #哲学 #政治学 #政治哲学 #历史哲学 #道德哲学 #汉娜·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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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读者
读者们啊，谬误、罪孽、吝啬、愚昧，
占据人的精神，折磨人的肉体，
就好像乞丐喂养他们的虱子，
我们喂养着我们可爱的痛悔。
我们的罪顽固，我们的悔怯懦；
我们为坦白要求巨大的酬劳，
我们高兴地走上泥泞的大道，
以为不值钱的泪能洗掉污浊。
在恶的枕上，三倍伟大的撒旦，
久久抚慰我们受蛊惑的精神，
我们的意志是块纯净的黄金，
却被这位大化学家化做轻烟。
是魔鬼牵着使我们活动的线！
腐败恶臭，我们觉得魅力十足；
每天我们都向地狱迈进一步，
穿过恶浊的黑夜却并无反感。
像一个贫穷的荡子，亲吻吮吸
一个老妓的备受摧残的乳房，
我们把路上偷来的快乐隐藏，
紧紧抓住，像在挤一枚老橙子。
像万千蠕虫密匝匝挤到一处，
一群魔鬼在我们脑子里狂饮，
我们张口吮吸，胸膛里的死神，
就像看不见的河，呻吟着奔出。
如果说奸淫、毒药、匕首和火焰
尚未把它们可笑滑稽的图样
绣在我们的可悲的命运之上，
唉！那是我们的灵魂不够大胆。
我们罪孽的动物园污秽不堪，
有豺、豹子、母狗、猴子、蝎子、秃鹫，
还有毒蛇，这些怪物东奔西走，
咆哮，爬行，发出了低沉的叫喊，
有一个更丑陋、更凶恶、更卑鄙！
它不张牙舞爪，也不大喊大叫，
却往往把大地化做荒芜不毛，
还打着哈欠将世界一口吞噬。
它叫“无聊”！——眼中带着无意的泪，
它吸着水烟筒，梦想着断头台，
读者，你认识这爱挑剔的妖怪，
——虚伪的读者——我的兄弟和同类！
#摘 #诗选 #恶之花 #夏尔·波德莱尔
▎告读者
读者们啊，谬误、罪孽、吝啬、愚昧，
占据人的精神，折磨人的肉体，
就好像乞丐喂养他们的虱子，
我们喂养着我们可爱的痛悔。
我们的罪顽固，我们的悔怯懦；
我们为坦白要求巨大的酬劳，
我们高兴地走上泥泞的大道，
以为不值钱的泪能洗掉污浊。
在恶的枕上，三倍伟大的撒旦，
久久抚慰我们受蛊惑的精神，
我们的意志是块纯净的黄金，
却被这位大化学家化做轻烟。
是魔鬼牵着使我们活动的线！
腐败恶臭，我们觉得魅力十足；
每天我们都向地狱迈进一步，
穿过恶浊的黑夜却并无反感。
像一个贫穷的荡子，亲吻吮吸
一个老妓的备受摧残的乳房，
我们把路上偷来的快乐隐藏，
紧紧抓住，像在挤一枚老橙子。
像万千蠕虫密匝匝挤到一处，
一群魔鬼在我们脑子里狂饮，
我们张口吮吸，胸膛里的死神，
就像看不见的河，呻吟着奔出。
如果说奸淫、毒药、匕首和火焰
尚未把它们可笑滑稽的图样
绣在我们的可悲的命运之上，
唉！那是我们的灵魂不够大胆。
我们罪孽的动物园污秽不堪，
有豺、豹子、母狗、猴子、蝎子、秃鹫，
还有毒蛇，这些怪物东奔西走，
咆哮，爬行，发出了低沉的叫喊，
有一个更丑陋、更凶恶、更卑鄙！
它不张牙舞爪，也不大喊大叫，
却往往把大地化做荒芜不毛，
还打着哈欠将世界一口吞噬。
它叫“无聊”！——眼中带着无意的泪，
它吸着水烟筒，梦想着断头台，
读者，你认识这爱挑剔的妖怪，
——虚伪的读者——我的兄弟和同类！
#摘 #诗选 #恶之花 #夏尔·波德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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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尤尔恰克：《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烟消云散：最后一代苏联人》（2006）
...
80年代末发生了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故事表明，制度的崩溃在它真正降临之前是许多苏联人意料之外和难以想象的事，但当它来临之时，又变得如此合乎逻辑且令人兴奋。许多人发现自己好像早已准备好了。人们似乎一直知道，社会主义的生活里充满了奇怪的悖谬，这个制度一直停滞不前又不可改变，既脆弱又活力满满，既黯淡又充满希望。
...
今天，许多学术和新闻写作或隐或显地提出了某些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假设，但这些假设是有问题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这些常见的假设认为，社会主义是“坏的”、“不道德的”的东西，是“经济改革”之前苏联人民的遭遇。人们假设这种“坏”和“不道德”是苏联社会主义崩溃的前提。广泛使用的术语“苏联政权”也暗含若干假设，用一种二元范畴来描述苏联的现实（压迫和反抗、压抑和自由、国家和人民、官方经济和“次级经济”、极权主义语言和反语言、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真理和谎言、现实和虚伪、道德和腐败，等等）。无论在社会主义结束之后，还是在前苏联时期，这些术语都主导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描述。
在这种话语的极端情况下，苏联公民被认为没有能动性（agency），他们之所以赞同“共产主义价值”，要么是因为他们被强迫这样做，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批判性地反思它们。
...
苏联体制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压迫、恐惧和自由的匮乏，所有这些都有据可查。但是，如果我们想回答社会主义生活的内在悖论问题，就不能只关注制度的这一面。二元对立的叙事往往忽视一个关键的、看似矛盾的事实——对大量苏联公民来说，社会主义生活的许多基本价值、理想和现实（如平等、社群、无私、利他主义、友谊、道德关系、安全感、教育、工作、创造力和对未来的关注）是真正重要的事，尽管他们的日常实践经常违背、重释、拒绝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规范和规则。
...
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也就是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所谓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普遍悖论。在社会主义之下，意识形态圭臬反映了启蒙运动的神学理想，意识形态统治则体现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威的实际考量。二者之间存在裂痕。我们把这个悖论称作“勒弗悖论”。意识形态统治必须“从一切有关起源的问题中抽象出来”，从而保持在意识形态圭臬之外，却破坏了启蒙的充分性。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话语要实现权力再生产的政治功能，就必须声称代表了外部的“客观真理”，然而，这一“客观真理”的外在属性使意识形态话语缺乏内在地对其进行全面描述的手段，从而最终破坏了这一话语的合法性及其所支撑的权力。
勒弗认为，任何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内在矛盾只能被“主人”（“master”）掩盖，“主人”站在意识形态话语之外，拥有客观真理的外在知识，让矛盾“通过他自己显现”来暂时隐藏它。换句话说，基于启蒙运动乌托邦理想的现代意识形态话语，其合法性来自于外部的想象，如果这个想象的外部位置受到质疑或破坏，它将经历一场合法性危机。
...
前卫的政治和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以领导和完善社会为目的，但悖论在于，领导和完善的过程必须归入政治事业的控制之下，同时又要摆脱控制，以便专注于创造、实验和创新的过程，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俄国革命的背景下，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悖论在1917年被制度化。新的文化生产过程本应通过实现两个相对悬殊的目标来推进激进的社会思想和革命意识——实践一种实验性的、创新的美学，不断准备挑战旧教条；同时，将这些创造性的实验和创新置于党的严格控制之下。
...
权威话语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基于编码的特殊“脚本”，权威话语与所有与之共存的其他话语截然不同，这意味着它不依赖于它们，它先于它们，也不能被它们改变。第二，所有其他类型的话语都围绕它组织起来。其他类型话语的存在取决于与权威话语的关系，必须参考它、引用它、赞美它、阐释它、应用它，等等，但它们不能干扰和改变它的编码。
...
所有这些理论都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尽管它们改变了意识形态在“承认”和“误认”之间的二元划分，但又用另一种二元论取而代之（“真实”和“虚假”、“现实”和“面具”、“暴露”和“掩饰”）。根据这种二元模式，投票支持官方决议或在集会上呼喊亲政府口号等公共政治行为应该得到“字面”解释（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国家的支持，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对语言、知识、意义和人格的假设是这种观点的基础，但那些假设本身就有问题。在这种观点中，语言的唯一功能就是指向世界并陈述有关世界的事实。因此基于这种见解的理论将语言划为“编码”（官方的或公开的、隐藏的或私密的文本）。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先于话语而存在。话语反映知识，而不生产知识。因此，意义是说话者在说话之前、在头脑中完全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说话者是一个统一的独立个体，具有“独特的自我构成”意识和“统一的说话自我”，其真实的声音可以被隐藏或显露。
...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权威话语述行转变使苏联人民与意识形态的意义、规范和价值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在不同语境下，他们可能会拒绝某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对另一种意义、规范或价值漠不关心，继续积极认同第三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创造性地重释第四种意义、规范或价值等等，这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
#拣 #译窟 #人类学 #社会学 #文化人类学 #文化研究 #文艺理论 #阿列克谢·尤尔恰克
▎阿列克谢·尤尔恰克：《一切都是永恒的，直到它烟消云散：最后一代苏联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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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发生了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故事表明，制度的崩溃在它真正降临之前是许多苏联人意料之外和难以想象的事，但当它来临之时，又变得如此合乎逻辑且令人兴奋。许多人发现自己好像早已准备好了。人们似乎一直知道，社会主义的生活里充满了奇怪的悖谬，这个制度一直停滞不前又不可改变，既脆弱又活力满满，既黯淡又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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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许多学术和新闻写作或隐或显地提出了某些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假设，但这些假设是有问题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之一。这些常见的假设认为，社会主义是“坏的”、“不道德的”的东西，是“经济改革”之前苏联人民的遭遇。人们假设这种“坏”和“不道德”是苏联社会主义崩溃的前提。广泛使用的术语“苏联政权”也暗含若干假设，用一种二元范畴来描述苏联的现实（压迫和反抗、压抑和自由、国家和人民、官方经济和“次级经济”、极权主义语言和反语言、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真理和谎言、现实和虚伪、道德和腐败，等等）。无论在社会主义结束之后，还是在前苏联时期，这些术语都主导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描述。
在这种话语的极端情况下，苏联公民被认为没有能动性（agency），他们之所以赞同“共产主义价值”，要么是因为他们被强迫这样做，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批判性地反思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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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体制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压迫、恐惧和自由的匮乏，所有这些都有据可查。但是，如果我们想回答社会主义生活的内在悖论问题，就不能只关注制度的这一面。二元对立的叙事往往忽视一个关键的、看似矛盾的事实——对大量苏联公民来说，社会主义生活的许多基本价值、理想和现实（如平等、社群、无私、利他主义、友谊、道德关系、安全感、教育、工作、创造力和对未来的关注）是真正重要的事，尽管他们的日常实践经常违背、重释、拒绝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中的某些规范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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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矛盾，也就是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所谓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普遍悖论。在社会主义之下，意识形态圭臬反映了启蒙运动的神学理想，意识形态统治则体现了现代国家政治权威的实际考量。二者之间存在裂痕。我们把这个悖论称作“勒弗悖论”。意识形态统治必须“从一切有关起源的问题中抽象出来”，从而保持在意识形态圭臬之外，却破坏了启蒙的充分性。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话语要实现权力再生产的政治功能，就必须声称代表了外部的“客观真理”，然而，这一“客观真理”的外在属性使意识形态话语缺乏内在地对其进行全面描述的手段，从而最终破坏了这一话语的合法性及其所支撑的权力。
勒弗认为，任何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内在矛盾只能被“主人”（“master”）掩盖，“主人”站在意识形态话语之外，拥有客观真理的外在知识，让矛盾“通过他自己显现”来暂时隐藏它。换句话说，基于启蒙运动乌托邦理想的现代意识形态话语，其合法性来自于外部的想象，如果这个想象的外部位置受到质疑或破坏，它将经历一场合法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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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的政治和艺术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以领导和完善社会为目的，但悖论在于，领导和完善的过程必须归入政治事业的控制之下，同时又要摆脱控制，以便专注于创造、实验和创新的过程，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在俄国革命的背景下，现代意识形态的这种悖论在1917年被制度化。新的文化生产过程本应通过实现两个相对悬殊的目标来推进激进的社会思想和革命意识——实践一种实验性的、创新的美学，不断准备挑战旧教条；同时，将这些创造性的实验和创新置于党的严格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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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话语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基于编码的特殊“脚本”，权威话语与所有与之共存的其他话语截然不同，这意味着它不依赖于它们，它先于它们，也不能被它们改变。第二，所有其他类型的话语都围绕它组织起来。其他类型话语的存在取决于与权威话语的关系，必须参考它、引用它、赞美它、阐释它、应用它，等等，但它们不能干扰和改变它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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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理论都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尽管它们改变了意识形态在“承认”和“误认”之间的二元划分，但又用另一种二元论取而代之（“真实”和“虚假”、“现实”和“面具”、“暴露”和“掩饰”）。根据这种二元模式，投票支持官方决议或在集会上呼喊亲政府口号等公共政治行为应该得到“字面”解释（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国家的支持，不是真的，就是假的）。
对语言、知识、意义和人格的假设是这种观点的基础，但那些假设本身就有问题。在这种观点中，语言的唯一功能就是指向世界并陈述有关世界的事实。因此基于这种见解的理论将语言划为“编码”（官方的或公开的、隐藏的或私密的文本）。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先于话语而存在。话语反映知识，而不生产知识。因此，意义是说话者在说话之前、在头脑中完全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说话者是一个统一的独立个体，具有“独特的自我构成”意识和“统一的说话自我”，其真实的声音可以被隐藏或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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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权威话语述行转变使苏联人民与意识形态的意义、规范和价值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在不同语境下，他们可能会拒绝某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对另一种意义、规范或价值漠不关心，继续积极认同第三种意义、规范或价值，创造性地重释第四种意义、规范或价值等等，这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
#拣 #译窟 #人类学 #社会学 #文化人类学 #文化研究 #文艺理论 #阿列克谢·尤尔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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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格蒙·鲍曼：《工业制度、消费主义和权力》（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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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形成于两个强大的知识传统。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是第一个知识传统的现代形式；第二个传统则通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进入了今天的讨论。
马克斯·韦伯对西方文明及其内在动力的看法，是迄今为止对启蒙运动遗产最充分、最连贯的阐述，它的理论建基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社会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通过“辉格史学”（Whig historiography）的实践锻造为常识。基于此，深远而广泛的理性增长成为现代性的标准。
弗洛伊德的文明观借鉴了现代性的浪漫经验，即自我的悲剧性命运，被挤压在内在驱动力的铁砧和社会禁令的锤子之间。此外，弗洛伊德的文明观还借鉴了“后黑格尔式”的永恒冲突——生命的创造性冲动和它的成果迅速僵化之间的永恒冲突。
...
当然，这两种传统要共存，就一定会相互作用。两者的相互作用磨出了许多尖锐的锋芒。这些对立往往被合并为某种对立传统的“内部矛盾”。因此，韦伯哀叹自由精神在理性世界中窒息了，弗洛伊德则赞美压迫性文明提供的清洁（cleanliness）和保护（protection），以对抗痛苦，并换取被剥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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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传统的共同根源是17世纪对激情（passion）与理性（reason）之间的二分法和冲突的阐述，它有无数的变体和应用——动物和人类，粗俗和精致，危险和有序，野蛮和文明，无知和开化，身体和精神，以及最终的自然和社会。
...
崛起的文明强行给人类的身体穿上了紧身的衣服，埃利亚斯说，这件紧身衣是由新的羞耻感和厌恶感编织而成的。“文明”通过情绪的重新定向发挥作用，将自然的东西变成羞耻东西，将身体机能的可见性（也就是对身体存在的意识）与尴尬和恐怖的感觉联系起来。埃利亚斯认为，对身体的社会控制首先是个感知（sensitivity）问题，它通过一贯的教育手段得以传播。
...
规训权力一直存在并且活跃，却没有被注意到，更没有被问题化，没有被塑造成一个问题、一个任务、一种有意识的设计。规训权力溶解在整个日常工作中，成为生活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通过理论分析和反思的智慧才能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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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连续的“存在链”（chain of being）想象（每个人都是一种相互联系，但仍然独立和不同的类型），现在逐渐被另一种二元对立的动态想象所取代（一个真正的人类，文明的、理性的生活模式）。无知、迷信、情绪化、兽性，种种不完美的生活形式被要求消灭、修正或放逐。
另类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大众文化）被重新定义为残酷、粗鲁、残忍的非人性，成为不断激进的皈依运动的目标。尽管“做人”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但“做人”不再是一种人人都享有的自然条件，而是变成了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经过不懈的学习，人们学会承担责任，但也只有少数人能够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完成。
因此，二元对立的想象和宣教实践是一种“监护情结”，它同时以学校的隐喻来阐释社会，并宣称师生角色的永久不对称。结果就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上层和下层区域之间的关系被全方位重新定义了。
...
我把这种致命的移置过程称为“权力冲突的经济化”。金钱成为一种“将就的”权力，代替了生产领域中放弃的权力。工作场所产生的不自由经验被重新投射到商品世界中。相应地，对自由的追求被重新阐释为占有可销售商品并以此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
本质上，政治冲突经济化的最终结果是经济的政治化。权力冲突的早期经济化重新定位了生存利益——从维持生计的传统再生产形式转向消费增加、生活水平提高的再生产形式。生产领域封锁的权力关系孕育了这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姿态，也不断加强着这种姿态。最终，这种姿态会给生产带来巨大压力，并使一开始取得成功的权力制度无法维持下去。
...
消费主义的诞生是对规训权力的反抗受挫后的二度分支，这种反抗渗透并最终征服了生产活动的领域。我们要记得，规训权力首先是对身体的控制。人类身体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大规模地作为操练和管理的对象。后来的消费主义是对这种操练和规训进行抵抗但失败了的产物。
...
从17世纪开始，重新部署后的规训权力形式使身体成为有意识关注的对象，成为潜在“权力的容器”，而为了实现这些权力，必须有选择地发展并适当地引导身体。简而言之，身体本身是一个不完整的东西，需要朝着一种理想去培养，没有有意识的持续努力就无法达成。这种权力产生的身体由两部分组成，价值不一，与理想保持着不同的关系——它一部分要被压制、驯服、隐藏，最好是根除；另一部分要被照顾、关怀，使其完全实现。
...
消费主义的自由身后有一条奴隶的阴影，满足自己不再需要打碎手铐，人们用自己的钥匙给手铐上了锁。
...
在生产情境中，与规训权力相关的身体操练未能发展出在消费主义条件下具有特殊意义的身体属性。消费增长是一项全新的任务，身体必须为之做好准备，就像它在过去为完成任务所做的准备一样。身体必须使它恰如其分地吸收商品所提供、所承诺的越来越多的感觉。身体再一次被操练，但这次它是“感觉的容器”，这是身体这次操练的目标。
...
呵护身体是消费社会居民最花时间、最费金钱的消费活动，对身体的照顾是一种不安的、不平衡的爱与恐怖的混合物（这使身体与过去宗教狂热的神圣对象不一样）。与过去一样，身体肩负起世俗成功或失败的责任，而“为我的生活做点什么”的冲动被最热切地转化为“为我的身体做点什么”。
...
消费社会产生的身体被赋予明确的角色，成为世俗成功的条件，也成为世俗不成功的一种补偿。我们看到，消费的驱动力不太可能得到满足，因为消费不会破坏基础结构，而这基础结构给了这种驱动力唯一的出口，也就是消费本身。
#拣 #译窟 #哲学 #社会学 #政治学 #历史 #现代性 #韦伯 #弗洛伊德 #福柯 #齐格蒙·鲍曼
▎齐格蒙·鲍曼：《工业制度、消费主义和权力》（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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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形成于两个强大的知识传统。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是第一个知识传统的现代形式；第二个传统则通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进入了今天的讨论。
马克斯·韦伯对西方文明及其内在动力的看法，是迄今为止对启蒙运动遗产最充分、最连贯的阐述，它的理论建基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社会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通过“辉格史学”（Whig historiography）的实践锻造为常识。基于此，深远而广泛的理性增长成为现代性的标准。
弗洛伊德的文明观借鉴了现代性的浪漫经验，即自我的悲剧性命运，被挤压在内在驱动力的铁砧和社会禁令的锤子之间。此外，弗洛伊德的文明观还借鉴了“后黑格尔式”的永恒冲突——生命的创造性冲动和它的成果迅速僵化之间的永恒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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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两种传统要共存，就一定会相互作用。两者的相互作用磨出了许多尖锐的锋芒。这些对立往往被合并为某种对立传统的“内部矛盾”。因此，韦伯哀叹自由精神在理性世界中窒息了，弗洛伊德则赞美压迫性文明提供的清洁（cleanliness）和保护（protection），以对抗痛苦，并换取被剥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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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传统的共同根源是17世纪对激情（passion）与理性（reason）之间的二分法和冲突的阐述，它有无数的变体和应用——动物和人类，粗俗和精致，危险和有序，野蛮和文明，无知和开化，身体和精神，以及最终的自然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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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文明强行给人类的身体穿上了紧身的衣服，埃利亚斯说，这件紧身衣是由新的羞耻感和厌恶感编织而成的。“文明”通过情绪的重新定向发挥作用，将自然的东西变成羞耻东西，将身体机能的可见性（也就是对身体存在的意识）与尴尬和恐怖的感觉联系起来。埃利亚斯认为，对身体的社会控制首先是个感知（sensitivity）问题，它通过一贯的教育手段得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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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训权力一直存在并且活跃，却没有被注意到，更没有被问题化，没有被塑造成一个问题、一个任务、一种有意识的设计。规训权力溶解在整个日常工作中，成为生活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通过理论分析和反思的智慧才能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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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连续的“存在链”（chain of being）想象（每个人都是一种相互联系，但仍然独立和不同的类型），现在逐渐被另一种二元对立的动态想象所取代（一个真正的人类，文明的、理性的生活模式）。无知、迷信、情绪化、兽性，种种不完美的生活形式被要求消灭、修正或放逐。
另类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大众文化）被重新定义为残酷、粗鲁、残忍的非人性，成为不断激进的皈依运动的目标。尽管“做人”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但“做人”不再是一种人人都享有的自然条件，而是变成了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经过不懈的学习，人们学会承担责任，但也只有少数人能够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完成。
因此，二元对立的想象和宣教实践是一种“监护情结”，它同时以学校的隐喻来阐释社会，并宣称师生角色的永久不对称。结果就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上层和下层区域之间的关系被全方位重新定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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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种致命的移置过程称为“权力冲突的经济化”。金钱成为一种“将就的”权力，代替了生产领域中放弃的权力。工作场所产生的不自由经验被重新投射到商品世界中。相应地，对自由的追求被重新阐释为占有可销售商品并以此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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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政治冲突经济化的最终结果是经济的政治化。权力冲突的早期经济化重新定位了生存利益——从维持生计的传统再生产形式转向消费增加、生活水平提高的再生产形式。生产领域封锁的权力关系孕育了这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姿态，也不断加强着这种姿态。最终，这种姿态会给生产带来巨大压力，并使一开始取得成功的权力制度无法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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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的诞生是对规训权力的反抗受挫后的二度分支，这种反抗渗透并最终征服了生产活动的领域。我们要记得，规训权力首先是对身体的控制。人类身体在历史上第一次被大规模地作为操练和管理的对象。后来的消费主义是对这种操练和规训进行抵抗但失败了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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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世纪开始，重新部署后的规训权力形式使身体成为有意识关注的对象，成为潜在“权力的容器”，而为了实现这些权力，必须有选择地发展并适当地引导身体。简而言之，身体本身是一个不完整的东西，需要朝着一种理想去培养，没有有意识的持续努力就无法达成。这种权力产生的身体由两部分组成，价值不一，与理想保持着不同的关系——它一部分要被压制、驯服、隐藏，最好是根除；另一部分要被照顾、关怀，使其完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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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的自由身后有一条奴隶的阴影，满足自己不再需要打碎手铐，人们用自己的钥匙给手铐上了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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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情境中，与规训权力相关的身体操练未能发展出在消费主义条件下具有特殊意义的身体属性。消费增长是一项全新的任务，身体必须为之做好准备，就像它在过去为完成任务所做的准备一样。身体必须使它恰如其分地吸收商品所提供、所承诺的越来越多的感觉。身体再一次被操练，但这次它是“感觉的容器”，这是身体这次操练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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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身体是消费社会居民最花时间、最费金钱的消费活动，对身体的照顾是一种不安的、不平衡的爱与恐怖的混合物（这使身体与过去宗教狂热的神圣对象不一样）。与过去一样，身体肩负起世俗成功或失败的责任，而“为我的生活做点什么”的冲动被最热切地转化为“为我的身体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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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产生的身体被赋予明确的角色，成为世俗成功的条件，也成为世俗不成功的一种补偿。我们看到，消费的驱动力不太可能得到满足，因为消费不会破坏基础结构，而这基础结构给了这种驱动力唯一的出口，也就是消费本身。
#拣 #译窟 #哲学 #社会学 #政治学 #历史 #现代性 #韦伯 #弗洛伊德 #福柯 #齐格蒙·鲍曼
▎莫里斯·梅洛-庞蒂：《 现象学和人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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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自始至终都试图在逻辑主义和“唯心理学论”之间开辟一条道路。胡塞尔通过一种真正激进的反思，揭示外部环境在我们身上建立的偏见，他试图将这种自动的条件反射转化为有意识的条件反射。但他从不否认它的存在，也不否认它一直在起作用。他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指出，即使是哲学也会下沉到我们的“经验的流动”中，它本身也必须流动下去。
思想自诩无视时间的流动甚至主宰时间，但这种自诩的思想也发生在这种流动之中，并且一旦思想构成了，就会下沉到流动里面去。哲学家就不应该像外人那样思考。哲学家是时间、空间和社会中的心理物理主体，就像容器中的物体一样。哲学家不仅渴望存在，而且渴望以他的理解来存在。
因此，哲学家必须悬置生活既定事实中所隐含的论断（affirmation）。但是，悬置它们并不意味着否认它们，更不意味着否定我们与物质、社会、文化世界的联系。恰恰相反，我们就是要看到这种联系，就是要意识到它。只有“现象学的还原”才能揭示这种无休止的、隐含的论断，这种“世界的设定”（“thèse du monde”）预设在我们思想的每一刻。哲学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就其个体性、时间性和条件性而言）是许多生活中的一种可能生活。但是，通过思考自己的生活“究竟是什么”，可以掌握它“可能是什么”，把他自己的经验性人格看作一个需要探索的更大宇宙中的唯一可能性。但这种努力绝不忽视我们与物理世界和人类世界的联系。用现象学还原“联系”，这联系确实建立在“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物理和社会情境”之间，它从未以任何方式引导我们否定时间或超越时间，以进入一个纯逻辑或纯思想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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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象学有双重目的。它收集一切在历史之中发现的人类具体经验，不仅有知识的经验，而且有生活和文明的经验。与此同时，它必须在这种事实的展开中发现一种自发的秩序、一种意义、一种内在的真理、一种方向，以至于不同事件不被视为一种单纯的连续。
#拣 #译窟 #哲学 #现象学 #哲学史 #科学哲学 #心理学 #胡塞尔
▎书讯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 Clarice Lispector 作品集 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并上架微信读书
已出版：
写作与生活ㅤ微信读书 √
星辰时刻ㅤ微信读书 √ㅤ强力推荐
隐秘的幸福
家庭纽带
濒临狂野的心ㅤ微信读书 √
我在等她最后的作品《生命的吹息》，目前没有消息。
#书讯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
▎索伦·克尔凯郭尔：《天才和使徒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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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和使徒在“质”上是不同的，他们属于各自的领域。天才属于“内在”（immanence）领域，使徒属于“超验”（transcendence）领域：
1. 因此，天才可能带来新鲜事物，但这新鲜事物又在人类的同化中消失了。天才带来的新鲜事物不永恒存在。使徒也带来一些新鲜事物，但悖论的是，这些新鲜事物恒常如新，之如使徒永远都是使徒。使徒不依靠永恒的内在性使自己与其他人平起平坐，因为使徒本质上、悖论地异于其他人。
2. 天才是其所是，因其所是；使徒通过神圣权威（divine authority）成为使徒。
3. 天才只有一个内在的目的论；使徒拥有绝对悖论的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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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思想（thought）都具有内在性，而信仰（faith）和悖论（paradox）本身是一个“质”的领域。人和人之间的一切差异都是内在差异，这一切差异在本质和永恒的思想面前消失于无形。人和人的差异在当下自然重要，但在永恒的根本平等中消失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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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有可能发展成他能竭力成为的最好样子，从而获得对自身有意识的占有。如果说“悖论”是天才带来的新鲜事物，那么这“悖论”也是非本质的、可预测的、不永恒的悖论，是不久后就会消失的悖论。天才在他第一次表达的时候或许是悖论的，但他越接近自己，这种悖论就越彻底消失。天才可能比他的时代领先一个世纪，因此看起来是一种悖论，但最终种族将同化这曾经的悖论，使其不再是悖论。
使徒则不然。使徒这个词本身就点明了这一区别。没有天生的使徒。使徒是被上帝召唤和委派的人，使徒从上帝那里接受使命。使徒不能发展成他能竭力成为的最好样子。成为使徒之前不存在任何成为使徒的可能性。每个人本质上有成为一位使徒的同等机会。使徒不会意识到“成为使徒”的召唤是他生命发展中的一个因素，这不是使徒接近自己的方式。“成为使徒”的召唤是一个悖论的因素。在使徒自始至终的生命里，“成为使徒”的召唤立于他作为一个确切的人的个人身份之外。
#拣 #译窟 #克尔凯郭尔 #哲学 #神学
▎我们每天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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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你就不再想要它了。他停止了疼痛的可能性，这绝不会逍遥法外。只是停下来，没有发现其他任何东西。我没有说我有多少，但我仍然有强烈的寻找和强烈的希望。不是你低沉甜美的声音。而且我不哭，如果必须的话，有一天我会哭的，Lori。我正处于一场斗争中，比你更接近所谓的人类胜利，但这就是胜利。我已经可以用我的身体和灵魂拥有你了。我会等待，即使是多年，你也有身体和灵魂去爱。我们还年轻，我们可以浪费一些时间而不浪费我们的一生。但是看看你周围的每个人，看看我们为自己做了什么，并考虑了我们每天的胜利。我们没有爱高于一切。我们没有接受不被理解的东西，因为我们不想被愚弄。我们一直在堆积东西和安全，因为没有彼此。我们没有尚未编目的快乐。我们建造了大教堂，我们一直呆在外面，因为我们自己建造的大教堂，我们担心它们是陷阱。我们没有放弃自己，因为那将是长寿的开始，我们害怕它。我们避免在第一个出于爱而说：你害怕的人面前跪下。我们组织了协会和微笑俱乐部，提供或不提供苏打水。我们试图拯救自己，但没有使用拯救这个词，这样我们就不会为自己的无辜感到羞耻。我们没有使用爱这个词，因此我们不必认识它的仇恨、爱、嫉妒和许多其他矛盾的质地。我们对死亡保密，以使我们的生命成为可能。我们中的许多人创作艺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其他事物是什么样的。我们用虚假的爱掩饰了我们的冷漠，知道我们的冷漠是伪装的痛苦。我们用小恐惧掩盖了大恐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不谈论真正重要的事情。谈论真正重要的事情被认为是失态。我们没有敬拜，是因为我们有理智的小心思及时记住假神。我们没有纯洁和天真，所以我们不会嘲笑自己，所以在一天结束时我们可以说“至少我不是傻瓜”，所以我们不会在关闭之前感到困惑光。我们在公共场合微笑，而不是我们独自一人时不会微笑。我们称自己是坦率的弱点。我们最害怕对方。对于这一切，我们认为我们每天的胜利。但我逃脱了它，Lori，带着瘟疫的凶猛逃脱了，Lori，我会等到你也准备好。
Clarice Lispector
(fragmento de Uma aprendizagem ou o livro dos prazeres, Rocco, 1998)
Google 译
#摘 #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
▎卡罗琳·马文：《当旧技术还是新技术的时候：对19世纪末电力通信的思考》（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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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世纪末，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新的电子媒介是无尽魅力和恐惧的来源，并为社会实验提供了绵绵不断的素材。事实上，所有关于20世纪电子媒介的讨论都从这里开始。如果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媒介形成了现代共同体的想象性边界，那么新媒介的引入就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因为依附于旧媒介模式的社会传播等价物将被重新审视、挑战、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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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可能改变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监视（surveillance）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允许的交流的熟悉程度（familiarity），接触的频率（frequency）和强度（intensity），以及对真相（truth）和欺骗（deception）的惯常测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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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家庭和职业共同体都在努力适应新的声音和视觉设备，这些设备使实时交流成为可能，而无需真正在场，所以有些人突然变得太近，而另一些人则变得太远。新类型的接触与确定信任和可靠性的旧方式相碰撞，与世界和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旧观念相碰撞，这些观念涉及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黑人和白人、欧洲和非欧洲、专家和公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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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帮助我们确定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什么是“意识”（consciousness），什么思想是可能的，什么思想还不能接受或不再接受。人们经常指出，私人的梦想在内容和冲动上都是系统性的，在公共论坛上创造、交换和修改的梦想和幻想也是系统性的。它们在社会与自己关于它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的对话中发展出自己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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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不是固定的自然物，它们没有自然的边缘。它们是由习惯、信仰和程序构成的综合体，嵌入到精心设计的文化交流编码中。媒介的历史永远不会多于或少于使用它们的历史，它们总是把我们从它们身上引向它们所阐明的社会实践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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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体现了习惯秩序处于危险之中的可能性，因为传播是一种积极寻求多样性的特殊互动。无论习俗或工具看起来多么牢固地组织和遏制它，它都携带着颠覆自己的种子。
#拣 #译窟 #卡罗琳·马文 #技术史 #传播学 #媒介研究 #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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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奥朗笔记选 高兴 译
将你的生活局限于一场同你自己，或者最好是同上帝的讨论。将人们赶出你的思想，不要让任何外在事物损坏你的孤独，让那些弄臣去寻找同类吧。他人只会削弱你，因为他人逼迫你扮演一种角色；将姿态从你的生活中排除吧，你仅仅属于本质。
…
当一位作家无话可说时，荣耀为他戴上桂冠。荣耀赞美尸体。
…
一个作家越是独特，就越有过时和令人生厌的危险：一旦我们习惯了他的花招，他也就完了。真正的独特并不意识到自己的手段。一个作家必须为自己的天赋所推动，而不是去指挥和挖掘天赋。
…
一个精明的灵魂逃离自己的天赋，也就是说，创造自己的天赋。难道不是有关文学创造者的定义吗？
…
反讽，那些受伤的心灵的特权。任何反讽穿越的言语都在宣称一种隐藏的攻击。
反讽本身也是一种宣称，或者是自我怜悯佩戴的面具。
…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今天，我在一张表格上填写自己的名字时，仿佛觉得第一次写它，仿佛觉得不再认识它。日期，出生年月，一切在我看来都很新鲜，不可理解，同我毫无关联。这就是精神病科医生所称的自我疏离症。有时，就连我自己的形象，我也必须努力调整目光才能同它融为一体，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让人蒙受屈辱。
面对自我的显示，我厌恶不已，头晕脑胀，茫然不知所措。
…
自由如同健康：惟有当你失去它时，它才有价值，你也才会意识到它。对于那些拥有它的人，它既不能成为一种理想，也不会构成一种魅力。所谓的“自由世界”对于它本身而言，只是一个空荡荡的世界。
…
蓦然，无限的幸福，狂喜的视野。而这一切是在遇到一位税务官之后，是在为了身份证而到警察局排队之后，是在为了打针之类的事遇见一位女护士之后。我们体内化学的奥妙，能使魔鬼晕头转向，会叫天使粉身碎骨地变形。
…
我乐意生活于其中的两个时代：十八世纪的法国和沙皇俄国……
优雅的腻烦以及阴暗的、抽搐的、无穷无尽的腻烦……
…
B还是个穷孩子时，常常向我讲述生活的虚无；发家之后，他只会讲述庸俗的故事了。不付出代价，你难以脱离贫困。任何形式的拥有都会导致精神死亡。
…
一些人追求荣耀；另一些人则追求真理。我冒昧地属于后者。一种难以完成的使命远比一项可以达到的目标更为诱人。向往人们的掌声——这多么可怜！
…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二日。我在一种异常强烈的思念状态中度过了下午。思念一切，思念故土，思念童年，思念我浪费的一切，思念这么多无用的年华，思念所有那些没有哭泣的日子……“生活”与我格格不入。我适合于一种原始的生存，适合于绝对的孤独，在时间之外，在隐隐约约的伊甸园中。我将忧伤禀赋一直推到邪恶的境地。
…
春的迫近令我精神崩溃。这是我最最害怕的季节。乐曲冻结的感觉——哑默、消沉的灵魂中，千万声呼唤消逝。
…
波德莱尔……我已经有许多年没读他了，他并不是我常常想到的人。
我所感兴趣的只是阴郁程度所具的特性。
…
我应该写一部《论眼泪》。我常常感到一种极为强烈的哭泣的需要（我因此而感到同契诃夫的人物如此相近）。我对一切都感到懊悔，我会一连几个小时凝视着天空……瞧，当人人期待着我的作品并鼓励我工作的时候，我是如何度过时光的。
…
我毫无哲学天分：我仅仅对姿态，对思想的感人性发生兴趣。
…
一个满怀激情说出的谬误比一个用平淡无味的语言表达的真理更讨人喜欢。
世袭者的显赫，正统者的灰暗。
…
惟有我们隐藏的情感才是深沉的。那些卑贱的情感的力量恰恰于此。
…
我的所有“作品”都缺乏潇洒。这是那些写得很少，那些无法像“呼吸”一样写作的人的悲剧。我是一个偶然的作者，因为，我写作，仅仅是为了摆脱一时的焦虑。
忧郁，一旦达到极点，会消除思想，变成一种空洞的呓语。
…
不要写任何在极度孤独的时刻会让你感到羞耻的东西。与其作弊或说谎，还不如死亡。
…
我从未迷恋过那些注定成功的事业，我总是偏爱那些我隐隐觉得已经失败的事业。我总是本能地站在败者一边，即便他们的事业应受谴责。偏爱公道的悲剧吧！
…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日。整整十年，我一直梦想着拥有一套公寓。如今梦已成真，但并没有让我获得什么。我已经懊悔失去那些住旅馆的日子了。拥有比贫困更令我痛苦。
啊，我多想住在一九三七年的旅馆里。
我有一个家了——上帝啊，原谅我堕落到这等地步吧。
…
我是我的状态、我的幽默的连续；我徒劳地寻找着“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惟有在我为自己的所有表象消散时，惟有我为自己的消亡而狂喜时，惟有人们所称的那个“自我”中止并取消时，我才能找到它。我们必须首先摧毁自己，才能最终找到自己；本质意味着牺牲。
…
惟有无边无际的不眠的时刻，当时间同黑夜融为一体，当时间便是黑夜的流淌，便是液体黑夜时，你才能感到时间在怎样地流逝。
…
一本书的内在价值并不在于主题的物质和重要性。否则，神学家就会成为最优秀的作家了。
本质并非文学的关键点。可以认为，对一位作家而言，重要的恰他呈现偶然和细微的方式。艺术中，要紧的首先是细节，其次才是整体。精湛必须以限定为前提。
…
令过去变得有趣的是，每一代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它。历史不枯竭的新颖便源于此。
…
我从未有过思想：总是思想把我占有。我想象自己表达了一个思想，实际上只是思想将我占有并令我屈服。
…
历史上伟大的时代是那些“开明专制的”时代（十八世纪）。
过度的自由以及过度的恐怖都无法让精神繁荣。精神需要一个可以忍耐的枷锁。
一个优秀的时代是一个反讽不会将你投入监狱的时代。
…
当你有幸成为一名“作家”时，承受匿名和承受出名一样难。
…
一片被遮盖的天空在我看来是一种祝福。蔚蓝会鼓动你出走；它冒冒失失，掺和到你的生活中并在你身上唤醒宗教向往病态的那一面，唤醒秘密野心恶魔的那部分。
…
面对电话，面对汽车，面对最最微不足道的器具，我都禁不住会一阵厌恶和恐惧。技术天才所制造的一切都会激起我一种近乎神圣的惊骇。面对所有现代世界的象征时所产生的一种格格不人的感觉。
…
歌德同时代人的证词。我愉快地读着，开始对这位我以前从未喜爱的人的言语发生了兴趣。不到五十岁，你是不会对歌德发生兴趣的。
…
奇妙的罗马尼亚语啊！每每重新回到它面前时（或者更确切地说，梦见自己回到它面前，因为，天哪，我已停止使用它了），我感到，脱离它，实在是一种罪恶的背叛。它那赋予任何词一种亲密感，将任何词转化为指小词的能力；就连“死亡”一词也享有这一温顺。曾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种现象是一种减弱，是一种谦卑，是一种贬低的倾向。可现在，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是一种丰富的标志，是一种为任何事物“增加一点灵魂”的需要。
…
年龄越大，我就越清楚地感到我同原籍的联结有多深。故土令我魂牵梦萦：我无法同她分离，也无法将她忘却。相反，我的同胞却令我失望，让我恼怒，我受不了他们。我们不喜欢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缺陷。我越是和他们交往，就越会在他们身上发现自己的毛病；在每一个人身上我都看到一种责备，一幅放大了的我自己的漫画。
…
没有任何东西比巴黎的荣耀更像虚无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也曾向往过"这"！但我已永远地厌倦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摸索、失败和期盼之后，这是惟一让我感到骄傲的真正的进步。我尽量隐姓埋名，尽量不抛头露面，尽量默默无闻地生活——这是我惟一的目标。重返隐居生活！让我为自己创造一种孤独，让我用尚存的抱负和高傲在心灵中建起一座修道院吧！
#拣 #E·M·齐奥朗
▎齐奥朗笔记选 高兴 译
将你的生活局限于一场同你自己，或者最好是同上帝的讨论。将人们赶出你的思想，不要让任何外在事物损坏你的孤独，让那些弄臣去寻找同类吧。他人只会削弱你，因为他人逼迫你扮演一种角色；将姿态从你的生活中排除吧，你仅仅属于本质。
…
当一位作家无话可说时，荣耀为他戴上桂冠。荣耀赞美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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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越是独特，就越有过时和令人生厌的危险：一旦我们习惯了他的花招，他也就完了。真正的独特并不意识到自己的手段。一个作家必须为自己的天赋所推动，而不是去指挥和挖掘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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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精明的灵魂逃离自己的天赋，也就是说，创造自己的天赋。难道不是有关文学创造者的定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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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那些受伤的心灵的特权。任何反讽穿越的言语都在宣称一种隐藏的攻击。
反讽本身也是一种宣称，或者是自我怜悯佩戴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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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今天，我在一张表格上填写自己的名字时，仿佛觉得第一次写它，仿佛觉得不再认识它。日期，出生年月，一切在我看来都很新鲜，不可理解，同我毫无关联。这就是精神病科医生所称的自我疏离症。有时，就连我自己的形象，我也必须努力调整目光才能同它融为一体，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让人蒙受屈辱。
面对自我的显示，我厌恶不已，头晕脑胀，茫然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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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如同健康：惟有当你失去它时，它才有价值，你也才会意识到它。对于那些拥有它的人，它既不能成为一种理想，也不会构成一种魅力。所谓的“自由世界”对于它本身而言，只是一个空荡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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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无限的幸福，狂喜的视野。而这一切是在遇到一位税务官之后，是在为了身份证而到警察局排队之后，是在为了打针之类的事遇见一位女护士之后。我们体内化学的奥妙，能使魔鬼晕头转向，会叫天使粉身碎骨地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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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乐意生活于其中的两个时代：十八世纪的法国和沙皇俄国……
优雅的腻烦以及阴暗的、抽搐的、无穷无尽的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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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还是个穷孩子时，常常向我讲述生活的虚无；发家之后，他只会讲述庸俗的故事了。不付出代价，你难以脱离贫困。任何形式的拥有都会导致精神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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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追求荣耀；另一些人则追求真理。我冒昧地属于后者。一种难以完成的使命远比一项可以达到的目标更为诱人。向往人们的掌声——这多么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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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二日。我在一种异常强烈的思念状态中度过了下午。思念一切，思念故土，思念童年，思念我浪费的一切，思念这么多无用的年华，思念所有那些没有哭泣的日子……“生活”与我格格不入。我适合于一种原始的生存，适合于绝对的孤独，在时间之外，在隐隐约约的伊甸园中。我将忧伤禀赋一直推到邪恶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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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的迫近令我精神崩溃。这是我最最害怕的季节。乐曲冻结的感觉——哑默、消沉的灵魂中，千万声呼唤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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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莱尔……我已经有许多年没读他了，他并不是我常常想到的人。
我所感兴趣的只是阴郁程度所具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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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写一部《论眼泪》。我常常感到一种极为强烈的哭泣的需要（我因此而感到同契诃夫的人物如此相近）。我对一切都感到懊悔，我会一连几个小时凝视着天空……瞧，当人人期待着我的作品并鼓励我工作的时候，我是如何度过时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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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毫无哲学天分：我仅仅对姿态，对思想的感人性发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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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满怀激情说出的谬误比一个用平淡无味的语言表达的真理更讨人喜欢。
世袭者的显赫，正统者的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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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我们隐藏的情感才是深沉的。那些卑贱的情感的力量恰恰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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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所有“作品”都缺乏潇洒。这是那些写得很少，那些无法像“呼吸”一样写作的人的悲剧。我是一个偶然的作者，因为，我写作，仅仅是为了摆脱一时的焦虑。
忧郁，一旦达到极点，会消除思想，变成一种空洞的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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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写任何在极度孤独的时刻会让你感到羞耻的东西。与其作弊或说谎，还不如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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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迷恋过那些注定成功的事业，我总是偏爱那些我隐隐觉得已经失败的事业。我总是本能地站在败者一边，即便他们的事业应受谴责。偏爱公道的悲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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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日。整整十年，我一直梦想着拥有一套公寓。如今梦已成真，但并没有让我获得什么。我已经懊悔失去那些住旅馆的日子了。拥有比贫困更令我痛苦。
啊，我多想住在一九三七年的旅馆里。
我有一个家了——上帝啊，原谅我堕落到这等地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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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我的状态、我的幽默的连续；我徒劳地寻找着“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惟有在我为自己的所有表象消散时，惟有我为自己的消亡而狂喜时，惟有人们所称的那个“自我”中止并取消时，我才能找到它。我们必须首先摧毁自己，才能最终找到自己；本质意味着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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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无边无际的不眠的时刻，当时间同黑夜融为一体，当时间便是黑夜的流淌，便是液体黑夜时，你才能感到时间在怎样地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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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的内在价值并不在于主题的物质和重要性。否则，神学家就会成为最优秀的作家了。
本质并非文学的关键点。可以认为，对一位作家而言，重要的恰他呈现偶然和细微的方式。艺术中，要紧的首先是细节，其次才是整体。精湛必须以限定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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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过去变得有趣的是，每一代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它。历史不枯竭的新颖便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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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有过思想：总是思想把我占有。我想象自己表达了一个思想，实际上只是思想将我占有并令我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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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伟大的时代是那些“开明专制的”时代（十八世纪）。
过度的自由以及过度的恐怖都无法让精神繁荣。精神需要一个可以忍耐的枷锁。
一个优秀的时代是一个反讽不会将你投入监狱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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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有幸成为一名“作家”时，承受匿名和承受出名一样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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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被遮盖的天空在我看来是一种祝福。蔚蓝会鼓动你出走；它冒冒失失，掺和到你的生活中并在你身上唤醒宗教向往病态的那一面，唤醒秘密野心恶魔的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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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电话，面对汽车，面对最最微不足道的器具，我都禁不住会一阵厌恶和恐惧。技术天才所制造的一切都会激起我一种近乎神圣的惊骇。面对所有现代世界的象征时所产生的一种格格不人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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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同时代人的证词。我愉快地读着，开始对这位我以前从未喜爱的人的言语发生了兴趣。不到五十岁，你是不会对歌德发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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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妙的罗马尼亚语啊！每每重新回到它面前时（或者更确切地说，梦见自己回到它面前，因为，天哪，我已停止使用它了），我感到，脱离它，实在是一种罪恶的背叛。它那赋予任何词一种亲密感，将任何词转化为指小词的能力；就连“死亡”一词也享有这一温顺。曾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种现象是一种减弱，是一种谦卑，是一种贬低的倾向。可现在，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是一种丰富的标志，是一种为任何事物“增加一点灵魂”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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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越大，我就越清楚地感到我同原籍的联结有多深。故土令我魂牵梦萦：我无法同她分离，也无法将她忘却。相反，我的同胞却令我失望，让我恼怒，我受不了他们。我们不喜欢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缺陷。我越是和他们交往，就越会在他们身上发现自己的毛病；在每一个人身上我都看到一种责备，一幅放大了的我自己的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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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东西比巴黎的荣耀更像虚无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也曾向往过"这"！但我已永远地厌倦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摸索、失败和期盼之后，这是惟一让我感到骄傲的真正的进步。我尽量隐姓埋名，尽量不抛头露面，尽量默默无闻地生活——这是我惟一的目标。重返隐居生活！让我为自己创造一种孤独，让我用尚存的抱负和高傲在心灵中建起一座修道院吧！
#拣 #E·M·齐奥朗
▎讲故事的人 （1936）
编织进现实生活结构的建议就是智慧。讲故事的艺术正在走到尽头，因为真理的史诗性（即智慧）正在消亡。然而，这是一个持续已久的过程。它既不是一种“颓败”，更不是一种“现代病”。相反，它只是历史世俗生产力的“并发症”。这种“并发症”已经逐渐将叙事从鲜活的语言中移除，同时使人们有可能在消逝的事物中看到一种新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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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的价值只停留在它出现的那一刻。消息只活在那个时刻。消息必须完全屈服于那个时刻，并不失时机地向那个时刻解释自己。故事则不同。故事不会自耗。故事保留并凝聚着自身的力量，甚至在很长时间后也能释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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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小说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以劝教的口吻向我们展示了别人的命运，而是因为这个陌生人的命运凭借着吞噬它的火焰，给我们带来了我们从未从自己的命运中汲取的温暖。用读到的死亡来温暖自己寒颤的生命，这正是小说对读者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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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观察可以达到几乎神秘的深度。被观察的事物失去了它们的名字。光线和阴影形成了非常特殊的系统，提出十分特别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依赖任何知识，也不来自任何实践，而是完全从某个人的灵魂、眼睛和手的某种协作中获得存在和价值，这个人天生就能感知它们，并在自己的内心唤起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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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把谚语视为故事的表意符号，谚语就可以充分体现讲故事的过程。我们可以说，谚语是一座废墟，它矗立在一个古老的故事现场，其中的寓意像常春藤一样缠绕在一个个事件上。
#拣 #译窟 #讲故事的人 #瓦尔特·本雅明 #文艺理论 #哲学 #历史 #现代性 #美学
▎反先知
每个人身上都沉睡着一个先知，他醒来时，世上就又多了一分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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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在等待他的那个时刻，好提出些什么东西：管它是什么东西。他有了一个声音：这就足够了。而我们则因为不聋不哑而代价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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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行动的源头在于我们禁不住无意识地会自诩为时代的中心、理由与终点。本能的反射与狂傲，把我们自己所是的那么一小块血肉与意识化成了星球。假如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假如比较与活着不可分离，凸显在眼前的我们的渺小，一定会把我们压死。然而，活着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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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中的清醒的人，亦即是说理想中的正常人，除了求溯于自身的那份无以外，应该别无他助……我想像自己听他在说：“挣脱了目标，挣脱了一切的目标以后，我的那些欲望与苦痛，我只保留它们的公式。顶住了想作总结的诱惑，我便战胜了精神，正如我战胜了生活，因为我厌恶在其中寻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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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闹剧——多么恶心！而爱情——两团唾液的相逢而已……一切情感都是从分泌腺的悲惨中萃取出了它们的绝对。高贵只有一种，就在对存在的否定中，在俯瞰断壁残垣时，那一抹微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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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有个“我”；现在我只是一件东西……我给自己填饱了孤独送的各种毒；因为世界给的那些太淡了，没法叫我把世界忘掉。杀死了我身上的先知以后，我怎么会在人当中还有位置？）
#摘 #解体概要 #E·M·齐奥朗
▎狂热之谱系
任何一种想法就其本身来讲都是中立的，或者说应该如此；然而人会令想法活起来，在它身上投射自身的火焰与狂想；于是想法不再纯洁，化作了信仰，也便切入了时间，变成了事件；从逻辑到癫狂的演进于是在所难免……就这样，诞生了意识形态、教义与血腥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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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本能的迷信鬼，自己的想像与利益都被我们换算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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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一种排斥异己的褊狭，哪一种意识形态的强硬，哪一种传道布教的狂热，不在向我们揭示所谓积极热忱那兽性的根底。人一旦失去保持淡漠的能力，便成了潜在的凶手；一旦把他的想法变成了神，那后果也便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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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圣危机发作之时，受害者的呻吟恰与陶醉中的呻吟相呼相应……绞架、囚牢、苦役只有在一种信仰的荫庇下才会繁衍起来——而施肥的正是这种彻底污染掉精神，想相信点什么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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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满嘴玩笑的智慧总比一种发作起来的圣洁要柔和些。在任何炽烈的精神中，总能找出伪装起来的猛兽；再怎么防范一个先知伸来的魔爪都不为过……只要他一出声，就算他是以上天的名义，以城邦或是其他借口的名义在说话，你都离他远点：小心他垂涎你的孤独...
...
我只需要听到一个人诚恳地谈及理想、未来、哲学，听他以充满信心的语气说起“我们”，听他提到“他者”，并以担当他们的代言人为己任——就足以把他看成是我的敌人。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未得逞的暴君、一个半吊子的刽子手，跟那些暴君、那些高雅的刽子手一样可憎。一切信仰都推行着某种形式的暴政，因为其主导者是些“纯洁的人”而变得尤为恐怖。
#摘 #解体概要 #E·M·齐奥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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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日记
1915年
任何一种幸运的承诺，好似对一种永恒生命的希望。从某一种距离来看，这些希望就停留在那里，人们却不敢靠近。
...
必须要专心一意地潜到水下，要比面对一个人下沉的那个东西更快地沉下去。
...
彻底的停顿，无限的痛苦。
...
在自我认识的某种情况下，及在一般对观察有利的附随现象中，肯定会周期性地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人们发现自己是令人厌恶的。善的每一种尺度——但愿对此的看法还是那样不同——会显得太大了。人们会认识到，人们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个可怜的隐念的老鼠洞，根本没有什么行为会是逃脱这些隐念的。这些隐念会是那样的龌龊，以致人们在自我观察的状态中也不想对它们作周密的思考，而只是让自己从远处去看这些隐念就足够了。在这些隐念中，大约不单单涉及自私自利的动机，自私自利这东西在这些隐念面前会作为善与美的理想出现。人们将要发现的这种龌龊，由于它自身的缘故将存在，人们会认识到，人们是充满了这个精神负担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并且通过这个精神负担毫无认识地或者是过分善良地看透而又离去。这种肮脏将是人们要发现的最下层的地面，这最下层的地面大约将不包含火山的熔岩，而是污物。它会是最下层的东西，也会是最上层的东西，而且怀疑自我观察会立刻变得那么虚弱，那么沾沾自喜，就像一头猪在臭水中晃晃悠悠。
...
有时候是快要撕裂感觉不幸的存在状况和同时确信这种状况的必然性，以及确信一个通过每次对不幸忍受而转变成的目标的必然性（现在受到对赫尔岑回忆的影响，但也是枉然）。
...
为什么这样问是毫无意义的？怨尤就是：发问，等待，直至有了回答。但自己本人并不能产生回答的发问永远得不到回答，在提问题的人和回答问题的人之间并无距离。
这不是要逾越的距离，因此提问与等待是毫无意义。
#摘 #卡夫卡全集 #卡夫卡
▎卡夫卡日记
1915年
任何一种幸运的承诺，好似对一种永恒生命的希望。从某一种距离来看，这些希望就停留在那里，人们却不敢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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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专心一意地潜到水下，要比面对一个人下沉的那个东西更快地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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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的停顿，无限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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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认识的某种情况下，及在一般对观察有利的附随现象中，肯定会周期性地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人们发现自己是令人厌恶的。善的每一种尺度——但愿对此的看法还是那样不同——会显得太大了。人们会认识到，人们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个可怜的隐念的老鼠洞，根本没有什么行为会是逃脱这些隐念的。这些隐念会是那样的龌龊，以致人们在自我观察的状态中也不想对它们作周密的思考，而只是让自己从远处去看这些隐念就足够了。在这些隐念中，大约不单单涉及自私自利的动机，自私自利这东西在这些隐念面前会作为善与美的理想出现。人们将要发现的这种龌龊，由于它自身的缘故将存在，人们会认识到，人们是充满了这个精神负担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并且通过这个精神负担毫无认识地或者是过分善良地看透而又离去。这种肮脏将是人们要发现的最下层的地面，这最下层的地面大约将不包含火山的熔岩，而是污物。它会是最下层的东西，也会是最上层的东西，而且怀疑自我观察会立刻变得那么虚弱，那么沾沾自喜，就像一头猪在臭水中晃晃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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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是快要撕裂感觉不幸的存在状况和同时确信这种状况的必然性，以及确信一个通过每次对不幸忍受而转变成的目标的必然性（现在受到对赫尔岑回忆的影响，但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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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样问是毫无意义的？怨尤就是：发问，等待，直至有了回答。但自己本人并不能产生回答的发问永远得不到回答，在提问题的人和回答问题的人之间并无距离。
这不是要逾越的距离，因此提问与等待是毫无意义。
#摘 #卡夫卡全集 #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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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日记
1913年
妹夫明天要开往恰尔特科夫进行武器训练，瓦莉走在妹夫后面，从我们的门出去了。值得注意的是，存在于这种跟在他身后的婚姻的认可是一种安排，人们对这种安排归根结底是忍受的。
...
在隐语想象中产生的巨大威胁。不管怎么说，有点儿魔术般的东西在音乐的共鸣中通过它的活动抓住了我。我已经忘记了这些。
...
在一个很早的清晨，街道的远近左右还空空荡荡。在一条主要大街上，一个还赤着脚、只穿着睡衣睡裤的男子打开了一家出租公寓的大门。他紧抓住两扇门扇，做着深呼吸。“你这不幸，你这该死的不幸。”他说着，目光好像先沿着大街平静地扫去，然后越过一座一座的房子。
...
绝望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却没有地方接纳。
...
一个大个子男人穿一件拖到脚上的大衣，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将近5点钟的时候，他用拳头擂击一间小茅屋的门，这茅屋坐落在光秃的山丘附近。他每用拳头擂击一下之后，便贴耳倾听一下，茅屋里静悄悄。
...
如果我说些什么，它便马上失去，最终失去重要性；如果我将它写下来，它也总会失去，但有时候便获得一种新的重要性。
...
不要怀疑。对你不怀疑也不要怀疑。如果一切看来已经完结，那时还会有新的力量出来的，这就是说，你活着。这力量如果没有出现的话，那这里一切就完结了，而且是彻底地完了。
...
我的脖子套上了绳索，被拖拽着穿过一座房子底楼的窗户，而且好像是被一个不留心的人肆无忌惮地往上拉，穿过了所有的屋顶、家具、房墙和阁楼，浑身流着血，全身被撕碎了，直至上面的屋顶上出现那副空空的套索，它将我刚刚在冲破屋顶瓦片时残余部分也丢弃了。
...
特别的思想方法。感觉上的渗透。一切都是作为思想去感受的，即使是在最不肯定的状况中（陀思妥耶夫斯基）。
...
这是内心中的一组滑轮。一只小钩子向前推进，任何地方都是隐蔽的，人们第一眼几乎看不出来，而整个机械已在运动。屈从于一种抓不住的力量，就如时钟屈从时间那样，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发出喀嚓声，所有的环节一个挨着一个地按它规定的节奏发出声响。
...
太晚了，悲伤和爱情的甜蜜。在船上任由她含笑地注视着，这是最美的船。只是一直有死的愿望，而还在坚持，单单这本身就是爱。
...
在一个被太阳照得炽热的院场上，两只狗从相反的方向迎头跑着。
...
我追逐着虚构。我来到一个房间里，并发现它在一个角落闪着白光而纵横交错地走动着。
...
长大成人，但年纪轻轻便死去，或者甚至于自杀，这从外部看来是可怕的。在彻底的、也许在继续发展的范围里有着某种意义的迷惘中离去，没有希望或只带着唯一的希望，这种在极大期待的范围之内生命中现象的出现将被视为是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我现在也许就是处在这种境遇里。死亡无非就是这一种无有奉献给那一种无有，但这对感觉来说也许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怎么能够有意识地只是把自己当做一种无奉献给那种无呢？这种无不仅是一种空无所有的无，而且也是一种汹涌澎湃的无，它的虚无只是在它的不可理解里存在。
...
注意并判断所有的事态是永远不可能的，这些所有的事态影响到瞬间的情绪，甚至在情绪中发生作用。最终也在判断中发生作用，因此，那样说昨天我感觉坚强，今天我却绝望了，这是错误的。这样的区别只是证明，人们情愿让自己受影响，并尽量地与自己隔绝，躲藏在偏见和幻想的后面，过一种做作的生活。就像一个人有一次待在小酒馆的一个角落，足足地被一小杯烧酒淹没，只是与自己一个，与喧闹虚伪无法证实的想象和梦境交谈。
#摘 #卡夫卡全集 #卡夫卡
▎卡夫卡日记
1913年
妹夫明天要开往恰尔特科夫进行武器训练，瓦莉走在妹夫后面，从我们的门出去了。值得注意的是，存在于这种跟在他身后的婚姻的认可是一种安排，人们对这种安排归根结底是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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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隐语想象中产生的巨大威胁。不管怎么说，有点儿魔术般的东西在音乐的共鸣中通过它的活动抓住了我。我已经忘记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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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很早的清晨，街道的远近左右还空空荡荡。在一条主要大街上，一个还赤着脚、只穿着睡衣睡裤的男子打开了一家出租公寓的大门。他紧抓住两扇门扇，做着深呼吸。“你这不幸，你这该死的不幸。”他说着，目光好像先沿着大街平静地扫去，然后越过一座一座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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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却没有地方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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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个子男人穿一件拖到脚上的大衣，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将近5点钟的时候，他用拳头擂击一间小茅屋的门，这茅屋坐落在光秃的山丘附近。他每用拳头擂击一下之后，便贴耳倾听一下，茅屋里静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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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些什么，它便马上失去，最终失去重要性；如果我将它写下来，它也总会失去，但有时候便获得一种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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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怀疑。对你不怀疑也不要怀疑。如果一切看来已经完结，那时还会有新的力量出来的，这就是说，你活着。这力量如果没有出现的话，那这里一切就完结了，而且是彻底地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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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脖子套上了绳索，被拖拽着穿过一座房子底楼的窗户，而且好像是被一个不留心的人肆无忌惮地往上拉，穿过了所有的屋顶、家具、房墙和阁楼，浑身流着血，全身被撕碎了，直至上面的屋顶上出现那副空空的套索，它将我刚刚在冲破屋顶瓦片时残余部分也丢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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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思想方法。感觉上的渗透。一切都是作为思想去感受的，即使是在最不肯定的状况中（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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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内心中的一组滑轮。一只小钩子向前推进，任何地方都是隐蔽的，人们第一眼几乎看不出来，而整个机械已在运动。屈从于一种抓不住的力量，就如时钟屈从时间那样，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发出喀嚓声，所有的环节一个挨着一个地按它规定的节奏发出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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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晚了，悲伤和爱情的甜蜜。在船上任由她含笑地注视着，这是最美的船。只是一直有死的愿望，而还在坚持，单单这本身就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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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被太阳照得炽热的院场上，两只狗从相反的方向迎头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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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追逐着虚构。我来到一个房间里，并发现它在一个角落闪着白光而纵横交错地走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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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成人，但年纪轻轻便死去，或者甚至于自杀，这从外部看来是可怕的。在彻底的、也许在继续发展的范围里有着某种意义的迷惘中离去，没有希望或只带着唯一的希望，这种在极大期待的范围之内生命中现象的出现将被视为是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我现在也许就是处在这种境遇里。死亡无非就是这一种无有奉献给那一种无有，但这对感觉来说也许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怎么能够有意识地只是把自己当做一种无奉献给那种无呢？这种无不仅是一种空无所有的无，而且也是一种汹涌澎湃的无，它的虚无只是在它的不可理解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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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并判断所有的事态是永远不可能的，这些所有的事态影响到瞬间的情绪，甚至在情绪中发生作用。最终也在判断中发生作用，因此，那样说昨天我感觉坚强，今天我却绝望了，这是错误的。这样的区别只是证明，人们情愿让自己受影响，并尽量地与自己隔绝，躲藏在偏见和幻想的后面，过一种做作的生活。就像一个人有一次待在小酒馆的一个角落，足足地被一小杯烧酒淹没，只是与自己一个，与喧闹虚伪无法证实的想象和梦境交谈。
#摘 #卡夫卡全集 #卡夫卡
